第11章 親兄弟下毒，李世民吐血

在最後的PK到來之前，李世民首先意識到的一點是：必須先穩定自己的大後方。 為此他選擇了關東的那個形勝之地——洛陽。 那是他經營已久的根據地。此前李世民早已將自己的嫡系、陝東道行台工部尚書溫大雅派駐洛陽。而眼下，為了迎接這場生死PK，李世民又特意命麾下驍將、秦王府車騎將軍張亮率左右侍衛一千餘人前往洛陽。李世民給了張亮一大筆金帛，讓他暗中結交山東（崤山以東）的英雄豪傑，做好一切應變準備。 萬一在長安的鬥爭中失利，李世民打算退守洛陽，與朝廷分庭抗禮；如果形勢一再惡化，實在迫不得已，就與李建成裂土而戰。 然而，此次秘密行動卻沒有逃過齊王李元吉的眼睛。 他一直在暗中監視秦王府的一舉一動，而今這一千多名武裝人員忽然大舉調動，當然會引起他的高度懷疑和警覺。李元吉立刻入宮，指控張亮陰謀反叛。李淵隨即下令逮捕了張亮，命有關部門調查審理。

情況十分危險。萬一張亮的嘴被撬開，李世民的麻煩就大了。 所幸李世民沒有用錯人，張亮算得上是一條好漢。不管審訊官員採用什麼手段進行逼供，始終無法從他口中得到只語片言。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朝廷只好將他釋放。張亮隨後便按原計劃率部趕赴洛陽。 “張亮事件”總算是有驚無險，但是下面這個事件卻差點要了李世民的命。 這是一場詭異的夜宴。 就是在這次夜宴上，發生了一起撲朔迷離、備受後人爭議的“毒酒事件”。 據《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記載（《新唐書》、所載與之大同小異）：“（建成）與元吉謀行鴆毒，引太宗（李世民）入宮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淮安王李神通趕緊將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李淵聞訊，立即下了一道手詔給李建成，說：“秦王一向不能飲酒，從今往後不准再舉辦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麼小動作，隨後李淵便親自前往秦王府探視李世民。

李淵肯定意識到太子和秦王已經水火不容了，於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一個消解紛爭的辦法。他說：“當初建立大計，後來又平定海內，都是你的功勞，當時就想立你為太子，可你卻堅決推辭，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說建成年長，當太子的時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剝奪他的繼承權。看你們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裡，必定要產生衝突，我想讓你重新掌管陝東道大行台，居住洛陽，自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以東的國土都由你做主，准許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漢梁孝王劉武的做法。” 李淵說完，秦王已經泣不成聲，以不願遠離膝下為由推辭。 這當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態，其實高祖的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我們知道，唐朝實行“兵農合一”的府兵制，士兵平時務農，農閒習武操練，戰時出征，所以，除非面臨戰爭，由天子下詔，兵部頒令，將領才有權統率軍隊，否則即使是像李世民這樣的十二衛大將軍，平時手中也沒有兵權。而在長安，東宮和齊王府的勢力加起來要比秦王府強大得多。東宮曾私募長林兵兩千餘人，而齊王也一直在“募壯士，多匿罪人”（《舊唐書·巢王元吉傳》），兩人兵力相加，總數應該不下於三千人。而秦王雖然也“素所蓄養勇士八百餘人”（卷一九一），但明顯處於劣勢，雙方一旦在京師開戰，秦王很可能會吃虧。所以，出鎮洛陽對於李世民來說，實在是進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李世民之所以命溫大雅和張亮經營洛陽，其用意也正在於此。

李淵最後說了一句：“天下一家，東西兩都，相距很近，我想念你的時候就去看你，你不必傷心。”於是事情就這麼定了下來。 聽到李世民即將被派駐洛陽的消息，太子和齊王大感不妙。秦王一旦到了洛陽，手上就掌握了土地、城池和軍隊，這無異於猛虎歸山，必將後患無窮。二人緊急磋商之後，得出了一致結論——如果把秦王控制在京師，要擺平他易如反掌。 隨後太子便命人向高祖遞上密奏，聲稱：“秦王左右都是山東（崤山以東）人，一聽說要前往洛陽，沒有不歡呼雀躍的，觀察他們的心志，恐怕是一去不返了。”同時授意心腹大臣不斷向高祖分析其中弊害，勸他收回成命。這些人向李淵說了什麼史書無載，但按照上述的密奏內容，其遊說之言不外乎如此：一旦秦王據有洛陽這個形勝之地，剛剛統一的國家就會再度面臨分裂的危險；陛下您健在的時候，秦王和太子或許還能暫時隱忍，可一旦您千秋之後，雙方勢必爆發武裝衝突，甚至可能導致大規模戰爭，到時候家國分崩、生靈塗炭，後果將不堪設想啊！

也許就是在近臣的如此遊說之下，李淵感到此事非同小可，於是暫時中止了命秦王赴洛陽的計劃。 以上就是毒酒事件及其餘波。 許多學者認為夜宴一事疑點太多，不足採信，很可能是出於貞觀史臣的虛構。綜合懷疑論者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當時太子與秦王已成水火不容之勢，雙方劍拔弩張，衝突不斷，怎麼可能聚宴飲酒？ 二、即便太子為了謀害秦王而故意設下鴻門宴，可秦王明知太子有不軌意圖，為何還敢去赴宴，並傻乎乎地喝下毒酒？ 三、就算秦王去了，酒也喝了，可為何“吐血數升”而不死？莫非堂堂皇太子精心準備的毒藥竟然是假冒偽劣產品？ 四、按《通鑑》記載，毒酒事件是在“太白經天”的六月初一之後的，也就是說，此事發生的時間不會早於六月初一。而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就爆發了，那麼，李世民怎麼可能在中毒吐血的短短三天后就能生龍活虎地發動政變，並力挽強弓射殺太子呢？這實在有些匪夷所思。

既然疑點這麼多，那麼毒酒事件果真是虛構的嗎？ 我們的答案是：未必。 上述質疑也並非無懈可擊，值得推敲。由於除了兩《唐書》和，沒有更多的史料可資辨別此事的真偽，所以，我們只能從常識和邏輯的角度來進行相關的考察和推論。 第一，中國人最講究面子，即便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表面上的東西也是要維持的；背地裡越是鬥得不可開交，面子上越是要裝得若無其事，甚至還要比平時顯得更為友善。這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屢見不鮮，不足為奇。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當時的情況下聚宴，就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既然已經赴宴，李世民就沒有不喝酒的道理。即便他懷疑李建成會在酒中下毒，那也只是懷疑而已，連兄長請客的酒都不敢喝，豈不是要讓人恥笑？依照李世民倔強而果敢的個性，這頓酒他非喝不可。聯繫此前的胡馬事件，以李世民對馬術的精通，他未必看不出李建成給他的是一匹野性未馴的烈馬，但他還是若無其事地騎了上去。由此可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是李世民的一貫性格。

第三，李建成即使是想毒死李世民，估計也不敢讓他死在自己舉辦的酒宴上，因為這無異於明目張膽地謀殺。在當時高祖仍然想把一碗水端平的形勢下，李建成這麼做對自己也是不利的。即使他真殺了李世民，毒死自己親弟弟的罪名也不小。當初他阻止李元吉在齊王府行刺李世民，也是相同的道理。對於在斗爭中一直佔據優勢的李建成來說，應該不至於出此下策。所以，比較有可能的一種情況是：李建成確實下了毒，但不是什麼假冒偽劣產品，而是一種藥性緩慢發作的毒藥，也就是能夠對李世民造成重大內傷但不會令其當場斃命的毒藥。對李建成而言，最好的結果就是讓李世民在中毒的幾天或者一段更長的時期後身亡，這樣一來不但能達到目的，而且能最大程度地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殺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終之所以安然無恙，或許就是這種緩髮型的毒藥在藥性和劑量上比較難以控制，因而未足以令他斃命。

此外，還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李世民對這場鴻門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喝了極少量的酒。並且，也有可能事先準備了解藥，中毒之後在第一時間服用，從而極大地減輕了中毒症狀，保住了性命。 第四，這個事件的發生時間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嗎？ 其實這一點歷來就遭到普遍懷疑。因為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經天”之後，所以人們習慣上認為此事是發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是除了《通鑑》之外，兩《唐書》都沒有記載具體日期。所以我們認為，此事有可能是發生在玄武門之變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 首先，按照兩《唐書》，此事都是直接記載在“楊文幹事件”後面的，並且《舊唐書》正是在毒酒事件敘述完後，才出現“九年，突厥犯邊”等語，而《新唐書》的記載順序也與此相同。這里關鍵就是“九年”這個時間標誌。如果《舊唐書》也認為此事是發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那麼這個“九年”就應該冠於毒酒事件之前，而不是放在毒酒事件之後。所以，這就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此事極有可能發生在武德九年之前。

其次，按記載，從六月初一的“太白經天”到六月四日的玄武門之變，其間連續發生了張亮事件、毒酒事件以及太子和齊王收買、陷害、斥逐、爭奪秦王府文臣武將的一系列事件；而後又是烏城戰報、齊王兼併秦王府將士、昆明池政變未遂等事件，繼而才有秦王府一干心腹將吏力勸秦王動手的那一幕，最後才是玄武門的流血政變……在短短三四天之內居然發生了這麼多重大事件，這似乎不太符合常理。 無怪乎許多讀者會在目不暇接、眼花繚亂的同時驚呼——這四天也太漫長了！ 在此，我們無意考證這麼多事件確切的發生日期，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做一個推論。也就是說，完全有可能是為了敘述的方便和情節的緊湊，才把這麼多事件集中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之後的幾天內。在此僅舉一例：秦王府驍將程知節被太子排擠出京師、外調為康州刺史這件事，《通鑑》就把它放在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之後，但是查《舊唐書·程知節傳》，這件事卻分明是發生在武德七年。由此可見，毒酒事件也極有可能和程知節事件一樣，並非發生在武德九年，但是被司馬光出於敘事需要實施了乾坤大挪移，硬是挪到了玄武門之變的幾天前。

最後，按照常理，太子李建成要舉辦宴會，總要有一點由頭，更何況與秦王早已走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要邀他赴宴更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那麼，這樣的理由有可能是什麼呢？我們發現，在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朝廷曾“加授秦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卷一九一），兩個弟弟在同一天榮陞要職，這難道不是最好的聚宴理由嗎？這難道不值得太子替弟弟們慶賀一番嗎？而假如太子真的以此為藉口對秦王發出邀請，李世民好意思拒絕嗎？雖然沒有更多的史料支持我們這個推測，但是這種可能性並不能完全排除。 因此，根據上述理由，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這場幾乎要了李世民性命的夜宴，有可能是發生在武德九年之前；確切的日期，或許就是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夜。既然如此，休養了大半年的李世民完全康復之後才發動政變，就是合情合理的了，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綜上所述，毒酒事件及其之後李淵欲派秦王赴洛陽的事情，就未必是出自貞觀史臣的虛構。我們認為，這個事件在總體上應該是真實的，但是不排除其中的某些關鍵細節存在增飾的可能。在此僅舉兩例：首先，秦王的“吐血數升”之說就不可能屬實。 “吐血”或許是真，但“數升”定屬虛妄。據醫學理論，一個健康成年人體內的血液為3.8～5.6升，人體失血的極限為1.9～2.8升，約佔血液總量的50％，超過這個極限就有致命的危險。而李世民的“吐血數升”到底是幾升呢？ 2升以下不會用“數升”這種說法，所以至少也該在2升以上，很明顯已經突破了失血極限，因此絕不可信。 除了吐血的細節不真實外，另一個細節增飾的例子就是李淵對李世民所說的“建天子旌旗”的話。在太子和秦王水火不容的情況下，李淵讓秦王暫且避居洛陽，以免事態進一步惡化，這是完全可信的，也符合李淵維持平衡的原則，但是讓秦王“建天子旌旗”則顯然屬於誇誕之詞。因為李淵即便不是聖主明君，也斷不是昏庸之輩。作為一個年長的開國之君和成熟的政治家，李淵不會不明白“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道理，也不會不明白這麼做就意味著分裂和戰爭。 因此，這場毒酒事件總體上應該是真實的，但其中類似於“吐血數升”和“建天子旌旗”這種細節極有可能就是出自貞觀史臣的虛構。之所以做這樣的一些誇誕增飾，其目的無非是表明李世民受迫害的嚴重程度，從而證明其迫不得已自衛反擊的正當性，並且為他日後發動政變、奪取皇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無論這場詭異的夜宴確切發生在何時，也無論毒酒事件的真實程度有多高，總之，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前，一個有目共睹、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太子和秦王的鬥爭已經走到了你死我亡的地步。那些置身於政治漩渦中的文臣武將們，包括大唐天子李淵，肯定都會為此感到極大的恐慌。 一個相同的疑慮必定會在他們的心中盤旋—— 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