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宋璟：賢臣的典範（下）

當然，宋璟之所以敢於處處堅持原則，違背玄宗意志，而且對宗室和外戚都不講情面，關鍵就在於他對自己也一直是高標準嚴要求，正所謂欲正人者，必先正己。 有兩個例子可以充分說明宋璟的嚴以律己。 宋璟回朝拜相之前的職務是廣州都督。當時的廣州地處嶺南一隅，文化相對落後，老百姓住的都是竹子和茅草搭蓋的簡易房子，平時也沒覺得有何不妥，就是每逢乾燥的季節便容易失火，而且一旦失火，往往一燒就是一條街。老百姓深受其弊，卻又沒有能力改變。宋璟到任之後，馬上教當地百姓燒製磚瓦，同時大力實施舊城改造。沒多久，廣州百姓就住上了磚瓦結構的房子，“自是無復延燒之患”（卷二一二）。老百姓感念宋璟的恩德，就在開元六年初為他立了一塊“遺愛碑”，以此稱頌他在廣州的惠民之政。

當時宋璟已經回朝擔任宰相，聽說這件事後，當即對玄宗說：“臣在廣州並沒有特殊的政績，只因今日蒙受陛下恩寵，才會有這種阿諛諂媚的事情發生。如果要革除這種風氣，希望從臣開始，請陛下下詔禁止。”玄宗很滿意，遂依言而行，於是天下各州從此再也不敢隨便為官員樹碑立傳。 這件事是宋璟自我約束的典型例子。 在這方面，宋璟和姚崇可以說有著天壤之別。姚崇長期縱容兒子和屬下照權納賄，可宋璟不僅自律甚謹，對親戚的要求也非常嚴格。 開元七年底，吏部開始了一年一度的官員選拔工作，眾多的候補官員雲集京師。由於候選者多，職務缺額少，所以這些候補官兒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靠山的找靠山，沒靠山的包紅包，一個個上下奔走，四處請託，忙得不可開交。在這些人中，有一個叫宋元超的候補官，卻顯得超級自信。別人忙得腳後跟打後腦勺，惟獨他顯得氣定神閒，不慌不忙。

很快，人們就發現了他如此自信的原因。 有一天，他大搖大擺地走進吏部，直接找到主管官員，報上自己的候補官身份，然後告訴對方，自己有個堂侄在朝中任職。 你侄子是誰呀？看把你牛的！ 宋元超不緊不慢地報出了官職和名字——侍中兼吏部尚書宋璟。 主管官員嚇壞了，這可是首席宰相的堂叔啊，怪不得一副牛皮哄哄的樣子！於是吏部趕緊一邊給他物色肥缺，一邊上報宋璟。 宋璟聞報，馬上給吏部下了一道牒文，說：“宋元超是我的堂叔，長期住在洛陽，我和他很少打交道。他確實是我的長輩，這一點我不想隱瞞，但是我更不想因為這層關係而以私害公。本來他如果不自曝身份的話，你們還可以公事公辦，現在他既然說了，那就沒別的選擇了，一句話——請解除宋元超的候補官資格。”

宋元超打死也不會想到，宋璟居然會如此六親不認！本來如果走正常程序，他還有被選上的機會，如今倒好，恰恰因為他是宰相的堂叔，反而雞飛蛋打，連候補官的資格都沒了。 這件事傳開後，宋璟的廉政之名自然是朝野皆知。 宰相身為“百僚之長”，不僅本身要率先垂範，具備嚴明高潔的操守，而且更需要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和智慧，才有資格和能力領導整個龐大的文官集團。 宋璟在這方面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的。 開元六年（公元718年）冬，他給玄宗呈上了一道任免官吏的奏疏，疏中稱：“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都有才乾和文采，然性喜異端，好生是非，若加重用，必有後患，但全然不用，又可惜了他們的才幹，故可分別授予渝州、硤州刺史；大理卿元行沖素稱才行兼備，初用之時，能孚眾望，時間一長卻頗不稱職，請轉任左散騎常侍（沒有實際政務的散官），以執法嚴正的李朝隱代之；陸像先有豐富的行政經驗，為人寬厚，又能做到是非分明，可授河南尹一職。”

這就叫揚長避短，量才錄用。有這樣一雙火眼金睛替皇帝嚴把人才關，玄宗就既不用擔心官員隊伍中有人濫竽充數，也不用擔心有人懷才不遇了。司馬光在中稱，“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此言可謂確論。 唐代有不少隱士，其中固然有“視富貴如浮雲”的真隱士，但也不乏以歸隱山林作為升官捷徑的投機者。有人就曾經向宋璟推薦過一個叫範知睿的隱士，稱他富有文學才華，並獻上其所著的《良宰論》。宋璟閱畢，在書上寫下了這樣的批語：“觀其《良宰論》，頗多阿諛之辭。隱士理應直言朝政得失，豈能如此諂媚取容？若自以為文章作得好，可走科舉應試之途，不應私下請託。”可想而知，在如此剛直不阿、明察秋毫的宰相面前，任何人想抱著僥倖心理走一條“終南捷徑”，結果都只能是癡心妄想。

儘管宋璟有嚴明高潔的操守，有知人善任的能力，但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宋璟在為相期間也犯了兩大錯誤，從而導致了自己的下台。 第一個錯誤是在治理經濟方面，具體而言就是貨幣政策的失敗。 唐朝的貨幣流通領域從立國之初就一直存在一個嚴重問題，就是政府的貨幣供應量始終不足。由於當時的貨幣以銅鑄為主，不像我們今天的紙幣想印多少就有多少，而銅礦的開採量畢竟是有限的，所以銅錢長期無法滿足市場和貿易的需要。 唐朝的貨幣發行始於高祖武德四年，稱為“開元通寶”，規定每個銅錢的直徑為0.8寸，重二銖四分（約5克）。在官鑄貨幣發行的同時，政府明文規定：民間不得盜鑄，違者處以死刑，家屬籍沒為奴。 然而，隨著唐朝立國日久，經濟逐漸繁榮，市場對貨幣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政府發行的貨幣完全不能滿足民間的需求，於是開始出現私人的盜鑄，當時稱為“惡錢”，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假幣。既然是民間私鑄的假幣，在成色和份量上當然與官鑄貨幣不可同日而語，但它卻可以極大地緩解市場需求，因而禁止盜鑄的法令變成形同虛設。到了高宗顯慶、乾封年間，惡錢已經在市場上廣泛流通，嚴重擾亂了經濟秩序，政府在屢禁不止的情況下，不得不採取溫和的干預手段，下令用官鑄一錢兌換五惡錢，再將惡錢回收銷毀。

但是，這個措施卻沒有得到有效的實行。道理很簡單，官府以一抵五，意味著老百姓手頭的錢就要貶值80％，哪個傻瓜願意乖乖地把錢拿去兌換呢？於是民間大多把惡錢藏起來，等禁令鬆弛了，再把錢拿出來花。不僅持有者不換，鑄造者更是加大了盜鑄的規模。為了躲避官府追查，很多盜鑄者甚至把鑄幣工場設在了船上，然後把船劃到江心，讓你鞭長莫及。所以高宗政府雖一度想要推行新貨幣“乾封泉寶”（其尺寸和重量都比“開元通寶”略大），到最後還是歸於失敗。用現代經濟學的話說，這就叫“劣幣驅逐良幣”。 到了武周時期，惡錢的成色和質量越來越差，連鐵和錫都摻進了銅錢裡。也就是說，盜鑄的成本越來越低，利潤越來越高，於是惡錢更是氾濫成災。江淮一帶的百姓紛紛以鑄錢為業，假幣製造商們要么把工場隱藏在崇山峻嶺之中，要么設在船上，直接划船出海，讓官府的緝捕人員要么高山仰止，要么望洋興嘆。

及至開元初年，作為政治和經濟中心的長安和洛陽兩京，惡錢已經滿天飛了。有的假幣製造商乾脆不用銅，而全部用價值低，熔點也更低的錫來鑄造，片刻工夫就能鑄造數十上百個錫錢，在市場上也同樣大行其道。 惡錢的大量製造和普遍流通固然彌補了政府貨幣供應的不足，但是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它會導致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其次，致使百姓“皆棄農而競利”，破壞農業生產；最後，利入私門，使國家財政受到私鑄貨幣的左右，嚴重擾亂正常的經濟秩序。 這種現象當然引起了宋璟極大的關注和憂慮。開元六年春，在宋璟的主持下，唐朝廷再度下令禁止惡錢，規定只有重二銖四分的標準銅錢才能繼續流通。此次禁令在兩京得到了比較嚴格的執行，長安和洛陽市面上的惡錢迅速被大量回收銷毀。

然而問題卻接踵而至，民間的貨幣流通量驟減，直接造成了貿易萎縮和市場蕭條，於是兩京輿情嘩然，百姓怨聲載道。宋璟當即採取補救措施，在徵得玄宗的同意後，動用國庫存款二萬緡，以市場價格購入百姓手中滯銷而官府可用的商品，同時讓兩京的各級政府官員預支薪俸，以便讓官鑄貨幣迅速佔領流通領域。 開元七年二月，宋璟又採取了一項強力措施，將國家糧食儲備庫（太府）和州縣儲備的十萬石粟米出售給百姓，藉此吸收民間惡錢，然後全部予以銷毀。稍後，宋璟又派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前往私鑄惡錢的重災區——江淮流域，負責惡錢的禁止和收繳。 應該說，宋璟的上述舉措都是對的，於國家也是有利的。可問題是，對的不見得是好的，於國家有利的也不見得是於百姓有利的。尤其是蕭隱之前往江淮以後，為了急於搞出政績，動用了極為嚴厲的司法和行政手段，不僅挨家挨戶收繳惡錢，而且“捕責甚峻”。 （《新唐書·食貨志》）如此一來，不但為數眾多的假幣製造商破產、坐牢，並且普通的商人和百姓在經濟上也蒙受了巨大損失，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市場的蕭條乃至癱瘓。

到了開元八年（公元720年）春，整個江淮地區已經被蕭隱之搞得民怨沸騰，百業凋零，原本甚為合理的經濟政策到頭來變成了徹底的擾民之政。有鑑於此，玄宗不得不罷免了蕭隱之的官職，隨後禁令取消，惡錢復行。而宋璟作為這項政策的製訂者和負責人，當然也被玄宗記了一大過。 就在禁止惡錢的政策遭到挫敗的同時，宋璟在司法領域又犯了一個錯誤。 這個錯誤可以稱為“旱魃（ba）事件”。 由於宋璟性格剛正，嫉惡如仇，所以對於犯罪的人極其痛恨，尤其是對那些不服判決而不斷上訴的在押犯更是深惡痛絕。於是他便交代負責審理上訴案件的御史：“凡是服從判決，誠心悔過的，可以酌情減刑甚至釋放；而那些上訴不已的冥頑之徒，就一直把他們關著，讓他們把牢底坐穿！”

此令一下，那些有冤情的犯人可就慘了。本來蒙冤入獄還有上訴的機會，如今宰相大人一句話，就把他們申冤昭雪的希望徹底粉碎了，一時間群情洶湧，喊冤的呼聲比平日更高。 當時又正巧碰上關中大旱，有人便藉題發揮，搞出了一個旱魃事件。所謂旱魃，意思是製造旱災的妖魅。古時候每逢天旱，人們總是認為旱魃作祟，所以就要舉行儀式驅魅。由於很多人對宋璟這項政令不滿，包括一些宮中優伶，也對那些有冤無處申的犯人非常同情，於是就專門編了一出諷刺小品，準備在宮中舉行驅魅儀式的時候向皇帝獻演，藉此發洩對宋璟的不滿。 當玄宗來觀看演出時，一個優伶扮演旱魃，另一個就問他：“你為何出來作祟？”旱魃答：“奉宰相大人之命。”另一人作困惑狀，問他何故。旱魃說：“如今含冤入獄的人足足有三百餘個，可宰相大人卻不讓人申冤，這些人怨氣沖天，我就不得不出來了。” 玄宗聽著這幾句台詞，臉上頓時陰霾密布。 而宋璟的宰相生涯就在這一刻走到了終點。 開元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罷免了宋璟的宰相之職，改任開府儀同三司，將另一個宰相蘇頲也罷為禮部尚書；同日，徵召京兆尹源乾曜、并州長史張嘉貞入朝為相。 和姚崇一樣，宋璟擔任宰相的時間也只有三年多。 毫無疑問，儘管宋璟罷相的表面原因是在經濟政策上遇到挫敗，並且在司法領域犯了錯誤，但真正的原因其實也和姚崇如出一轍，同樣是出自玄宗的用人原則——專任而不久任。 在離開相位後的好幾年裡，玄宗仍然對宋璟甚為倚重，曾當面對他說：“卿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而宋璟也依然保持著“犯言直諫”的剛正風範，對朝政得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玄宗曾親下一道手詔，稱：“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舊唐書·宋璟傳》） 姚崇、宋璟為相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卻對帝國政治的撥亂反正作出了卓越貢獻，從而拉開了“開元盛世”的歷史大幕。唐朝人鄭綮在《開天傳信記》中說：“開元初，上（玄宗）勵精治道，鏟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鄭綮所謂的“六、七年”，正是姚崇和宋璟擔任宰相的時期。由此可見，說姚、宋二人是開元之治的奠基人，應該是不為過的。 對於姚崇和宋璟的歷史功績，司馬光曾經在中作出了很高的評價：“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誌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