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宋璟：賢臣的典範（上）

宋璟於開元四年底被玄宗徵召入朝，初授刑部尚書，次月擢任侍中（時稱黃門監）兼吏部尚書，正式入相；玄宗給他配備的副手是中書侍郎（時稱紫微侍郎）蘇頲。 和姚崇一樣，宋璟也是三朝元老，素以“耿介有大節”“當官正色”（《舊唐書·宋璟傳》）著稱，武周時期曾為了彈劾二張而與武皇面折廷爭，以致鐵腕無情的武曌雖“內不容之”，也不免要“憚其公正”。 （《大唐新語》卷二） 從宋璟回朝之初發生的一件小事，就足以見出他剛直不阿的性情。 當時，宋璟從廣州回長安，臨近京師時，玄宗特意派遣心腹宦官楊思勗出城迎接。宋璟一路上竟然不與楊思勗攀談半句。楊思勗回宮後悻悻地向玄宗禀報，玄宗聽完，感嘆良久。他知道，宋璟這是在恪守“外臣不與內官交通”的準則，於是內心對他愈發敬重。

作為姚崇的繼任者，宋璟在國家大政方面大致繼承了姚崇的路線方針，基本上可以說是“蕭規曹隨”，但是在具體的執政風格上，他卻與姚崇有著根本的不同。 史稱“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正”。 （《新唐書·姚崇、宋璟傳》）對於姚崇來講，只要大方向是對的，他可以不擇手段，所以他身上頗有些權謀色彩；而對於宋璟來說，只有原則才是最重要的，什麼事情都要講究一個規矩法度，是非曲直，無論是皇親國戚還是天子本人，在這一點上一概不能例外。 其實，宋璟與姚崇的不同並不是偶然的。 玄宗李隆基正是發現姚崇執政過於“權變”，擔心日久生弊，才會起用善於“守正”的宋璟，以此彌補姚崇的缺失，矯正朝廷的風氣。

宋璟拜相後的第一個重要舉措，就是恢復了廢弛已久的“諫官議政制度”。 大唐的諫官議政制度始創於太宗貞觀初年。當時的製度規定，凡中書、門下兩省長官及三品以上官員上朝奏事時，諫官、史官必須隨同宰相們上殿，“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朝廷各部長官在朝會上向皇帝奏事時，御史有權當面彈劾，並當眾宣讀彈劾奏章。有了這樣的諫議制度，高級官員就無法蒙蔽皇帝，低級官員也不能暗進讒言。所以太宗才能聽到各種不同意見，最後擇善而從，在兼聽博采的基礎上作出正確決策。 這就是貞觀時代進諫成風，吏治清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到了高宗時代，許敬宗、李義府等人恃寵用事，這項製度就逐漸廢弛了。史稱當時“政多私僻”，奏事官員往往等到朝會結束後，才在御前呈上密奏，諫官、史官皆隨文武百官退出，自然不可能了解奏事官員到底呈上了什麼奏議，更不可能發表什麼意見。

及至武周時期，女皇武曌以嚴刑峻法控制臣下，於是事情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諫官、御史們雖然又有了當廷諫議之權，但是往往捏造事實，無中生有，濫用手中職權陷害朝臣，打壓異己。所以上至御史大夫，下至監察御史，莫不以相互傾軋為能事。整個帝國政治被搞得烏煙瘴氣，人人自危。 到了開元初年，諫官議政制度已經廢弛了半個世紀之久。 “及宋璟為相，欲复貞觀之政”（卷二一一）。開元五年（公元717年）九月，在宋璟的一再建議下，玄宗終於下詔恢復了諫官議政制度：“自今以後，除非情況特殊或事關機密，否則一切奏事，均應在朝會上公開報告，諫官、史官議政，皆依貞觀故事。” 諫議制度的恢復極大地促進了玄宗朝廷的進諫、納諫之風，為帝國政治的良性化和有序化提供了堅實的製度保障。玄宗李隆基雖然做不到像太宗李世民那樣“從諫如流”，但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虛懷納誨”。於是在開元前期的二十年間，出現了繼貞觀之後諫諍風行的第二次高潮。上至宰相、百官和地方刺史，下至文人、隱士和普通百姓，上書直諫者絡繹不絕，公開議論朝政蔚為一時風尚。

當然，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製度，還要有人去貫徹推行，才有可能形成一種習慣和風氣，否則再好的製度也只能淪為擺設。 在堅持原則，犯顏直諫方面，作為百官之首的宋璟，就是頭一個身體力行的。 對於外戚，他敢於不講情面；對於宗室，他敢於秉公辦事；甚至對於玄宗本人，他也敢於“觸逆龍麟”。 這就是一代賢相的傲骨和風範。 如果說，“善應變”的姚崇可以稱為能臣的話，那麼“善守文”的宋璟就堪稱賢臣的典範。下面有幾件事情，足以讓我們領略宋璟的賢相之風。 第一件事發生在開元七年（公元719年）四月，玄宗的岳父王仁皎去世。王仁皎是王皇后的父親，封祁公，官任開府儀同三司（一級文散官，從一品）。既然是當朝國丈，身份顯赫，爵高位尊，身後事的規格自然是不能低的，尤其是墳墓，更要修得巍峨高大。這不僅是顧及王皇后的面子，更涉及皇家的尊嚴。所以，王仁皎的兒子、駙馬都尉王守一就出面向玄宗要求，比照竇太后之父（李隆基外祖父）的喪葬規格，修築一座高五丈一尺的大墳。

這個王守一不僅是玄宗的大舅子、皇室的駙馬，而且是李隆基在當臨淄王時的好友，本身又是先天政變的功臣，在李隆基誅滅太平一黨的過程中出力甚多。因此，無論是出於皇家尊嚴、個人親情，還是出於舊友兼功臣的情面，玄宗都不能不答應。於是玄宗很快就下了一道手詔，命有關部門按照王守一的要求辦理。 然而，王守一萬萬沒有料到，天子這一關他是過了，可宰相那一關他卻死活也過不了。 宋璟得知這件事後，立刻拉上副手蘇頲，當面向玄宗進諫，說：“按照朝廷的有關製度規定，一品官的墳墓高度是一丈九尺，即使是陪葬皇陵，最高也不過三丈。所以，王守一的要求於禮不合，不能同意。” 玄宗聞言，趕緊把外祖父搬了出來，說既然有成例可依，那王守一的要求也不算過分。

宋璟說：“竇太后的父親逾越禮制，當時朝野都議論紛紛，只是沒人敢出面指出錯誤罷了，現在既然已經知道錯了，怎麼還能明知故犯？” 玄宗表情尷尬，可還是不想鬆口。 宋璟寸步不讓，接著給皇帝上課：“從前太宗皇帝嫁女兒，嫁妝的價值超過了長公主（太宗這一輩的公主），魏徵進諫，太宗欣然接受，長孫皇后也甚為嘉許；可不像後來的韋庶人（韋後）那樣，為了抬高其父的身價，竟然把墳墓稱為'酆陵'，結果也只能加速敗亡，為天下笑！如今，以皇后的父親身份之尊貴，要修築大墳又有何難？可臣等之所以再三進言，只不過是想成全皇后的儉德，維護皇上您的尊禮守法之形象罷了。何況今日所為，正可以傳之無窮，永為後法，豈可不慎重！”

玄宗是聰明人，既然宋璟一點商量的餘地都沒有，他再堅持下去也沒什麼意義，還顯得自己太沒水平。於是玄宗趕緊換了一副愉快的表情，變被動為主動地說：“朕經常想修養品德，做群臣的表率，對自己的妻小又豈敢徇私！但此事是一般人不願說也不敢說的，如今賢卿能固守典章禮儀，以成就朕的美德，並垂法將來，這樣很好，正是朕所期望的。” 就這樣，王國丈修築大墳的事情徹底黃了，玄宗還特意賞賜給宋璟和蘇頲每人四百匹彩帛，以資鼓勵。不知道當皇帝的大舅子王守一，看到兩個宰相攪了他的好事還賺了好幾大車的彩帛時，心裡會作何感想？ 宋璟反對修築大墳，針對的是外戚。接下來的這件事，針對的則是宗室。 此事發生在同年十一月，寧王李憲（就是李隆基的長兄宋王李成器，於開元四年更名）有一個親戚叫薛嗣先，曾經在皇家宗廟當過一段時間的“齋郎”（負責宗廟祭祀灑掃的小吏）。李憲上奏玄宗，請求讓薛嗣先在朝中任職。玄宗把奏章轉給了中書、門下省，雖然沒有明說給他當什麼官，可意思還是明擺著，讓宰相酌情授予他一個官職。

宋璟接手這件事後，馬上就向玄宗啟奏，說：“薛嗣先當過齋郎，雖然沒什麼優越的表現可堪留用，但畢竟是皇親國戚，按理說總該給個小官做。可不知陛下是否還記得，景龍年間，常有天子授官不經中書、門下，而是直接下敕，稱為'斜封官'，在當時可以說是氾濫成災。自從陛下登基以來，這種事已經完全杜絕，無論是發給賞賜還是任命官吏，必定都要經過中書、門下兩省的考核評議。正所謂天下至公之道，唯有聖人能行。薛嗣先雖是皇家姻親，陛下卻不因他而廢法，將此事交由臣等議決，臣很感動，但是臣還是想把此事交給吏部，讓他們照章辦理，希望陛下不要另行頒布敕令。” 宋璟這番話，百分之百是公事公辦的意思，而且還特別舉了斜封官的例子，擺明了就是把薛嗣先當官的事給否決了，只不過一副官腔打得滴水不漏，十分含蓄委婉，沒有讓皇帝和寧王太難堪而已。此外，他還給皇帝戴了一頂“至公之道，聖人能行”的高帽，玄宗若要當這個“聖人”，想必也不敢再搞一個斜封官出來。

毫無疑問，薛嗣先的官沒當成，寧王的面子也給駁了。 在宋璟面前，一是一二是二，什麼事都要秉公而行，照章辦理，不要說寧王，就算是天子李隆基本人的事情，該駁的時候他也照駁不誤。 宋璟就任宰相期間，有幾次都是直接駁了皇帝的面子。 第一次是在他拜相不久的開元五年年底，玄宗命宋璟和蘇頲給自己的皇子、公主起名字和封號，總共起三十對備用，還特別交代他們，除了這三十對外，一定要另想一對最漂亮的名字和封號呈上，顯然是想賜給他最心愛的某個皇子或公主。 按說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只不過舉手之勞，又能討天子歡心，何樂而不為呢？ 可宋璟偏偏不認為這是小事，而是關乎皇室和社稷穩定的大事。 為什麼這麼說呢？ 道理很簡單，玄宗既然有某個特別寵愛的皇子或公主，那就意味著他有某個特別寵愛的嬪妃，正所謂“母寵子愛”“母以子貴”。如果在這件事上遷就天子，那就等於助長了后宮的爭權奪寵之風，而在宋璟看來，后宮的女人戰爭，最後往往會波及到外朝，導致社稷不寧，政局動盪。自古以來，這種事情可謂不勝枚舉。遠的不說，單說高宗永徽年間武昭儀和王皇后之間的后宮大戰，最終就釀成了高宗與宰相集團的君臣對決，徹底改寫了大唐王朝的歷史。所以，此風斷不可長，必須把天子的這點偏私之念扼殺在萌芽狀態。

職是之故，宋璟一點面子也不給玄宗，當場就把事情挑明了，說：“天子之愛，猶如天地覆載蒼生。陛下對子女的愛，也應無袒無偏，一視同仁。如今命臣等另撰一對佳名美號，顯然已有所偏私。所以臣還是想將三十對名號混同以進，以彰顯陛下覆載無偏之德。” 玄宗聞言，儘管心裡非常不爽，表面上還是把宋璟讚許了一番。 還有一次，是在開元七年五月初一，這一天發生了日食。古人通常把日食看成是皇帝德行有虧的象徵，於是玄宗慌忙下了一大堆詔書，今天宣布自己要改穿素色衣服，要撤除宮廷伎樂，減免膳食；明天又命令中書、門下省要重審監獄中的囚犯，查看有沒有冤情；後天又要求有關部門要賑濟貧民，勸課農桑等等，真是忙得不亦樂乎。 玄宗這麼做，一方面固然是怕遭天譴，但是最主要的，恐怕還是要作秀給百官看。宋璟對這套形式主義的東西超級反感，所以立刻進諫：“陛下體恤民情，誠然是蒼生之福。不過臣聽說，遇到日食應該砥礪自己的品德，但關鍵還是在於誠心。所謂親君子，遠小人，杜絕婦人干政，排斥讒言奸佞，這才是真正的修德。對於君子來說，言大於行，光說不練是一種羞恥，若能以至誠之心去實踐，也就不用下那麼多詔書了。” 宋璟這番諫言，可以說是毫不避諱地揭穿了玄宗的作秀心態，一下子把皇帝搞得很下不來台。 史書沒有記載玄宗對此作何反應，但是不難想像，李隆基心里八成是又羞又惱的。估計跟太宗李世民當初被魏徵弄得很不爽，回宮後只好對老婆嚷嚷，說總有一天要殺了魏徵這個鄉巴佬一樣，李隆基很可能當面不便發怒，可轉過身也會拼命問候宋璟的十八代祖宗。 不過，無論李隆基對宋璟一而再、再而三地“觸逆龍麟”是否心存怨恨，但至少他在表面上還是“虛懷納誨”的。 因為，他要當一個像太宗李世民一樣的治世明君。 所以，他只能忍。 即便宋璟的諫言讓他有如骨鯁在喉，芒刺在背，他也只能一忍再忍。就像佛教所說的“脩大忍辱，得大福報”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說，日後那個繁榮富庶的盛唐，又何嘗不是這麼忍出來的？ 司馬光有一句話總結玄宗和宋璟的君臣關係，說得非常到位。他說，宋璟“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所以玄宗“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屈從之”。 （卷二一一） 最後這“雖不合意，亦屈從之”八個字，道破了玄宗的真實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