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姚崇：為盛世奠基（下）

在很多人的印像中，“開元盛世”幾乎就是繁榮和富庶的代名詞。 而事實也的確如此。 其他朝代暫且不論，僅以唐朝自身來看，開元、天寶時期的繁榮和富庶程度，在本朝三百年曆史上就是屬於空前絕後，登峰造極的。 那麼，是什麼造就了開元、天寶的富庶呢？ 答案有二，一是開源，二是節流。換言之，就是勤奮和節儉。 要想致富，捨此別無他途。小到個人，大到國家，莫不如此。也就是說，倘若沒有開元初期自上而下的抑奢求儉，就絕對沒有開元中後期和天寶年間的繁榮富庶。 其實，早在姚崇復相之初所提的“十事”中，“施政以仁義為先”“對百姓除租賦之外不得苛取”“停止建造佛寺道觀”等主張，就都包含了“抑奢求儉”的思想。 開元二年七月，為了改變自中宗以來“風俗奢靡”的社會現狀，玄宗就從自身入手，率先垂範，開始了一場“抑奢求儉”的改革運動。他下詔宣布：“凡是宮中多餘的車輛、服飾以及各種金銀珠寶器具，都應交由有關部門銷毀，以供軍國之用；珠寶璧玉、錦繡綢緞，焚於殿前；后妃以下，一律不准穿戴珠玉錦繡。”

三天后，改革對象指向了文武百官：“朝中百官的衣服上、腰帶上以及飲酒器具、馬勒馬鐙上，三品以上官員可鑲嵌璧玉，四品官員可鑲嵌黃金，五品官員可鑲嵌白銀，餘下官員一律禁止；婦人服飾以其夫、其子為準。舊有的錦繡綢緞，全部染為黑色。自今以後，全國范圍內一律不准開採珠玉，紡織錦繡，違者杖打一百，工匠杖打八十。”同日，撤銷了西京和東都的織錦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當年中宗李顯喜好享樂，就有了安樂公主價值上億的“百鳥羽毛裙”，並引發了一場捕殺珍稀鳥類的生態災難；如今，玄宗李隆基以身作則，力行節儉，朝野上下當然就不敢奢靡了。 在儉樸持身，清廉為政方面，宰相盧懷慎最為世人稱道，也最堪為百官表率。 史稱其“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開元四年十一月，盧懷慎病逝，家中毫無積蓄，窮得連買棺材的錢都沒有。他家唯一的一個老僕人只好把自己賣掉，用所得的錢替主人辦喪事。 （卷二一一）

堂堂帝國宰相竟然困窘若此，委實令人不可思議。 如果史書記載沒有誇大其辭的話，那麼只能有兩種解釋：一、開元初年的官員俸祿菲薄，加之盧懷慎為人又慷慨好施，“所得俸賜，隨散親舊”，所以才會窮到這個地步；二、玄宗為了樹立清廉政風，故意塑造了這麼一個典型，以此作為教育官員和百姓的活教材。 但是，無論我們作何理解，盧懷慎生前的清廉和儉樸都是可以想見的。因為仔細想想，若非他本人確實為官清廉，只要利用手中職權適當搞一點灰色收入，無論他如何樂善好施，總還會留下一點家底，絕不至於買不起棺材；此外，若非他本人確實是窮，就算玄宗想塑造典型，恐怕也是無從下手，總不能故意扣盧懷慎的工資吧？ 總之，即便我們僅僅把盧懷慎當成一個特例，但是僅此一例也足以表明——開元初年的官場風氣和社會風尚，確實要比中宗時代健康和淳樸得多。

除了盧懷慎，作為首席宰相的姚崇，在個人生活方面似乎也是不講排場，因陋就簡的。史稱他在擔任中書令期間，在京城竟然連一座宅邸都沒有，只好長期寓居在長安大寧坊的一座寺院中。 （卷二一一） 和盧懷慎窮得買不起棺材一樣，姚崇寓居寺廟之事，同樣也讓人難以理解。難道玄宗真的“節儉”到捨不得賜給宰相一座房子？就算天子不賞賜，難道姚崇自己為官數十年，三次出任宰相，又有好幾個兒子在朝為官（並且頗有些灰色收入），這樣還湊不起錢買一座像樣的房子？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稍後我們就將看到，就是因為姚崇那兩個寶貝兒子，還有他的一個心腹下屬貪贓受賄被揭發，姚崇才被迫引咎辭職的。除此之外，據《舊唐書·姚崇傳》記載，姚崇臨終前曾“分其田園，令諸子侄各守其分”，可見姚崇生前並不缺財產，自然也就不可能買不起房子。所以他寓居寺院一事，基本上可以認定是在作秀，是為了配合“抑奢求儉”的改革運動而不得不這麼做的。

說白了，就是出於一種政治需要。 然而，就算這只是玄宗和姚崇為了教育官民而安排的一場政治秀，可一個堂堂的宰輔重臣，能夠長期摒棄個人享受，置首席宰相的體面於不顧，在三年多的任期內始終住在條件簡陋的寺院裡頭，這樣的表現，不也是難能可貴的嗎？如此用心良苦的“秀”，不也恰好能從側面反映出玄宗君臣的自律、謹嚴和刻苦嗎？ 無論姚崇身後留下了多少財產，也無論玄宗中年以後變得如何奢侈縱慾，總之，日後的大唐臣民應該都不會忘記，在開元初年，有一個勵精圖治的年輕天子，主動放棄了許多帝王應有的享受；有一個“清貧宰相”，窮得死後連棺材都買不起；還有一個“蝸居宰相”，你在偌大的長安城裡找不到一座屬於他的宰相府邸……

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假如沒有開元初年玄宗君臣攜手同心奠定的基業，也就沒有後來那一頁歌舞昇平的盛世華章，也就沒有那一個錦天繡地的巍巍盛唐。 盧懷慎病逝後，玄宗又提拔尚書左丞源乾曜入相，充當姚崇的副手。和盧懷慎差不多，源乾曜拜相之後，也是一切以姚崇的意志為轉移，基本上沒什麼個人主張。每當他上殿奏事符合玄宗心願的時候，玄宗就說：“這肯定是姚崇的意見。”而凡是玄宗覺得不滿意的時候，就會說：“你幹嘛不和姚崇多商量商量？” 源乾曜真是暈死，碰上如此“偏心武斷”的皇帝，他也只能夾著尾巴甘當盧懷慎第二了。所以，無論皇帝對他所奏之事滿不滿意，源乾曜每次都是老老實實地向玄宗表示歉意，承認事實就是皇帝所說的這樣。故而每當朝廷有什麼重要事務，玄宗總是催促源乾曜去罔極寺找姚崇。

盧懷慎去世不久，姚崇患上瘧疾，便向玄宗告假。玄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天天派宦官去罔極寺慰問，最多的時候一天派出好幾十個，往往是前面一撥宦官還沒走，後面一撥宦官就到了。源乾曜覺得大家天天往罔極寺跑也不是辦法，就向玄宗建議，讓姚崇從罔極寺遷入皇城內的“四方館”（皇家禮賓館）居住，這樣既可方便皇帝問訊，又能讓姚崇有一個較好的環境養病。 玄宗欣然同意。 可姚崇卻不干。 他的理由是，四方館存放著許多重要的典籍和文件，如果讓一個病人住進去，於禮不合，所以堅決推辭。玄宗一听就急了：“設立四方館，是方便各國的朝貢使節；讓你住進去，是有利於社稷。朕恨不得讓你住到宮城大內來，區區四方館，有什麼好推辭的？”

史書沒有記載姚崇後來是否住進了四方館，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算他住進去了，沒過幾天就得再搬出來。 因為他的仕途到頭了。 導致姚崇下台的表面原因，出在他的兩個兒子和一個下屬身上。 姚崇長子名姚彝，官任光祿少卿（主管宮廷膳食的副部長）；次子名姚異，官任宗正少卿（主管皇族事務的副部長）。姚崇為官，對自己還是比較高標準嚴要求的，只可惜對兒子管教不嚴。這倆小子仗著父親是皇帝最倚重的首席宰相，長期“廣通賓客，頗受饋遺”，幾年前就曾因請託魏知古而差點惹出禍端，幸賴姚崇機警，才沒出事。但他們卻沒有因此收斂，而是照舊我行我素，招權納賄，因而頗受當時輿論譴責。 除了對兒子缺乏管束，姚崇對自己的親信下屬也過於縱容。他有個秘書（主書，從七品）名叫趙誨，收受胡人的賄賂，不料沒多久就被人告發了。玄宗對此案極為重視，親自審問，結果發現案情屬實，遂將趙誨逮捕下獄，並判處了死刑。

本來此案與姚崇並沒有直接關係，充其量也就是負一些間接的領導責任而已。怎奈姚崇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竟然出面營救，由此令玄宗大為不悅。不久，朝廷恰好要大赦，玄宗看在姚崇的面子上，特別在大赦詔書中標出趙誨的名字，下令免其死罪，杖打一百，流放嶺南。 儘管皇帝給足了面子，可姚崇還是不無痛苦地意識到——經過這件事之後，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像已經大打折扣了。倘若不在這個時候急流勇退，萬一兩個兒子貪贓納賄的事實再被揭發，那後果真的是不堪設想。 思慮及此，憂懼不安的姚崇不得不向玄宗提出了辭職請求，而且提出了不止一次。 同時，姚崇還向玄宗鄭重推薦了一個人，作為自己的繼任者。 他就是時任廣州都督的宋璟。

開元四年閏十二月，玄宗接受了姚崇的辭職請求，免除了他的宰相之職，改任開府儀同三司；同時將源乾曜罷為京兆尹、西京留守。 姚崇被罷相一事，乍一看似乎有些不可理喻——就因為一個七品小文書受賄，便罷免了一個兢兢業業、精明強幹、對帝國政治有著突出貢獻的宰相，是不是有些小題大做了？ 其實，無論是趙誨的枉法求財，還是姚崇兩個兒子的招權納賄，都不是導致姚崇下台的真正原因。道理很簡單，打狗也要看主人。倘若玄宗仍然倚重姚崇，仍然寄望於他在宰相任上多做一些貢獻，那麼就算趙誨和姚氏兄弟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只要他們不是陰謀造反，玄宗都大可以睜一眼閉一眼，又何必非把姚崇的宰相烏紗摘掉不可呢？ 所以，真正的原因其實是——玄宗本來就已經有了罷免姚崇之意，趙誨受賄的事情，只是恰好讓玄宗拿來當一個藉口罷了。

在趙誨一案中，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足以讓我們窺見玄宗的真實意圖。那就是，當趙誨東窗事發時，玄宗居然以天子之尊親自審問他，這顯然是不合常理的。如果不是玄宗存心要抓姚崇的小辮子，一個小小七品文書的受賄案，又何須勞駕他皇帝大人親自出馬？ 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玄宗這麼做，目的就是要敲山震虎。 換言之，就是故意抓一條狗來打，讓主人瞧瞧顏色。 可是，姚崇一直在宰相任上乾得好好的，玄宗為什麼忽然要把他擼了呢？ 這就要涉及到玄宗的用人之術了。 玄宗任用宰相的原則，基本上可以用六個字概括：專任而不久任。 所謂專任，就是一改大唐立國以來的集體宰相制，把宰相名額控制為兩個，並且一個為主，一個為輔。比如玄宗先後為姚崇配備的兩個副手，前面的盧懷慎就被稱為伴食宰相，後來的源乾曜同樣也是唯唯諾諾；姚崇卸任後，宋璟繼任首席宰相，他的搭檔蘇頲照舊是陪襯人物。這種綠葉配紅花的用人原則，正是玄宗刻意為之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朝政大權全部集中到首席宰相一個人手上。 之所以要實行這種專任制，是因為玄宗親政後，所面臨的是一個“百廢待舉”的政治局面，所承擔的主要歷史任務就是“撥亂反正”，因此，只有讓一個能力突出的宰相獨攬朝綱，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避免集體宰相制下常見的掣肘、推諉、扯皮等低效現象。 但是專任制也有兩大副作用：一是宰相大權獨攬，最終必然導致皇權受到威脅；二是一人執政必然導致整個政治運作過多地帶上個人烙印，從而日久生弊。而要消除這兩個副作用，最簡單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不要讓這個手握大權的宰相干太久。 從這個意義上說，姚崇被罷相絕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玄宗深思熟慮的結果。 姚崇雖然離開了帝國的政治中樞，但是在後來的幾年裡，玄宗對他依舊禮遇甚隆，仍令其“五日一朝，入閣供奉”（卷二一一），在許多大政方針上還是要徵求他的意見。 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病逝，享年七十二歲，死後贈揚州大都督，諡號“文獻”。 姚崇在任三年多，時間雖然不長，但卻與玄宗君臣同心，密切配合，共同開啟了清明、高效、務實、儉樸的新政風，終結了自神龍政變以來混亂不堪的政治局面，把帝國引上了一條健全的發展軌道，為盛世的來臨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