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姚崇：為盛世奠基（上）
在李隆基擺平功臣和宗室的過程中，宰相姚崇一直與他默契配合，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但令人奇怪的是，同樣作為玄宗昔日的親信，姚崇為何沒有遭遇“兔死狗烹”的命運，反而能得到玄宗毫無保留的信任和倚重，從而位極人臣，獨攬朝綱呢？
究其原因，應該有以下三點。
首先，姚崇雖然和郭元振、劉幽求等人一樣，都是玄宗政變的支持者，但他並沒有直接參與，因此也就無所謂什麼“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對玄宗的皇權當然也就構不成威脅。其次，姚崇是三朝宰相，素以“吏事明敏”，精明強幹著稱，玄宗要追求天下大治，自然需要這種富有執政經驗的大臣輔佐。最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姚崇忠於人主，深明君臣大義。
有一則故事很能表明姚崇的這種節操。
那是在神龍政變成功後，女皇武曌被軟禁上陽宮，姚崇作為武曌一手提拔起來的宰相，雖然追隨張柬之等人參與了政變，但得知女皇被軟禁之後，還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傷感的淚水。別人都興高采烈，惟獨他一個人“嗚咽流涕”。張柬之見狀大為不滿，警告他說：“今日豈是啼泣時？恐公禍從此始。”
姚崇說：“事則天歲久，乍此辭違，情發於衷，非忍所得。昨預公誅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此獲罪，實所甘心。”（《舊唐書·姚崇傳》）隨後，姚崇果然被逐出了朝廷，貶為亳州刺史。
像這樣一個忠於舊主，性情堅貞，絕不與時俯仰的臣子，有哪一個皇帝不喜歡呢？又有什麼理由讓李隆基不放心呢？
當然沒有。
因此，姚崇必然會成為輔佐玄宗開創盛世的不二人選。
姚崇沒有讓李隆基失望。
據說，姚崇於先天二年十月奉密詔赴驪山覲見玄宗時，一見面就提出了十個條件，相當於跟皇帝“約法十章”，聲稱若是玄宗不答應，他便拒絕出任宰相之職。 （《新唐書·姚崇傳》）
居然會有如此牛逼的臣子，皇帝讓他當宰相，他還和皇帝講條件。
是的，姚崇就是如此牛逼，否則他就不是姚崇了。
當然，姚崇之所以敢跟玄宗講條件，是基於兩個判斷：一、玄宗為人豁達大度，有容人之量；二、玄宗銳意求治，亟需一套切實可行的治國方略。
果然不出姚崇所料，雖然他的倨傲態度讓玄宗頗有些詫異，但玄宗還是流露出了濃厚的興趣，表示很想听聽他所謂的“十事”。
姚崇隨即侃侃而談，向玄宗提出了他的十條政治建議：一、施政以仁義為先；二、不謀求對外擴張；三、執法從親近之人始；四、宦官不得乾預政事；五、對百姓除租賦之外不得苛取；六、皇親國戚不得擔任台省要職；七、對臣下接之以禮；八、鼓勵犯顏直諫；九、停止建造各種佛寺道觀；十、杜絕外戚干政。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十事要說”。
此“十事”，與其說是宰相跟皇帝的十條約法，不如說是姚崇的十大施政綱領。當時玄宗求治心切，此“十事”又皆為切中時弊之言，所以玄宗欣然接受，全盤採納。
從玄宗朝廷日後出台的種種政治舉措來看，基本上都是以這十大綱領作為指導思想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姚崇所言的“十事”，實際上就是一整套針對當時社會現狀的治國方略。正是這一套方略的推行實施，玄宗朝廷才會呈現出一派勵精圖治、任賢納諫、清正廉潔、抑奢求儉的政治新氣象，從而使得“貞觀之風，一朝復振”。 （《舊唐書·玄宗本紀》）
玄宗深知，姚崇是一個棟樑之才，只因這些年來政局紊亂，仕途顛沛，所以他一直沒有機會施展才幹，如今所有的障礙既已清除，自然要給他提供一個廣闊的舞台，好讓他放手大干一場。史稱開元之初，“上初即位（實際應為“初親政”），勵精為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 （卷二一○）
然而，玄宗固然敢於“專委”放權，姚崇復相之初還是有些放不開手腳。就算是任命一些低級官吏，姚崇也要一一禀報，不敢自專。有一次，玄宗聽完他的奏報，忽然仰頭望著房梁，一句話也不說。姚崇再三言之，玄宗卻始終沉默。姚崇又驚又疑，不知道自己哪裡做錯了，只好怏怏告退。
姚崇退下後，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忍不住問：“陛下剛開始治理大政，宰相奏事，可與不可都當面議，陛下為何一言不發？”
玄宗面露不悅之色，說：“朕把政務交給姚崇，有大事理當奏聞，可像這種任命郎吏的小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定奪，又何必事事來煩朕？”
高力士恍然大悟，隨後便把皇帝的這個指示精神透露給了姚崇。姚崇聞言，所有的憂愁和顧慮一掃而光，從此大膽秉政，“獨當重任”，於大小政務“斷割不滯”。當時的另一個宰相盧懷慎自知才幹不及姚崇，於是“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舊唐書·盧懷慎傳》）
有一次，姚崇家中辦喪事，請了十多天假，朝堂中政務公文堆積如山，盧懷慎不敢決斷，只好向玄宗請罪，沒想到玄宗卻說：“朕把天下事交給姚崇，卿等坐觀其成就可以了。”
姚崇假滿歸來，沒幾天就把積壓的政務全部處理掉了。眾人大為嘆服，姚崇亦頗為自得，忍不住問中書舍人齊澣：“我當宰相，比起管仲、晏子如何？”
齊澣略微沉吟，答：“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世，至少用其一生。而公所訂之法，隨時變更，似乎不及二人。”
姚崇又問：“那麼你對我作何評價？”
齊澣道：“公可謂'救時宰相'。”
姚崇大笑，把手中毛筆一擲，說：“救時宰相，也殊為難得了！”
姚崇理政，善於權變，因事制宜，從不墨守陳規，且辦事雷厲風行，注重實效，所以“救時宰相”之譽，亦可謂恰如其分，實至名歸。姚崇的上述執政風格，在隨後展開的滅蝗鬥爭中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開元三四年間，黃河中下游地區連續爆發了大規模蝗災。蝗蟲過處，千里赤地，顆粒無收。在古代農業社會，蝗災所造成的損失無疑是各種自然災害中最為嚴重的，如果對治不當，不僅國家的糧食儲備會出現問題，還會造成大量的災民和流民，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甚至動搖統治根基。
所以，如何對付這場前所未有的蝗災，就成了姚崇最後一任宰相生涯中最嚴峻的挑戰。
蝗災始發於開元三年（公元715年）夏。古代人篤信天人感應之說，認為蝗災是一種天譴，人力不可違抗，因而面對鋪天蓋地、漫山遍野的蝗蟲，各地的官員和百姓都不敢捕殺，而是一味焚香祭拜，修德禳災，希望以此感動上蒼，使蝗災自滅。
結果當然是可想而知的。人們拜得越虔誠，蝗蟲就繁殖得越厲害，最後大家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田中的農作物被蝗群吞噬殆盡。對此，各地官員心急如焚，卻又束手無策。
姚崇聞報後，立即上奏玄宗，強烈建議派遣御史分赴各地，組織當地的官員和百姓捕殺蝗蟲。可朝臣們多以為蝗蟲數量太多，難以除盡，玄宗對此也是滿懷疑慮。
姚崇堅持說：“如今蝗滿山東（崤山以東），且繁殖速度極快，為歷來所罕見。河南、河北百姓，儲糧不多，倘若農田無收，必定流離失所，事關百姓存亡，社稷安危，切不可猶疑拖延。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臣知陛下有好生惡殺之德，故此事無須陛下頒布詔書，只須臣下發牒文，督促各地滅蝗。若仍除之不盡，請陛下將臣的官職爵位全部削除！”
這就叫“有功歸於上，有過歸於己”。
這是一種為官的智慧，也是一種做人的勇氣和擔當。
既然姚崇都把話都說到這份上了，玄宗當然沒有理由再表示反對。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平日里唯唯諾諾，對姚崇惟命是從的宰相盧懷慎卻站了出來，再次反駁說：“蝗是天災，豈能以人事對治？外間輿論均以為此法不妥，況且殺蟲太多，有傷天地和氣。此事尚可商榷，請公三思。”
姚崇厲聲應道：“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飢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卷二一一）此言一出，盧懷慎啞口無言，滿朝文武也頓時噤聲，於是此議遂定。
隨後，姚崇立即行動起來，一邊發文，一邊派遣御史分赴各地。他還在牒文中提出了滅蝗的具體辦法：根據蝗蟲夜間趨火的特點，“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yi，掩埋），除之可盡”。 （《舊唐書·姚崇傳》）
為了提高百姓滅蝗的積極性，姚崇還採取了特殊的賑災辦法，將賑糧數量與滅蝗數量掛鉤，“採一石者，與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 （《朝野僉載》）
採取了上述措施後，一度肆虐的蝗災得到了較為有力的控制。 “是歲，田收有獲，民不甚飢”。 （《舊唐書·玄宗本紀》）
開元四年（公元716年）春夏之交，蝗災再次爆發。姚崇按照去年的經驗，任命一批御史為“驅蝗使”，分赴各地組織滅蝗。不料，前往汴州（今河南開封市）的御史卻遭到了當地刺史倪若水的強烈抵制。即便已經有了去年收效甚著的滅蝗事實，可倪若水還是死抱著舊觀念不放，一再聲稱：“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卷二一一）拒不執行朝廷的命令。
姚崇勃然大怒，當即發文予以駁斥：“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這句話的大意是：古代有德的地方長官，蝗蟲不入其境，如果說他是靠修德才免災的，那你倪若水豈不是因無德才導致蝗災？
姚崇此言，可謂典型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倪若水接到牒文後，目瞪口呆，半晌無語，最後只好老老實實地按照姚崇的“焚瘞之法”組織力量滅蝗，結果很快就“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 （《舊唐書·姚崇傳》）
與此同時，玄宗還頒布詔書，命各地“驅蝗使”嚴格審查州縣官吏在捕蝗方面的成績，並予以公佈，以此作為政績考核的主要標準之一。
有了姚崇極力推行的滅蝗舉措，加上玄宗的支持，災情總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卷二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