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二十二章瑯琊王氏的存亡之道

王衍和王導是如何一手締造東晉王朝的呢？那得先從王導、司馬睿一行初到江南時的南北情況說起。 此時在北方（長江以北），東海王司馬越成了八王之亂的最終勝利者，可他接手的國家，內是因連年戰亂而滿目瘡痍的社會，外有匈奴、羯族、鮮卑等異族鐵騎的虎視眈眈，可謂危在旦夕。面對每況愈下，朝不保夕的形勢，司馬越和他的政治盟友王衍制定了屯兵中原、荊州、青州宛如“狡兔三窟”的整體防禦計劃；同時，又命王衍堂弟王導攜同琅邪王司馬睿南下江東，坐鎮建康（今南京市），與湖北、湖南遙相呼應，保衛司馬越的大本營徐州（今蘇北地區），並同中原地區互成犄角。 此時在南方（長江以南），以“顧、陸、朱、張”為首的土家大族，也明白連年戰亂，又受到強大游牧民族威脅的中原王朝大勢已去。此時他們面臨著兩種選擇：一，在江東找到一個類似當年孫堅父子式的英豪人物，帶領他們重新割據自立，這樣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江南土家大族的利益，此為上策。二，接納南渡的晉皇室和中原士族，與他們共建政權，並在新政權中得到權位和經濟利益的充分尊重，此為中策。但當時的實際情況是，他們並沒有在南方找到一個類似孫堅父子式的英雄人物；如果貿然逞強，割據自立，實在太過冒險，於是他們便只好退而求其次，選擇中策，即與中原士族共建政權，共享利益。

王導和司馬睿便是在這樣的南北環境下，來到江東的。 一個成熟的賭徒在下注前，總要先觀察一段時間局面；政治人物在決定站哪個隊時，同樣如此。起初，江南士族對初來乍到的王導和司馬睿也有懷疑，不知這些從前在北方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中原豪門會如何看待自己。所以，也就沒有太多主動的積極表示。 那麼，在這種有些僵持，處於試探階段的交往中，王導是如何做到“Ice Break”，如何為司馬睿在江南打開局面，取得南方土家大族支持的呢？ 王導首先用吳語扣開了江南人士的心扉，打消了他們的疑慮。王導一到江南，便苦練吳語，小有所成後，便立刻用還不太標準嫻熟的吳語主動同許多江南人士交談。那些江南人士們，聽到赫赫有名的中原第一家族，琅邪王氏的名士，竟主動用吳地方言同自己交談，無不感到深深的觸動，感到了王導對他們的尊重和王導的一片赤誠，漸漸地對王導和王導極力推崇的司馬睿有了好感，開始頻繁交流，並且漸生愛戴之心，擁護之意。

王導不但自己和江南人士用吳語交談，也鼓勵其他北方人士學習吳語，並多用吳語同南方人交流。很顯然，這樣一種“入鄉隨俗”的友善表示，大大消除了南北人士之間的隔閡，拉近了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南方人士對司馬睿、王導一行人的好感和支持（王導安排司馬睿和眾中原名士在建康城舉行華麗隆重的車騎遊行，以吸引南方士族側目之事，後經多位名學者考證，確定屬後人加工創作，所以筆者在此不錄）。 那麼，在王導、司馬睿一行人漸漸在江南立穩腳根之時，中國北方的情況又怎麼樣呢？ 公元311年，匈奴首領劉聰遣多路大軍入侵中原，先是大將石勒在苦縣寧平城（今河南鹿邑），圍殲晉中原主力10餘萬人，太尉王衍、36位王爺、以及眾多當時名士都不幸遇難。同年，匈奴另一大將劉曜又攻陷晉都城洛陽，俘虜了晉懷帝，並在京城里大肆燒殺搶掠，屠殺3萬多士兵百姓。可以說，當時的中原在異族鐵騎的蹂躪下，已經由中華文明的搖籃變為了滿是燒殺搶掠的人間煉獄。大量漢族百姓、士族子弟為了躲避強盜的洗劫，惡魔的追殺，不得不背起行囊，攜妻帶子，舉家南渡長江，流落江南。這一年，史稱“永嘉之亂，衣冠南渡”。

面對源源不斷南下避亂的北方老鄉，冷靜、沉著的王導顯示出了一個成熟政治家的氣度和智慧。他向司馬睿提了三點建議：一，設立僑州僑縣以安置大量的北方難民；二，選拔其中有威望，有才幹的士子，為我所用；三，要求南下的北方大族在圈佔田產時，盡量避開江南土家大族的勢力範圍，不要去觸及他們固有的土地利益。 後來，這三項建議被司馬睿一一採納，並成為推動東晉立國的關鍵性因素。第一，僑州僑縣的設立，使得大量北方難民在南方有了棲身之所，點燃了他們重建家園的希望，他們自然對司馬睿感激擁護；另外，北方流民的湧入，為開發經濟落後的江南，帶來了大量勞動力和北方先進的農業生產科技，這些都刺激了南方經濟的繁榮。第二，任用大量南渡的士族子弟，使得司馬睿王府精英薈萃，既籠絡了南渡北方士族的心，又為日後的東晉政府做好了人力資源的儲備。第三，不去觸及江南土著大族的固有土地利益，使得江南大族在司馬睿那裡，得到了尊重和利益上的安全感，所以也對司馬睿、王導真心支持。王導、司馬睿能夠雄據東南半壁江山，還有另外一個關鍵因素軍方實力派的支持。

王導一方面在建康為司馬睿立國江南做著種種內政準備，一方面又積極遊說琅邪王氏的另一個重量級人物，此時正屯重兵於建康上游軍事重鎮揚州的他的堂兄王敦，勸說他與自己統一立場，支持琅邪王司馬睿。結果，王敦在王導的遊說下，非但旗幟鮮明地支持司馬睿，還用實際的軍事行動為司馬睿立國江南掃清障礙。公元311年，王敦先是親自率軍擊殺了不肯聽命司馬睿的江州刺史華軼；3年後，他又派大將陶侃剿滅了活躍於湖北、湖南一帶以杜弢為首的四川流民軍。可以說，王敦用“鐵和血”為東晉立國做好了軍事上的準備。 王導做好了內政上的準備，王敦又做好了軍事上的準備，此時，司馬睿立國江南可謂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了。 公元316年，長安被匈奴鐵騎踏破，晉愍帝被俘，王氏兄弟和司馬睿終於等來了“東風”。王敦作為威名顯赫的大將，率先向司馬睿上勸進表，支持他稱帝江南。在王敦的帶動下，其他擁兵在外的大將，如并州刺史劉琨、豫州刺史祖逖、幽州刺史段匹（鮮卑人）等也先後上勸進表，支持司馬睿稱帝。

公元318年，在晉懷帝、愍帝先後被俘，北方流民，南北方士族和軍事實力派人物一致支持的情況下，司馬睿水到渠成，順理成章地在建康登上皇位，東晉正式立國。至於晉書記載的晉元帝司馬睿登基時，邀請王導與他共坐龍椅，接受百官朝賀，“王與馬共天下”一事，雖屬後人加工渲染，不太可信，但至少能說明兩點：一，司馬睿對王導一手策劃幫助他這個皇室遠支子弟登上皇位，心懷感激；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在東晉“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中，琅邪王氏居主導，皇權處弱勢，所以司馬睿不得不對王導敬重有加。 晉國初建，“王與馬共天下”的實質是王導在京城總理內政，王敦在外總督軍事。可以說，皇權在與琅邪王氏所代表的貴族特權的鬥爭中，完全處於弱勢。

正因為如此，司馬睿繼位不久，便對琅邪王氏有了“鳥盡弓藏”的想法。他重用寒族子弟劉隗、刁協，有什麼重大決策都與他們商量，而不讓王導參與，希望以此逐漸駕空王導在中央的權力。 面對司馬睿的“鳥盡弓藏”，王導雖有不滿，但為了顧全大局，他還是極力掩飾，在朝廷裡盡量做出若無其事，一如往常的樣子。自小就驕傲蠻橫的王敦，就有些坐不住了，他得知王導被冷落後，立刻上書司馬睿為王導喊冤，並要求討回公道。這份奏表先是落到了王導手裡，王導為了穩定全局，不想讓琅邪王氏與皇室的矛盾公開化，所以就把這份奏表又退了回去。 驕橫慣了的王敦，哪肯就此善罷甘休，他不依不饒地又把這份奏表給遞了上去。果然不出王導所料，司馬睿在看到這份奏表後，對琅邪王氏更有戒備疏遠之心了。他命心腹劉隗、戴淵分別領重兵駐守合肥和淮陰，名義上是北上征討匈奴人，實際上是讓合肥、淮陰、建康三地駐軍形成犄角之勢，專門防備王敦。

司馬睿啟用劉隗、刁協這樣的寒族人士來防範王敦這樣的高等士族，無疑激怒了已經窩了一肚子火的王敦，並使司馬皇族和琅邪王氏所代表的士族集團的矛盾，走向公開化。 公元322年，王敦以“清君側”，誅殺劉隗為名，率軍進攻東晉都城建康。 王敦起兵後，劉隗立即進言司馬睿，要求以王敦叛亂為由，將京城裡包括王導在內的琅邪王氏子弟全部斬盡殺絕。對於這個建議，司馬睿權衡再三，最終給予了否決。司馬睿沒有因為王敦叛亂，而將琅邪王氏滅族。筆者認為他主要有三點顧忌：一，司馬睿還是顧念舊情的，不願將昔日幫他登上皇位的恩人王導送上刑場；二，前方戰事勝負難料，司馬睿在為自己和皇室留後路，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絕；三，如果將聲名顯赫的魏晉第一家族琅邪王氏滅門，勢必激起其他大族對他的猜疑、不滿和怨恨，這樣即便前線獲勝，他也將失去他的統治根基——士族的支持。

後面事態的發展，證明司馬睿的投鼠忌器，預留後路的做法是很有預見性的。王敦大軍從武昌（今武漢市）出發，運用機動靈活的戰術，一路勢如破竹，很快打敗了劉隗、刁協等人所率領的守軍，佔領了東晉的都城建康。 進入建康後，除了政敵劉隗、刁協一死一逃外，王敦找王導商量如何在朝臣中重新洗牌，制定了敵對朝臣的黑名單，並根據這份名單誅殺了周、戴淵這樣久負名望的大臣。然後，王敦又在朝廷內外廣樹親信，不但加封自己為丞相兼江州牧，並進爵武昌郡公，而且還將許多琅邪王氏子弟一一安排要職。而此時的司馬睿，這個由琅邪王氏一手捧上皇位的皇帝，也終玩火自焚，徹底淪為了琅邪王氏的提線木偶。後來，沒過幾個月，司馬睿便憂憤而死。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此時的琅邪王氏爬上了其家族政治命運的巔峰，而王敦、王導兄弟此時的權勢、威望，比起當年司馬師、司馬昭兄弟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實際上，王敦也確實有“司馬昭之心”。司馬睿死後，王敦忌憚太子司馬紹賢明，提議改立一個更易受控制的皇室子弟為帝，為自己日後稱帝，改朝換代做準備。

顯然，從琅邪王氏再“高升一步”的角度出發，王敦的提議是有道理的，但這次，王導卻極力反對，並用自己在朝中和家族內的影響力使王敦這個提議“胎死腹中”。那王導為什麼要阻止王敦改立新皇呢？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一、一手策劃建立東晉的王導，是晉皇室的大忠臣，對司馬氏忠心耿耿，力阻王敦改立新皇，是恪守臣節。 二、東晉“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不僅在於貴族特權對皇權的牽制，也在於各個貴族之間的互相牽制。王敦第一次發兵進攻建康，能得到大多數士族的支持，是因為他們同樣不滿意司馬睿為加強皇權而打壓貴族特權。而這次，如果琅邪王氏要再“高升一步”成為皇室，勢必打破目前貴族間的權力平衡，激起其他大族的強烈反對，並有可能讓他們與司馬氏站在一起，反對琅邪王氏。換句話說，肯定會有其他大族的聯手反對，琅邪王氏想要改朝換代的風險係數依舊不低，這是王導不能不考慮的。

三、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琅邪王氏根本沒有必要改朝換代，晉升為皇室。在士族社會的社會結構下，相對於皇室的高處不勝寒，隨時都會有危險，琅邪王氏高等貴族的位置好太多了。隨後，東晉南朝的歷史發展也恰好證明了這一點。從東晉到南朝宋、齊、梁、陳，一個朝代、一個皇室，長不過103年，短則只有23年。相反，在士族社會的社會結構下，無論朝代如何變化，琅邪王氏最高等貴族的社會地位卻始終不變，琅邪王氏的子弟在東晉南朝近300年的時間裡，始終能鐘鼎玉食，享盡人間繁華。可以說，在魏晉南北朝，琅邪王氏的血統絕對比任何一個皇室都要高貴，是真正藍到發紫的藍血貴族。以至於在王導去世後的200多年後，一代梟雄，西魏權臣宇文泰（後被追謚為周文帝）在面對身為自己俘虜的琅邪王氏子弟王褒和王克時，竟冒認他們為舅舅，他曾如此煽情地說道：“我就是琅邪王氏的外甥，你們都是我的舅舅，請看在親戚的情面上，不要再懷念家鄉了。”然而，實際上宇文泰出身低微，他的母親根本不可能是琅邪王氏的女子。他之所以要冒認俘虜王褒、王克為舅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藉琅邪王氏的招牌，來抬高自己的出身。從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琅邪王氏，在當時人心目中的高貴程度，連叱詫風雲的英雄人物也要沾他們的光。相信，東晉“王與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設計者王導，對這樣的歷史發展，是有預見性的。所以，為了家族的長遠利益，他反對王敦進一步的篡位行動。 也正因為上述原因，當兩年後，王敦又一次率軍攻向建康，意圖篡位之時，王導旗幟鮮明地倒向晉明帝司馬紹一邊，並代表琅邪王氏與王敦徹底絕裂，劃清了界限。 王敦這一次率軍進攻建康，也沒了上一次的運氣，先是自己重病臥床，不能親自上陣指揮，後來帳下大將又接二連三地戰敗。重病在身，加上不斷的戰敗消息，王敦，這個一代梟雄，終於沒能實現他篡位的野心，含恨而死。王敦的軍隊，在王敦死後，士氣大挫，很快被忠於皇室的東晉軍隊剿滅。 王敦之亂平定後，晉明帝司馬紹非但沒有牽連怪罪王導，反而因為王導堅定支持自己的立場，加封王導太保，並晉爵始興郡公。可以說，王導同琅邪王氏，並沒有因為王敦叛亂失敗而遭到大的損失，王導仍舊官居宰輔，琅邪王氏也仍舊是第一豪門。 晉明帝司馬紹年輕英武，睿智果斷，很想大干一番事業，但無奈天不假年，在平定王敦叛亂一年後，年僅27歲的司馬紹也一樣與世長辭了。 晉明帝死後，晉成帝司馬衍繼位，王導受遺詔輔政。雖然之後，潁川庾氏的庾亮、潯陽陶氏的陶侃都有心挑戰王導和琅邪王氏的地位，並且在實際利益上也與王導所代表的琅邪王氏存在衝突，但無論是國舅爺庾亮，還是強兵在握的名將陶侃，都不敢公開同王導和琅邪王氏起衝突。筆者認為這主要是由於以下三點原因： 一、王導“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的執政理念。正如這則所引用的，王導不許親信去調查下屬辦公桌上的文件那樣，王導對下屬的南、北士族子弟，非常寬容。王導這樣一種官員管理理念，無疑使下屬的士族子弟能夠容易使用各種手段攫取大量經濟利益，而這正滿足了士族階層的利益需求，所以大多數士族子弟都支持王導。 二、王導居中，能夠調解各方面的矛盾。王導性情寬和，善於忍讓，他居京城，掌管朝政，雖然限制了潁川庾氏、潯陽陶氏等大族的利益，但至少各大家族包括皇室，都有穩定的利益，大家可以大體維持和睦共處。相反，如果王導和琅邪王氏被鬥垮了，勢必打破當時相對平衡的政治格局，各大家族包括皇室，勢必會為了權力的重新分配，鬥個你死我活。然而，在這樣血雨腥風的權力鬥爭中，誰又能保證拼殺來的權勢一定比原來的多呢？誰又能保證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不會覆滅呢？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一點的顧忌，是庾亮、陶侃等人，雖對王導有怨言，而不敢輕舉妄動的根本原因。 三、庾亮所代表的潁川庾氏，陶侃所代表的潯陽陶氏，他們同王導所代表的琅邪王氏，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在中國歷史上，東晉王朝是貴族階層的黃金時代。在“貴族和皇權共享權力”的政治格局下，貴族享有超越皇權的力量，他們的利益已經得到了最大化。所以，對庾亮、陶侃而言，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維繫東晉王朝，如何維繫“貴族和皇權共享權力”的權力結構。與之相比，貴族之間的權益矛盾，無疑是次要的。 “八王之亂”緊接“永嘉之亂”，漢族政權在中原地區的統治，先因自相殘殺而遍體鱗傷，後因異族鐵騎而蕩然無存。值此，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王導憑藉高貴的出身，宏遠的政治遠見，開闊的胸懷和卓越的政治協調能力，挽狂瀾於既倒，在江南重建我漢族江山，重樹我衣冠文明。無論是東晉王朝這個國家機器，還是“王與馬共天下”這個權力體系，能夠大致滿足各方面需要，協調各方面矛盾的王導，都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部件。 與王導、司馬睿等人建立的東晉相比，1327年之後，由馬士英、阮大鋮等人一手扶值的南明，就實在是相距千里了。 王導出於家族利益的考慮，也有自己的私心，但他分得清主、次矛盾，知道該忍讓的時候忍讓，所以他能協調其他各方面的矛盾，維持東晉政局的大體安定。馬士英全然不同，他只知道一味排斥異己，貪婪地、毫無止境地追求個人政治利益，完全不顧南明政權的大局。最終，在內部分崩離析的情況下，南明弘光政權只存在了兩年，馬士英自己也被清軍所殺，為天下人恥笑、痛恨，並被歸入《明史·奸臣列傳》，遺臭萬年。 試想，要是馬士英有王導的心胸氣度，遠見卓識，仍佔據東南半壁江山的南明弘光政權，又怎會在短短兩年間就灰飛煙滅。遙想當年，項羽用區區8000江東子弟，便能橫掃天下；孫策用區區幾旅吳越義士，便能割據一方；豈有十萬雄師，兩年間，便潰不成軍，一敗塗地之理！ 試想，要是馬士英有王導的智慧雅量，長袖善舞，他就能在南明弘光政權這個根本利益下，協調同東林黨、復社成員的矛盾。那麼柳如是、李香君的秦淮歌舞便不會謝幕；陳子龍、夏完淳的華亭鶴唳，也不會成為絕唱！ 縱觀王導一生，他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力挽狂瀾，建國於江左，為漢族政權保住了東南半壁江山；他締造了“貴族和皇權共享權力”的政治格局，有效地限制了皇權，使得政治決策由皇帝的一人決斷，擴大為貴族的一群人決斷，相對擴大了政治決策的民主程度。他就如同元老院的長老，一直致力於調解各個利益集團的矛盾，使東晉王朝這個國家機器，始終能有效運轉，不至於分崩離析。他將琅邪王氏帶上了家族命運的巔峰，為日後琅邪王氏的持續高貴，打好了基礎，定下了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