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十六章南北朝最偉大科學家祖沖之

在人類科技發展的長河中，有一個形成共識的觀念，即人類科技和文明的進步，有賴於社會的穩定與和平的發展，然而穿越歷史漫漫的塵煙，我們卻發現了種種逆向的情景，許多人類科技和文明發展的黃金時代，恰恰是人類社會處於嚴重的戰亂與動蕩的時代。墨子的科學成就，誕生於春秋戰國那個紛亂的國土上；而20世紀中葉開始的人類科技革命，同樣是以歷時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先導；第三次科技革命幾乎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萌芽並發展壯大。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特殊的歷史年代，特別是特定的戰亂年代，也許會對人類文明帶來巨大的毀滅和衝擊。但是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混亂的年代同樣可以成為文明進步的強心針與催化劑，在巨大的衝擊力面前，人類文明正常演進的過程遭到了無情地打破，也許會出現歷史的倒退，但是也很有可能出現文明發展的巨大躍進過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歐洲奴隸社會秩序的土崩瓦解，正是由匈奴騎兵的入侵造成的。蠻族的破壞摧毀了歐洲的奴隸莊園和奴隸制經濟體系，並為新生產關係的蓬勃生長提供了廣闊的土壤。而對於同時期的中國歷史來說，那讓我們不堪回首的南北朝時代，同樣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轉型時期，劃江而治的分裂局面綿延數百年，非但沒有阻隔住中華文明的蓬勃生長，相反卻締造了一系列讓世界嘆為觀止的文明成就，而科學家祖沖之就是其中的一例。

我第一次知道祖沖之這個名字是在初中幾何課本上，他的姓名一共出現了兩次，一次是在講圓周率的時候，另一次是在講幾何圖形的時候。那年頭歲數還小，只記住了兩件事，第一就是他在1000多年前就成功地把圓周率推算到了第七位，另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那本數學著作《綴術》。這兩樣了不起的成就，被追求升學率的老師在課堂上蜻蜓點水一般一帶而過。雖然從學生時代開始就熟悉了這個名字，雖然教室的牆壁上懸掛著他大幅的頭像，但是在今人眼裡，傳統文明的精華早已是史冊裡那一抹淡淡的塵煙，似乎沒有多少現實作用，而這位偉大的科學巨匠早已經如廟堂的佛龕一樣被高高地供奉了起來，我們為他點燃一炷心香，卻發現距離他是如此遙遠。 與張衡生活在大一統的漢朝不同，祖沖之生活在一個紛亂的時代，甚至對每個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國人來說，南北朝都是一個不忍去提及的時代，漢民族遠退長江以南，中原的大好河山任游牧民族的戰馬肆意奔馳。漢朝開始形成大一統的中國社會局面被無情地打破。而在這偏安江南的小朝廷裡，同樣充斥著腐敗的士族階層和無能的帝王，這大概就是今天的人對於那個時代的完整印象了。然而這個時代也同樣誕生了一批科學巨匠，賈思勰、祖沖之、葛洪，一連串流光異彩的姓名直到今天還影響著我們。一位西方的哲人曾經說：“如果你把你要認清楚的人與他身邊的環境孤立開來，那麼你將永遠無法清楚地認識他。”對於祖沖之的認識同樣如此，雖然我們把他和張衡都稱為科學家，但仔細分析的話，從本質上說，張衡首先是一個優雅的儒者，一個豪情的文人，然後才是一位科學大師，按照現在的教育觀點看，他彷彿是當今大學裡從文科跨到理科的插班生。祖沖之則不同，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是一個純粹的科學工作者，一個真正意義的研究人員。如果張衡的成功更多依靠了他全面的優良素質和驚人的才華的話，那麼祖沖之的成功則依賴了他低調紮實的科學態度。張衡的成功來自他天才的洞察力和發現力，祖沖之的成功則來自於他務實耐心的工作精神。與張衡相比，他所從事的是更為枯燥的研究工作，絕無賦詩作對的閒情雅緻，相反卻要忍受難以想像的寂寞與枯燥。如果我們把張衡定義為發明家的話，那麼祖沖之則是一個理論科學與基礎科學的人才，雖然他的成就不如渾天儀或者地動儀可以憑藉強烈的視覺衝擊力抓人眼球，但是他就像一位嚴謹的設計師一樣，一磚一瓦地奠基，構建著中國古代科學的千年大廈。

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人。歷史的現實意義在於，通過我們對人類作為每個個體的集合所做的決策後果，來反思今天的社會應當在未來所做出的選擇。事實上，當我們對南朝的士族制度充滿種種否定的時候，我們卻充滿趣味地發現，祖沖之的家庭，恰恰屬於南北朝時代一種另類的“士族”階層。他的家庭就是當時南朝有名的科學世家，祖沖之的祖父祖昌，在劉裕時代就擔任大匠卿的官職，而祖沖之在南朝社會的嶄露頭角，同樣依賴於其家族的位置。祖沖之的家庭世代都是以科技為工作的，在南朝的朝廷裡，無論政權和皇帝怎麼變化，祖沖之家族的位置始終沒有改變。而這種奇特的現象，也恰恰屬於士族政治的一部分。今天的人對於士族階層壟斷地位的抨擊，是因為其扼殺了寒門的晉身之路。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封建社會正處於早期發展極度不平衡的時代，士族階層經濟勢力的膨脹與寒門階層的萎縮形成了一個不平衡的矛盾體，而士族政治制度正是在這種環境下產生的。從國家穩定和社會發展角度說，士族制度曾產生過積極的作用，南北朝割據政權的建立，以及南朝數次北伐的無功，都與士族政治本身的內部矛盾和權力不平衡有著密切的關係，而最終南北朝時代的結束，同樣也是士族政治瓦解的結果。這是中華民族一個特殊的歷史演進過程，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經濟的重新整合期。祖沖之就生活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與他的祖氏家族，也恰恰證明了科學在當時的時代裡，已經成為士族階層鏈條上重要的一環。

祖沖之的嶄露頭角是在他的青年時代，在已然腐朽墮落的世家子弟之中，博學機敏的祖沖之成為了不多的另類，並得到了宋孝武帝的賞識。這位在南北朝歷史中名聲不是太好的皇帝將他送到了當時藏書講學的重要地方——華林園學習。華林園是當時南朝著名的貴族學校，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在當時的華林園中，科學人才的培養佔有重要位置。華林園珍藏著大量珍貴的科學著作，大部分都是衣冠南渡時代從北方帶過來的，也同樣擁有許多以擅長科學研究著稱的教師。更為重要的是，華林園的講學並不僅僅局限於書本上枯燥的理論，根據今天關於華林園的研究資料表明，當時的華林園的課程包含了眾多測量、計算等實際的科學實踐科目。祖沖之的時代，科舉制度還是一個未知的產物，官員的提拔主要依靠家族的勢力和權力的對比，教育的目的也並非是為了考取官職，而是為了可以在實際中有所應用。因此在那個時代，學院式的教育更注重知識的實用性和理解能力，也同樣鼓勵學生的創造能力。祖沖之的入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宋孝武帝的賞識，在一干世家子弟群體中，祖沖之衣著簡樸，談吐不俗，宋孝武帝在賞識之餘，更賜予他宅院車馬。年輕的祖沖之究竟用什麼方式打動了以荒淫暴虐著稱的宋孝武帝？具體的細節我們不得而知，但是祖沖之的精神品質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他低調卻執拗的精神。這種精神品質在他未來幾十年的人生履歷中不斷地浮現出來，並且對他人生的走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我想這種品質，也正是他得到賞識的原因吧。

陳凱歌電影中，段小樓曾經這樣評價程蝶衣：“你是人不瘋魔不成活啊。”在那部悲劇性的藝術電影中，一代名旦程蝶衣悲情的人生履歷打動了許多人，他固執地把戲台上的唱詞當成生活中的一切，甚至當做了生活的全部內容與追求。他人生最大的夢想就是可以與心愛的師哥共唱一生的戲，這個簡單的夢想支持他走過了漫長而艱難的道路，也最終導致了他含笑而逝的悲情結局。中國有句俗話：“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大意是說，做人要做成一個純粹的人。小時候學習毛主席的《紀念張思德》，文中也有一句名言：“做一個純粹的人，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是許多人的人生追求，可是誰又能真正實踐這一信條？無論是藝術領域還是科學領域，我們總能找到這樣的代表，他們不理外界世事的變化無常，只埋頭於傾心追求的理想中。程蝶衣用曇花一樣的燦爛留給了影迷無數的感動，而祖沖之則是用幾十年寂寞的工作，為中國的科技歷史留下了永恆的傳奇。

如果說張衡還可以算做是一個政治人物的話，那麼祖沖之則可以被看作是最純粹的學者。家族的地位和先天的條件使他雖然身為一個官吏，卻對於政治生活分外的淡漠。這使他遠離開了南北朝眾多的政治旋渦，卻也使他有時候會無意中捲入政治的洪流中，這是許多科學家都不可避免的命運。離開華林園以後，祖沖之做過多任官職，從南徐州的從事史到簍縣的縣令，史書上對祖沖之的為官經歷記錄甚少，而事實上，這位大學問家對於仕途的升遷也始終不是太用心。權力的鬥爭並非是屬於他的舞台，科學的探索才是真正屬於他的戰場。從南徐州到簍縣，官職變了又變，在外人看來是祖沖之官場之路的開始，而對他自己而言，卻是他科技道路的開始。從華林園畢業到走上茫茫的為官路，年輕的祖沖之開始為他人生的第一個理想而努力，並非是加官晉爵，而是要編寫《大明歷》，對於中國天文的發展和農業的發展而言，這是一件舉足輕重的大事。在之後為官的道路上，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到了這部曆法的推算與測量之中，甚至他利用做縣令的便利，對舊曆法中的種種數據進行了親身的測量，從做官的角度說，祖沖之這樣做有些“不務正業”，而這恰恰是他身為一個學者的純粹之處。張衡是以鑽研科學的方式，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努力，他需要藉助先進的發明來取得當權者的信任，既而推廣自己的政治主張。祖沖之則不然，他人生全部的理想或許只在於一個科學成就的誕生和一種科學理論的完成，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他不是一個全面發展的人物，但是他比許多儒生出身的學者要生活得更單純，比起南朝那些沉迷於你爭我奪的官僚們，也生活得更瀟灑。

說到《大明歷》，我們不得不把南朝的曆法情況作一下簡單的介紹。 在祖沖之以前的中國天文理論中，一直存在著一個錯誤：即太陽自今年冬至點環行天空一周到明年冬至點永遠地吻合。天週（即地球繞太陽真正公轉一周的周期）和歲週（回歸年，即太陽正射今年冬至點到明年再回到冬至點的周期）不分。東晉的虞喜測出了太陽從今年冬至點到明年冬至點有一些差距，太陽並不能回到它前一年的起點。這個差距，天文學上叫做歲差，而在南朝“元嘉歷”制定的時候，涼洲的學者已經提出了“閏年”的概念，認為600年中有221個閏年的比較精確的意見。但是作為修訂者的何承天並沒有採納這一成果。在當時的南朝，國家通用的曆法依然是何承天所用的《元嘉歷》，祖沖之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問題，並且寫出了《大明歷》。

在《大明歷》中，祖沖之區分了回歸年和恆星年，首次把歲差引進曆法，測得歲差為45年11月差1度（今測約為70.7年差1度）。定一個回歸年為365.24281481日（今測為365.24219878日），直到南宋寧宗慶元五年（公元1199年）楊忠輔制統天歷以前，它一直是最精確的數據。採用391年置144閏的新閏週，比以往曆法採用的19年置7閏的閏週更加精密。定交點月日數為27.21223日（今測為27.21222日）。交點月日數的精確測得使得準確的日月食預報成為可能，祖沖之曾用大明歷推算了從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到大明三年（公元459年），23年間發生的4次月食時間，結果與實際完全符合。得出木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結論，即定木星公轉週期為11.858年（今測為11.862年）。給出了更精確的五星會合週期，其中水星和木星的會合週期也接近現代的數值。提出了用圭表測量正午太陽影長以定冬至時刻的方法。

這是中國天文曆法中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更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那一年祖沖之只有33歲，而他所反對的對象，《元嘉歷》的編寫者何承天是南朝有名的人物，其家族在當時的南朝也有著廣泛的影響力。為了知識的真理而敢於向舊勢力挑戰，祖沖之用他的倔強和執著第一次在南朝的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單純的他卻不知道，這初出茅廬的第一槍，讓他不幸地捲入到一場政治的紛爭中。 公元462年，即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祖沖之向朝廷上書，要求廢除《元嘉歷》，改用《大明歷》，這是他與士族階層以及傳統知識階層之間的第一場衝突。毫無疑問，祖沖之的主張遭到了猛烈反對。比較可笑的是，儘管祖沖之用詳實的科學數據和客觀規律，對《大明歷》做了最為詳盡的證明，卻依然無法壓倒反對的聲音，因為那些反對者們本身就不懂得自然科學的規律，他們的理由多是從倫理道德角度出發。以道德戰勝科學，在中國的歷史上，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種悲劇曾不止一次發生過。反對者中叫嚷最兇的，當屬宋孝武帝的寵臣戴法興，他的理由很簡單，改變曆法是有違祖制，天理難容。這個幾乎是扣帽子的理由在當時得到了所有反對派的響應。而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為皇帝的宋孝武帝本身就是通過不光彩的篡權登上皇位的，這位帝王生性荒淫，喜怒無常，修改曆法一事，觸動了他政治生涯中一塊禁地，如果廢止《元嘉歷》，也就意味著是對先皇的否定，中國的政治家們往往喜歡把簡單的學術爭論上升到政治高度。從《大明歷》的爭論到20世紀的海瑞罷官事件，不同的史實中總包含著相同的內涵。今天的人們總把戴法興當做抨擊的對象，然而作為皇帝的寵臣，他反對的聲音，恰恰代表了主子的意見，於是《大明歷》遭到了無情的擱置。這件事對祖沖之而言是一場巨大的打擊，當純粹的科學主義者和復雜的政治環境發生衝突的時候，遭到失敗的往往是前者。我們可想而知當時年少氣盛的祖沖之心中的憤懣與不平。在那場反對《大明歷》的運動中，宋孝武帝動用了所有的反對派與祖沖之展開論戰，在那個年代裡，因言論而殺人還沒有形成，持不同政見者的下場，最多不過是遭到圍攻然後被貶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對於知識分子而言也可以說是一個幸福的時代。在那場激烈的辯論裡，祖沖之接連寫下多篇駁議，這些駁議讓當時的守舊派啞口無言，也同樣是中國天文學發展歷史中重要的理論著作。以科學去對抗政治，以有知去對抗無知，從這一刻開始，祖沖之人生鮮明的烙印也由此而定格。

遺憾的是，就是在那一年，宋孝武帝駕崩了，於是所有關於《大明歷》的爭論戛然而止，滿朝的文武忙碌著處理宋孝武帝的喪事，這部飽含著心血的曆法也因此被長久地擱置了。 20多年後，素來賞識祖沖之的齊竟陵王蕭子良再次上書，要求頒行《大明歷》，又因為文惠太子的病逝而擱置。而這中間的幾十年，恰是宋齊朝代交接，血雨腥風的幾十年。不過我們可以留意到這樣一個奇特的現象，在這段時間裡，無論皇帝的品行如何，無論政治環境黑暗與否，祖沖之的研究工作絲毫沒有中斷過，科學研究在當時社會儼然成為一個獨立於政治濁流以外的群體。這不僅僅是因為祖沖之個人性格所致，也同樣是因為中國古代科技制度的緣故。科學研究在當時是一個獨立的機構，而科學家也成為純粹的業務工作者，而非投機的政客，只有純粹的學者才能夠締造出最為純粹的學術，這一點在南北朝科技歷史上得到了證明。

讓今人更加扼腕嘆息的，是祖沖之的數學成就。其中影響力最大的當然是圓周率，需要補充說明一點的是：雖然祖沖之在1000多年前就成功地取得了將圓周率推算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的成就，可是在國際上，這一項舉世的創舉曾經在很長時間沒能得到認可。公元1573年，芬蘭人安托尼滋取得了與祖沖之一樣的研究成果，雖然他的時間比祖沖之晚了1000多年，但是國際上依然把這一研究成果歸結到了這位歐洲數學家身上，這項讓中國人自豪萬分的發現，在國際上有個通用的稱呼：安托尼滋率。 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也許我們可以嘲笑歐洲人坐井觀天，也許我們也可以痛惜自滿清以來中國的退步導致了中國科技地位在國際上的日益下降。但一個重要的事實卻是，自明清以來，中國史家對於傳統科技成就的漠視是驚人的。科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斥責為“奇技淫巧”，而作為偉大發現的圓周率也不幸被歸列到了這個群體之中。甚至於今天，當中國的學者提出來，要將安托尼滋率改稱叫祖率的時候，我們從史冊中尋找證據的工作都變得非常艱難。在國內某個大學論壇上，一位歷史系的學生曾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麼在祖沖之成功地將圓周率推算到七位數後，之後的1000多年，中國再沒有人超越他的這一成就。”這一方面既說明了祖沖之的偉大，卻也說明了自祖沖之以後，中國自然科學發展出現斷代的無奈事實。 與圓周率一樣震驚世界的，還有祖沖之重要科學著作《綴術》，這是他與兒子祖暅合寫的數學論著，父子二人的許多思想都集中體現在這部書中，而且本書還對中國傳統數學著作《九章算術》做了十數篇修正的論文。在唐朝的時候，《綴術》是學生的必修科目，而且還傳到了朝鮮與日本。隨著五代十國的戰亂，這本書因此而失傳。與圓周率的絕唱一樣，《綴術》的失傳也是讓我們痛心的事情。 但是這絲毫不能掩蓋祖沖之的數學成就，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他的數學成就是對中國傳統數學的一場顛覆。在圓周率的推算中，他改變了前人利用割圓法進行推算的方式，首創了“籌算法”，而這一成就也被後世的學者所沿用。唐代的高僧一行與宋代的天文學家衛樸都採用了祖沖之的推算方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更值得讓我們注意的是，南北朝之後的唐宋元三朝，在科舉制度已然確立，自然科學日益邊緣化的情況下，依然成為了中國古代科技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唐宋元三朝一系列重要發明的誕生，都與祖沖之的理論思想和科研思想有著莫大的關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讓今天的我們依然受益無窮，而在1000多年前的中國，一個叫祖沖之的學者，也同樣用他卓越的成就改變了未來的世界。 很有趣的現像是，祖沖之經歷了宋齊樑三朝，並沒有遇到什麼明君，可是這些口碑都不怎麼好的皇帝，對他的態度似乎還不壞。 祖沖之最早進入華林園學習，是得到了宋孝武帝的推薦。宋亡之後，祖沖之同樣是齊竟陵王蕭子良家宴中的常客，與後來成為梁武帝的蕭衍更是好友。而蕭衍在登上皇位以後，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將祖沖之創辦的《大明歷》頒向全國。當時的祖沖之已經過世10多年，倘若泉下有知，也同樣可以含笑九泉了。 中國的文人墨客們，在創作文學作品時，有相當多的人都在抒發著“懷才不遇”之感，更有許多人在政治失意之後期盼著“明君”的到來。按照考核帝王的標準看，祖沖之經歷過的幾任皇帝沒有一任是“明君”，相反“昏君”倒是不少。宋孝武帝荒淫亂倫，齊高帝篤信佛教。祖沖之生活過的72年，恰恰是南朝政治最黑暗最混亂的72年，這樣一種環境卻可以給他大展拳腳的舞台，不能不說是讓後世的知識分子感到羨慕和嚮往的。 電視劇《海瑞》中，海瑞曾和張居正有一段對話，張居正說：“我所有的理想都在裕王爺身上，他即位之後定是一位明君，我們的理想也終於可以實現了。”海瑞卻回答說：“等天下再出一個明君的時候，百姓或許早都餓死了。”這應該是電視劇中的點睛之筆，知識分子總喜歡把個人的不濟歸結到時代於統治者身上，可關鍵的問題是，知識分子自己，又是否做到了盡善盡美呢？ 歷任帝王對於祖沖之的賞識很簡單，他是一個沒有政治野心，又不會主動去參與任何政治運動的人。科學研究對於他來說就是生命的全部內容，就好比是工人與機器，農民與土地，法官與法律一樣，科學也是祖沖之終生為之奮鬥的目標。而另一個原因是，祖沖之並非是孤立的，按照黃健翔的話說：“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不是一個人。”中國古代科技的蓬勃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群體的力量，祖沖之代表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特殊的階層——自然科學階層。這個階層在當時不僅有著廣泛的影響力，也同樣形成了世家的繼承傳統。我們雖然總是強調與天鬥與地鬥，強調著人的無限能動性，但是任何一項事業的成功，除了人的主觀因素和努力之外，客觀上的製度保證也是必要條件之一。以今天的眼光看，祖沖之對於中國科技的發展是唯一的。但是以當時的眼光看，祖沖之並不是唯一的，那個年代無論南朝還是北朝，都誕生了一批聲名赫赫的自然科學家，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讓人嘆服的成就，這個廣袤的土壤才是中國古代科技勃勃興盛的原因。 當然，祖沖之另外一些能力，也是他能夠取得統治者賞識的原因。 宋太祖劉裕在北伐的時候，繳獲了北軍的指南車，那是一種神奇的設備，可以在茫茫曠野中指引方向，確保軍隊按照正確的道路前進。幾十年來，該車基本毀壞，宋孝武帝遍尋巧匠，都無法將其修復。祖沖之不但成功修復了它，而且重新製作成銅製機件傳動的指南車，即使隨意旋轉，指示方向仍然非常準確。不僅如此，祖沖之還造出了可以用水力工作的水磨，以及以踏板為輪的千里船。電視劇《水滸》中宋軍攻打梁山所用的戰船，最早的原型正是出自祖沖之之手。竟陵王蕭子良之所以分外賞識祖沖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祖沖之成功製作出了欹器。這些成就也許在現在不算什麼，卻可以讓我們深深體會到祖沖之成功的另一個原因——華林園的培養。在前文中我曾經說過，貴族子弟聚集的華林園，並非是以讀死書為目標的，當時中國的教育方式，也同樣重視學生的動手能力與應用知識的能力，這和今天許多高考理科狀元連電燈泡都不會裝的事實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在蒸汽機發明以前，中國的機械製造能力始終是位於世界前列的，而在製作過程中，中國人也最先應用了各種現代的物理和化學原理。如果這種情況可以持續下去，如果這種技能在中國文明的演進中得到充分的尊重與重視，那麼現代科學的萌芽很有可能首先發生在中國。西方人在近代科技中最成功的一點，就是對新生科技的巨大尊重，而在中國，這種技能被斥責為“奇技淫巧”，即使聲名如祖沖之這樣的大學問家，也因為這些研究工作而被某些人斥責為“弄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恰恰是中國自然科學思想從此走上邊緣化的開始。 對祖沖之而言，進行這些研究工作，當然不僅僅是為了討得帝王的歡喜，在祖沖之的《安邊論》中，他就曾真誠地表達過要將自己的學術成就應用於生產中的願望。科學技術如何轉化為生產力，直到今天依然是一個人們討論不止的話題。祖沖之在機械製造方面的這些成就也無疑帶給我們深深的反思。祖沖之製造出了指南車，但是當時的南朝依然在戰場上屢戰屢敗，祖沖之製作出了水磨，但那僅僅是梁武帝本人用以玩樂的工具。科技發明是一回事，但是科技的應用卻是另外一回事。科學工作者的目標是把自己先進的成果推廣出去，造福於民，而這偏偏與當時的社會環境以及統治者的個人好惡發生強烈的抵觸。凋敝的民生和那一時代燦爛的文明成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擁有更多文明成果的南朝最終也沒有擺脫覆滅的結局。中國文明的發展歷史中曾經不止一次出現過這樣的偏差問題，一種先進的文明成果僅僅是取得了與其地位相符合的讚譽，並沒有取得與其地位相符合的應用。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可以說這是封建制度的問題，然而即使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在中國，許多擁有專利的科研成果依然遭到了無情的閒置甚至拋棄，甚至於許多中國人首先取得成功的領域，卻最終被日本人和美國人捷足先登，從最早的克隆技術到VCD技術，中國科學家不止一次地體會著“起個大早趕上個晚集”的尷尬情景。歷史總是在不斷地進步中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個道理固然不假，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中，科學技術與生產力之間有時候是不能完全劃等號的，兩者之間形成密切聯繫的軌道，至今在中國還是無法得以完全地實現。 公元500年，祖沖之安詳地離開了人間，而在他去世十年後，他嘔心歷血完成的《大明歷》終於得以頒布實施，而中國的老百姓，也從此長久地享有了這位科學家偉大的成果。 《大明歷》造福了南朝的農民，在中國走向統一以後，又造福了全中國的農民。從《大明歷》到《授時歷》的幾百年間，祖沖之的這一科學成果貫穿了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黃金時代。他的理想終於實現了，最起碼是部分地實現了。不管今天我們對於那位梁武帝有怎樣多的負面評價，僅僅就這一件事，不管是出於什麼樣的目的，他都有理由得到我們的讚譽。 而最讓我們痛心的卻是祖氏一門悲情的結局，祖沖之死後，祖沖之的兒子祖暅與孫子祖浩依然繼承著家族的志向，執著的進行著關於科學的研究。在整個南北朝時代，祖氏一門是中國天文學和數學研究當之無愧的翹楚。然而隨著候景之亂的爆發，祖氏一門在兵亂中慘遭滅門，祖沖之的大部門科學著作也在這場變亂中被焚毀，與之有相似命運的還有眾多從事科學研究的世家大族。我們總把士族階層的瓦解看作是歷史的進步，然而祖沖之家族悲慘的結局，卻是中國歷史無法挽救的損失。這位淡薄名利的科學家雖然一生潛心學術，然而他的家族卻最終難逃政治洪流的旋渦，最終成為蕭樑王朝覆滅的殉葬品。戰亂時代終於無法承擔起推動科學演進的使命，但願這樣的悲劇永遠不會在中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