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人民興高采烈地歡迎種師道進城之時，正是主和的大臣們愁眉不展，如喪考妣之日。他們認為西軍之來，特別是統帥種師道、大將姚平仲等入城，目的不為別的，只是為了要破壞和議，從他們手裡劫取一場富貴而已。
他們非要給種師道來個下馬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不可。
種師道剛從肩輿下來，走進政事堂，坐席未暖，李邦彥已將敕旨一道付與他觀看。敕書上寫得明白：“金人和議已定，再敢言戰者朕必重責之。”
敕書倒也不假。日前鄭望之、李棁等帶回斡離不的“事目”，淵聖認為和議有望，在李邦彥的慫恿下，糊里糊塗地下了這道敕書。後來李綱戰勝，形勢好轉，而金人要求的金銀又開價太大，實在無法湊齊，淵聖的意思又改變了，轉而主戰，一再命令李邦彥繳上這道敕書。李邦彥拒不從命，視敕書為法寶，拿來壓制主戰派。
敕書雖然不假，老練的種師道卻不會輕易就被嚇倒。他和李綱在城廂交談了一回，後來又與統制官吳革略談數語，對朝廷內主戰、主和兩大派的情況已了然於胸，心中先有了一個底。後來李邦彥、李綱引導他陛見淵聖時，他明確表示道：“京城周圍八十里，金人充其量不過十萬人，如何圍得攏來？京城高數十丈，民兵百萬，金入如何攻得破？我若於城上紮寨，城下嚴拒守，以待續來的勤王之師，不過旬日，大軍雲集，虜自困矣！”
種師道要言不煩地分析了當前形勢和雙方的兵力後，就在官家面前發出了豪言壯語說：“臣在此，陛下不須憂也！”這大大地安了淵聖的心。
過去幾天中，淵聖雖也逐漸傾向於戰，但在主戰、備戰的同時又不敢廢和。金銀仍然在“簇合”中，金人催促“犒設”的使者仍在朝堂責難、咆哮，金銀“簇合”得積有一定成數時就陸續往金營送去。雙方信使往來不絕。在淵聖的主觀想像中，主戰仍不廢議和，以備萬一戰敗時，還可以留條後路與金人妥協，卻不知道正因為朝廷尚在謀和，戰志不堅，蠱惑了人心，反而會導致戰守的失利。淵聖的腳踏兩頭船正好反映他對戰勝的信心不足。這一方面固然因為主和的宰相、內侍、宮人們日夕在他耳朵邊聒噪，時作聳人聽聞的危言，使他六神無主；一方面也因為京師的防禦力量薄弱，李綱忠義有餘，畢竟缺少戰爭經驗，心裡不太踏實。如今有了種師道這根拄心骨兒，又有了七萬勤王軍成為他的王牌，他的膽子壯起來了，決定要停送金銀，開城一戰，當殿就拜種師道為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派姚平仲為宣撫使司都統制。一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使司統屬，俟機出擊。除拜之際，還向種師道明確表示：“破賊之事，朕一以委卿！”這句話說得亮堂堂地十分威勢，不像過去那樣唧唧噥噥，吞吞吐吐。這是淵聖支持主戰派最積極的表現。
有了這樣的硬後台，種師道才能放手辦事。他回到政事堂，即與李綱、李邦彥、折彥質、姚平仲等幾個人共議戰守大計。
李綱、姚平仲的主戰立場，自不待言。折彥質也是新任的簽書樞密院事，他是文官化了的將門之子，是個隨風而倒的典型官僚，但他曾做過種師道的幕僚，淵聖讓他簽書樞密院，目的就是要他協助種師道辦理戰守之事，而此時又是主戰派佔盡優勢，他理所當然地成為主戰派。在這場四比一的爭辯中，公開主和的宰相李邦彥被主戰派痛擊得體無完膚。
種師道一上來就把問題提得十分尖銳。他說：“種某向在西陲，不知京城如此高堅，備禦綽乎有餘。不知公等當初為何這等急急要與金人議和？”
“國家無兵，”李邦彥回答得十分勉強，“不得已才與之講和。”
“凡戰與守，自是兩碼事，戰若不足，守則有餘。京城百姓雖不能戰，如稍加訓練，上城守禦，有何不可？只怕糧食匱乏，倘使糧食有餘，京師百萬人民都可團結守城，怎能說國家無兵？”
“有兵無糧，也是枉然。”這是李邦彥的一句遁詞。
對京師兵馬錢糧的數據已大概了解的李綱立刻反駁道：“京師存糧、尚可支數年，並無匱乏之虞！何來無糧之說？”
種師道又提出一個十分明確的論據道：“種某進城前，曾剖開一具金兵的屍體，看見他腹內並無粗細糧食，只用飼馬的黑豆充飢。一人如此，全軍可知。諒他金軍已經缺稂，豈能在城下曠日持久？李太宰如此要緊與金議和，對他兵馬錢糧之事難道一無所知？”
“這個……李某倒不知道。”李邦彥又期期艾艾地回答不出來。
“前日金使來催犒賞，金銀不急，倒急著要牛馬羊豕各萬頭，立時送去。折某當時也想著金軍缺糧。”當時折彥質並未把這個想法告訴任何人，此時都說得振振有詞，表明他的先見之明。
種師道趁機嘲笑道；“折參謀想到的事，李太宰身為百僚之長，怎見不至此？”
李邦彥只好打退堂鼓道：“李某素不習武事，這些武夫之事，一時卻見不到。”
“公不習武事，尚有可說，難道不讀書不成？古來典籍中記載戰爭攻守之事多矣！公不讀史鑒，如何考中進士，見為宰相？又怎能輕議武夫？”李邦彥以武夫相譏，種師道立刻還敬他一句。然後又問，“某此來，見到城外居民，多被屠戮，男女老幼屍骸縱橫，民舍被焚，畜產也多為敵有。當時聞警，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拆去房屋，搬畜產入城？為何立閉城門，置百姓於敵軍刀鋒下，宛轉就死？當局者謀國不臧，斯民遭殃，可勝浩歎！”
李邦彥一時想不出為自己辯護的話，只好老著面皮回答：“倉猝之際，不暇及此。”
“好慌，好慌！”種師道顯然惡意地笑起來，加上說，“某麾下士卒路經城郊時，看到這等景象，個個都戟指痛罵金賊肆虐，戕我生靈，也怪朝廷處置失策，不該和他議和，長他的威風，滅我之銳氣。相公秉成國政，倒要多聽聽士兵百姓們說些什麼，罵的什麼，才是采風觀政之道。”
種師道象訓斥小孩一樣訓斥了李邦彥一頓，李綱在一旁聽了也著實稱快。平時就對文官們憤憤不平的姚平仲，這時也插進話來，調侃李邦彥道：
“公等怕保不住自己腰下的金帶，聽憑金人勒索，急急忙忙把金銀送去。倘使金人要公等的首級，難道也馬上割了，乖乖地與他送去不成？”
戰爭之際，是帶兵的人行勢。現在不但種師道，連他麾下的將佐，一名小小的“赤佬”姚平仲也膽敢調笑起當朝首相來，自然使李邦彥十分愧恨。不過他素知姚平仲的脾氣毛燥，當初交割燕京時，金朝大太子粘罕也要讓他三分，自己一時也奈何他不得，只得隨眾乾笑幾聲了事。
可笑的是大家笑的正是他自己，對他們的笑，他不僅不敢發怒，還要隨之而笑。這在普通人猶自難堪，何況他是當朝首相？這股氣憋在心裡，總要出一出。
那天會議中決定了幾項措施：
第一：開放東壁、南壁的各城門，聽任老百姓自由進出，以安民心。
第二：派軍隊四出巡硝，限制敵後方遊騎的活動，不使遠出抄掠。
第三：斥回金使，停付金帛畜產，表示戰鬥的決心，不再遷就和議。
這些措施都發生威懾敵人的作用。金帛停送了，有些人心中惴惴然，唯恐開罪了金軍，惹得金軍怒起，再度攻城。事實恰恰相反，斡離不非但沒有攻城，反而自動把作為人質的康王趙構送回來，還客客氣氣地送了一百斤關東老參，三十張紫貂皮作為壓驚之用。
這裡種師道不理會金人這一套，他派姚平仲出動一萬名熙河兵會同城外楊可勝所部聯令進兵，直逼金軍之寨，找尋戰機。金軍不敢應戰，自動撤退二十里，再安營寨。這標誌著兩軍的攻守之勢已經改變了。
根據種、李的原定計劃要趁金人銳氣逐漸消失之機，派大兵出擊，以便一舉把他們趕走。這個時機正在逐步成熟。
出擊的意見大家一致，分歧在於出擊的日期和指揮人員。
老成多謀的種師道主張等到春分節後出擊，理由是他的老弟秦鳳路經略使種師中所部主力軍數万人將於春分前後到達京師。秦鳳軍素稱精銳，在兩次伐遼戰爭中都立下不可磨滅的大功。有了這支軍隊，勤王軍實力大增，破敵可操必勝之券。
可是豪邁勇敢的姚平仲反對主帥的意見，主張立即出擊，以獲全勝。他以“士不速戰，已有怨言”為理由，要求自己率部擔任出擊的任務，不必再等候種師中來到。他還有一句雖未出口，大家心裡卻都明白的潛台詞是“種氏勳業已盛，破敵大功，不宜再出其門。”
為此，又在福寧殿舉行一次樞密會議。出席人員比上次多了一個樞密使吳敏。吳敏此時已變為主和派，當然反對出擊。會議中李綱同意姚平仲的建議，並把出擊的日期定在四天以後的二月二日。
出入意外的是李邦彥，這次也贊成出擊，並表示：“兵家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說。出擊之議既定，遲出不如早出。如今姚將軍準備有素，一擊可收全功，某意出擊之期不如定在二月初一日。”
李邦彥的意見立刻得到李綱和姚平仲的讚同。大慈大悲的李綱，抱著要超度一切眾生成佛的宏願相信李邦彥知過能改，力補前咎，已經放下了屠刀，可以立地成佛，對此表示衷心歡迎。
“舵”派折彥質在三比一的優勢面前，又在多數上加了一票。種師道孤掌難嗚，也只好放棄自己的主張，同意由姚平仲率部提前出擊。他只提議讓多謀的楊可勝協助姚平仲一起執行任務。
這很可能是一次賭博兩個朝代興亡盛衰的軍事行動。除了當事人種、姚二帥外，參加討論的各人都有各自的心理背景：李綱是急於見功，思慮欠周。折彥質是見風使舵，唯諾隨人。吳敏是堅持錯誤，執而不化。李邦彥是暗藏禍胎，別有用心。
撇開主和派不談，這時主戰派諸人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輕敵思想。勤王軍尚未來到前，李綱主持守城，曾兩次擊退金兵。如今勤王軍陸續抵達京師，人數已在十萬以上。斡離不對勤王軍的幾次挑戰都採取避而不戰的態度，一退再退，閉壘不出，六七天中竟沒有發生過一次接觸。現在不但李綱、姚平仲，即使富有經驗的種師道也失去原有的持重，內心中未始不認為金軍容易對付，一擊必可收功。他反复考慮的是大功出自誰人之手而不是出擊能否勝利的問題。作為一軍統帥種師道的這種心理正反映了西軍大都分官兵的心理。
軍事上一個有利的原則：以哀兵臨驕兵者勝。圍城之初，宋朝方面是哀兵，金朝方砸是驕兵。經過一個月的變化轉換，這種關係已經顛倒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