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是先從入關後愛新覺羅·多爾袞的十四大正確決策談起。
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深深地知道，打江山容易，保江山難！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的道理！
也正是因為如此，愛新覺羅·多爾袞在率領清軍入關後，迅速利用其攝政王的職權，按照範文程的意見，完成了管理國家、鞏固政權的一系列基礎工程。
這其中，最為主要的是他的下列十四大正確決策。這下列十四大正確決策可以分為對全國、對漢族官吏和知識分子、對漢族各個階層和各個行業的百姓三個方面。
對於全國的統治，愛新覺羅·多爾袞採取了下列三項正確決策。
第一，頒布法律。
愛新覺羅·多爾袞於1644年開始以《大明律》為藍本，參考後金滿制，於順治三年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使清朝有了第一部全國遵守的成文基本大法。律是基本大法，436條；例是輔助法，824條；律文7篇。此法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續修，更名為《大清律例》，俗稱《大清律》。律文相對保持穩定，而附例即條例不斷續增，由原來的824條到同治時已增至1892條。
第二，設立職官。
愛新覺羅·多爾袞效法明製，設立職官，並根據清朝自身特點做了必要的改革，使國家機器得以順利運行。
在政治體制上，愛新覺羅·多爾袞接受了明朝的現成製度：在中央機構中，仍以六部為最重要的國家權力機關，尚書皆由滿人擔任。到1648年，愛新覺羅·多爾袞在六部實行滿漢分任制度，但漢尚書的地位要低於滿尚書。
總的來說，中央機構中雖承明製，但也保留了某些滿族特有的製度。除滿官權重這一點外，還引進了議政王大臣會議、理藩院等機構，其內院的權力比起明代的內閣要小得多，並對原明臣試圖增大內院權力的努力加以壓抑。
第三，整頓吏治。
1647年，愛新覺羅·多爾袞確定了官吏的“四格六法”的考績辦法。
關於“四格六法”，中國歷史上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四格六法”！我們要注意正確區分：
其一，是中國歷史上東晉南朝時期謝赫關於繪畫的理論“四格六法”。 “所謂四格，乃畫之神、妙、能、逸。神者，乃形神兼備，立意妙合；妙者，乃得心應手，筆墨精妙；能者，乃畫物功能，生動表現；逸者，乃不拘規矩，意趣出常。”“所謂六法，其一為氣韻生動，求內在之氣質，本體之精神；共二為骨法用筆，求用筆之功力，出墨之風骨；其三為應物象形，求形象之生動，客觀之規律；其四為隨美賦彩，求色彩之內涵，墨蹟之精神；其五為經營位置，求構圖之精妙，透視之稀密；其六為傳移模寫，求筆法之精略，柔眼之自然。”
其二，是清朝初年的官吏的考核辦法“四格六法”。四格是從守（廉、平、貪）、政（勤、平、怠）、才（長、平、短）、年（青、中、老）四個方面對官員做出評價；六法是從“不謹、罷（Pi，通“疲”）軟無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個方面處理不稱職的官員，具體做法是不謹、罷軟無為者革職，浮躁、才力不足者降調，年老、有疾者退休。考核優異者可以得到引見、升官、晉級、賞賜、封贈等獎勵，考核差劣者則給予罰俸、降級留任、革職等處分。
對於吏治，可以說愛新覺羅·多爾袞是加意整飭的。明代胥吏之弊遺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從來積弊……如果有巨姦，即加重治，嚴禁重蹈明朝故轍。”如，發現吏部中有四名小吏，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嚴審追擬，毋得徇縱。”府、州、縣守一級，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福建巡按周世科，其為非作歹，令人髮指。被人參劾之後，愛新覺羅·多爾袞批示革職，並令督撫按審問定罪，最後將其就地斬首。此外，愛新覺羅·多爾袞還十分重視傳統的京察大計，對各級官員嚴格考核。 1650年正月，大計全國官員，對816名官員分別加以革職、降調、致仕。
對於漢族官吏和知識分子，愛新覺羅·多爾袞採取了下列五項正確決策：
第四，為崇禎皇帝發喪。
清軍統帥愛新覺羅·多爾袞對仍然擁護明朝的地方官僚強調：“夫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得之於明朝也。”隨軍大學士範文程在代表愛新覺羅·多爾袞接受吳三桂投降時，特別強調此次“兵以義動”，是為你們報君父之仇。此後，多爾袞又通過為明朝的崇禎皇帝發喪，吸納了一批明宗室投降人員。
這項措施的實行，成功地達到了分化漢族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目的，導致大量與農民階級有著深仇大恨的地主階級紛紛投降清朝！
第五，吸收明朝官員為清朝效勞。
清廷入關後需要大批政府官員。當時唯一快速有效的途徑是吸收明朝官員。
清軍進京後，愛新覺羅·多爾袞立即下令，“故明內閣部院諸臣，以原官同滿洲官一體辦理”，實際上是一攬子包下了在京明官，概不追究他們“從逆”大順的“政治問題”。如愛新覺羅·多鐸克南京後，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將吏372人分別任命各級職務；洪承疇總督江南軍務後，也一次推薦舊官149名，這些都得到愛新覺羅·多爾袞的批准。愛新覺羅·多爾袞把明朝遺留下來的國家機器全盤繼承下來，乃是為適應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舉，但急於補缺，寬於任人，難免把明皇朝的弊習帶到新皇朝來。由於政策得體，所以清兵頗得漢人的協助，此後在華北、西北的軍事行動，幾乎通行無阻。
第六，恢復科舉考試制度。
除整頓舊官之外，愛新覺羅·多爾袞還注意選用新人。他自稱：“別的聰明我不能，這知人一事，我也頗用功夫。”所以自入北京伊始，愛新覺羅·多爾袞便多次下詔各地徵聘“山澤遺賢”。清軍入關後，範文程上疏說：“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請再行鄉、會試，廣其登進。”愛新覺羅·多爾袞接受了他的意見。 1644年“定以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醜、未年會試。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 1645年就在實際上恢復了科舉考試。在1646年到1649年的3次會試中，共取進士1100人。首科之中，出了4位大學士、8位尚書、15位侍郎、3位督撫，還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內院學士等6位高官。
其他人也都充實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機構中，成為新朝統治的骨幹力量。
這一舉措有助於吸納漢族知識分子，有助於鞏固政權。
第七，創建綠營。
綠營兵是清軍入關後，愛新覺羅·多爾袞採取的一項重大決策。
當時，愛新覺羅·多爾袞注意到了下面兩個方面的史實。
第一方面：八旗兵力太少，不足以控制全國。
當時的八旗分為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和打勝八旗4個部分。這4個部分除了滿洲八旗是愛新覺羅·多爾袞的父親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建立的之外，其他3個部分24旗均為愛新覺羅·多爾袞的同父異母的哥哥愛新覺羅·皇太極時期建立的。這4個部分的八旗共32旗的兵力總共只有約20萬人。其中守衛京師的京營和守衛其他地方駐防兩部分各佔一半左右。京營旗兵駐京城四周，保衛皇宮和京師，主力是驍騎營、步軍營和護軍營。駐防八旗分駐各省要沖地點。
第二方面：各地還存在著大量投降清朝的明朝軍隊，共計60萬人左右。
對於這60萬漢族投降的兵力，愛新覺羅·多爾袞一時還沒有什麼好的處理辦法。但是，愛新覺羅·多爾袞知道，如果不正確地引導這些人，如果不給這些人以好的出路，那將會造成巨大的社會動盪，給清朝對於全國的統治帶來巨大的、災難性的後果！
正是因為如此，愛新覺羅·多爾袞面對上述兩個互相對應的內容，迅速下令：改編明朝降卒與招募漢人而成的地方軍使用綠旗，故名綠營或綠旗兵。當然，滿洲地區沒有綠營的存在。
綠營兵的兵源，開始實行招募制，後來轉向世襲制。綠營兵除少數配合駐防八旗拱衛京師以外，絕大部分都駐紮在各地，維護地方安全。在京綠營統一由八旗步軍統領，地方上的綠營由地方長官統領，因此綠營在地方上的最高軍事長官是總督，沒有總督之省則是巡撫。操練和征戰則由提督和總兵負責。綠營分陸營和水師兩個兵種，各有馬兵、步兵、守兵3個等級。綠營總人數一般保持在60萬人左右。綠營的駐軍組織有標、協、營、汛4級。
第八，准許滿漢聯姻。
1648年，愛新覺羅·多爾袞下令，准許滿漢官民聯姻。其實，這裡的准許滿漢官民聯姻中的漢族軍民，是僅僅指包括漢族官員在內的漢軍八旗以上者而言的，並不是所有的漢族人都可以與滿洲軍民聯姻。
雖然這個規定仍然沒有完全放開所有滿漢官民的聯姻，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這個規定對於消弭民族隔閡，還是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的。
對於漢族各個階層、各個行業的百姓，愛新覺羅·多爾袞採取了以下第九項到第十四項的正確決策：
第九，嚴格軍紀。
愛新覺羅·多爾袞聽從範文程的建議，命令旗兵入關後不得濫殺無辜，不得搶掠財物，不得焚毀民宅，凡是違抗命令者都要受到嚴厲的處罰。
這是一條使全國所有百姓都受益的措施！這樣就初步穩定了社會秩序，減少了普通百姓因為戰爭而引起的流亡。
第十，廢除三餉。
愛新覺羅·多爾袞緊緊抓住“救民”“安民”這兩條漢族統治者長期以來總結出來的“祖訓”不鬆口，在進入北京以後，立即宣布廢除明末加派的三餉，減輕人民群眾的負擔。這是一條使全國所有農民都受益的措施！這項措施贏得了中原百姓的衷心擁護，大大降低了平定全國的阻力。
第十一，獎勵墾荒。
愛新覺羅·多爾袞令各地墾荒，永為己業。清初，農業生產收入不好，錢糧徵收困難，為解決土地不足問題，範文程提出了在湖廣、江西、山東、陝西、河南等主要產糧區實行屯田的建議。這項措施因為得到了多爾袞的讚同而逐步推向全國。這也是一條使全國所有農民都受益的措施！這項措施也贏得了中原百姓的擁護，大大降低了平定全國的阻力。
第十二，廢除匠籍制度。
1646年，愛新覺羅·多爾袞下令，廢除明朝匠籍制度，將匠戶編入民籍，與農民一體納稅當差，禁止官府以各種名義無償役使手工業工人，使其獲得了與農民相同的法律地位。
第十三，放寬對手工業的壟斷。
愛新覺羅·多爾袞還放寬了國家對手工業的專擅壟斷，除武器製造、貨幣鑄造及宮廷所需重要物品由官府經營外，其他行業經過官府批准，並按規定納稅，都允許民間手工業者經營。
第十四，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
為了發展私營商業，愛新覺羅·多爾袞下令廢除明末加徵於商人的各項稅負，並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
我們知道，中國，自從戰國時期的秦國商鞅變法以來的兩千多年的所有的封建王朝，就一直實行的是重農抑商的政策。我們不可否認，這一政策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封建制度的鞏固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其消極作用也日益增加。它妨礙了國內市場的擴大、自由勞動力的形成和資本的積累，極大地壓制了工商業的發展，嚴重地桎梏著資本主義萌芽的滋長，使中國封建社會陷於長期停滯的困境。同時，它還限制了社會經濟的平衡發展，導致經濟結構過分單一。甚至為了擴大耕地面積，人為地毀林開荒、圍湖造田，導致了環境的惡化。
在中國歷史上，像愛新覺羅·多爾袞這樣下令廢除加徵於商人的各項稅負，並提高商人社會地位的做法，還是很少見的！也可以這麼說，愛新覺羅·多爾袞這個人，還是很有見地的！在這個方面，愛新覺羅·多爾袞之後的歷代清朝皇帝，都不如愛新覺羅·多爾袞開明！
有的讀者說了，哎，不錯呀！愛新覺羅·多爾袞這個人不錯呀！這樣做很得民心呀！在愛新覺羅·多爾袞這樣聰明睿智的攝政王領導之下，清朝軍隊應該很快完成統一中國的任務呀？但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很快就發生了！
轉眼之間，這個聰明睿智的愛新覺羅·多爾袞迅速地改變了自己原來製定的正確政策，又制定了一些與此完全相反作用的政策！從而使事態迅速向著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最終導致他沒有能夠領導大清王朝完成中國的再度統一這個任務！
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為什麼會迅速地改變了自己原來製定的正確政策呢？他改變正確的政策，會給大清王朝帶來哪些後果呢？
在我看來，促使愛新覺羅·多爾袞這樣聰明睿智的攝政王改變既定政策的原因來自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方面，是愛新覺羅·多爾袞自身造成的。愛新覺羅·多爾袞畢竟是一個封建王朝的攝政者，他的思想覺悟還不可能很高，他的執政能力也很有限。他還不可能從理論上到實踐上深刻地認識應該如何徹底征服一個從內到外都完全高於自己民族的一個民族。所以，當他一旦遇到挫折，他的思想意識就會向著完全相反的方向靠攏。這就是我們中國人通常所說的一句俗話“矯枉必須過正”的道理。愛新覺羅·多爾袞也絕不會超出他的階級和時代賦予他的局限性！
第二方面，是八旗官兵和滿洲貴族造成的。八旗官兵和滿洲貴族打天下的目的是為了坐天下。與那些歷史上傑出的人物不同，這些普普通通的八旗官兵們沒有那麼多的想法，他們是不會想那些諸如應該如何徹底征服一個從內到外都完全高於自己民族的一個民族等問題的。他們只是需要享受，需要向征服者顯示出自己的權威。愛新覺羅·多爾袞作為八旗官兵和滿洲貴族利益的代表，他必須努力去維護八旗官兵和滿族貴族的利益，這些八旗官兵和滿洲貴族才能去支持他這個攝政王。因此，他只能採取一些政策，來適應這些八旗官兵和滿洲貴族，他才能保持住他的攝政王的位置。而他實行的這些政策，恰恰引起了廣大漢族人民的強烈不滿，激化了滿漢民族間的矛盾。
第三方面，是投降清朝的原明朝的官兵造成的。由於多種原因，在清軍入關的過程中，很多明朝的官兵不是去努力抵抗，而是迅速投降了大清王朝這個大明王朝的死對頭。不但迅速投降了大清王朝這個大明王朝的死對頭，而且還加速地助紂為虐。他們面對著大清王朝的軍隊是極盡卑躬屈膝之能事，而面對著沒有投降大清王朝軍隊的漢族知識分子和農民武裝，他們則毫不手軟，高高舉起了殺人的屠刀！他們面對著這些寧可死亡也決不投降大清王朝的精神世界的勝利者，沒有任何辦法，只能是殺掉他們來緩解自己內心的空虛和無助！
第四方面，是愛新覺羅·多爾袞與孝莊皇太后關係的日益加深，自己的思想也隨之受到對於漢人懷有滿腔深仇大恨的孝莊皇太后的影響，從而改變了他原來的命令，即“命令旗兵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民宅，不聽命令要處罰”，多爾袞也逐漸開始放縱自己的八旗軍隊濫殺無辜，造成了遍及全國各地的大屠殺。
正是因為以上的幾個方面的原因，才促使愛新覺羅·多爾袞這樣聰明睿智的攝政王逐漸地改變了自己既定的正確決策，向著錯誤的方向越走越遠！從而最終造成了他沒有能夠完成中國的再度統一這個他本來應該完成的任務！
在上述四個方面作用的影響之下，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的思想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很快實行了導致民族壓迫的六項弊政。
這六大弊政的第一項就是頒布圈地令。
我們要注意，世界歷史上，英國有過圈地運動，英國貴族圈地是為了養羊，養羊的目的是為了賣羊毛，是商品經濟的一部分。但是我們說，愛新覺羅·多爾袞為首的大清王朝的圈地運動與英國貴族的圈地運動的目的不一樣。入關以後的清軍，為了解決自身的吃飯問題，就展開了大規模的圈地運動。根據《清世祖實錄》記載，大規模的圈地有3次。第一次，1644年11月2日，愛新覺羅·多爾袞頒布圈地令，將凡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及明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死於戰亂留下的荒田分給諸王、勳臣、兵丁。第二次，1645年9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圈地範圍擴大到河間、灤州、遵化。直隸的順德府、山東濟南府、德州、臨清、江甦的徐州、山西的潞安府、平陽府、蒲州因駐紮八旗兵，這些地方的無主荒田也分給他們。第三次，1647年正月第三次圈地，範圍在順天、保定、河間、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這三次圈地運動被圈的土地達16萬餘頃。
滿清將被圈土地分給皇室、王公、八旗官員和旗丁，又稱旗地。名義上是圈佔無主荒地或明朝貴族的官莊，其實在圈佔過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為官莊，把熟地硬說是荒地，把私田硬說成無主的荒地。同時，“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則廬舍場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傾家蕩產，無以為生。結果大量漢人失去土地，流落他鄉或淪為滿洲人莊田的農奴，成為供他們奴役、剝削的農奴。圈地運動前後持續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
清軍入關後，還在京城實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當於今日東城、西城的內城，只許滿、蒙、漢三個八旗的將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來住在內城的漢、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則全部被迫遷移至京師外城——大致相當於今天北京的原崇文、宣武兩區。
這六大弊政的第二項就是頒布剃髮令。
根據《清世祖實錄》記載，1644年夏天，愛新覺羅·多爾袞頒布剃髮令。
所謂剃髮，就是男子必須按照滿洲人的習俗，把額頭前面的頭髮剃乾淨，周圍剃去寸許，然後，沒有被剃的頭髮必須編成辮子，所有不聽命令的，一律梟首示眾。按照常理來講，穿什麼服飾、留什麼髮型，和統治並無多大關係，但滿洲人入關並建立政權後賦予了它們新的內涵。為什麼清朝的統治者諸如愛新覺羅·多爾袞等人會在髮型和服飾上面不惜對漢族民眾痛下血手呢？在我看來，一方面，是其固有的民族歧視與游牧民族對武力的迷信；另一方面，是滿洲皇帝的深謀遠慮。
早在愛新覺羅·皇太極統治時期，就曾經總結以前契丹、女真入主中原“數世之後，皆成漢俗”的歷史教訓，認為滿洲入關之後，也會不可避免地漢化，自己的民族有被漢化而消亡的危險！
為避免這一點，愛新覺羅·皇太極認為，關鍵是要保證滿洲人的“騎射”傳統。為保證騎射，滿洲人的辮子、胡服是絕對不能放棄的！這是皇太極留給後世的“祖訓”！既然“祖訓”不可更改，而且要保證其統治的長久，那麼唯一的犧牲品就是漢族人民！改換發式、衣冠可以營造一種“同類”的假象，避免漢人因為發式、衣冠的差異而引發“華夷之辯”與“亡國之痛”！
漢民族的發式、衣冠到這時候，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它集中凝結著漢民族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剃髮、易服其實就是從精神、文化上滅族！
正如顧炎武先生的“斷發”所說的那樣，“一旦持剪刀，剪我半頭禿”，“華人髡為夷，苟活不如死！”
這就是為什麼發式、衣冠的更改能夠引發驚人血案的原因！清軍入關後，全國因服飾、發式而被殺的漢人不下幾十萬，當時在中國的一位西方傳教士看到這些情景寫道：“全世界像漢族這樣因服飾、發式而遭屠殺的民族絕無僅有。”
這六大弊政的第三項就是頒布投充法。
1645年春，愛新覺羅·多爾袞頒布投充法。
什麼是投充法呢？投充法規定：第一，允許八旗官民招收貧民役使；第二，被投充的人是奴僕，主人可以買賣他們。
投充法造成的結果是：滿洲貴族才不管這些漢人是否是貧民呢，他們只是在需要的時候就去任意逼迫漢人為奴！因此，任意逼迫漢人為奴的現像也隨之日漸嚴重！這也就日漸出現漢族百姓人心惶惶的現象！在各地漢族人民中間引起了巨大的騷動，激化了滿漢兩大民族之間的矛盾！
這六大弊政的第四項就是頒布逃人法。
清兵入關後，由於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隸逃亡。 1645年春，愛新覺羅·多爾袞頒布逃人法，下令：
第一，對逃跑的奴僕嚴厲懲罰，將逃人鞭一百之後歸還原主；
第二，凡窩藏逃跑奴僕的人，本人處死，財產沒收；
第三，還要罪及鄰居和地方官員。
逃人法造成的結果是人人自危，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加深了人民的災難，激化了滿漢兩大民族之間的矛盾。
這六大弊政的第五項就是頒布禁關令。
清兵入關後，愛新覺羅·多爾袞就在1644年下令嚴令禁止漢人進入滿洲“龍興之地”墾殖。這就是“禁關令”。
清初，滿洲人傾族入關後，東北人口更加稀少。滿清統治者視東北為“祖宗肇跡興王之所”，藉口保護“參山珠河之利”，長期對東北實行封禁政策。
與“禁關令”相關的詞彙除了“禁關令”外，還有兩個：“柳條邊”和“闖關東”。
“柳條邊”：為了嚴格執行“禁關令”，從順治年間開始，清朝政府不惜代價於滿洲境內分段修築了一千多公里名為“柳條邊”的籬笆牆——滿洲長城，也稱柳條邊牆、柳牆、柳城、條子邊，至康熙中期完成。從山海關經開原、新賓至鳳城南的柳條邊為“老邊”；自開原東北至今吉林市北的為“新邊”。邊牆以東的滿洲嚴禁越界墾殖，邊牆以西則作為滿清的同盟者蒙古貴族的駐牧地。
“闖關東”：有“禁關令”就有“闖關東”。直到歷史已經進入到了19世紀，黃河下游廣大地區連年遭災，成千上萬的農民破產，滿清政府卻禁關令依舊。於是，破產農民不顧禁令，冒著被懲罰的危險，源源不斷地“闖”入東北，這就是“闖關東”的來歷。至1840年，東北人口僅突破300萬人，雖然比100年前相比猛增了七八倍，但此時的全國人口已達4億多，兩相比較，東北的人口不足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到了清末，國際上列強步步進逼，尤其是沙俄對東北虎視眈眈。在此形勢下，清廷不得已於1860年在東北局部馳禁放荒，1897年全部開禁，至1910年東北總人口增至1800萬人。民國建立後，“闖關東”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斷，新中國成立前夕達到近4000萬人。
我們說，愛新覺羅·多爾袞的上述錯誤政策，毫無疑問會助長本來已經激化的滿漢民族矛盾！這就會造成一種非常惡劣的後果，延長中國的再度統一這個任務的完成，加劇中華民族的災難！
這六大弊政的第六項就是屠城。
在清朝軍隊對中原地區的征服過程中，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百姓如不順從清王朝，敢於抵抗的，破城之後，大殺百姓。有名的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外還有江陰之屠、崑山之屠、嘉興之屠、常熟之屠、蘇州之屠、海寧之屠、廣州之屠、贛州之屠、湘潭之屠、大同之屠、四川之屠，等等。
下面只舉一例說明——“嘉定三屠”。
1645年閏六月，嘉定左通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為抵制清朝剃髮令，與嘉定全城民眾抗擊李成棟的清兵入城。死守12日，斃敵七萬五千多人。因援絕矢盡，大雨壞城，終為所破，侯峒曾與二子指揮作戰，敵不過，便相抱投水。
七月初四嘉定城破，李成棟下令屠城，放縱部下大肆劫掠屠戮，明人朱子素的筆記《嘉定乙酉紀事》載：“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入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故殭屍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殺持續了一日，約三萬人遇害，“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屍滿河，舟行無下篙處”（《嘉定乙酉紀事》，下同）。李成棟則“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及牛馬羊等物三百餘船”，滿載而去了。此為嘉定第一屠。
殺戮的恐怖並未嚇倒民眾，李成棟一走，四散逃亡的民眾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義士率50人進城，糾集民眾，又一次控制了嘉定。 “鄉兵复聚，遇剃髮者輒亂殺，因沿路燒劫，煙焰四路，遠近聞風，護髮益堅。”李成棟遣部將徐元吉鎮壓，因嘉定居民聞風逃亡，這一次的目標主要是城郊，“數十里內，草木盡毀。時城中無主，積尸成丘……民間炊煙斷絕”。尤其是外岡、葛隆二鎮，因為組織鄉兵進行了抵抗，幾乎被燒殺殆盡。此為嘉定第二屠。
抵抗的餘波還在繼續。八月二十六日，綠營把總吳之藩造反，此人本是吳淞守軍將領馮獻猷部下，隨馮投降了李成棟，但這是一次無望的起義，很快就被覆平，李成棟惱怒，嘉定也再遭浩劫，連平息吳之藩的造反外帶屠戮平民，嘉定城內外又有兩萬多人被殺，這是嘉定第三屠。
此時的愛新覺羅·多爾袞一面殺人，一面道貌岸然地說：“君，父也；民，子也。父殘其子，情理之所必無。況誅戮所以懲有罪，豈有無故殺人之理？”
屠城，殘害百姓，慘絕人寰，只能激起漢族人民的民族仇恨！
由於愛新覺羅·多爾袞的上述六大錯誤決策，毫無疑問會助長本來已經激化的滿漢民族矛盾！這就會造成一種非常惡劣的後果，延長中國的再度統一這個任務的完成，加劇中華民族的災難，最終導致他沒有能夠看到中國統一在他的手裡。
由此就引出了下面的問題：愛新覺羅·多爾袞的上述六大錯誤決策，哪個是最錯誤的呢？
第一，我認為，圈地這項錯誤決策不是最為錯誤的決策。
您想呀，圈地一項雖然對於普通百姓有些傷害，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項措施只是對於漢族人中的極少數——家財萬貫的地主階級的損失更大一些！而相對來說，對於窮苦的農民百姓的損失則要小一些！
您想呀，封建社會的中國人，最大的問題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是？因此，圈佔有錢有勢的地主階級的土地，窮苦的農民百姓高興還來不及呢！
他們會說，這一回，你完蛋了吧！有人收拾你了吧！活該！誰讓你們家貪佔那麼多地呢！活該你們家的地讓別人圈佔了去！
他們會說，這一回，可解了我的心頭之恨了！
他們會說，這一回，好！滿洲人替我乾了一件大好事！乾了一件我自己想乾而幹不成的事！好！太好了！我支持你們！
明朝末年遍及全國的農民起義，就恰恰證明了我剛才說過的話是正確的！
因此，這項措施不會引起漢族人民全體一致的廣泛反抗！因此，我要說，圈地這項錯誤的措施不會引起漢族人民廣泛的反抗！
第二，我認為，投充法和逃人法這兩項錯誤決策也不是最為錯誤的決策。
您想呀，對於廣大被壓迫、被剝削的窮苦百姓來說，他們給誰幹活不是乾呀！您想呀，他們在選擇工種的時候，還會看看主人的腦袋後面有沒有一根長辮子？
對於廣大長期以來一直處於被壓迫、被剝削地位的窮苦百姓來說，找個能給口飯吃的工作就行了！哪裡有那麼多的要求呀！奴僕就奴僕唄！買賣就隨他們買賣唄！他們還擔心投充法？
而因為反抗投充法而逃跑的人自然就應該是少數人，這些少數人逃跑以後，自然是或偷偷還鄉，或聚集山林而已！一般來說，還不會造成全國所有的逃人在某一個人或某幾個人的領導之下發動大規模反抗！
因此，投充法和逃人法這兩項錯誤決策不會引起漢族人民全體一致的廣泛反抗！
第三，我認為，禁關令這項錯誤決策更不是最為錯誤的決策。
您想呀，這裡的“關”，是指山海關而言！對於廣大漢族人來說，山海關外本來就不是他們的家！那個時候，即使百姓為生活所迫，想要離開自己的家庭，一般而言，也是流浪到大的城市裡面來討個工作，哪裡會跑到東北山海關外生活呀！
我們之前所說到的大量漢人“闖關東”現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則是廣大的漢族人民對於當時的“關外”這一“神秘”地區的嚮往而已！並不能真正說明清軍入關前後的“關外”是多麼的富庶、繁華！並不能真正說明清軍入關前後的“關外”是多麼讓人感到更加容易生存！
因此，我要說，這項錯誤的措施，要想引起漢族人民廣泛的反抗，是很難的！
第四，我要說，屠城這項措施本身並不是激起人民反抗的原因，而是某種措施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激起人民反抗後的一種結果！
當然，這項極端錯誤的措施，只能是錯上加錯！而不是錯誤本身！
第五，我要說，最能引起漢族人民廣泛反抗的當屬剃髮令！
為什麼剃髮令最能引起漢族人民廣泛的反抗呢？其實原因很簡單。
幾千年來，漢族人民一直沿襲儒家思想中的“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絲毫不可損傷也”這一傳統！對於漢族人民來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絲毫不可損傷也”就是古訓，就是根基！
比如說，在中國古代，即使再有錢的漢人，他們也不會把黃金、白銀掛在耳朵上。因為什麼呢？你在耳朵上打一眼兒，這就違背了“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絲毫不可損傷也”的古訓，這是要折壽的。
既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能損傷，現在你大清朝給我規定，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這個就和我受到的傳統的教育發生了衝突，這對於廣大的漢族人民來講，剃髮與被處死，它是相等的概念。我們中國歷史上，這樣的故事那是太多了。
我們學過一篇課文，根據《三國志·卷一·武帝紀》記載，講的是曹操犯了罪，他給人規定，誰都不許馬踏青苗，結果呢，剛說完這個規定，轉眼之間他騎上馬，他的馬驚了就踏了青苗，按規定就得處死。後來他說算了，我這個命令已經頒布了，我就死吧，屬下人三番五次地攔，最後他自己拿起剪刀割發代死。在漢族人看來，你把頭髮剪了，就相當於你死過一次。
因此，剃髮，在漢族人看來，這是大不敬的罪過！剃髮，對於絕大多數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儒家思想耳濡目染的漢族人民來說，無異於死亡！
您想一想，是不是這個道理？我投降就投降了吧，您還要在我的身上留下一個在我心目中比死亡還要難受的記號——剃髮——來羞辱我！這就太讓人感到不自在了吧！您想啊，要是不留下這樣一個記號，誰能知道我是投降了呢還是沒有投降呢？您這一留記號不要緊，誰都知道了我投降不說，這個記號還是違背我的信仰的、比死亡還要讓人難受的記號！您這不是逼著我們造反嘛！
因此，剃髮令的頒布，最能引起漢族人民廣泛的反抗！
這中間，最為典型的反抗個案當屬江陰八十一日。
江陰八十一日是指1645年夏，江陰人民為抵制清朝剃髮令，在閻應元等領導下進行的反清鬥爭。因為前後長達81天之久，故被稱為“江陰八十一日”。
1645年夏，江陰降清！這裡，我們要注意到這樣一個史實，江陰本來已經降清！
就在這個時候，清朝派出了一個更早一些投降清朝的前明官吏——方亨繼任為江陰新的知縣。方亨依照清朝慣例，頒布了剃髮令！
這樣一來不要緊，迅速激起了民變！
陰曆六月二十八日市民請願留髮留衣冠。方亨破口大罵！眾人大怒，罵道：“你身為中國進士，頭戴紗帽，身穿圓領，來做韃靼知縣，不知道羞恥嗎？”方亨羞愧不已，暫停所議。
此後，方亨召集諸生百餘人及鄉紳、百姓會於文廟。眾人問道：“現在江陰已盡歸順，應該沒有什麼事了吧？”方亨道：“只剩下剃髮了。”眾人道：“發可不剃嗎？”方亨道：“這是大清律法，不可違背。”說罷就回衙了。
諸生許用等人聚集不去，在明倫堂共同立誓道：“頭可斷，發不可剃！我中國男兒豈可失身！”
正在這時，常州府發來嚴令剃髮的文書，其中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話。方亨叫書吏把府文寫成佈告張貼，書吏寫到這句話時，義憤填膺，把筆扔到地上說：“就死也罷！”消息很快傳遍全城，立刻鼎沸起來。
方亨見士民不從，秘密報告常州府，請上司派兵“多殺樹威”。
結果，這封密信被義民搜獲，於是在閏六月初二日擒住方亨，斬殺清差，推陳明遇為首，以“大明中興”為旗號，自稱江陰義民，正式反清！
陳明遇雖然胸懷忠肝義膽，卻感到自己缺乏軍事組織才能，在他的推薦下，江陰士民把鄉居的原任典史閻應元迎接入城擔負守城重任。
典史，是知縣下面掌管緝捕、監獄的屬官。相當於我們說的一個縣的公安局長。
江陰不過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僅九萬多人。被百姓們推舉為守城統帥的閻應元既無在揚州抵抗清朝軍隊的一品大學士史可法的10萬大軍，又無在嘉定抵抗清朝軍隊的三品通政使侯峒曾的地位顯赫，但他居然應全城百姓重托，於24萬清兵的大砲、強弩之下，擔當起了9萬平民百姓的指揮官！
閻應元入城後，立即把全城的戶口分別丁壯老幼詳加調查，挑選年輕力壯的男子組成民兵，會合鄉兵分班上城，每個城垛10名，按時換班，分守四門！
在81天的血戰中，閻應元與全城百姓同仇敵愾，擊斃清兵萬餘，其中3位王爺、18位大將！
閻典史幾乎使用了三十六計中的所有計謀，詐降、設伏、火攻、草人借箭、裝神弄鬼、聲東擊西、夜襲敵營、城頭楚歌，居然連人體炸彈也用上了！
閻應元招募自願老者出城詐降，將炸藥放在裝銀兩的木桶夾層中，獻納時引燃導火索，幾位鬚髮皆白的老者與清軍王爺一、上將三及賊寇三千玉石俱焚，清軍不得不三軍挂孝！
城破之時，閻應元端坐於東城敵樓之上，要了一支筆，在城門上題到：
“八十日帶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題罷，閻應元帶著千人繼續上馬格鬥，殺死清兵無數，欲從西門突圍而不得。他環顧從者道：“為我謝百姓，吾報國事畢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投水自盡，被清兵拉出水面後刺斷脛骨令其下跪，他倒地後膝蓋不彎直至氣絕！
當清軍開始屠城的時候，百姓或力戰到底，或坦然就義，都以先死為幸！婦女多貞烈，投河而死！七歲孩童，毅然就義，無一人順從！
有人統計，江陰小城，城內被屠者九萬七千餘人，城外被殺者七萬五千餘眾，江陰遺民僅53人躲在寺觀塔上保全了性命。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江陰軍民這視死如歸，以身殉國之精神，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矣！
因此，我們說，愛新覺羅·多爾袞的這六大錯誤決策，尤其是這剃髮令的頒布，只能激起漢族人民的民族仇恨！從而使事態迅速向著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最終導致他沒有能夠領導大清王朝完成中國的再度統一這個任務！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會出現三大抗清力量：官僚地主知識分子；各地農民起義軍；南明軍隊。更有甚者，這三部分人還打起了聯合抗清的旗幟，而且愈演愈烈！而這，恰恰最終導致了愛新覺羅·多爾袞完成中國再度統一大業的失敗！
由於清王朝實行民族壓迫政策，一部分漢族官僚地主和知識分子逐步認清了清王朝的實質，從而走上了抗清道路。這部分人中大人們的事蹟我們不說了，說一個少年英雄夏完淳的事蹟。
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是明朝末年著名的文學家。 1645年，清兵破南京，夏氏父子毀家倡義，起兵抗清，成為明末抗清領導人物。後戰鬥失利，夏允彝投水殉節。其子夏完淳繼續抗清，1647年不幸失敗被捕。清軍派重兵把他押到南京提審。主持審訊的是洪承疇。
洪承疇是明朝進士，曾任兵部尚書。 1639年督師薊遼，1640年為清兵所俘。皇太極派範文程勸降他，發現他愛惜衣服，樑上掉下一點灰塵，撒在他的衣服上，他拍了又拍。聽了這個報告，愛新覺羅·皇太極便親自去看洪承疇。將身上的御衣解下披在洪承疇身上。洪承疇睜大眼睛感激地看著皇太極，於是歸順了清朝。與此同時，在北京的崇禎皇帝卻主觀地認為洪承疇已經自殺殉國，所以親自設祭痛哭哀悼！
1645年，洪承疇來到了南方，負責招撫江南。
洪承疇面對著少年英雄夏完淳，裝出一副溫和的神氣說：“我看你小小年紀，未必會起兵造反，想必是受人指使。只要你肯回頭歸順大清，我給你官做。”
夏完淳假裝不知道上面坐的是洪承疇，厲聲說：“我聽說我朝有個洪亨九（洪承疇的字）先生，是個豪傑人物，當年松山一戰，他以身殉國，震驚中外。我欽佩他的忠烈。我年紀雖然小，但是殺身報國，怎能落在他的後面。”
這番話把洪承疇說得啼笑皆非，滿頭是汗。旁邊的兵士以為夏完淳真的不認識洪承疇，提醒他說：“別胡說，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
夏完淳“呸”了一聲說：“洪先生為國犧牲，天下人誰不知道。崇禎帝曾經親自設祭，滿朝官員為他痛哭哀悼。你們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污辱忠魂！”
說完，他指著洪承疇罵個不停。洪承疇被罵得臉色像死灰一樣，不敢再審問下去，一拍驚堂木，喝令兵士把夏完淳拉出去！ 1647年9月，這位年僅17歲的少年英雄在南京西市被害。他的朋友把他的屍體運回松江，葬在他父親的墓旁。
回過頭來，再來說說各地農民起義軍餘部與南明殘餘部隊的聯合抗清問題。
話說自從山海關之戰失敗後，李自成迅速離開北京退到西安。 1645年，李自成兩次戰敗後放棄西安，進入湖北，在九宮山為地主殺害。李自成死後，餘部堅持抗清。到1650年年底，愛新覺羅·多爾袞去世前後，他們活躍在易守難攻的長江三峽地區，形成了著名的“夔東十三家”，勢力盛極一時！
張獻忠於1644年建立大西政權，1646年張獻忠在四川西充與清軍作戰犧牲。此後，張獻忠手下四大名將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劉文秀進駐滇黔，與南明桂王政權聯合抗清。
這裡，我們要注意的是，清廷入關後，連續出現了幾個與清王朝對立的南明政權：福王政權、魯王政權、唐王政權和桂王政權，等等。
其中，前三個政權的抗清鬥爭並沒有多少戰績，命也不長，只有丁魁楚和瞿式耜擁立的明思宗的堂弟朱由榔為首的桂王政權（年號永曆，也稱永曆政權）在農民軍和反清將領的幫助下堅持了十五六年，有些作為。
到1650年年底，桂王政權已經擁有云南、貴州、湖南、廣西、四川、江西、廣東七省之地。與此同時，桂王手下的鄭成功也佔領了廈門，大有收復福建之勢。桂王政權的抗清鬥爭已經達到高潮！
大清王朝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的六大錯誤決策，客觀上造成了到1651年年初三大抗清力量的抗清鬥爭幾乎同時漸入佳境。也就是說，愛新覺羅·多爾袞直到死，也沒有看到他率領的清朝八旗子弟統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