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金秋，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進入了第三個年頭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為“減負”下的決心，不可謂之不大，做出的努力，不可謂之不苦口婆心，但是農村中的“三亂”卻突然又起，而且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勢。
農民負擔的這種反彈，來勢之猛，讓許多人始料不及。
據《新安晚報》透露：從2002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一日，短短十三天，學生家長投訴教育亂收費的人民來信，就多達三百六十九件，幾乎遍及安徽各地。其中，臨泉縣五十三件，阜南縣三十六件，固鎮縣三十件，太和縣十四件，泗縣二十一件，定遠縣四十六件，望江縣十六件，太湖縣十六件，天長縣十五件，池州市貴池區十九件……
其實，問題的嚴重，遠不是這些從安徽省物價局得到的群眾舉報，各地投訴的，還不僅僅是一個教育方面，也不光只是這一年的八九月份，自實行了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以來，“減負”的工作一直就呈“高壓”態勢，可是涉農收費的問題一直依然還是困擾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一個突出問題。
安徽省價格檢查所為此開展過一次涉農收費專項的大檢查，檢查中發現，有些地方收費的項目少則十幾項、幾十項，多則又是上百項；收費的部門已經涉及到了教育、土地、司法、民政、供電、財政、稅務、工商、衛生、公安等等；收費的內容也涉及到上學、建房、結婚、生老病死、出售農副產品等等。
可以說，這是一次全面的“死灰復燃”。
按照試點之初，省政府《致全省農民朋友的一封信》上的規定，農民建房除由土地管理部門收取五元土地證書的工本費而外，不得再收取其他任何費用，但有些地方農民在辦理建房審批手續的過程中，交納的費用項目之多、標準之高，再次叫農民無法承受，不但要收土地證工本費，還要收取徵地管理費、土地有償使用費、權屬變更費、造地費、開墾費、受益金、耕地佔用稅、建築營業稅等一干子稅費。農民經批准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建一所房屋，各種費用需一千至三千元，有的竟高達五千元以上！
此外，有的農民外出務工辦身份證，要被收取戶籍證明費或身份證遞卡費；農民結婚時，還要被強制收取諮詢費等多項有償服務費；明明是國家投資的農網改造，農民不但要出義務工、小工費甚至要出施工人員的伙食費……
省委書記王太華又一次拍案而起。
為鞏固農村稅費改革的成果，切實減輕農民的負擔，安徽省委、省政府指示各有關部門對群眾反映強烈的中小學亂收費、農村建房亂收費等案件，進行嚴肅地查處和糾正，堅決制止和有效防止農民負擔出現的這種反彈。
潛山縣物價局和縣教委聯手超越權限，違反規定，制發了行政事業性收費文件，擅自變更中小學收費標準和範圍，縣物價局局長被免職並給予行政降級處分，縣教委主任和物價局業務副局長受到行政記大過處分；泗縣大莊鎮建設所所長，壽縣楊仙鎮黨委書記、鎮長，以及蒙城縣三覺鎮、懷遠縣朱疃鄉、阜南縣三塔鎮等鄉鎮一批黨政負責人，也都因為亂收費分別受到撤職、記過或黨內嚴重警告的查辦。
省委辦公廳和省政府辦公廳，對幾起較為典型的加重農民負擔的案件進行了通報。通報指出，省委要求各地在進一步加強對農村稅費改革領導的同時，對違反規定、擅自加重農民負擔的案件，要堅決做到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姑息遷就。對農民負擔問題嚴重的地方，除追究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外，還要追究縣(市、區)黨政主要領導的責任。通報中指出，省、市兩級均已成立了涉農案件查處辦公室，要求各縣(市、區)也盡快成立這一辦公室，並向社會公開舉報電話，以便在全省形成一個涉農問題的監督查處網絡。
這期間，我們也不斷接到這兩年採訪過的農民朋友的來信和電話，反映他們那兒才過了幾天舒心的日子，縣鄉和村里的干部就又把手伸了出來，各種名堂的“三亂”捲土重來。
許多亂收費的藉口甚至是讓人哭笑不得，又是觸目驚心的。
在發生過震驚兩省數縣“大高村事件”的靈璧縣馮廟鎮，農民至今噤若寒蟬，亂收費不僅依然照舊，竟揚言如有上邊人下來檢查稅改工作，不准說有問題，否則，“將對他絕不客氣”。
最不可思議的，還是臨泉縣白廟鎮王營村後來發生的事情。王營村村民寫給有關方面的告狀信，長達七八千字的狀紙開篇寫道：
“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已進入法制社會的今天，我們王營行政村村民的民主權利、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還在遭受著如此野蠻的侵害，請看白廟鎮黨委副書記李俠、鎮民政辦主任周佔民、村支部書記王俊彬在王營的暴行吧！”
看到王俊彬的名字，我們不由一驚。
——這不就是當年那位帶頭上訪，一度被通牒追捕，開除黨籍，後受到中央的關註解決了問題、恢復了黨籍並被選為村支書的王俊彬嗎？
怎麼在王營“被迫無奈又一次舉行集體上訪”時，當年的這位上訪的領袖又成了被上訪的對象呢？
從狀紙上看，王營村今天又一次出現幹部私闖民宅、扒糧打人的事，並隱瞞國家下撥的“災歉減免款”，村民們提出意見後，鎮村幹部惱羞成怒，依然故伎重演，動用執法機關上門抓人。
告狀信在陳述了“災減款事件”後，這樣寫道：
“農業稅災歉減免款，是中央財政和省財政在大災之年撥下來減免災區農民農業稅的專項錢款，這是為了讓農民休養生息，當然也為了讓農民在大災之年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知道黨和政府時刻在牽掛著農民的生活生產，時刻都在關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在這樣的錢上也敢做文章的官們，他們摟走的，就不是一筆普通的資金，那是黨和政府對災區農民的一片愛心啊！”
讀後，心潮難平。王俊彬前後角色的轉換，也讓我們陷入了痛苦而良久的沉思。
難道說我們當今中國農村舊有的體制，真的就是一潭“魔水”，它可以使一切陷入其中的人變得面目全非？
這使我們想到2001年春天的小崗之行。那是在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會議即將在合肥召開的日子，我們極想知道，二十多年前曾經引發了那場震驚世界的偉大變革的發祥之地——“中國改革第一村”，今天的情景。
提起過去的農民負擔，嚴宏昌同我們見過的那些村長一樣，把頭直甩。他說，“小崗的出名，就出在領頭搞了'大包乾'，'大包乾'的三句話，如今已經是家喻戶曉了：'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餘下都是自己的。'想不到後來的麻煩，也就出在這三句話。上面刮下來的所有的'三亂'風，就沒有一項，不是打著國家和集體的幌子，後來就沒法子可以'交足''留夠'了。你餵豬吧，生豬稅，又多又爛，氣得村民最後乾脆不餵；誰家買了輛拖拉機，交齊機械管理稅還不算，你上不上公路，養路費，監理費，檢測費，少了哪一項也不行；不管你田裡有沒有'特產'，也一樣全都得交'特產稅'。”
“當然稅改以後，這些亂七八糟的這稅那費沒有了，可是，村級收入普遍下降，新的問題又出來了。”
嚴宏昌說：“現在村里的辦公費，一分錢沒有。鎮政府的日子也不好過，返回給小崗村的經費，一年也就只有三千零八十塊錢。”
他把右手伸在我們面前，扳著指頭，算了一筆細賬：“村幹部七人。支書，主任，文書，每人年薪一千八；另外四個人每人年薪就只有一千。這樣的工資，不能說是多吧，可僅這一項加在一起，也得要九千四百元。村里沒有能攢錢的企業，村幹部工資首先便沒了著落；優撫對象的補貼、貧困戶的救濟，自然全成了問題；再說村里還有三個'五保戶'，每戶每年要一千八，三人一年就是五千四，這筆供養費也就難兌現。”
他無可奈何地說了句順口溜：“現在是，國家財政扶搖直上，縣級財政搖搖晃晃，鄉鎮財政沒啥名堂，村級財政一掃而光。”
他苦澀地笑了。說道：“為搞好這次稅改試點工作，中央和省裡都撥下來專項資金。村級建設專用款，鳳陽縣撥來二百萬，大村小村一律撥下了五千元，這顯然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了。但是缺口太大了，總歸還是無濟於事。當然，作為小崗村的干部，我們再困難，也不能再去向村民們要，村里的'一事一議'也不能超過規定的十五元錢。稅改第一年，一部分村幹部想不通，就撂了擔子，梨園村的支書和一個副村長，嚴崗村的副村長，東莊村的村幹部，就先後進城打工去了。這兩年，我從村里總共報銷了十六塊錢，那還是去祝賀我們小溪河鎮居委會成立；上縣開會，沒辦法，全靠掏自己腰包；僅是陸陸續續為村里添置辦公用品，我就已經掏過二百多元錢了。”
我們聽了甚感意外。就問：“你就是按時足額拿到那一千八百元'年薪'，每月只攤到一百五十元，這點錢，就是養家口也成問題，外出開會，添置辦公用品，還都要自己破費，日子怎麼過？村長還怎麼當？”
嚴宏昌朗聲笑道：“靠孩子，靠老婆。”
他甚至透出幾分自豪：“老二嚴餘山和老三嚴德蘭，兄妹二人早年就闖深圳，現在都乾得不錯，嚴餘山還在一家企業做上了管理工作；老五嚴德錦，在省城電視台也當上經濟記者；愛人段永霞也一直在搞家庭養殖，養雞養豬，收入也不賴。我這個村長全靠他們支持。”
告別小崗村回到合肥，我們一直在想：這可是小崗村啊！嚴宏昌們為愛護“中國改革第一村”的殊榮與形象，可以這樣大公無私，可以表現得高風亮節，有這種覺悟和境界，有這份光榮和責任，相信他們即便再苦，再難，也決不會再去掏老百姓的腰包。可是，這顯然並不能說明，更無法保證其它地方的村官、鄉官和縣官們，都會像嚴宏昌們一樣的“克己復禮”，一樣的“委曲求全”。在稅費改革的“風聲”比較緊的“高壓”態勢之下，有些人可能會變得收斂一些，但如果中國農業體制和政策上的那許多弊端與缺陷，沒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農民不合理的負擔想要得到徹底制止與有效防止，幾乎是不大可能的。農民負擔的這種反彈，看來只是遲早的事！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尚且如此之難，那麼，又怎麼才能解決農民富裕、農業現代化，解決城鄉迅速擴大的問題呢？
這樣看，搞稅費改革，給農民減負，乃至科學種田、進行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這些顯然都是非常必要和近切的，但它顯然又都還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治本之策、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