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同樣也是勞動力資源的大省。中央部署安徽省開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2000年，全省農村剩餘勞動力就超過一千萬人，已占到農村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可以肯定，隨著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的加大，這一比例，將會進一步擴大。
如何開發農村勞動力的資源，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這已不僅是減輕農民負擔題中應有之義，更是實現農業現代化，事關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戰略性的大問題。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能拋下農民；沒有農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
種田出現經營性虧損，農民負擔又造成務農效益的進一步低下，一家農戶就那麼點地的種田模式對農民的吸引力正在喪失；城鄉之間巨大的落差，就更加使得許多農民將世世代代視之為生命的土地，看作是一種“負擔”，於是一個人數驚人的農民大軍，便浩浩蕩盪，背井離鄉，衝破了各種人為的鐵壁銅牆，湧進了中國各地的城市。
走進了城市，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卻只能寄生在城市的屋簷下。城市的“低保”、“醫保”、住房補貼以及各種各樣社會福利的溫情的大網，依然將他們拒之門外。
不可逾越的戶籍制度，注定他們只能成為城市的“候鳥”。
國家統計局一項統計表明，我國跨省流動人口已經超過一億兩千萬人。在這些跨省流動的人口中，川、皖、湘、贛、豫、鄂六省流出的人口，占到了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九點三，超過了總數的一半。安徽流出的人口已位居全國第二。
安徽現有兩千七百多萬農村勞動力，其中就有七百多萬在外地打工就業。在這七百多萬個民工中，僅上海市的就高達一百二十五萬多人，占到上海外來民工的三分之一。而這只不過是官方的統計數字，事實上，有很大一部分安徽的民工已經在上海站穩了腳跟，又把妻子兒女帶往上海，實際在滬的安徽民工已遠遠超過二百萬人。在中國東方的這座大都市中，只要有能容納民工的地方，就一準能找到“皖軍”的影子。
七百多萬外出務工的安徽農民，為外地創造的GDP，若按每年每人五萬元計算，總值便是三千億元，這幾乎相當於安徽省一年的GDP總值，就是說，外出打工的安徽民工，每年都在安徽的境外創出一個“流動的安徽”；而他們打工所取得的工資性收入，每年匯往家鄉的，至少也在三百億元左右，顯然又高出了安徽地方財政的收入，也就是說，這些在外打工的安徽農民，每年在外邊創出一個“流動的安徽”的同時，還又創出一個“回歸的安徽”！
在我們所到的那些偏遠的農村里，常常會在一片破敗陳舊的農舍中間，發現幾處鶴立雞群讓人眼前一亮的樓房。這些樓房，不用去問，它的主人不是享有特權的鄉村幹部，便是有外出打工者的人家。
安徽要實現由農業大省向農業強省的跨越，就不能不重視和用好這支進城的民工大軍。事實上，安徽省在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工作上的起步是較早的，隨著稅費改革的不斷深入，省委和省政府相繼出台了許多相關的文件，大力表彰“走四方”的“農民創業之星”。省農委，省勞動保障廳，省民政廳，省公安廳，省交通廳和省建設廳，也都先後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當歐美各國的學者云集日本箱根，系統而又認真地討論關於現代化的問題時，中國卻正困在一場天災人禍造成的大饑饉中，接著又爆發了災難深重曠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在我們開始為實現現代化而進行一場改革時，甚至並不清楚，中國要想現代化，尤其是實現農業的現代化，農業人口首先必須大量減少，農村剩餘的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勢必將成為當今中國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美國，農業人口只占到全國總人數的百分之七；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經濟發展是歷史上最快的，這也正是它的農業人口由佔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減到百分之十五的時候；我國的台灣省也不例外，它的高速發展，同樣是在農業人口從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減到了百分之十五的這一時期。
中國目前有十三億人口，農業人口占了九億，其中，勞動年齡人口就占到五億多，鄉鎮企業只解決了幾千萬，農業生產也只需要一億多，還有三四億過剩勞動力有待流出。
因此可以說，只有大批的農民從土地上走出來，成為市民，中國的現代化才有希望。然而，今天中國的城市對於億萬打工的農民來說，還不可能會是愛的驛站。他們絕大多數人享受到的，還只是漂泊的生活和失落的情感。他們不可能真正做到“跟城里人平起平坐”，一些人利用政府賦予的職權，對他們吃、拿、卡、要，最讓他們寒心的，還是身前身後佈滿的種種陷阱：沒完沒了的加班卻沒有加班費；損害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勞動沒有起碼的勞動保護設施，許多人則常常上當受騙，乾了活竟拿不到工資；更有因工負傷、患病、致殘，就被一腳踢出門外了事，還有令人痛心地淪為了乞丐、妓女、吸毒販毒者和犯罪分子……
社會學研究專家李強等調查發現，僅2002年，在北京打工的外來民工，大約每四個農民中就有一個拿不到工資，或是被拖欠工資；由於各種原因，有百分之三十六點三的農民工出現過身上一文不名的現象；有六成民工每天勞動時間超過十小時，三分之一超過十二小時，百分之十六在十四小時以上；百分之四十六的人生過病，而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單位未付分文醫藥費。
這些竟然都是發生在中國的國都北京！
無數外來的民工，用他們的汗水、淚水，心力交瘁地創造著一座座城市的輝煌與富足，但我們城市的一些人，卻讓各地的農民工懂得了什麼叫“為富不仁”。同在一片藍天之下，人與人之間那種應有的平等、互助、友愛、尊重和謙讓，就這樣被無情而又徹底地打碎，甚至沒有為他們留下多少憐憫與溫情。
我們已經來到了二十一世紀，沐浴著新的世紀新鮮的太陽，但是我們卻依然是被這樣一些消息所困擾，所震驚：農民人均純收入繼續在下降，國民收入苦樂不均的現像變得愈來愈突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魯志強痛切地指出，中國已經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國家；公眾對收入分配現狀已經產生不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認為“貧富懸殊”已經影響到了社會的穩定。
當今之中國，凡有能力的人，幾乎就沒有願意待在農村的。頭腦靈活的，通過考學進入了城市，有點門路的也都通過招工、投親或是打工湧向了城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為什麼鄉鎮企業蓬勃興起？主要是當時的農村積攢了一批人才。但是這以後，農村的人才不斷外流，鄉鎮企業的人力資源難以為繼，創造精神和創業資源的貧乏和枯竭，這無疑是近幾年鄉鎮企業後勁匱乏的重要原因。
城鄉差別使一個國家的財富資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財富資源不僅包括人力資源，同樣包括實物資源。因此，與人才一起流走的，已不僅是農村中的優秀人才，更有大量的資金。從我們掌握到的數字看，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四年的十年間，淨流出農村的資金累計，就高達三千零五十七億元，年均三百多億元！
有消息表明，公安部早在一九八五年就開始起草《戶籍法》了，以期徹底填平橫隔在城鄉人民之間的這條不平等的鴻溝。可是，漫長的十八年的歲月過去了，中國農民望眼欲穿的《戶籍法》，卻至今不見出台。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各部門的阻力太大，廢除農業戶口和非農業人口的二元結構，幾乎遭到政府各個部門的一致反對。
看上去，不可思議，其實，說到底，是我們有不少的政府部門，死抱著在計劃經濟時代已經得到的那許多部門利益和傳統特權不放，寧可抱殘守缺，也不肯有所作為。
令人不安的是，隨著城市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壓力在加大，各地城市普遍採取了“騰籠換鳥”的辦法，或辭退農民工，或限期使用外來民工，甚至增加限制使用外地人員的行業和職業範圍，導致外出找不到工作而返鄉的民工逐年增多。這是我們今天的統計數字沒有包括在內的一個龐大的農業失業群體，這個群體的人數是大大超過城市失業和下崗職工的人數的！
只要農業的社會保障一天得不到解決，沒有一種新制度來安排解決依然留在農村的農民們的生老病死，農民就只能依存已經十分有限的土地。儘管這種依存是十分被動的，更是無奈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今天中國的農業仍是多數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那麼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貧富懸殊就必然會被進一步拉大；如果城市的產出，農村市場無法接受，我們商品的全面過剩和通貨緊縮將不請自來；如果農村被長期地排除在現代化的進程之外，就極可能會使年輕的一代農民，成為活躍的社會的不穩定源，從而加劇城鄉斷裂的危險，由此引發的衝擊和震盪，肯定都將是災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