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省全面試點的頭一年，雖然出現過淮北平原的碭山縣陳莊鎮，江南山區的寧國市南極鄉，依然在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南不北，地處江淮之間的肥東縣龍塘鄉和來安縣廣大鄉，也照舊是我行我素，甚至鬧出了人命，但是，全省的總體的形勢，還是令人振奮的。稅費改革不僅減輕了農民負擔，給農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推動了鄉鎮財稅徵管體制上的改革，改善了黨群幹群關係，也促進了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的建設，維護了農村社會的穩定。
一句話：開局喜人。
也許正因為有瞭如此喜人的開局，2000年十二月十三日，財政部長項懷誠就在北京發表了這樣一個講話：“明年將加快全國農村稅費改革的步伐，中央財政也將每年拿出二百億元人民幣用於對地方轉移支付以支持這項改革。”
2001年二月十五日，《新華網》接著也發布了一條有關的新聞信息：《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全面展開》。消息稱，“2000年三月，中國政府決定先在安徽全省開始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今年在全國推廣，2002年基本完成。”
這是新聞傳媒第一次公開披露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時間表。這個時間表，明白無誤地表明：從試點，到全國推廣，直到基本完成，每一個階段只用一年時間；整個工作不超過三年。就是說，被稱作繼土改、“大包乾”之後中國農村第三次偉大改革的農村稅費改革，將在本屆政府任期之內大功告成。
面對如此消息，不少有識之士深表懷疑，覺得既不現實，也不可能。因為，這項改革已經觸及到了一些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涉及到一些重大的改革方向，許多問題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才逐漸暴露出來的，有許多我們過去不曾熟悉的東西，還需要進一步去認識，尋求凸現出來的這些新問題的解決辦法，也有待時日。可以說，這場偉大的改革，還只是剛剛破題，現在就宣布此項工作將於2002年“基本完成”，無論怎麼說都過於草率，而且，讓人不可思議。 《新華網》上的消息，顯然不是空穴來風，就在《新華網》發布這條消息不久，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便在安徽省省會合肥市隆重召開。
因為農村稅費改革已經成了黨中央、國務院在農業發展的新階段為解決好“三農”問題採取的一項重大舉措，又是事關各省農村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所以，決定將被擴大試點的二十個省的省委書記或省長，國務院有關各部的部長，幾乎盡數趕往了中國中部的這座城市。
據統計，合肥的會議，僅正部(省)級領導就來了四十八位。因此，這個會，不但成了安徽省歷史上規格最高的一次會議，也成為中國近年來有關農村改革規格最高的一次全國性會議。
會上，國務院全面部署了農村稅費改革的工作。
如果不是兩會期間出現了一件轟動性的事件，合肥會議的精神肯定就會很快地在全國更大的範圍得到貫徹落實，就像《新華網》所說的那樣，由中央部署安徽首先試點的這場農村稅費改革，真的可能在最短的時間推向全國。
但是，在隨後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的一件議案，卻改變了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這種進程。
合肥會議這邊剛剛結束，那邊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就在北京拉開了序幕。會上，朱總理代表國務院，作了《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十五”期間要把全面貫徹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和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
許多代表聽了朱總理的工作報告，心中的感傷卻遠多於興奮。因為加強農業基礎地位這類“常識性”的話，幾乎是每會必講，已經不知講了多少年，可直到今天，“三農”問題依然還是中國最大的問題。八十年代中期之後，當農民負擔問題日益突出，一九九年二月國務院就發出了《關於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同年九月，黨中央、國務院又作出了堅決制止亂收費和各種攤派的決定，這以後差不多年年都下達這樣的通知或是決定，但時至今日，農民負擔仍是叫人扼腕嘆息的一樁事情！
福建代表團的人大代表饒作勳發言時，就坦陳當前農民最擔心政策不穩，最怕的是負擔過重；四川代表曹慶澤，毫不客氣地指出，朱總理的報告中雖然提出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但是並沒有舉出突破性的過硬措施。
與九屆人大四次會議先後召開的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共有十位委員在大會上發言，其中半數言及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
兩會期間，丹麥記者甚至反詰到會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所在的部，是否不管農民，只是城里人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
在大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朱總理曾就中外記者關心的農村稅費改革給大家詳細算了一筆賬：“我們目前從農民手裡收取三百億元的農業稅，六百億元的鄉統籌、村提留，再加上亂收費，大約從農民那裡一年要拿走一千二百億元，甚至還要更多。我們這一次的稅費改革，就是要把我們現在收取的三百億元的農業稅提高到五百億元，也就是從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點四，把其他的鄉統籌、村提留的六百億元和亂收費一律減掉。當然，農民減負擔，地方財政會有缺口，這個缺口很大，中央財政又會拿出二百億到三百億來補貼給困難省區市的農村的。但是，這個缺口還是很大的。”
如果要把九億農民的負擔減下來，地方財政的缺口究竟會有多大？
農民負擔真的一年就只有一千二百億嗎？ “甚至還要更多”，這“還要更多”又是多少呢？
朱總理都沒有具體說。
決定農村稅費改革的成功與否，能否真正地把農民的負擔減下來，其關鍵之處，無疑就在於把賬算清楚。這些至關重要的東西，是含糊不得的。只有弄得一清二楚了，各方面的配套改革才可能做到心中有數。
《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的作者李昌平，對此作過具體的調查，他十分坦率地表明：“中國農民的負擔遠遠不止一千多個億，至少是在四千億元以上！”
他分類列出幾筆賬：全國縣、鄉、村所欠債務有六千億元之多，僅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至少在八百億；全國農村義務教育需支付七百萬名老師的年工資就是八百億，每年支付校舍維修、設備儀器的添置和教育的欠債等就有五百億；全國縣、鄉黨委政府及各有關部門“幹部”計有一千九百多萬人，村、組級“幹部”兩千三百多萬人，每年工資一項就又要兩千五百億。
以上三項，最低年支出便要四千六百億元以上。
此外，全國近三千個縣，約有近三萬個科局，近五萬個鄉鎮，七十萬個鄉鎮所屬部門都需要運轉，還有四百萬個自然村近八億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公共品的需求，這些每年至少還要三千億元。
總之，在縣以下的各項支出中，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要由農民負擔的。農民的口袋就是縣鄉財政。若按現在的農民負擔政策，農民每年的實際負擔則高達四千億至五千億元！
與農民的實際負擔如此之大，這顯然正是中央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擔，而農民負擔卻一直無法根除的原因所在。這也再一次證明了朱總理總理在李昌平的一封信上批過的那句話：“我們往往把好的情況當作普遍情況，而又誤信下面報喜，看不到問題的嚴重性。”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最有發言權的還是安徽省的代表。
因為稅改在安徽試點已經一年了，一年裡，省委、省政府默默地克服著重重困難，可謂竭盡全力，但仍常常感到力不從心。改革試點之後，鄉鎮村級組織的經費變得捉襟見肘，還可以從精簡機構、裁減人員、增效節支上來尋求解決的途徑，但是，目前實施的這個稅費改革的方案，將原有的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予以取消，而這個缺口又非常大，以致相當多的農村中小學辦不下去，農村教師拿不到工資。如果安徽的同志不把試點工作中出現的這種有關義務教育上的問題，及時反映上去，並得到有效的解決，一旦中央將稅改工作在全國展開，農村義務教育受到的衝擊，以及造成的損失，那將會是無法估量的。
因此，安徽省的人大代表覺得有責任將這件事寫成一個議案提交大會。
於是，就在這次全國人大的會議上，安徽省代表團在認真總結了一年來農村稅費改革的利弊得失之後，提交了一份要求加大基礎教育投入，盡快制定《義務教育投入法》的議案。
安徽省代表團提出的這個議案，頓時在各省的代表中間引起強烈反響，成為轟動一時的熱門話題，並被列為這次大會的“一號議案”。
發起這個議案的，是安徽的一位女代表。她就是安徽省教育廳的副廳長胡平平。
胡平平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成為兩會最引人注目的新聞人物。
胡平平已經當過兩屆全國人大代表了，人民代表為人民代言，早已成為她自覺的行動。她所以會想到要提交這樣一個議案，不光因為她是教育廳副廳長，她本人也就是教師出身，再說安徽又是農業大省，關注農村教育的發展，尤其是鄉村教師的生活和工作的環境，便成了她萬死不辭、樂此不疲的一件事。
通過認真調查，胡平平發現，安徽在搞農村稅費改革之前，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一是鄉鎮財政撥款；二是向農民徵收“三提五統”中的一項，即“教育附加費”；再就是向農民搞“教育集資”。一九九四年以前，各地農村基本上都沒有欠過教師的工資，九四年因為實行了國稅地稅分稅制，地方上的財力受到了削弱，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就主要依賴於向農民收取教育附加費和教育集資，餘下的，全省農村每年教師工資還有的三億元的缺口，是靠向銀行借貸發放的。截止2000年，僅這一項的負債，已累計高達十七億元。實施稅費改革之後，教育附加費和
教育集資兩項收費全被取消，改革後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要求從鄉鎮財政預算中安排，可鄉鎮財政原本已是寅吃卯糧，這筆經費其實便沒有了著落。省教育廳為此作過調查，2000年安徽全省鄉鎮可用財力只是四十六億元，而全省鄉鎮負責供給的六十六萬人的工資額就已經是四十九億五千多萬元，根本沒錢再往教育上投入。更何況，稅費改革的兩項有關教育的收費，每年空出來的缺口就是十一億元。按規定，農村中小學危房的改造，每年還需要三億元，以前這錢也是靠向農民伸手解決的，現在也就不能再向農民收取。這樣加在一起，安徽全省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上的缺口，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數字！
形勢一下變得十分嚴峻。僅稅費改革搞得最早的一個阜陽地區，截止到2001年春天，就已累計拖欠教師工資六億一千七百二十七萬元，全地區平均拖欠教師十個月工資；有的，是自稅費改革以來就再沒給教師發過工資！
全省農村義務教育欠下的教師工資、銀行債務、教育佈局調整的基建費用以及危房改造資金，累計高達六十多億元！
胡平平一想到這些就心急如焚。
這麼大的缺口怎麼辦？似乎也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不就是把百分之四十的農村中小學停辦，再不就只能這樣繼續拖欠下去。
農民們看在眼裡，急在心裡，憂心忡忡地說道：“現在是，輕了農民的擔子，餓了教師的肚子，誤了俺們的孩子！”
許多農村教師百思不解：國家既然禁止了鄉鎮政府的亂收費，那麼首先就得保證這筆龐大的開支有“出處”，這道理聽起來似乎讓人覺得有些奇怪，因為那麼多的城市義務教育經費，又是如何解決來源的呢？怎麼沒見哪個城市的政府向市民收費來辦義務教育呢？農民已經交了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本就該和城里工作的市民一樣成為納稅人，按照“公共財政”的原則，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支出就應該考慮到全體國民的利益，不應該“城鄉分割，一國兩策”。況且，從根本上說，義務教育本就應該由政府財政撥款，否則還叫個什麼“義務教育”呢？
問題的癥結當然不在稅費改革，只是由於稅費改革工作的展開，使得這樣一個長期被農民負擔掩蓋的深層次的體制問題突顯出來，這就是：中央與地方在財權和事權上的嚴重脫離，以致地方財政收入太少而負責的事務卻又太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同樣說明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目前中國的義務教育的投入中，百分之七十八由鄉鎮負擔，這其中，絕大部分又是由農民“買了單”；百分之九由縣財政負擔，縣鄉兩級的負擔高達百分之八十六；省市(地)還負責了百分之十一；中央負擔的，僅是百分之二左右！
無論怎麼看，這樣的政策設計，都是極不合理、也無道理的。
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工業國家，都認為教育是生產發展的首要因素，是振奮一個民族的強大動力。全世界的年教育經費，在公共資金的支出中，大都僅次於軍事費用，佔居第二位。全球工業化國家的人口只占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其教育經費卻比發展中國家多出十倍以上；而中國人口超過了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教育經費卻僅占到三十分之一。這讓人難以思議。
我們可以花那麼大的氣力去爭取一個體育項目的第一，而對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這個真正與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息息相關的重大項目，竟是長期的熟視無睹，這同樣讓人不得要領。
建國五十多年了，解放後出生的孩子也已經不再年輕，但是在中國的農民中，沒有接受過起碼的文化教育的，何止千萬？而且還有那麼多的文盲。面對今天經濟文化依然如此落後的中國廣大農村，如果我們不迴避事實，就不能不承認，在教育上，我們確實是個失敗者。
中央實行財經集權的初衷，就是為了集中財力辦大事，而九億農民義務教育的事還小嗎？
應該說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盡快制定《義務教育投入法》，這不僅是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實際需要，更是貫徹落實《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國務院早在一九九三年就頒布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規定：教育經費的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世紀末應達到百分之四。可是，到了一九九九年，也僅實現百分之二點七九，少投入了一點二個百分點。 2000年，我國生產總值實現八萬九千四百零四億元，財政收入達到一萬三千三百八十億元，如果按照《綱要》規定的教育投入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四的目標，就應增加一千一百億元以上的教育經費。
如果中央財政按照《綱要》的規定拿出一千一百億元，中國的農村義務教育乃至農村稅費改革中的許多問題便都迎刃而解了！
我們必須認識到，要求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不是在對農民“發善心”，也不是在對他們搞“施捨”。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年，國家僅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差就從農民那裡無償地拿走了一萬億元；改革開放以來通過糧食定購價低於市場價，從農民的手裡拿走的就更多。
我們已經欠了他們太久太久，也太多太多，不能也不應該再這樣欠下去了！
胡平平決計要寫這個議案的想法，立刻得到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省政協四大班子領導的高度重視。最後，省裡決定將它作為安徽省代表團的一件議案，提交本次大會。
一號提案一出現，不僅引起兩會代表的強烈反響，還引起出席過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的二十個省區領導的格外注意。現在，他們都認真地算了一下細賬，於是先後寫出報告，要求中央財政幫助解決試點工作中轉移支付所需要的資金。有一個省，只是要求解決義務教育和機構改革的實際困難，就申請補助一百零五億元。各省加起來，少說也有一千多億元！
改革，改出這麼大的缺口，這是朱總理沒有料到的。中央財政也不可能一下支付出那麼多的。
是呀，積羽沉舟，群輕折軸。
中國農村的問題是長年積累的結果，更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諸多矛盾的綜合顯現。問題實在是太多，也太複雜了。
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毫無疑問是農村稅費改革第一位的目標。但深究農民負擔的成因，其複雜的程度，卻足以讓所有人都會感到就像盲人摸像一樣：有機構龐大、人浮於事的原因；有匱於投入，基礎薄弱的原因；有財政體制不順，流通領域梗塞的原因；有城鄉分割，待遇不公的原因；有監管失控，貪污腐敗的原因；有社會和經濟上固有的，深層次的，許許多多的原因；當然，也有農民自身的原因……
小平同志就說過：中國的經濟要出問題，可能就出在農業上。因為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最容易被忽視的，當我們感覺到需要認真解決它時，就可能已經發展成了大問題。
2001年四月，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兩會閉幕不久，海外傳媒突然熱鬧起來，關於中國農村稅費改革遭遇流產的報導連篇累牘。
當然這是毫無根據的。 “確保農村稅費改革取得成功”——中國政府的這種決心是堅定不移的。中國的農村稅費改革沒有流產，也不可能流產，只是再聽不到《新華網》曾經披露過的那個改革的時間表。中央重新作出決定：繼續由安徽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探索，全國其他省區暫不擴大試點。
儘管這種調整，與合肥會議的部署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現這種變化，前後也只有兩個月的時間，但這確實又是極其負責任的態度，是一種最冷靜而又最明智的決策！
就在美國《華爾街日報》在報導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受挫、流產的時候，人們卻在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屏幕上，看到朱總理總理正在安徽農村視察，他勉勵安徽省的廣大干部和群眾再接再厲，努力解決好農村稅費改革中遇到的新矛盾和新問題，堅決把這項改革全面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