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採訪中獲悉，在安徽全面推行稅費改革一年後的二00一年，朱總理總理就先後三次深入到安徽。二月中旬，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會議期間，他在合肥周邊的農村調研；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許多富裕起來的中國人，趁著“五一”期間的長假，合家老小外出旅遊時，他卻又是在安徽的農村度過的。兩次來皖，朱總理恪守諾言：不照相，不題詞，不讓陪餐，不准迎送，一切輕車簡從，甚至，不讓發消息。對於這兩次總理來皖，安徽省委和省政府沒有再像以往那樣刻意準備，更沒挑選“亮點”甚或造假給總理看，安排考察的地方，既不是最好，又不算最差，因此具有著普遍的代表性的。
這一年的七月十八日，朱總理第三次踏上江淮大地，他帶領教育部、財政部、農業部等十多個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安徽省委書記王太華、省長許仲林的陪同下，驅車前往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發軔之地阜陽地區。這時阜陽地區，已改為阜陽市，他們來到了有著三十多年曆史的阜陽市潁上縣十八里舖鄉宋洋小學，重點考察稅費改革試點之後義務教育的目前情況。望著教室裡空落落的幾十張破舊的課桌，朱總理顯然有些詫異，他問校長王偉：
“怎麼沒有凳子？”王偉解釋說：“為了節約經費，凳子都是學生自己帶。現在放假了，學生就把凳子都帶回家了。”
那些破舊的課桌油漆幾盡脫光，而且全沒抽屜，為了放書，不少籠屜竟是簡簡單單用線繩穿織而成的。
“這些課桌有多少年曆史了？”朱總理若有所思地問。
“二十年了。”
“二十年都沒有換過嗎？”
“沒有。”
朱總理伸出手，下意識地要去摸一摸面前的課桌，就在這一瞬間，記者按動了相機的快門。從後來《安徽日報》發表的這張圖片看，簡陋的教室裡，看不到講台，站在單薄而破舊的課桌後面的王偉校長，在回答著總理的提問；雙手輕撫桌面的王太華書記，那一刻心情的沉重突顯畫面；從繁華的大上海走出來的教育部長陳至立，聚精會神的目光中露出不安；曾表示用中央財政對地方轉移支付以支持稅費改革的財政部長項懷誠，面部的表情，顯然是十分複雜的。
“這個學校在縣里是什麼水平？”朱總理問王偉。
王偉答：“中等。”
朱總理沉默良久，摸著斑駁的桌面感慨道：“很艱難啊！”
那天下午，朱總理就在這所宋洋小學裡，召開了一個農村基礎教育的專題座談會。當場聽取附近的鄉鎮幹部和中小學教師，對義務教育的意見和建議。
主持會議的省委書記王太華，開門見山。他說：“總理非常關心稅費改革對農村義務教育有沒有影響。今天請大家暢所欲言，要講真話，不怕講錯話，但絕不能講假話。”
王太華的開場白，使在座的干部和教師多少有點意外。因為過去每逢市領導來檢查工作，縣里鄉里總是早早就打起招呼，只許說成績，不許說問題，更不准隨便說，如今來了國務院總理，省委書記卻要大家暢所欲言，要求講真心話，不怕講錯話，特別強調不能講假話，這幾句話一講，講得不少人心頭一熱，有的差點掉下淚來。
潁上縣江口鎮黨委書記李敬業打了頭炮。他說，他是打心裡擁護這場稅費改革的，希望把農民的負擔減下來，改善黨群幹群關係，推動農村各項事業的進一步發展，但是改革之後，鎮村兩級的正常運轉卻有了很大問題，正想找個機會把意見提上去，想不到總理親自下來了，太華書記又把話說得這麼懇切，他也就打消顧慮，坦率直言了。
他說：“我們這個地方地處偏僻，經濟發展相對滯後，財政供養人員和教師工資過去就不能按月發放，稅費改革後，困難更大，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已經欠發教師津貼七十二萬元。”
朱總理認真聽著，這時問身邊的宋洋小學校長王偉：“你們學校教師工資欠發嗎？”
王偉說：“九八年和九九年，各欠兩個月工資，2000年欠了四個月工資，今年上半年的都發了。”
“過去八個月的都補發了嗎？”
“沒有，掛起來了。”
朱總理望著王偉又問：“教師每月發到多少工資？”
“最高的六百元，低的三百元。”
“還有其他補助嗎？”
王偉實話實說：“沒有。”
一位鄉干部接過王偉的話，忙向朱總理解釋：“有的教師家裡有承包地，還是可以增加一些收入的。”
朱總理聽了，語調嚴厲地說道：“不能因為有承包地，就可以拖欠教師的工資呀！”
插嘴的鄉干部感到自找沒趣，顯得灰頭土臉。
接著，十八里舖鄉黨委書記羅士宣發言。他談到目前農村中小學存在的四個突出問題：一是危房改造難；二是學校佈局調整資金缺口大；三是教師工資不能按時足額發放；四是“兩基”(基本掃除文盲、普及九年基礎教育)欠賬較多。
朱總理一邊聽，一邊思索，突然問坐在邊上的夏橋鎮小學校長張勇計：“學校向學生是怎麼收費的？”
張勇計說：“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交一百四十元；三、四、五年級交一百六十元。”
“收的都是什麼錢？”朱總理追問。
張勇計說：“以小學五年級為例，每學期，每個學生，雜費五十元，書本費四十九元，作業本十元。”
“還有別的嗎？”
“還要向鎮裡交上四十元。”
“為什麼要向鎮裡交呢？”朱總理轉過身問，“鎮長來了沒有？”
聽說夏橋鎮鎮長沒來，朱總理就問江口鎮黨委書記李敬業：“學校也向你們交錢嗎？”
李敬業說：“要交三十五元。”
“為什麼要收這個錢？”
“主要是用來返還教師工資。”
朱總理轉身又問王偉校長：“你們學校也向鎮裡交錢嗎？”
王偉說：“不交，但收的費中有一部分是要頂教師一個月的工資的。”
“其他學校怎麼樣？”朱總理決定來個刨根問底。
六十鋪鎮小學校長陳乃平說：“我們是交一部分留一部分。”
通過和鄉鎮幹部、中小學校長的面對面座談，朱總理終於發現，農村有不少中小學的收費，大大超過國務院下文規定的農村義務教育收費的標準。他沉吟片刻說道：“感謝大家，讓我了解到了真實的情況。”
十八里鋪中學教師吳多順，這時發言：“我是一九九二年師專畢業的，現在月工資只有四百六十五元，比縣直中學的教師低一半，比市裡的中小學教師低的就更多。”
潁上縣教委主任陶俊之，接著說道：“農村中小學教師質量不高、年齡偏大問題普遍。一些學科教師緊缺，最近二十年，全縣就未分配到一名本科畢業的外語教師。”
朱總理一直認真地聽著大家的發言，在結束這個座談會時，他不無感慨地說：“看來，農村的基層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還存在不少的問題。農民負擔能不能減輕，義務教育等必要的投入能不能保證，這應該成為我們檢驗稅費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標誌。這個問題我們要進一步研究，得另想辦法，只是千萬不能在農民的身上打主意了，也希望安徽在這方面探索出新的經驗來。”
分手時，朱總理已經上了車，只見他突然從車窗裡又探出頭來，聲音低沉但很堅定地說：“謝謝大家對我們說了真話，使我們了解了很多過去所不了解的實際情況。
很對不起大家，讓你們受委屈了。我們回去一定想辦法。 ”
說得在場的干部群眾無不動容，大家用力地鼓掌，含著淚水目送總理遠去。
這以後，朱總理還到了安徽省的廬江縣新渡鄉，與農民進一步地懇談；回到合肥之後又聽取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匯報。
在匯報會上，他首先對安徽省各級黨委和政府堅決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在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中敢為人先、知難而進的精神，以及取得的喜人的成績，予以充分肯定。同時指出，農村稅費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而且又是在當前市場糧價持續下降、農民增收渠道不多、鄉鎮財政普遍較為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需要我們解決好不少棘手的問題。農村稅費改革離不開國家財政的支持，但全面推進這項改革，又必須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從安徽等地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情況看，不僅在改革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在將來要鞏固改革的成果，切實防止農民負擔的反彈，這與農村各級黨政幹部素質的提高和工作作風的轉變密切相關。如果安徽在稅費改革中既減輕了農民負擔，又保證了義務教育等各項事業健康發展，還培育了廣大干部廉潔奉公、勤政為民的正氣和作風，這就在全國帶了一個好頭，也就為我國的改革的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朱總理最後說：中央寄希望於安徽。中央決定，農村的這項改革，必須在安徽全省試點取得明顯成效，並總結出成熟經驗的基礎上，才能在全國進行，否則，貿然推開，就可能出現較大風險，欲速則不達啊！
這年十月，安徽省基礎教育工作會議在省城召開，會上傳達了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精神，這就是：從今往後，義務教育實行“分級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方針。明確規定：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工資由鄉鎮改為縣級財政承擔。
為支持安徽省繼續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2000年中央財政向安徽提供了十一億元的專項轉移支付資金；2002年增加到十七億元。
儘管這種支付，對正將這場改革全面引向深入的安徽省財政所暴露出來的巨大的缺口來說，不過只是杯水車薪，但是，“輸血”搞改革，也決非中央政府推行這場改革的初衷。中央原本打算通過農村稅費的合併、暗費變明稅的辦法，來進行地方支出總量的控制，以期既減輕農民負擔，又逼迫縣鄉尤其是鄉級政府精簡機構和人員，然而正如農業專家陶然所指出的那樣，當這場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全面引向深入，當被改革者做起了改革的執行者角色的時候，管制型統治模式的弊端就會暴露無遺：中央、地方和農民，不會攜手尋求三方利益的最大化，都只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這其中處於最弱勢地位的，自然就只有農民！
在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事權嚴重脫節而未作修補，縣級財政依然捉襟見肘的今天，巨大的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由鄉鎮轉移到縣財政承擔，能解決問題嗎？
事實是，安徽的一些地方官員私下透露，現在有的地區已經開始出現村級開支“一事一議”範圍的擴大和標準被鬆動的情況；有些地方，甚至默許鄉政府和村委會拍賣公共財物來填補財政缺口，而對於公共財物的界定農民永遠沒有發言權的，以致出現農民在自己的田間地頭種樹還要再向村里“贖買”回來的事情；甚至，明火執杖地，新一輪的向農民公開集資的現象再次發生……
原有的矛盾並未化解，新的問題又浮出水面。
如果將這一切都解釋為農村幹部的素質和作風問題，這對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來講，顯然是有失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