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想下來，自從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大包乾之後，中國農村的改革就一直沒有間斷過，只是因為那大多是些零敲碎打，單兵挺進，許多深層次的問題就一直沒有被觸及。這次稅費改革卻不同，它讓農村中長期潛伏著的各種問題先後浮出了水面，這也就為整體挺進、統盤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契機。
至少，在鄉鎮體制上存在的種種弊端就被空前地突顯出來。
首先是，這種體制下的鄉鎮組織，乾了許多不該干的事。它們常常超出實際能力地進行公共設施的建設，又過多地參與了農民們的市場活動。政府職能的轉變，別無選擇地被擺上了桌面。
其次是，養了許多不該養的人。鄉鎮如此，村級同樣如此，因此精簡人員已是不容迴避。
再就是，花了許多不該花的錢。先看村級，別的不說，單是每年花在上面各部門強要訂的報刊費用，就足以耗盡一個村委會的全部財力，不向農民口袋裡掏錢，就啥事幹不成，而那些報刊又大多與農事無關，最後全當廢紙處理。再看鄉鎮，在安徽省壽縣負債高達一千一百多萬元的一個鄉，這次稅改嚴格了一下招待管理制度，全年這筆費用就省下十三萬；嚴格了一下電話管理制度，也節支近三萬；健全了一下用車製度，省了十四萬；規範了一下用電制度，又省下十一萬；假如三年內不再安排基礎性的建設支出，預計每年僅通過節支就可以減少赤字一百萬元以上！
不改不知道，一改嚇一跳！
而其中，尤為突出，尤為緊迫的，還是機構的臃腫，人滿為患。如何解決好這個問題，便成了天下第一大難題。
用安徽省常務副省長張平在全省鄉鎮機構改革現場會上的話說，就是：“吃皇糧，橫向看，超過了任何國家；縱向看，超過了歷朝歷代。你說我們能養得起這麼多人嗎？養不起，最後只有轉向老百姓去斂財，搜刮民脂民膏，橫徵暴斂。當然我不是指現在都是如此，但不堅決管住，發展下去，就難避免這個趨勢！”
也應該看到，農民不合理的負擔並不就是那麼簡單。如果說它不合理，那也是不合理的現行政治與經濟體制的原因造成的，因此，我們今天的改革不作綜合改革與整體推進的設計，勢必會顧此失彼。但是如此重大的農村稅費改革，領導小組不是設在
國務院的綜合管理部門，而是放在財政部；改革方案又是由財政、財經和農業三個部辦領導牽頭制訂，他們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十分周全地考慮到本部門以外的更多事情，比如方案取消了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和教育集資，財政並沒有相應地投入，這樣做雖然部分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卻使得農村的義務教育陷入了空前的危機。比如，這一方案很少考慮過去各地改革試點已經取得的那些成功的經驗，依然毫無道理地保留了無法讓人據實徵收的農業特產稅，無法做到據實徵收，就依然會造成鄉村幹部的隨意亂收；同時將原來“村提留”中的公積金，從“農業稅附加”裡剔除了，好像是把它從農民的負擔中剔除了，可它不但依然還是農民的負擔，而且這種“一事一議”，就極有可能為以後的亂收費留下隱患。特別是稅費改革確實減輕了農民負擔，但同時也給鄉鎮正常運轉和村級組織建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從全省看，稅費改革後鄉鎮的收入普遍減少三成多，村級收入減少了七八成，收支缺口大，不僅使正常的工作難以開展，也嚴重製約了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不解決這些問題，中央的政策就成了畫餅充飢，改革的目標就會落空；而解決這些問題最現實，也最棘手的，就是要精簡機構，分流人員，壓縮開支，減負輕擔。
安徽省五河縣，正是在解決這個“天下第一難題”中大膽突破，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敢於率先走出這步險棋的，是當時的五河縣委書記朱勇。這是一位從祖國西部導彈發射基地歸來的轉業軍人。正因為在內蒙巴丹吉林沙漠和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中爬摸滾打過，就沒有什麼困難可以讓他低頭。朱勇以為，要帶領大家搞好這樣一次重大的改革，首先是需要領導班子的人格魅力。他說：“改革，要先改到自己的頭上。”
五河縣也是沿淮一帶過去較早進行稅改的試點縣之一，那時試點，他們一次就清理清退了鄉鎮不在編和臨時聘用人員兩千三百五十四人。動作不能算小，由於工作做得細，就沒發生上訪或是鬧事的。當2000年四月，安徽將稅改試點在全省鋪開時，朱勇清醒地看到，如果只把稅費改革簡單地理解為稅費徵收辦法的一次改變，不是大刀闊斧在全縣減員，減事，減費，減機構，且不說鄉、村兩級的正常工作將難以維持，中央部署的這次農試點，五河縣也就只能是轟轟烈烈一陣子，過後又恢復老樣子。可是，精簡機構，分流人員，需要面對的問題會很多，困難也大，必須動真格的，既要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更要拿出破釜沉舟的決心與勇氣，否則今天按下了葫蘆，明天就起了瓢，這方面的教訓已經不少。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僅鄉鎮的機構上已經精
簡過好幾回了，結果都是風聲來時雷鳴電閃，事情過後皮蛋輕鬆，總是陷入一個“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惡性循環，甚至，越精簡，越膨脹，始終走不出這個怪圈。現在中央和省裡都下了這麼大決心，革了“費”的命，剩下的問題就看下面各級黨委和政府，敢不敢引火燒身，給自己真正來個“釜底抽薪”。
在五河縣六大班子的動員會上，朱勇操著濃重的外鄉口音說道：“這一次咱要來，就來點真傢伙，胡弄是不管(行)的，也是不可能長久的！”
當然，辦法不是坐在辦公室可以想出來的，以往的經驗也不一定都是可靠的，惟一的方法就是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像毛澤東說的那樣，你要親口嚐嚐“梨子的滋味”。
採取大動作，須有大氣魄，並伴之以周密的計劃與安排。為此，縣委開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進百村、住百天、訪百戶”的活動，調動起縣鄉兩級上千名幹部，下村駐點，拿出了當年鬧土改的勁頭，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老老實實做好調查研究，切切實實摸清社情民意，分析深化改革可能出現的那些矛盾和問題，悉心探索配套改革的思路和具體的操作方法。
為確保此項工作萬無一失，縣委書記朱勇，縣長張桂義，以及六大班子負責人，率先垂範，親赴第一線。全縣二十個鄉鎮，二十個縣級幹部“分兵把守”，“駐點包片”，什麼時候把負責的鄉鎮機構改革的任務圓滿完成了，什麼時候才能打道回府，撤回縣城。
先行試點的最大經驗就是：一個決心不走樣，六大班子一齊上。領導班子的精神狀態，決定著這場改革的成敗。因此，朱勇特別強調：在精簡機構分流人員的問題上，縣級、科局級的領導幹部，尤其不准優親厚友，不准打招呼說情，不准搞人情照顧，必須堅持“一把尺子量到底，誰違規就查處誰”，而且決不搞“下不為例”！
從2000年九月一日開始試點，九月三十日全面推開，到十月二十日全部結束，歷時五十天，五河縣成功地開展了一次後來影響到全省的“三並三改”工作。 “三並”，即並村、併校、並事業單位；“三改”，即改革鄉鎮機構、改革教育體制、改革人事制度。
先談併校。按照“因地制宜、就近入學、相對集中、務求實效”的原則，五河縣農村中小學，由原來的四百三十五所，合併成為二百四十所，撤銷了一百九十五所，減少面達百分之四十五，接近半數；分流在編教師一百七十五人，從而使得全縣農村中的整體學校佈局、師生比例以及師資力量相對變得更加科學合理。
和併校同步進行的，是並村。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前提下，著眼於規模適度和便於管理，大村並小村，強村並弱村，穩村並亂村，把全縣四百三十八個村，撤併為二百二十五個村，減少了二百一十三個村的編制，精簡面達到百分之四十九。這樣一來，村幹部就由早先的三千一百九十二人，銳減到一千一百二十五人，減少了兩千零六十七人，人數精簡過半，高達百分之六十五；村民小組也由三千一百二十二個，調整為一千七百五十六個，減少了一千三百七十六個，精簡了百分之四十四。
並村併校工作的整體推進，為鄉鎮機構的改革創造了條件，更提供了保障，接著，全縣鄉鎮黨政機關內設機構，就由二百二十個，壓縮到四十五個，砍掉了一百七十五個，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事業單位也由二百五十六個，壓縮到一百二十四個，砍掉一百三十二個，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二。實有人數由一千二百九十二人，精簡為七百六十八人，精簡掉五百二十四人，達到百分之四十一；其中財政全額供給人員，由九百八十二人，精簡為五百二十人，精簡掉四百六十二人，也達到了百分之四十七。
值得稱道的還是，在這次鄉鎮機構的改革中，縣委特別清醒地認識到，我國歷次機構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種精簡，多是單純的機構合併或撤銷，很少考慮職能的轉變，尤其是功能的分解；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只看重形式，不觸及自身內部的利益層，當然，那時更不可能會想到要去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行政管理體制。這次“三並三改”之後，一些職能相近、業務交叉、工作任務較為單一的單位，如農業技術推廣站、畜牧水產站、水利建設管理站、林業站、農業機械管理站都被予以合併，變成了農業技術服務站；土地管理所、村鎮建設規劃站也合併成為土地村鎮建設站；法律服務所和勞動服務站均改制為社會中介機構。除還保留原計劃生育服務站及文化廣播電視站兩站而外，通過合併、撤銷、劃轉，就將鄉鎮原有的十三四個事業站所，壓縮成了五個。當然，在精簡壓縮機構和人員的同時，為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也為促成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各鄉鎮都增設了經濟開發服務中心，城關鎮還特地增設了社區服務中心。在黨政機構的設置上，鄉鎮還都將原先門類齊全、分工過細的十餘個內設機構，作了較大的壓縮：除城關鎮和三個中心建制鎮，設立了黨政辦公室、經濟發展辦公室和社會事務辦公室(同時掛計劃生育辦公室的牌子)而外，其餘的十六個鄉鎮，只保留了黨政辦公室(同時掛計劃生育辦公室的牌子)和經濟發展辦公室，而辦公室主任、副主任也大多是由黨政班子成員兼職，這樣就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乾部的職數。
“三並三改”的最大特點，是五河縣的鄉鎮機關從此不再是“五臟俱全”。由於鄉鎮機構改革的順利實施，有力地推進了五河全縣鄉鎮管理的製度化和規範化，增強了五河縣農村基層幹部的危機感和緊迫感。
一句話：改出了壓力，改出了活力，也改出了生產力！
有人說：這樣“傷筋動骨”，是在削弱基層黨的領導。朱勇卻說：減少民怨，才是在真正加強黨的領導！
十二月九日，臨近年尾，省委書記王太華也來到五河縣。他就如何進一步深入開展農村稅改工作，與縣里的四大班子主要負責同志進行了推心置腹的座談。
他談得很細。
他提醒大家注意，在鄉鎮分流人員的安置上，一是三年待崗期間的工資要發；二是到企業以後，企業開展養老保險時，在機關當公務員這段時間也應計算在內。他說併校的工作，現在才起步，我們從數量上，表面上，撤併了，但大量的工作，有待進一步完善。將來在農村，不論中學還是小學，都要強調規模辦學，合理辦學，並且要通過教師競爭上崗等措施，不斷地提高教學的質量。他說現在農村的學生一年的學費，等於農民白種了幾畝地或白養了一頭豬，學校收費高的主要原因是輔導材料太多；過去沒有輔導材料、同步試卷，不也培養了那麼多的大學生嗎？減輕學校負擔，減輕學生負擔，就是要從減輕學生的書包這些具體的事情上抓起，同時要禁止向學生收取看電影、素質教育等這費那費。
他說，稅費改革了，農民負擔減輕了，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將所有的村支部書記，都用財政包起來呢？你們可以試一試。那些機構改革中比較好的，甚至可以包括新分配來的大學生，我看都是可以到村里任支部書記的。如果他能當好一個村支書，以後到鄉里、縣里來工作，就絕對沒有問題。村級集體經濟下一步發展最重要的問題，是調整產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這些同志不是本村人，可以很超脫，就一心撲在工作上。當然下派要實行任期制，要進行任務考核，完成任務考核目標的，就可以成“飛鴿牌”，再換另外的年輕幹部接著幹，這是基層組織建設的需要，農村發展和農村穩定的需要，更是鍛煉幹部的需要。
他說鄉鎮機構改革後的轉變職能，重點要做到“三個統一”、“三個為主”。這就是：過去是對上負責，現在要對上、對下統一負責，並且是以對下負責為主；過去是單一靠行政命令，現在既要搞行政命令，又要靠法律、民主、教育的辦法，而更多的是要以法律手段、民主手段、教育手段為主來開展工作；過去只是完成任務，包括要完成計劃生育、財政稅收等任務在內，現在要轉變為把完成任務和搞好服務統一起來，而且，要做到以服務為主。
他說：“三個代表”的思想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王太華回到省城後不久，省委就從全省各市縣挑選出了三千名優秀年輕幹部，派到貧困村、後進村去擔任黨支部書記，以加強那裡的基層黨組織建設；隨後不久，省委又從省、市、縣三級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抽調出一萬名優秀幹部，自帶行李，進駐全省一萬個經濟相對滯後、基層組織相對薄弱的行政村，幫助派駐村建立健全以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為主要內容的各種規章制度，完善村黨支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的運行機制。當然，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市場規律、尊重群眾意願地幫助那裡的農民迅速推進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安徽省各地開展的農業結構的調整、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工作，差不多也就和農村稅費改革同步進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