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負擔的減輕，意味著縣鄉財政缺口的加大。如何彌補這突然加大的收入缺口，一時成為他們火燎眉毛急於要解決的課題。
以最早進行稅改試點的太和縣為例，在開展這一輪農村稅費改革的2000年當年的收入缺口，就達到了九千七百三十二萬元，少了將近一個億！錢不夠花，要么開源，要么節流。中央和省里三令五申“確保農民負擔切實降低不反彈”，從農民身上再打主意這一重要源頭已被堵死。飯不夠吃，最立竿見影的辦法就只有減少吃飯的人。早在五年前開始搞稅改試點時，太和縣已經精簡過一茬人，現在的缺口卻是比任何時候都大，只有清退所有不在編的聘用人員，於是精簡鄉鎮中所有的超編人員，這些平日下不了決心也下不了手的事，今天都別無選擇地被提到了議事日程。
可是，連清退不在編的聘用人員和精簡超編人員依然無濟於事時，對於在編的人員也要看鍋吃飯了，有的，不得不通過勸其病退，或提前退休，來壓縮編制。當然，誰退，誰不退，這中間還存在個人情、家庭背景等各種複雜的因素要考慮，但是，將吃皇糧的人數盡可能地壓縮下來，已屬刻不容緩！
減少吃飯的人以後，還要接著過緊日子。太和縣委縣政府，隨後又提出了“放筷子、停車子、關機子”的口號，並相應出台了《小車配備使用制度》、《接待制度》等一系列規章制度。縣里的六大班子如此，鄉鎮幹部的小汽車也就只好改作自行車，而且中午一律得在食堂吃工作餐，村級更是取消了招待費用……所有的資金都必須首先用於工資的發放，在不能保證工資正常發放的情況下，其他開支一律停止！
那些過慣了無拘無束快活日子的鄉鎮幹部們，對現在這種缺鹽少油的緊日子存有腹誹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儘管這次農村稅費改革中央和省裡的決心都很大，絕大多數地方確實也做到了令行禁止，但總也有些地方依然我行我素，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一套。
其中性質最惡劣、政治影響很壞的，當數碭山縣程莊鎮事件。
碭山縣，縣內其實並無山，倒是鄰縣附近有一芒碭山，秦末時曾為劉邦落難隱藏之處，碭山縣名也許由此而來。它位於安徽最北部的黃河故道，歷來以盛產酥梨而名馳天下，但這麼多年了，種梨的程莊鎮農民卻並沒由此富得流油，只因為那裡的農民負擔一直很重。僅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這三年間，程莊農民人均負擔的各種稅費，就分別占到上年人均純收入的百分之十一點九九、百分之十一點四一和百分之十三點二四，這與中央劃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相去甚遠！年年收穫甜梨的程莊人，一年忙到頭，得到的似乎只有苦澀與心寒。
2000年，按照縣里制定的農村稅費改革實施方案看，程莊鎮農民人均負擔仍有一百六十一元七角，在實際的執行中，鎮裡又無視中央和省里關於嚴禁額外加重農民負擔的規定，根本不打算在開源節流上動腦筋，做點兒與這場改革相適應的事情，而是一切照舊，以支定收，擅自增加了一百五十五萬零六百元，人均增加了三十六元一角二分錢。在徵收的過程中，不僅違反規定，按畝平攤，而且既不張榜公佈，也不下發納稅通知單，更不開具稅票，依然亂來胡搞。好在安徽這次試點的透明度極高，黨的一切方針政策都是與廣大農民直接見面的，且不說省委、省政府印發的《致全省廣大農民群眾的一封信》發到了千家萬戶，就是《關於開展農村稅費改革的通知》也張貼得滿道皆是，程莊鎮黨委和政府的這種做法顯然與上邊的精神不一致，許多農民便紛紛站出來抵制。鎮黨委書記龐家良也並非凡角，他見群眾拒不執行鎮裡的決定，便認定村民們是犯上作亂，就決定給大家一點顏色看看。於是，一個由他提議，由鎮黨委鎮政府聯席會議通過的“思想政治學校”便正式開辦，他們將不能及時如數繳納稅費的農民，集中起來進行“教育”。鎮黨委書記龐家良親任名譽校長，鎮長傅正勇任校長，其他有關的黨政負責人一個個都分別擔任了副校長。
要求完成稅費上繳任務的時間確定在六月底，這對梨農來說，正是個“青黃不接”的日子，因為酥梨要等到八月下旬才能陸續上市，不把梨子賣出去，梨農們怎麼可能有錢呢？去借高利貸吧，很多人還不起。這樣到了七月份，完不成交納數目的，名單便由村幹部提供上來，學校就出車上門去強行帶人。人到學校，首先要掏出五十到一百元不等的“乘車費”，然後，每人每天還要交上二十元的伙食費和住宿費。打從進了鎮裡開辦的這所“思想政治學校”，梨農們就別指望還有人身自由。當時，正值盛夏，呆在屋裡不動彈還要汗流浹背，學校卻把大家趕鴨子似的轟到操場上，去曬太陽，還逼著一個個繞著圈子跑步，跑慢了就遭痛罵，甚至受到體罰。最叫大家忍受不了的，是把所有人集中起來，責令父子兄弟之間相互往對方的臉上扇巴掌，巴掌必須真扇，且要扇出聲，不聽響不算，一次規定三十下。一時間，親人相殘，巴掌扇臉之聲響成一片。
這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紀了呀，如此慘無人道強收稅款的野蠻行徑，自然激起了程莊鎮農民的強烈抗爭。一人呼，百人應，一支不討個說法死不回頭的上訪隊伍，分乘幾輛拖拉機，向四百公里之外的省城奔去。
這事當即驚動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省委常委、副省長張平急忙驅車，在距合肥已是八九十公里的長豐縣曹庵迎到了上訪人員。他耐心地聽著大家的申訴。他本人就是與碭山縣接壤的蕭縣人，對蕭碭地區的農民太了解了，他深知勤勞純樸的黃河故道兒女，不被逼得走投無路，是絕不會鬧出這麼大的動靜的。
張平誠懇地說道：“請大夥回去吧，不要再到合肥去，我明天就派人到程莊去調查。”他大聲向人們作出許諾，“請相信我，這事一定會處理好的。”
第二天，省農委主任助理許偉一行五人，從省城合肥趕到了幾百里外的碭山縣城。他們首先找到縣委書記馬駿了解情況，沒想到，馬駿竟說得十分隨便：“那個地方的老百姓，一貫不好好生產，就會告狀！”
許偉一聽，知道這位縣委書記是太年輕了，到了這種時候，尚不清楚程莊事件的嚴重性。便說：“我們下去看看。”
馬駿見省裡一行人執意要到下邊調查，就婉言阻止，指出下去的危險性：“你們這種時候去，人身安全恐怕都不可能有保障。”
許偉當然不信。憑他的經驗，只要讓群眾講話，並且尊重群眾的意見，絕大多數群眾還是通情達理的；相反的，如果一味迴避矛盾，甚至把群眾視為自己的對立面，事情就沒有不辦砸的。
許偉等人沒在縣城逗留，馬不停蹄地趕往鎮裡。
程莊鎮農民見省裡果真來了人，確信省裡的領導就是不一樣，言而有信，大夥趕集觀燈似地，紛紛迎出村頭，然後，齊刷刷跪倒在地，百感交集得落下了淚水。
許偉慌忙要大夥站起，忍不住地哽咽道：“我是受省委、省政府委派，來聽大家的意見的！”
安徽省委書記王太華，從省農經委的匯報中，了解了碭山縣農民集體上訪的真相，氣憤地說：“這樣對待農民群眾，還是共產黨嗎？我們要這樣的黨員幹什麼！”
他當即趕往碭山，要親自去處理這一起“程莊事件”。
不久，中共安徽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安徽省監察廳，就這一事件查處的情況，向全黨發出了通報。通報指出，碭山縣程莊鎮嚴重違背了中央農村稅費改革的政策，無視省委、省政府的三令五申，擅自加重農民負擔，特別是舉辦“思想政治學校”，變相關禁體罰群眾，極大地侵害了群眾的利益，侵犯了群眾的人身自由，傷害了群眾的感情，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破壞了黨群、幹群關係，造成了很壞的政治影響。對這種我行我素，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嚴重違反政治紀律，無視黨的原則，背離黨的宗旨，造成嚴重後果的行為，決不能姑息遷就，必須嚴肅處理。研究決定：開除鎮黨委書記龐家良黨籍；撤銷鎮長傅正勇行政職務並留黨察看一年；撤銷鎮黨委副書記王法洲黨內職務；給予副鎮長孟凡昌、王岩行政記過；同時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縣委書記馬駿、縣長沈強，分別給予黨內嚴重警告和行政記過處分。
“程莊事件”，以及後來受到的嚴肅查處，這在安徽省當時的廣大農村，產生了很大的震動，給那些因為財政缺口極想鋌而走險的鄉村幹部敲了一記振聾發聵的警鐘！
其實，像碭山縣這樣的反面教材，在安徽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第一年，也並非獨此一例。王太華書記在接受采訪時，並沒有迴避試點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他特別指出，由於監督體系還不夠完善，個別地方仍出現鄉村幹部上門扒糧抬物而引發事端的現象。具體指的就是皖東地區來安縣的廣大鄉。
來安縣，也是安徽較早開展稅改試點工作的縣份之一，各種政策法規的宣傳不可謂不到位，然而，這一年廣大鄉的負責人，在部署夏季農村稅費徵收工作時，用的仍然是老辦法。他們在全鄉兩級幹部的會議上公開動員：“對少數有錢不給、有糧不交的難纏戶、釘子戶、老大難戶，必要時，還得採取扒的政策！”鄉領導在大會上敢說這種話，村幹部的膽子就能大上天。這個鄉的農民劉春國，原是本分的莊戶人，以往年年都是按時足額交納稅費的，雖不堪重負，卻從不多說一句話。偏偏全省啟動稅改工作這一年受了災，劉春國一時拿不出現金來，村幹部卻認為他是在同稅改工作對著幹，屬於有錢不交的“難纏戶、釘子戶、老大難戶”一類，於是領著一幫如狼似虎的徵收人員，大呼小叫地強行扒糧，劉春國氣不過，當場喝下農藥，自殺身亡。
稅費改革畢竟牽動著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而這種利益不光是長時期形成的，又是同各種權力緊密聯結在一起的，因此改革任務的艱鉅，是可想而知的，稍不留神，一些地方就會生髮出各種各樣的花招，變著法子增加農民負擔。鑑於這種情況，省委書記王太華，在大會小會上強調，要求全省各地進一步健全
農民負擔的監督管理機制，充分發揮群眾監督、法制監督、輿論監督等多方面的監督作用，暢通農民反映問題的渠道，盡快形成一個全方位的農民負擔的監督體系，以確保農民負擔得到嚴格控制。只有這樣，才談得上能夠長期保持穩定。肥東縣龍塘鄉三清村發生的故事，就為王太華的此番講話作了最好的詮釋。
一天，安徽省發行量最大的《新安晚報》社的編輯部，突然收到肥東縣龍塘鄉三清村以“全體村民”的名義寄來的一封信。信中說：“黨中央、國務院在我們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目的就是減輕農民負擔，我們打心眼兒裡表示感謝和擁護。但我們這裡在具體執行稅費改革政策時卻不從實際出發，將'計稅常產'核定為每畝一千零四十三公斤，而且發下來的納稅通知書，規定要公示的'計稅常產'、'稅率'、'農業稅附加率'等許多項目全都空著不填，只填上我們應交多少錢。如果按畝產一千零四十三公斤計稅，我們農民的負擔不但沒有降低，比去年要高出老大一截，日子將更加艱難了……”
接到這封農民來信，報社領導非常重視，立即派史守琴前往調查核實。
史守琴算不上資深記者，卻是年輕記者中出類拔萃的，雖為女輩，巾幗不讓鬚眉，頗有幾分古道熱腸，敢說真話，敢碰硬，人稱“史大俠”。
這次，報社領導派她前往肥東，自然事出有因。從前肥東縣路口鄉的一個村，也反映過農民負擔問題，就是派她去調查核實的，為此，還鬧出個“半碗渾水”的佳話。那天，她因為走的匆忙，穿在身上的一件剛從日本帶回來的大花連衣裙，竟也沒顧上換，就風風火火地上了路。當趕到那個村子，向田頭的農民說明自己的來意時，發現農民們一個個瞠目結舌，全好奇地看著她，她這才意識到，自己身上的這套服裝幫了倒忙。她於是取出村民給報社的信，作進一步說明，誰知，一位二十剛出頭的青年農民突然站起來，拾起身邊一隻藍邊大海碗，走到田溝處，彎腰舀起了半碗渾水，然後送到她面前說：“我們怎能相信你們不搞'官官相護'呢。這樣吧，你若不怕水髒，敢喝上兩口，我們就相信你也許能替我們說幾句真話。”史守琴一看暗中叫苦。喝吧，那水望上一眼，胃里便覺有東西在翻；不喝吧，馬上就得走人。她聽不得對方說出那樣的話，於是，心一橫，毫不猶豫地接過碗，眼也不眨地仰起脖子就喝。當快要喝完時，碗被奪了過去，她看到，青年農民臉上呈現出慚愧之色，在場的農民表情也都變了。
那次採訪結束後，一村的農民全出來為她送行；有的，竟送了一程又一程。
後來她用一篇報導給村民解決了問題，為表示感謝，一位七十多歲的農村教師冒著那年少見的大雪，給晚報送來一幅丈二對聯，上書：“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打那以後她堅定了一個信念：“站在黨旗下，盡心盡力為老百姓說話！”
這次，當她看完這次村民寫來的信，心情很沉重，當即就出發了；實地調查核實後，她變得越發不安。從了解到的情況看，那裡的農民，對中央稅費改革的大政方案並無異議，對省政府確定的農業稅率和農業稅附加率也都沒啥意見，只是對龍塘鄉“核定”的“計稅常產”，每畝竟高達一千零四十三公斤極為不滿，認為這是變著法子加重農民負擔。因為畝產數字“核定”得越高，農民按規定稅率需要交納的稅金就越多，已經多到了他們無法承受的程度。村民丁有發，拿出過去交的收費卡和今年的納稅通知書給她看，丁有發家兩口人種了不到兩畝地，以往上繳的是一百六十一元四角八分錢，今年稅費改革了，卻要上繳兩百二十一元五角九分錢，稅費改革本來是要減輕農民負擔，現在卻越改負擔越重了！
村民楊尚祿給史守琴詳細算了他家一年種田的收支明細賬。他說，他家四口人，種著三畝三分田，買稻種花去六十七元五，農藥用了二十元，化肥是一百九，從電灌站打水的支出一百四，前後兩次用人家的耕牛犁田給了五百，稻穀脫粒八十，這樣把投入加起來就是九百九十七元五角整，將近一千元。再說這兒一畝稻子常產只在五百至六百公斤，一季收了一千八百一十五公斤，按今年糧站每公斤八角二分的收購價，可得一千六百六十九元八；一季油菜，收了兩百公斤，可得四百元上下，兩項相加，刨去投入，再刨去三百五十六元二角五分的農業稅、水費和淠史杭工程外資還貸，清清楚楚，就只剩下七百一十六元零五分！
算到這兒，楊尚祿苦澀地一笑，說：“這還沒算完。前幾天，村會計又來要錢，說是清溝費還有一百二十二元；建電灌站，建在哪兒還不知道，就要六十八元八角五；排澇費又是三十六元九角八；再加上巢湖治理費的二十二元九角五，鄉村道路費的五十元四，總共加起來，就又是三百零一元一角八！但這錢我沒給。我卻特地要村會計寫了一張交費條子，我是存心要告這個狀！”史守琴確實看到了那張條子。她也替楊尚祿算了一筆賬：這一年，楊尚祿一家口人，從早忙到晚，投入全部的勞力且不算，扣除各種稅費之後，就只拿到了四百一十四元八角七分錢！一家人，一天竟攤不到一元二角錢；即便就是算上一元二角，再四人平分，每人每天就只有三角錢！
在一盒普通火柴都由兩分錢漲到了一角錢的今天，三角錢又能幹什麼用呢？
楊尚祿一臉無奈地對史守琴說：“負擔這麼重，叫我們農民怎麼過？我們村里的農民都商量好了，'計稅常產'不降下來，鄉、村幹部還繼續背著上邊亂要錢，我們就只有全都退田，出去謀生。”史守琴聽了，心中一震。她也納悶：一畝田的“常產”能達到一千公斤嗎？她找到龍塘鄉黨委書記王文中，王文中也承認不可能達到，“那麼，在核定'計稅常產'時，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干呢？”她直截了當地問。
沒想到，王文中也是滿肚子苦水：“誰也不想定這麼高，但如果不這樣，鄉、村兩級政府就運轉不靈。”
他也為記者算了一筆賬：按實際常產，照稅費改革的規定計稅，今年鄉級財政收入較往年就要減少十多萬元；全鄉十個村委會的收入，也就比過去減少四十七萬八千多元，這樣兩級幹部的工資，辦公費用，興修水利，修路，綠化，報刊雜誌的征訂費，以及支付五保戶的生活費，等等等等，就統統有了困難。
他說農民有農民的難處，鄉村兩級也有自己的難處。我們認為出台的稅費改革方案需要重新修訂和補充，方案製定得太死，基本上沒有兼顧減負與平衡的關係，下面在操作上就一點靈活性都沒有。
鄉長李澤芬也想不通：“我個人認為，上邊在製定政策時，應該是對減負面實行總量控制，要求每戶農民都達到減負目的，這在理論上講講可以，實際操作不可能做到。”
史守琴採訪歸來，遲遲沒有動筆。她感到，農村稅費改革的政策性很強，而且又是在試點階段，肯定會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鄉、村兩級幹部遇到的這些困難，確實也是實實在在的，而且是需要認真探討和解決的；當然，稅改後的農民負擔非但沒減，反而加重，這肯定也不是稅費改革所希望看到的，楊尚祿一臉無奈說出的那番話，更是需要引起上級領導深思的。
因此，她認為，肥東縣龍塘鄉三清村反映出的農民負擔，不僅僅是個需要“曝光”的問題，如果寫成一篇內參文稿或許會更加合適。
於是，2000年十二月十一日，史守琴以《“計稅常產”緣何放“衛星”》為題，將三清村全體村民寫給報社的信，連同她的“調查附記”，編成了一期《新安內參》，直報安徽省委常委、省人大正副主任、省政府正副省長和省政協正副主席，同時，抄送合肥市委書記、市長，以及省市稅改辦公室。
“史大俠”的此番用心，不僅使三清村的農民“計稅常產”，由每畝一千零四十三公斤，實事求是地降到了七百九十公斤；內參出來後，常務副省長張平還牽頭召開了一個專門的會議，會上根據安徽省的實際情況，對全省農業稅的徵收工作確定出一個雷打不動的“上線”：“計稅常產”每畝不得超過八百公斤。有了這一條“高壓線”，安徽全省類似龍塘鄉變著花樣兒增加農民負擔的現象，隨之被徹底根除。
晚報的一次“輿論監督”，不僅引起省委、省政府對鄉鎮和村級組織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高度的重視，進一步加快了配套改革的試點工作，而且僅在“計稅常產”的問題上，就使得全省四千萬農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了根本保證。這消息，傳到龍塘鄉三清村時，全村人都感到歡欣鼓舞。後來，楊尚祿受大夥兒的委託，準備買上幾大盤“千頭鞭”或是“萬聲雷”，拿到晚報社門口痛痛快快地放上一回，以表他們的喜悅感激之情，但一來“大俠”不允，說即便是感謝，也要感謝黨的好政策，二來又聽說，合肥市早就禁放鞭炮，不好亂來，這事才作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