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到了這一年的九月便有了轉機。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國改革開放二十週年的日子裡，江澤民總書記在安徽省城合肥，就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
江澤民指出：尊重實踐，尊重群眾，這是過去二十年來我們在領導農村改革的立足點，獲得的根本經驗，也是我們今後推進農村改革，做好農村工作必須遵循的原則。要正確對待農村中出現的新事物，尊重農民的創造和選擇。
對於農村改革，他強調堅持兩條：第一，鼓勵試，不爭論；第二，堅持“三個有利”的判斷標準。在改革的實踐中，要不斷幫助群眾總結提高，加以引導，對的就堅持，不對的改正就是了。
江澤民還就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著重抓好的工作，提出了六大課題。其中特別指出：“改革和規範農村稅費制度，探索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
這是黨的總書記第一次堅定而明確地倡導和鼓勵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要求大家“探索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
他在講話中最後強調：“深化農村改革是一篇大文章，我這裡只是點一點題。希望各地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從當地實際出發，繼續大膽探索和實踐。”
總書記的講話像一股強勁的春風，從八皖大地迅速吹向了全國各地，驅散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疑團與迷霧。
於是，看似停滯已呈膠著狀態的農村稅費改革，頃刻間，獲得了巨大的動力，步伐驟然加快了。
一個月後的十月二十七日，財政部部長項懷誠、農業部部長陳耀邦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段應碧，三人就農村稅費改革問題專題致信朱基總理。他們提出，中國的農村稅費改革大致可分“方案起草”、“論證修改”及“試點實踐”三個階段，並把每個階段的大體設想也作了匯報，還把實施的時間也作了確定。
既然江澤民總書記已經十分明確地把農村稅費改革作為“著重抓好”的工作提了出來，許多地方過去又早已進行過這方面的試點，並取得許多寶貴一定的經驗，所以，朱基對項懷誠、陳耀邦和段應碧提出的這種按部就班的做法，就感到了不滿意。他在他們的材料上作了明確的批示：
“三個階段可交叉進行，實行時間不必拖到2000年。先出個文件，各省市可根據具體情況自定改革時間，爭取有幾個省明年出台。”
那段時間，朱鎔基南下考察，考察期間仍念念不忘稅費改革的事。據《廣西日報》十月三十日報導，朱鎔基在北海和南寧的談話中就指出：“農村中的提留、統籌等費用是目前腐敗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以這些'三提五統'費用為藉口，加收各種名目繁多的費。政府年年喊錢不夠用，農民天天怨負擔重。這個事不能拖了，你們要多做調查研究，及時解決。”
他還說，“幾年前我就已經有了個好的想法，思考了許多年，我的想法就是把所有合理的收費納入農業稅的範疇，讓村幹部吃'皇糧'，稍微提高一些稅就可以了，農民也負擔得起，除了農業稅，其他收費都屬於非法的；除了稅務部門外，其他任何單位、個人都不能向農民收費，誰收誰違法。這樣亂收費的人就找不到藉口了，農民拒絕亂收費也就更加理直氣壯了。在這個問題上，只要中央和地方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是完全可以做好的。這對農民有好處，對國家有好處，對有效制止亂收費、搞好乾群關係、杜絕腐敗都大有好處的。河北省搞了幾年試點，實踐證明是不錯的。”
沒過多久，朱鎔基再次給項懷誠、陳耀邦和段應碧作出批示：
“根據我同許多省市領導交談，此項改革業已成熟，不必拖那麼長時間。當然工作要做細，也不必由中央規定一切細節，劃一實施時間。實際上一些省已在一些地區實行。領導小組和辦公室越多越辦不了事，需要哪個部門辦事和商量，國務院已授權你們可以召集。”
這一年十二月四日，新華社信息中心編印的《決策參考》第四十七期《權威論壇》，朱鎔基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又一次說到了稅費改革，他說：“河北省一個地方已經推行了好幾年了，採取公糧制，一律橋歸橋，路歸路，不向農民收鄉統籌、村提留，都在農業稅裡面收，非常有成效。”這年年底，在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上，朱基再次談到“鄉村費改稅”時，又十分明確地說道：“鄉村費改稅九九年要開始搞，安徽、河北的這項改革搞得還是好的，要繼續搞。”
一九九九年三月五日，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在京召開，朱鎔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莊嚴承諾：“抓緊制定農村費改稅方案，並付諸實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
會後，國務院辦公廳本年度第六號《參閱文件》，就刊出了項懷誠、陳耀邦、段應碧三人合寫的《關於農村稅費改革有關重大政策問題的調研報告》。
到了這時候，河北省因《糧食收購條例》的頒布被推遲了九個多月的“公糧制改革方案研討會”，終於在石家莊隆重召開了。會上，省委副書記趙金鐸，對這麼多年鍥而不捨地從事公糧制改革研究的楊文良，給予了最充分的肯定和表揚。他充滿感情地說道：
“文良同志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非常執著。無論是這項改革順利的時候，還是遇到問題和困難的時候，他都是一往無前的，也確實費了很大的心血。特別是在《糧食收購條例》出台後，他寫了一系列的文章，這些文章的觀點是有分量的，我看許多觀點是很有說服力的，也有一定的現實性。這些文章分別寄給了朱總理辦公室、中財辦、國務院研究室等單位。”
安徽省政府參事何開蔭，作為這項改革最早的倡導者也應邀前往石家莊並作了專題發言，他發言的題目是：《中國農民的福音：農業稅費改革是農民減負增收、理順農村利益關係、發展農業生產的得力措施》。他的發言在研討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國務院辦公廳向全國轉發了農業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法制辦《關於一九九八年農民負擔執法檢查情況的報告》，要求各省市區“抓緊制定並實施農村'費改稅'方案，積極探索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的有效途徑”。
至此，農村稅費改革終於成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門話題。各地都在積極的探索和抓緊實施減輕農民負擔的稅改方案，一個新的改革高潮，在中國各地的農村呼之欲出了！
這期間，新華社編印的《半月談》雜誌從全國各地眼花繚亂的農村稅費改革的探索中，排出了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模式”，這就是：安徽省太和縣的“農村稅費總額大包乾”模式、河北省正定縣的“公糧制”模式和湖南省武崗市的將“三提五統”費改為“農村公益事業建設稅”模式。
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就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堅定地表示：“要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並公開了推進的時間表：“明年國家先在幾個省區進行試點，其他省區也可在個別縣(市)試點，爭取後年在全國推開。”
現在，朱鎔基把改革的步伐驟然加快了。
確實沒有理由不再加快這項改革試點的步伐了。儘管項懷誠、陳耀邦、段應碧擬就的改革試點方案，尚未正式出台，更不了解各省市自治區對這個試點方案持何種意見，而且眼看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便到了“明年”，朱鎔基還是把“幾個省區進行試點”的時間，定在“明年”，同時宣布，幾個省區大約只要一年的試點，就可以“爭取後年在全國推開”。
朱鎔基的決心和信心都很大，改革起來，依然是他那以暴風驟雨的方式強力推進的施政特色。
然而，當國務院授權財政部長項懷誠等人組成的專門領導小組，拿出《關於農村稅費改革的意見》，將他們擬就的試行方案發到全國各有關的省區以後，因為這個方案並沒有集中起各地試點工作中成功的經驗，有著明顯的政策缺陷，執行這個方案，農民的負擔可能會被減輕，但地方財政由此出現的巨大的財政缺口，卻無力填補。所以，除安徽省委書記回良玉因是這方面的專家，顯得胸有成竹，信心很足，其餘各省都先後打了退堂鼓。但就是這惟一堅持試點的回良玉還因為工作的需要，不久就又被調離安徽，出任江蘇省委書記，這就使得農村“費改稅”的試點工作，頓時變得撲朔迷離，陷入僵局。
但是，朱鎔基的決心沒有變。早在一年前，他在給財政部長項懷誠、農業部長陳耀邦、中央財經辦副主任段應碧的批示中，就指出過：“實行時間不必拖到2000年”，“實際上一些省已在一些地區實行”，“此項改革業已成熟，不必拖那麼長時間”。隨後又在全國經濟會議上明確提出：“鄉村費改稅九九年要開始搞。”顯然可以看出，他確定的時間表卻一再被耽擱，最後還是拖到了“不必拖到”的2000年！
此勢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2000年必須推行改革，這一點，不能再有絲毫的動搖了。
於是，2000年三月二日，中央正式發出了《關於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
我們注意到，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國務院領導寫出的後來曾轟動全國，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一封信，正是2000年三月二日。
這既是一種巧合，卻更像一個寓示，它至少說明，黨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這個《通知》，不僅順應民意，還是十分及時的！
《通知》指出：“中央確立在安徽省以省為單位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可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少數縣(市)試點，具體試點工作由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府決定和負責，試點方案報中央備案。全國農村稅費改革在試點的基礎上摸清情況，積累經驗，逐步推開。”
《通知》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要帶頭貫徹落實中央關於農村稅費改革的精神，積極支持和配合搞好試點工作。要適應改革要求，及時調整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有關政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量力而行的方針，可辦可不辦的事情不辦，能緩辦的事情緩辦，決不能用犧牲農民利益的辦法求得事業發展。”
確立安徽作為稅費改革惟一的試點省，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對安徽最大的信任與鞭策，當然更是對安徽率先提出稅費改革並連續七年進行大膽探索的充分肯定。
這期間，全國人大九屆三次會議在京召開，當安徽省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朱鎔基總理來到了安徽代表們中間。
他坦誠直言道：“我一直關心農業的問題，考慮增加農民的收入，減輕農民的負擔，這已經是現在最大的政治，但能拿出的辦法卻又不多，只有'減負'。這是必須下決心的。'費改稅'，是一攬子工程，不合理的收費很多，什麼二百種、三百種，我看只有一種，就是農業稅，其他都是屬於非法的，不能再叫種田的吃虧了。這項工作，已經搞了一年的調研，也定了一些試點，可是到今天卻只有安徽不打退堂鼓，而現在良玉同志還到江蘇去了。”
朱鎔基望著新任省委書記王太華，問道：“你太華還搞不搞呢？”
王太華非常清楚這場改革意味著什麼。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遵循，什麼可能都會出現，什麼困難都會發生，但是，為了讓億萬農民過上幸福富足的日子，他還是願意承擔一切風險，迎難而上。也許此刻，他有許多話要說，卻只是莊嚴地一笑，說了一個字：“搞！”
朱鎔基高興地點了一下頭，說：“有這個勇氣，是要表揚的！”
接著，他指出：“這條路很艱難，也很光榮。萬里同志當年在安徽搞'大包乾'，那是開創了一個歷史；今天農村稅費改革的意義，不亞於'大包乾'，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件事的重大意義。”
說到這，他的感情變得複雜起來。他認真地環視一周，動情地說：“我是南陵人，南陵縣是我的祖籍，我有安徽的血統。安徽的歷史上，有浮誇的'美名'，當然，全國都有，安徽卻是比較嚴重的，我擔心這次稅費改革，下面還會搞浮誇。現在，大家都怕我，但安徽不怕，尤其南陵人不怕，九八年我去南陵糧站視察，他們就對我弄虛作假。今天只有搞'費改稅'這樣一條路了，我們必須紮實工作，一定要謹防虛報，農民的稅費不能再搞得太重了。假如這一次搞不好，我就只有撤職。”
他感慨道，“這麼多年，我們培養了一批會匯報的干部，這些幹部不去訪貧問苦，不去做調查研究。今天我們搞稅改，就是要講實的，要講成績，也要講缺點，講問題。我希望安徽省的同志進一步改進領導作風，能聽得進不好聽的話，這樣才能把事情做好。”
他最後說道：“太華同志比我年輕，風險我替你擔了，但我依然為你捏把汗啊，因為'費改稅'的工作是會非常艱鉅的。我馬上要下了，(任內)看不到結果了，可我希望安徽全省上下團結起來，勇敢地挑起這個擔子！”
就在那次全國人大的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胡錦濤，也來到了安徽省的代表團中間。
他認真聽取了大家對搞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意見和建議之後，親切地對來自家鄉的代表們說：“實行農村稅費改革，是減輕農民負擔的根本措施。工作中，會有不少困難，安徽作為試點，我們就一定要精心組織，認真安排，有步驟地進行。”
歷史，又一次降大任於八皖大地。一場億萬農民期盼已久的，中國農村第二步偉大的改革，就在這世紀之交，在“大包乾”的發源之地，終於拉開了序幕！
江淮兒女又一次勇立潮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