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以後的一年多時間裡，中國的傳媒機構對農村稅費改革的宣傳，形成了一個不小的高潮。從《中國改革報》、《中國紀檢監察報》到《中國經濟時報》、《經濟日報》直到《人民日報》；從《內部參考》、《學習研究參考》到《國內動態清樣》，直到《領導決策參考》，盛讚這場改革的文章可以說是連篇累牘。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到河南視察。當他了解到一些地方在打著教育的旗號向農民亂收費，最終又不是把錢全用在教育上，這引起他的不安。視察期間，他還了解到，現在農村中的村提留、鄉統籌的收費辦法，隨意性太大，本來就是一種“多收有利”的機制，而收多收少又是直接同基層幹部的切身利益掛鉤，這就導致了農村的“三亂”屢禁不止，成了老大難。於是他想這恐怕要從這種收費辦法究竟行不行上來考慮一下了。
出乎他的意外，在河南視察期間，李嵐清又聽說有的農村已經實行稅費合一的規範管理辦法，這辦法不僅受到農民的歡迎，各方面的經費也有了保證，十分感興趣，要親自去看一看。聽說這事就發生在鄰近的安徽省阜陽地區，他便臨時決定，改變行程，彎到阜陽。在阜陽，他聽取了當時的地委書記王懷中和專員喬傳秀的專題匯報。聽了以後，覺得這辦法的確不錯。從匯報中他還進一步了解到，全國政協的幾位老同志也到阜陽的農村進行過這方面的調查研究，回京後，他就派人要來了他們的調查材料。看過之後，感到頗有價值，於是他就又把要來的材料，附上自己的意見，送給了李鵬總理，同時也送給了朱鎔基、鄒家華、吳邦國、姜春雲幾位副總理共同參閱。
其實，促成幾位全國政協的老同志深入農村搞調查的，正是原安徽省省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王郁昭。我們前文已經提到，在揭開中國農村改革序幕那驚心動魄的歲月裡，王郁昭曾是萬里麾下的一員大將，後來出任過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可以說，他是經歷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場中國農村改革的全過程的。而且直到今天，對中國“三農”問題的關注，依然是他樂此不疲的一件事情。
打從一九九五年四月開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中的幾位曾長期在國家領導機關從事過經濟工作的老部長們，就組成了一個專題組，圍繞著當前農民“減負”的熱點問題，在王郁昭的帶領下，不辭辛勞地深入到安徽、河北等地進行認真調查研究；回京後，又與農業部、財政部、國家統計局等有關部門的同志進行了座談。為在更大範圍，了解到來自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盛夏七月，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還在四川省樂山市召開了有安徽、河北、河南、湖南、四川、貴州、吉林、廣西八個省區相關部門參加的“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研討會”。著重研究了近年來一些地方進行的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改革試點情況，探索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出路和辦法。
專題組的一行八人，一路之上的心情都是十分沉重的。調查中發現，近年來由於各地不切實際的達標升級活動過多過濫，基層黨政機構的干部編制嚴重失控，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少數幹部橫徵暴斂，魚肉鄉里，農民苦不堪言，引發出一批惡性案件。特別是發現農民承受負擔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而作為國家主要糧源的中國中部農業大省，由於糧棉定購任務較重，農民獲得的實際收入被大大打了折扣；而國家原本是想減輕農民負擔的“三提五統費”控制在上年以鄉為單位的農民人均純收入百分之五以內的規定，不但掩蓋了農村中的貧富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劫貧濟富”的負面效應，反而加重了低收入農戶的負擔，成為雪上加霜！
每當接觸到這些沉重的話題，專題組的同志就感到分外壓抑。只是當親眼看到安徽省太和縣、河北省正定縣正在搞改革試點，親耳聽到這些改革深受農民群眾和社會各界的歡迎，才由衷地感到一些欣慰。
後來，通過與國家有關部、局的座談交流，經過樂山會議的深入探究，王郁昭親自主持寫出了《關於切實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建議》。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還為此在京專門召開了一次主任擴大會議，對《建議》進行了一次認真審議。
王郁昭在這份《建議》中認為：解決農民負擔最根本的出路，是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富裕程度。而要真正把農民負擔控制在合理範圍內，就必須從根本上改革並完善農業稅賦的徵管制度，堅決堵住增加農民負擔的源頭。各種調查表明，農民負擔過重，往往與政府制定發展目標時的要求過高過急有直接關係，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上面。
《建議》幾乎是在大聲疾呼：要堅決清理那些不切實際的達標升級活動，凡是加重農民負擔的都要堅決取締。
《建議》有著十分具體的建言：如提出要加快制定《農村稅費徵管法》，加強農村稅費徵管隊伍的建設，絕不允許運用公安警力或民兵小分隊征繳稅費；如提出要堅決精簡機構，改革幹部的考核制度；如提出要在現有各種經濟技術協會的基礎上考慮建立農民自己的群眾組織，溝通政府與農民的關係，以便於貫徹執行國家的各項政策的法令，又有利於真正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對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一直很關心，看了由經濟委員會主任擴大會議審議通過的報告，十分高興。這一天，他約來王郁昭，明確表態：“你們提的建議我完全贊同。如果需要開協商會，請李鵬同志參加，會我主持。”
李瑞環還指示，將《建議》分別送往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
當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建議》按組織程序送出去之後，王郁昭的心情還是難以平靜。他考慮到在中央領導中，溫家寶是各地農村跑得最多，因而也是最熟悉中國的農村工作的，就又以個人名義，直接給溫家寶呈送了一份。
當然，王郁昭並不知道，他的這份報告，早在十天以前，李嵐清副總理就已經把它直接送給了李鵬總理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參閱，李鵬、朱鎔基也都批轉給了財政部；更不知道，姜春雲副總理在讀到李嵐清送來的報告後也已經轉給了溫家寶，並表明了他的意見：“請家寶同志閱批起草小組認真研究。”這時溫家寶領導的一個起草小組，正在為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一個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重要文件。
兩份《建議》溫家寶都收到了，他和姜春雲的看法是一致的，認為它對正在起草中的黨中央和國務院即將頒布的一個決定極有參考價值。按說，這事溫家寶已經批辦了，對王郁昭個人呈送上來的《建議》，就無須再作處置了，不過，他是個做事認真得一絲不苟之人，雖已有過交待，卻仍然又一次拿起毛筆，將《建議》批轉給國務院副秘書長劉濟民和農業部副部長萬寶瑞，並且多寫了幾句話。他的批示，每一個字，都寫得端端正正，甚至連標點符號也絕不馬虎，像他以往處理任何一件工作一樣的嚴謹和認真：
“濟民、寶瑞同志：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在調查研究基礎上形成的這份建議，對研究和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有重要參考價值。其中許多好的意見，在中央起草的關於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的文件中已經吸收；一些帶方向性的改革措施，也在積極進行試點。請將這些情況告政協並鬱昭同志。”
這份由王郁昭執筆的《建議》被送達中辦國辦後不久，一個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牽頭，有國家計委、國家體改委、國家財政部、國家農業部、國家糧食儲備局、中央紀委以及中央電視台參加的聯合調查組，很快奔赴離京最近的河北省進行農業稅制改革的專題調研。從中央黨校學習歸來的省委副書記李炳良，接待了調查組的全體同志，並彙報了河北省三年多來公糧制改革的情況，同時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採訪。
這期間，一個令人鼓舞的消息，也悄悄在安徽廣大農村流傳：江澤民總書記派出秘書，一竿子插到最早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安徽省太和縣。這位秘書在太和縣的各處進村入戶，所到之處，一概是認認真真地聽，仔仔細細地看，邊聽，邊看，邊認真地往本子上做記錄。臨了，太和縣委、縣政府的領導，希望他能夠談一談調研後的看法和意見，這位秘書卻只是謙和地笑笑，說：“我的任務就是看，就是聽，然後回去，如實匯報。”
公元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了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最著名的“十三號文件”：《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這個《決定》，具體地提出了“三減”：減免貧困戶的稅費負擔，減輕鄉鎮企業負擔，減少鄉鎮機構和人員的開支；明確提出了“五個嚴禁”：嚴禁一切要農民出錢出物的達標升級活動，嚴禁在農村搞法律規定之外的集資活動，嚴禁對農民的一切亂收費、亂漲價、亂罰款，嚴禁各種攤派行為，嚴禁動用專政工具和手段向農民收取錢物；而且提出“兩個加強”：加強領導，實行減輕農民負擔黨政一把手負責制；加強監督檢查，嚴肅查處加重農民負擔的違法違紀行為。
《決定》特別指出：“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必須堅持深化改革，對有些地方進行的負擔分流和一些糧食主產區進行的稅費改革探索，可以繼續試驗。”
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第一次在“紅頭文件”中，對各地正在進行著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驗，公開表明了肯定的意見！
“十三號文件”下達的第十四天，即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三日，溫家寶便代表中央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就農村稅費改革的工作發表了重要講話。
他說：“近年來，一些糧食主產區，主要是安徽、河北等七個省的五十個縣在一定範圍內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驗。中央認為，這項改革可以繼續試驗，但目前還不宜在面上普遍推廣。主要是基於兩點考慮：這項改革觸及到了一些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涉及到一些重大改革方向，繼續改革必須與現行的糧食購銷體制和以農業稅為主的財稅體制的改革統籌考慮，這件事涉及面廣，而且較為複雜，需要全面設計方案。試行工作要有領導地進行，已經批准開展試點的地方，要認真試好，並註意總結經驗。”
溫家寶不但肯定了各地稅費改革試點積累了有益的經驗，而且精闢地指出這項改革觸及到了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涉及到了重大的改革方向，因而需要全面設計方案。
溫家寶的這個講話，高屋建瓴，振奮人心；他對農村稅費改革的詮釋，更是高瞻遠矚，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