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鷹回到北京後，就忙著組織人就全國農村基層稅費制度試點的情況，給國務院寫出報告，並特邀何開蔭、楊文良二人參加討論。
報告的題目十分鮮明：《事關農村發展和穩定的一項重要改革舉措》。
姜春雲副總理親自到過阜陽試驗區，看了這份報告後十分高興，很快作出批示：“這是農村工作的一個重大問題，試點探索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思路、途徑，擬專門開個會，總結交流經驗，提出今後意見。”
就在農業部轉上來的這份報告和姜春雲的批示，還都沒送到主抓經濟工作的常務副總理朱基的手上時，朱鎔基卻先看到了新華社記者葉冰男的一篇《河北省調整公糧制試點方案》的消息。顯然這是朱鎔基第一次接觸到這類消息，有點詫異，就把文章批給當時的財政部長劉仲藜和副部長項懷誠：“請仲藜、懷誠同志閱。”同時批給國務院秘書長何春霖，要求他去搞搞清楚：“這個試點是怎麼回事？”
當我們最初從《河北省公糧制改革大事記》中，看到朱鎔基的這個批示時，很是感到意外。因為農村稅費的改革，從提出到試驗，從秘密試驗到公開試點，直到發展成七省五十個縣的“燎原之勢”，已走過了漫長的五個春秋，不說大報小報已對此有充分的披露，河北省還在京召開過範圍很廣的研討會，國務院許多相關部門的同志都到會了，朱鎔基副總理對這事兒怎麼可能會一無所知？
後來，細細一想，才覺得併不奇怪。何開蔭改革設想的文章被刊發在《人民日報》的《情況彙編》上，引起過李鵬總理的關注，並發表了重要講話，可那畢竟是在一九九年春天，朱鎔基還在上海工作，對這一切不了解是十分正常的。以後，他進京主管國務院的經濟工作，又正是中國經濟增長率跌入低谷之時，工業生產滑坡，中央財政吃緊，擺在他面前的，僅全國累欠的“三角債”就高達五千多億，要想在如此重關如鐵的困境中走活一盤棋，他幾乎是在拳打腳踢，甚至用出鐵腕手段，發起清欠攻勢；同時展開了一場狠打氾濫成災的假劣偽冒產品的活動。一九九二年，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出現一個加快建設的熱潮，但由於當時中國的經濟工作還遠沒從“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尷尬局面中走出來，經濟的高增長幾乎是和混亂同步，開發熱，集資熱，炒地皮熱，已經熱到了朱鎔基用一句英文表述“Crazy”(瘋狂)的程度，“過熱”發展的經濟，引發出了建國以來中國最嚴重的通貨膨脹。接下來，朱鎔基就又大刀闊斧地運用起經濟、法律乃至行政的各種措施，數管齊下，並親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大力整頓金融秩序。
朱鎔基實沒有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像他抓城市的經濟那樣，去抓農村工作，再說，他對農村的情況又遠不如城市工作那樣熟悉。在一九九三年召開的全國糧食購銷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的講話中，他對糧價的放與收，就沒有像對金融和國企改革那樣自信。他說：“去年我們缺乏經驗，放開糧價太快了一點，準備工作不足。沒搞過市場經濟，不知道厲害，結果，十一月以後糧價暴漲，沒有按照預定的調價步驟來做，措手不及。”
但是，他對中國的農業是重視的，對農民的負擔更是感同身受。一九九三年五月中旬，他在赴湖南考察期間，發覺個別地區的夏糧收購資金未到位，向賣糧的農民打白條，農民的生活和生產難以為繼，他氣憤已極，嚴厲訓斥湖南省的主管領導，並對下面地區的負責人說：“我留下電話號碼，你們什麼時候湊夠了資金，就什麼時候給我打電話，我要看看究竟會拖到哪一天！”返京後，他深感問題的嚴重，遂親自指示《人民日報》發表農業部清理農民負擔的三個文件，公開徵稅的項目和範圍，明令不能超過上年農民純收入百分之五的上限，凡不遵令者，當依法處理。
就在朱鎔基要求國務院秘書長何春霖去鬧清河北省公糧制試點是怎麼回事的四天之後，財政部長劉仲藜即把同樣有著朱基批示的新華社記者葉冰男的文章《河北省調整公糧制試點方案》批轉給了部裡的稅政司：“請稅政司閱，是否與國辦三局聯繫一下，農稅處也派人參加了解一下。”
劉仲藜部長作出的這個批示，無疑已經是多餘的，因為從時間上看，在他還沒見到朱鎔基的批示，就是說，在他張羅屬下“聯繫一下”“了解一下”的一天之前，朱鎔基已經接到了姜春雲轉給他的阜陽研討會的有關報告。朱鎔基看罷報告，河北省公糧制改革試點是怎麼回事，就一切都再清楚不過的了。
儘管姜春雲在報告的批示中，已經對各地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經驗給予了最充分的肯定，並且認為“試點探索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思路、途徑”，他的建議也十分具體：“擬專門開個會，總結交流經驗，提出今後意見”，也許正是因為姜春雲在批示中強調得那樣重要，“這是農村工作的一個重大問題”，朱鎔基在看了報告之後，處理得也就相當謹慎。他對“擬專門開個會”的建議繞開不提，將這份報告批給了國務院秘書長何春霖。不過，這回批下去，增加了一個國家稅務局局長金人慶：“請春霖、人慶同志閱處。此事要徵求財政部、稅務總局和綜合部門意見。”
朱鎔基顯然沒有表明具體的意見，只是作出了具體的交待。這一天，是公元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已成燎原之勢出現在中國各地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驗，進入了他的視野，並引起了他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