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皖西北與河南省接壤的阜陽地區，是我國著名的產糧區，更是經國務院備案的中國第一個農村改革試驗區。這個試驗區，還是早在一九八六年，在當時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的親自帶領下，由段應碧、周其仁、陳錫文、杜鷹、盧邁等一大批著名農業專家建立起來的。這次率先進行土地稅制改革的渦陽縣新興鎮，和堪稱農村稅費改革第一縣的太和縣，都在這個地區，因此，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全國農村基層稅費制度改革經驗研討會放在阜陽召開，無疑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會議由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主任杜鷹主持。
來自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國務院特區辦公室、農業部、財政部、內貿部和糧食部門等部委辦的專家學者，安徽省阜陽試驗區、湖南省懷化試驗區、貴州省湄潭試驗區及河北省正定縣、河南省城郾縣等七省暨有關縣代表共八十餘人出席了會議。大家實地考察了太和縣試點情況，還就各地試點的具體做法和成效進行了交流，當然，對目前尚存在的具體問題，和如何進一步完善試點工作，都作了坦誠而深入的探討。
由於各地都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確定具體做法的，因此在改革的措施上是不盡相同的。看上去，令人眼花繚亂，其實，萬變不離其宗，還是何開蔭早先總結出來的那幾句話，是一種“稅費統籌、折實徵收、財政結算、稅費分流”的模式。
總之，在原則和目標大體一致的前提下，各地都在農村基層稅費制度的改革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與會代表們公認，在諸多試點之中，安徽省太和縣和河北省正定縣的兩處試點，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與會專家對這項改革更是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它是對舊體制的又一次突破，在實踐中是可行的，方向是對頭的，成效是明顯的。
會上，國務院特區辦政研室副主任劉福垣的發言格外引人注目。他說這次會議是朱琳主任讓我來的，當然，我也很感興趣，馬上就來了。聽了同志們的介紹，對這項改革，我有一個總的感覺，就是現在試點單位的改革已經獲得了基本的成功，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姜春雲副總理說這項改革不僅有經濟而且有政治意義，說明這個問題確實是上下都很關心的事。
他說，“我認為這項改革的意義，已經不僅僅是簡單地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其核心，就是理順國家、集體和農民的關係。我們第一次改革，是以'大包乾'為旗幟，改革的對像是政府，是我們公社化以來的政社合一的體制。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包辦代替農民決策，把農民的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四個環節統統卡死了，使我們的農民收入太低，農村經濟單一化，農業的發展嚴重滯後，改革突破了政社合一的體制，還給了社區和農民一部分自主權。但是，那種改革並不徹底，至少，流通和分配的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今天，各級政府都在討論如何解決農民負擔，如何消除苛捐雜稅，如何改變乾部'要錢、要糧、要命'的形象；很多政府的文件三令五申這個費可以收，那個費不能收；哪個稅是合理的，哪個稅是不合理的；收多少為合理，收多少為不合理；國務院的電話會議也曾明令取消三十一項費用。其實，在分配關係都不清楚的背景下，哪個合理，哪個不合理，最後也是劃不清的，上面下面都不清。比如計劃生育費用、民兵訓練費用，這全是一種行政性的費用，是貫徹國家政策所需要的費用，它和農業生產並沒關係，實際上這也是應該由財政來拿的，但是現在，都混在了'三提五統'裡面要農民承擔。
“只有最根本地解決攤派問題，真正做到：明租，正稅，除費，我們才能夠對農村的分配問題喊上一聲'立正'。農民和社區之間說到底只有租的關係，農民和國家的關係也只是靠稅來調整，農民交了租，交了稅，其他的任何費用都與農民無關！”
最後，他慷慨陳詞：“既然我們下這麼大決心來搞這項改革，就應該有一個恆心。搞了這個辦法後，就再不開任何口子，即便是國務院的'紅頭文件'壓下來，試驗區也要頂。比如教育搞達標什麼的，公積金裡有這個錢，就拿，沒這個錢，堅決不能再向農民要！治本當然要從中央各部門做起，從中南海做起！既然我們承擔了這個改革任務，就應該給我們這個權力，以一切方式加重農民負擔的東西，就要敢頂，即便說農民都同意了，也不要聽這話！”
劉福垣的發言，贏得了各地代表熱烈的掌聲。
財政部農財司李秋鴻的發言，卻在會上引起軒然大波，遭到大家強烈的反對，以致使得會議的氣氛變得十分緊張。
李秋鴻的開場白是顯得十分謙和的，他說：“參加這次會議，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稅費制度改革，我們過去考慮得不是太多。”
接下來，他的發言與其說是來“很好的學習”，不如說是來做這項改革的專題報告。
“這次稅費改革的目標是什麼？”他首先設問，繼而自答。 “我看恐怕有這麼幾個主要目的。”他在歸納出四個既無新意又未必科學的“目標”之後，便以領導機關的口吻說道：“我不知道各試驗區在設計這項改革時，是把這四個目標都考慮進去了，還是只考慮到某些目標。我想分幾個方面來談一談。”
於是一個毫不謙虛的發言就開始了。
此話剛落音，貴州和湖南試點的代表就交頭接耳起來，顯然覺得這位蹲在國家大機關的農財幹部，也太高高在上養尊處優了。啥才叫“無法承受”呢？正因為農民已經不堪重負，幹群關係嚴重惡化，才“逼”出了這項稅費改革的嘛。
接下去的發言，李秋鴻便是對各地改革試點基本經驗的全盤否定。他說：“在中國農村，無論就每戶來說，還是每村、每鄉，彼此之間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作為一個負擔政策，很重要的一個依據，應該是經濟收入，而不是其他東西，但像安徽太和縣每畝耕地基本上一律徵收一百斤糧食，這樣的政策設計，和收入多多負擔、收入少少負擔的分配原則，顯然是不盡吻合的。”
他的這個看法，使不少人為之一怔。
應該說，李秋鴻說的是一個理論問題。從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上看，不應該忽視差別搞均攤，而應該是一絲不苟地，按照各鄉各村各家各戶實際的經濟收入確定負擔。但是，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同樣，也不可能會有絕對的公平。李秋鴻在用這個看法評價安徽省太和縣為代表的農村稅費改革經驗的時候，首先就與他歸納出的四個“改革目標”中的“降低稅費的徵收費用”的目標發生了矛盾。照他的意思，太和縣有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五十九戶農民，真要按各家各戶的實際經濟收入徵收稅費，縣委縣政府需要組織多少人進村入戶，才能鬧清每家每戶真實的收入情況；又需要調動多少人才可以落實這項浩繁宏大的稅費徵收工作呢？豈不是癡人說夢！
大家對財政部農財司這位年輕處長的發言，開始認真注意起來。
接著，李秋鴻又以同樣的理由，談到了特產稅的問題。 “對於農業特產稅，稅務部門的態度非常明確，絕對不能搞平攤。保護糧食增產，調節種植業內部不同作物間的收益，這是設計這個稅種的目的，如果平均攤派，那麼徵收的意義也就沒有了，更實現不了製定這項政策的目標。”
李秋鴻這裡所說的，正像姜春雲副總理在阜陽視察期間批評財政部副部長李延齡時已經指出過的，這依然是個理論上的東西，沒有可操作性。
來自基層的許多代表聽到這兒，就已經坐不住了。有的，甚至忍無可忍地站起來，開始了嚴詞責問。會場上的氣氛頓時急轉直下。
誰都知道，一九五八年頒布的《農業稅條例》中就有了農業特產稅，但那時它只是含在農業稅中，課稅範圍也是指農田以外的山場或水面，針對茶葉、水果、林木、山珍和水產等特產品徵收的。因其收入較高，單獨徵收農業特產稅也是應該的，但是一旦徵收了特產稅，就不再徵收農業稅了。至於種糧食的農田從來是沒有特產稅一說的。據實計征農田上的特產稅也才是近幾年的事。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脫離實際的計徵政策，已經使得這種農業特產稅演變成了“田畝稅”和“人頭稅”，早已喪失了稅收調節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而地地道道成了一種“合法”的農民負擔。特別是，這種計稅農田上的特產稅的本身，也早已經成為嚴重阻礙中國廣大農村推行農業產業化的羈絆；在傳統農業區，它更是調整產業結構的大敵，農民奔小康的攔路石！
各地代表不僅強烈要求取消農田上的特產稅，還指出現有的農業稅政策的缺陷也同樣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因為《農業稅條例》還是一九五八年頒布的，如今三四十年過來了，農業稅的徵收已經出現了大量的與現實情況嚴重脫節的地方，諸如計稅常產與實際常產、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計稅土地面積與實際土地面積等等，千差萬別，從而產生了“高產低稅”或“低產高稅”，名義稅率高實際稅率低或名義稅率低實際稅率高，以及有稅無地或有地無稅等等明顯的不合理現象。再加上國家定購糧食任務的畸輕畸重，這實際就等於產糧區在為非產糧區納稅，貧困地區為富裕地區納稅，這種種弊端都已經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經營農業的積極性！
作為主管這項工作的國家財政部農財司的一個官員，不去設法解決農業財稅政策上的這些問題，卻對地方上進行的這些難能可貴的改革試驗，橫挑鼻子豎挑眼，缺少起碼的熱情，在這樣的研討上引起眾怒，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據參加會議的同志回憶，李秋鴻說得最為理直氣壯的一段話，也是給大家印象最深的一段話，這就是：“從我們接觸的農民上訪情況看，沒有一起是因為農業稅的比例過重而上訪的；農民反映的全是稅費混在了一起的。所以我們在業務工作中主張稅費要堅決分開！”
他說得似乎確可信據，卻招來了大家最猛烈的批駁，使會場上趨向了白熱化。
因為，造成這種稅費不清的首先就是國家財政。
一九八五年開始的以鄉鎮為主的農村辦學體制，這是產生中國農民負擔問題最大、最主要的原因。有著九億人口的中國廣大農村，義務教育的費用卻是讓農民自己掏腰包。財政該出的錢不出，甚至連計劃生育、民兵訓練、優撫工作、鄉村道路這些本該政府支付的費用，也逼得鄉村的干部挨門逐戶向農民強行索取。現在，來自京城的農財官員非但不領下邊的情，反而倒打一耙，嫁禍於人。這確實把基層代表激怒了。
“既然政策規定農田特產稅'據實計徵'，”從改革試點第一線來的代表抓著“特產稅”的問題不放，提出反詰。 “就應該實事求是不是？有，就收；沒有，就不收；有多少，則收多少。可為什麼財政上年年卻又層層下指標，派任務，這不明擺著是說歸說，做歸做，教人弄虛作假嗎？農村幹部'替人受過'，搞壞了名聲，搞壞了形象，反過來還說下面不執行政策。這都叫個什麼理？！”
安徽省渦陽縣的代表來了個現身說法。他說，渦陽縣為不折不扣執行“據實計徵”的特產稅政策，專門在耿皇鄉做了試點，鄉政府從財政所和經管站組織了十九人，進村入戶，嚴格按照規定跟踪這個鄉特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的全過程。前後用上兩個多月，認真進行成本和收入的核算，最後徵收到四萬多元的農田特產稅。可是這些人下鄉的用品、工資以及誤餐補助的支出，加起來也達到了四萬多元。結果，徵收到的稅額，基本上就被徵收的成本抵消一空。就是說，按照現行的製度和辦法徵收稅款幾乎是無法做到的。
耿皇鄉的故事近乎荒誕，但這種試驗卻把今天脫離實際的稅制問題暴露無遺。
誰知渦陽縣的代表話沒落音，李秋鴻就接過話極力爭辯。
太和縣農經委副主任鄒新華，一直冷靜地註意著李秋鴻的發言，耐心地聽著這位財政部官員對太和縣試點的橫加指責。因為對方說的就是“太和”，作為太和縣試點的代表，他自然不便立即反駁，至少他要顯示出太和人的寬容和大度。但是，渦陽縣的代表舉出的這個例子，已經是那樣的說明問題，對方卻依然強詞奪理，以勢壓人，他再也按捺不住。
鄒新華激動地指著李秋鴻，只差沒把指頭戳到對方的鼻子上。憤然道：“你們就是不看實際情況，坐在辦公樓裡瞎想。今天事實就擺在面前了，還死不認賬！”
他說得過於衝動，聲音都變得沙啞，伸出的手指也在上下顫動。
接著會場上四處都響起了憤懣的斥責聲。
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文文靜靜，甚至是一臉書卷氣的李秋鴻，他在會上極力堅持的，其實是國家財政部的意見，正因為不只是他個人的看法，各地代表才越發感到，大家正在熱心試驗著的這場農村稅費的改革，其前景並不那麼樂觀。
作為這項改革最早的倡導者，又是太和縣試點的直接參加者，何開蔭就改革中的一些問題，也旗幟鮮明地談了自己的意見。他說，如今，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各種商品的價格差不多都放開了，惟獨糧食這樣大宗的農產品國家仍限價定購，使得糧食不能成為商品，其比較效益日漸降低，毫無疑問，這種定購制度必須取消，糧食的市場和價格也必須放開，否則中國的農業就無法再進一步發展。當然這需要條件，我們將稅費改革徵收的辦法用公糧代替定購，正是基於這方面的考慮，一是為了讓國家最可靠地掌握糧源，保證非農用糧的供應；二是因為農民有這個習慣，徵交公糧，對農民來說既方便，透明度又高，最主要的是我們把稅費改革和推進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聯繫起來，這就為下一步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準備好條件。只有取得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的成功，全面徹底地放開糧食市場和放開糧食價格，形成大流通，培育大市場，封閉的社區結構才會最後被瓦解，中國的農村才可以說大有希望！
何開蔭的發言，有著濃郁的理論色彩，卻由於他講得深入淺出，富有很強的說服力，會場上一下變得安靜下來，連喝茶、走動的人也生怕打擾了別人，把動作放得又慢又輕。
這氣氛顯然也感染了何開蔭自己，他開始變得激動起來。他說，其實我們搞的，只是農業稅費徵收辦法的改革，還不是實際意義上的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假如現在就搞稅費制度改革，立法部門說不定馬上會來製止，渦陽縣新興鎮的改革被縣人大明令取消就是明證。因此，它肯定會有較大的局限性和不徹底性，目的也只是側重於規範徵收的辦法，先把農民的負擔盡可能地減下來，政策規定上的“槓子”粗了一點，卻簡單明了便捷易行。雖然還不全公平合理，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相對於過去的亂收費來說，農民已比較滿意。
當然，他還想說：今天搞的還只是稅費徵收辦法上的改革，就搞得這樣艱難，如履薄冰，幾近夭折；其實，即便就是真的進行稅費改革，那也只能是深化農村改革的一個突破口，關鍵在於由此帶動農村政治體制上的改革。儘管，誰都知道，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已經嚴重影響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展，但會上沒人這麼明說，當然今天他說了也等於白說。
主持會議的杜鷹，在作會議的最後總結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總的感受是，我們在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一個關鍵時刻，研討了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呢？因為現在我們整個國家，正處在一個工業化高速增長的時期，在這樣一個階段上，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狀況如何，將是決定我們這個國家現代化命運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兩年，'三農'的形勢總體上是好的，但存在的問題也同樣是比較突出的，有的矛盾，已經非常尖銳，而這些問題與我們這次會議研討的內容無疑都是密切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