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日，就在安徽省太和縣揭開稅費改革序幕的第十六天，河北省綜改辦和正定縣政府，聯合在京召開了一次“公糧制改革試點研討會”。
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關農村稅費改革的理論研究會。其規格之高，影響之大，都是空前的。中央政研室、國務院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體改委、中國農科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部、農業部以及國內貿易部的有關領導和著名專家，均應邀到會。
研討會上，大家都對河北省搞的這個公糧制改革試點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毫無疑問，研討會在中央和國家直屬機關中產生的影響，遠比它在理論研究上的收穫更大。
新的一年剛剛到來，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河北省公糧制改革的試點迅速由正定縣的三個鄉，擴大到全省二十六個縣市的一百八十四個鄉鎮，其中正定、寧普、故城、新樂和滄縣都是全縣全面推開的。一時間，公糧制改革的滾滾熱浪，在黃河北岸這一望無垠的阡陌之間奔突、沸騰；給我國這塊重要的糧棉產區帶來勃勃生機！
令人遺憾的卻是，發端於安徽的這場農村稅費改革，這時候在安徽的本地，竟遭遇到了另外一種命運。安徽省省長傅錫壽，突然作出了要求太和縣立即停止稅費改革試點的決定。這一決定，來得十分突然，以致許多人鬧不清究竟是省長的個人意見，還是有中央的什麼背景。
何開蔭最初聽到這個消息時，他甚至不敢相信。因為他一直在與楊文良保持著熱線聯繫，河北省分明正搞得熱火朝天，禁止這項試驗顯然不大像是中央的意思。
但是，省長要求立即停止稅制改革試點的決定，無疑又是有根有據的，不用說，還是當年渦陽縣人大常委會所以決定終止新興鎮稅費改革的那一些理由，即這種改革是非法的，因為現行的農業稅制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儘管那個《條例》還是一九五八年頒布的，三十多年來，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這種與今天格格不入的農業稅制早已是弊端百出，可是當年的《條例》一天沒被廢除，它就一天有著法律的效力，這種稅制就依然受到法律的保護。
我們在採訪中無法得知傅省長突然作出這個決定的真正原因，但這一非常決定，對熱心支持太和縣改革的所有人，特別是正在改革中的太和人，都是一記當頭棒喝！
人們困惑，震驚，焦急，痛惜，卻又無奈。
不少人也在背後提出疑問：如果不敢於革故布新，銳意進取，農村還能有發展嗎？或是說，中國的農業，和中國的農民，還會有希望嗎？
何開蔭覺得有必要站出來據理力爭。他把河南省委書記、省長，河北省委兩任書記、省政府兩任省長的有關批示的複印件，分送給了安徽省的黨政主要領導。
這時，安徽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王昭耀站出來說話了。
王昭耀找到省委書記盧榮景，陳述自己的意見。他說：“省政府批准太和縣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文件，已簽發下去，如果現在再下文否定，這不是打自己嘴巴嗎？這樣朝令夕改，省政府今後還怎麼工作？何況農村稅費改革的工作，外省都在幹嘛！”
盧榮景當然知道太和的改革是在王昭耀的支持下搞起來的，他的意見不是沒有道理，可是，傅錫壽要停下太和的改革，是在維護稅法，也是從工作考慮的，不光是有道理，更是有著法律依據的。於是說道：“如果沒有文下去，不搞也就不搞了，既然省政府已經下了文了，那就繼續搞下去吧，秋後看看效果再說。”
省委書記給省長和主管農業的副省長都留足了面子。話雖說得比較溫和，但畢竟一錘定音，因此，太和縣的農村稅費改革也就得以繼續下來。
到了秋後，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傅錫壽已經喪失了對太和縣改革的發言權。他被免去安徽省省長職務，消息來得是很突然的，那天，他剛從歐美出訪歸來，人還在合肥駱崗機場，就宣布了中央要他提前從省長崗位上退下來的決定。據說，這是因為安徽的干部群眾對他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間的意見太大。這一天，中央將了解中國農民、更熟悉中國農業和農村的回良玉派至安徽，擔任代理省長。
了解回良玉經歷的人都知道，自打他從農校畢業，被分配到吉林省榆樹縣農業局，以後整整三十年，就沒遠離過一個“農”字。從公社書記，農牧廳長，到省委農村政研室主任，直到擔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主管農村政策的研究工作，可以說是位夠格的農業專家了。
回良玉一到安徽，就對太和縣的農村稅費改革大為讚賞；次年二月，在正式就任安徽省省長後，他召開的第一個省長辦公會，作出的第一項省政府的決定，下達的“一號文件”，就是將太和縣改革的經驗，在淮河兩岸二十多個縣市的範圍迅速推而廣之！
其實，也無須像省委書記盧榮景說的那樣，“秋後看看效果再說”，還沒有等到秋後呢，那一年的午季就已見分曉。太和縣自從搞了農村稅費的改革，只用了半年時間，便一舉創下這個縣建國四十五年以來最大的一個奇蹟：全縣三十一個鄉鎮、九千一百六十八個村民小組、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五十九戶農民，午季農業稅的全部徵收工作只花了短短五天！
望著多年不見的，踴躍交糧的農民在糧站門前排起的長蛇陣，許多鄉村幹部竟激動得鼻子發酸，眼窩發熱，他們說：“過去，向農民要錢的文件多，向農民要錢的部門多，向農民要錢的項目多，向農民要錢的數額多，多得連咱這些當乾部的也鬧糊塗。現在好了，交多，交少，大家都清楚；從前一年忙到頭，催錢，催糧，催命，年三十晚上還上門，今天咱是徹底解脫了，又落個清淨；從收糧到結賬幹部兩頭不沾錢，更落個清白！”
幹部清楚了，清淨了，清白了；農民也因為一次徵，一稅清，一定三年不變，放了心，稱了心。
這年的秋季莊稼雖然受了旱災，但農業稅的徵收工作前後也只用了十五天！
這一年全縣共徵糧六千五百二十七萬七千公斤，比原先國家下達的定購任務還超出了一千七百七十四萬七千公斤！如扣除價格因素，農民的稅外負擔就較過去減輕了一半還多。尤其是，全縣大膽地放開了糧食的市場與價格，農民留足口糧和種子之後，單商品糧這部分就讓農民增加收入一億五千萬元，全縣人均增收就達到了一百二十元！
改革前一年，太和縣因為反映農民負擔鬧到各級黨委政府去的，還多達九十三起，五百多人，可是改革的一九九四年，全縣兩千九百六十九個自然村，一百三十二萬農業人口，再無一人因“農民負擔過重”去上訪的。
說到上訪，阮橋鄉馬王村馬莊的馬克中早先是遠近聞名的。僅九三年，馬克中父子就因負擔過重和徵繳特產稅問題，兩次從縣告到省，直告到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實行稅費改革後，家家一張《監督卡》，戶戶一本明白賬，馬克中領著一家人放心大膽地精耕細作，結果，人勤地不懶，午季，秋季，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他帶頭完成上繳任務後，喜笑顏開地說：“農業稅費徵實，一切放在明處，任何人不敢再亂收亂攤亂掏腰包，幹部不貪污，糧站不壓價，農民減輕了負擔又增加了收入，還上哪門子訪呢！”
當然，好事多磨。太和縣取得如此喜人的成績，確實也是來之不易的。就在他們開始稅費改革的那一年，正趕上全國推行國稅地稅分稅制的改革。實行了中央財經集權之後，中央政府的好處那是立竿見影的：九三年中央財政收入只是九百五十七億，九四年當年就猛增到兩千九百零六億，差不多增加了將近兩千億；而九三年地方財政收入已是三千三百九十多億，改制當年就減少到兩千三百十一億。這只是財政收入方面的情況。改制之後中央和地方財政的支出情況也是恰恰相反的：九四年中央財政只比改制前的九三年多出四百四十二億，僅為一千七百五十四億；而地方財政卻一下猛增了七百零八億，高達四千零三十八億，幾乎就是中央財政的兩倍多！
在這種稅制改革的一加一減中，地方政府預算內的財政就全變成了“吃飯財政”，許多地方連行政事業費、人頭費的開支也難以保證。
政府財政的日子不好過，也不能再把這種困難轉嫁到農民頭上，動搖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決心。太和縣委、縣政府審時度勢，及時採取了“消腫減員”的辦法，大力壓縮辦事機構和精簡富餘人員，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一個稅鎮當年就辭退聘用鎮村幹部九十八人，第二年又接著往下減。與此同時，全縣還進行了糧食購銷辦法和鄉村財務制度的改革，進行了農業結構調整、村幹部勞動保險、科學種田和加強市場建設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千方百計調動起廣大干部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但是，這期間，有許多事情卻又是太和縣委和縣政府自身無法解決的。你一個縣搞稅改，封死了增加農民額外負擔的一切“漏洞”，可是他們改革試點的第二年，國務院卻明文規定農民人均增加二十五元的“雙基教育費”，許多中央機關也都只給任務不給經費地相繼下達了各自的“達標”項目。
這些全是“紅頭文件”，下面都是必須執行的，太和縣不可能不執行來自中央機關的這些硬性規定，就不得不對原有的改革方案作出相應的調整，不得不專心地增加了諸如教育、衛生、武裝、檔案、統計在內的一些新的徵收項目，使得“一次徵、一稅清、一定三年不變”的承諾，打了折扣。
然而，即便就是這樣，農村的稅費改革，改與不改還是大不一樣。太和縣出現的喜人的變化，還是在農民負擔日益加重、幹群關係日趨緊張的廣大農村引起了巨大反響。太和周邊的蒙城、利辛、臨泉等縣不但仿效起來，偷偷摸摸鬧改革的渦陽縣新興鎮也不用再躲躲閃閃了，就連當初在縣委擴大會議上還為這事爭論不休的渦陽、潁上兩縣的四大班子，這時也全都看清了稅改的好處，戮力同心地搞起了“正稅除費”的改革試驗。
對太和縣鬧起的稅費改革，在省城合肥，有一個人一直憂心忡忡，放心不下。午收前後，他都去了太和縣。這人便是曾經斥責何開蔭“亂出主意”的省財政廳農稅處長張光春。他擔心這種改革搞亂了對農業稅的徵收，他這個農稅處長最後會不好交待。
他是提心吊膽地跑到太和縣去探聽虛實的。結果，他意外地發現，先前自己的那種擔心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懸著的一顆心這才落了地。想想當初在論證會上，自己竟是那樣衝動，指名道姓地指責何開蔭，張光春竟覺得實在對不住人家。但是，他畢竟還是一個胸懷坦蕩的人，有意見，有看法，就當面說，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如今知道是自己錯了，倒也是個知錯就改的爽快人，回到省城之後逢人便宣傳：“太和的那個辦法就是不錯！”
安徽省太和縣改革農業稅費的消息不脛而走，沒過多久，國家財政部農財司就來了人，要去太和實地考察。他們先到省城合肥，也只同系統內的財政廳農稅處取得聯繫；下到太和縣後，一不驚動縣領導，二不給鄉鎮長打招呼，只要求縣財政局派人派車，專門跑偏僻的地方、窮地方，直接進村入戶，向農民面對面地調查。他們這樣做，顯然是想更加客觀地了解到真實的情況。別人的話，他們也許不會相信，但陪同下去的張光春的現身說法，卻起了不小的作用。一路之上，張光春不停地在宣傳稅費改革的好處。他說，農民負擔較過去減少了一半還要多，財政反而增加了；他說，從前到年底有時稅也收不上來，每年都會有百分之十五的農業稅出現“沉澱”，現在實行徵實，農業稅繳得不知有多快，而且全縣沒有一戶不交的，這是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
這以後不久，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主任徐國洪一行也來到阜陽地區檢查工作。他們在了解了這個地區對農業稅費制度的改革之後，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建議地委、行署要很好地總結其中的經驗，並表示今後將密切關注這裡的改革進展的情況。
曾親自為太和縣的改革實施方案最後定稿的省農經委副主任吳昭仁，這期間不斷聽到從太和縣傳來的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心裡癢癢的，這天，他高興地邀上省減負辦副主任馬啟榮，先到阜陽，然後和地區農委主任王春魁一道，也驅車去了太和。
為更真實地了解到社情民意，他們也是越過縣鄉干部，調查了三個鄉的二十多位農民，可以算得上一次“微服私訪”了。結果，所到之處，接觸到的每一個農民，幾乎是眾口一詞地誇讚這種稅費改革的辦法好。吳昭仁為此大為感動。回去後，他在為《農村改革新探索》一書作序時，竟動情地寫道：“這麼多年來，在我的工作記憶中，農民對某項政策表示完全擁護的，除了包產到戶，大概就要算是這次了。”
他為太和縣的農村稅費改革總結出了“六個滿意”：“糧站滿意，定購任務完成順利，主渠道掌握了充足糧源；財政滿意，稅收及時足額入庫；銀行滿意，統一結算，減少了貨幣發行流通，又不打'白條'；基層幹部滿意，他們節約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更免除了乾群磨擦的煩惱。
當然，最關鍵的還是農民滿意，午、秋兩季徵實任務都在一周內完成，沒有一戶因負擔問題而上訪申訴。國家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省直有關部門、地區減負辦和改革試驗辦，先後九次派人深入調查，結論都是一樣的：“農民滿意。”
吳昭仁也認真思考了這場改革成功的原因：“現在好的政策、好的思路、好的設計並不少，難就難在落實，往往是執行中由於工作不力而走形變樣。太和縣的稅費改革，不僅設計周密，而且實施完美。何以如此？關鍵在於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六大班子步調一致；縣鄉各部門齊心協力；工作班子得力而富有成效。這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任何一項工作能否做好，我認為訣竅都在這裡。”
總結出了太和改革的主要經驗之後，吳昭仁依然感到意猶未盡，又專門寫了一篇雜文，題目一目了然：《為“第二次大包乾”叫好》。
一九九四年的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率十個部委的負責同志深入到安徽視察，在看了阜陽地區的農村改革帶來的大變化後，高興地評價道：
“你們這裡抓農村改革有突破性進展，在幾個方面都探索了成功的經驗。土地承包製度改革搞得很好，解決了穩定承包製的問題，調動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土地產出率。特別是稅費制度改革，解決了使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都很頭痛的一個問題，既減輕了農民負擔，又改善了乾群關係，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政治意義！”
誰知這時，陪同視察的財政部副部長李延齡，突然打斷了姜春雲的話。他說：“這兒把農業特產稅也包在農業稅裡，這是不合理的，應該據實徵收，他們這樣做是錯誤的。”
姜春雲聽了，馬上不客氣地說：“這個我知道。他們這樣做沒有錯。我在基層幹過，'據實徵收'是理論上的東西，沒有可操作性，據我所知，全國大多數地方都是平均攤派的。這個你就別再講了。”
李延齡當然不可能同姜春雲爭執下去，既然姜春雲說了“這個你就別再講了”的話，李延齡也就不便再講了。
那天，姜春雲的心情十分好，作為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主管農業工作的副總理，看到安徽農村的改革工作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高興地對回良玉省長說：“農業稅費制度的改革，是深化農村改革的重大突破，你們要大膽推廣這項改革的試點工作！”
隨行的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楊雍哲，也興奮地接口道：“現在有種說法，好像這幾年中國農村的改革停下來了，這次來安徽一看，感覺到的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阜陽土地承包製度的改革和農村稅費收取辦法的改革，都非常有特色。非常有成效。這些對全國都是有指導意義的！”
在姜春雲一行離開後不久，回良玉就在省長辦公會上明確要求：江淮分水嶺以北的沿淮一帶，尤其是淮北地區，必須全面推行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
此後，這項改革便迅速走出了太和，走出了阜陽，勢如破竹般地在安徽境內二十多個縣(市)遍地開花。
這時的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已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它不光在安徽、河北、河南三省勢不可擋，並且迅速蔓延到了湖南、貴州、陝西、甘肅七省五十多個縣(市)。
正是在這個時候，福建省委辦公廳編印的《省外動態》載文歡呼：“農業稅制改革已呈'星火燎原'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