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渦陽，何開蔭找到了為支持稅費改革曾在縣委擴大會上摔了筆記本子的汪炳瑜縣長。汪縣長很熱情地接待了他，但當何開蔭問起新興鎮稅費改革的情況時，汪卻意味深長地笑了，說：“你還是自己下去跑跑看看。”然後喊來信息科長王偉，要王偉領他去找農口的同志陪著下去。
出了縣長辦公室，何開蔭忍不住地問王偉，新興鎮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王偉悄悄告訴何開蔭，說新興鎮鬧稅改風聲已傳得很遠很遠，附近縣市不說，連江蘇省、四川省的調研組也聞風而至，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個鄉鎮的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套班子聯袂來此學習取經，但這事在渦陽卻至今諱莫如深。
何開蔭聽了越發奇怪。那麼大老遠的地方都有風傳，他在省城卻從未聽誰說起，這是不是就叫“燈下黑”呢？
何開蔭跟著王偉去找縣農口的同志。不曾想，聽說要去新興鎮，他們不是藉口工作太忙走不開，就是託病外出不方便，弄得王偉也挺尷尬，索性對何開蔭說了真話：“現在沒人敢陪你下去，我再找一個人，真的不行，我就陪你去！”
他想到了從鄉鎮黨委書記崗位上來的縣農委副主任牛淼。牛淼也只有三十多歲，不僅思想解放，而且又正好分管農村調研工作。他用電話找到牛淼，牛淼在了解了情況之後，很爽快地就答應一道陪同下去，這才沒讓王偉感到過於難堪。
三人一道到了新興鎮。
在新興鎮，何開蔭見到了鎮黨委書記李培傑。
當李培傑知道來的這位省政府參事就是最早提出這項改革設想的人，激動地雙手握住老何，半天不放，連聲說：“這太好了。打著燈籠也尋不到呢，老師今兒個上門來了！”
李培傑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他告訴何開蔭，新興鎮的稅費改革一直是在偷著幹，但這種改革事關重大，僅靠一個鄉單兵作戰，好比小船闖蕩大海，面臨的變數太大，風險太大，困難太大。本來，鎮裡規定，每畝每年只向農民收取三十元的“承包稅費”，但上邊許多部門依然變著花樣壓任務，亂攤派，鎮裡頂不住，改革因此受到很大的衝擊，有時幾乎就乾不下去！
何開蔭雖然為新興鎮這樣的處境感到憂慮，但他還是按捺不住的興奮。
他想，幹起來就好！儘管新興鎮搞的這種稅費徵收辦法的改革，和河北省正定縣搞的公糧制改革一樣，說到底，還都只是對舊體制的一種並不理想的修補，而且，依然是用合法的行政權力，把目前一些並不合法的政府部門與集體組織的利益也納入稅費項目一併徵收，甚至隨著糧食市場的變化而顯得束手無策，但是，這種大膽的改革嘗試畢竟遏制住了農民負擔增長的勢頭，調動起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黨群與乾群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任何一項改革所能夠解決的問題，往往都遠不如它所引發出的問題更多，更廣泛，更尖銳，正因為如此，它提供給我們的教益與啟示，就比什麼都更珍貴！
這種空前的突破，毫無疑問，在中國農村走向第二步改革的征途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里程碑的意義！
使他意外振奮的是，最早建起中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阜陽地區原地委書記王昭耀，這時，已出任了安徽省常務副省長。這種人事的變動，給了何開蔭一種預感：作為農業大省的安徽，在深化農村的改革上有理由將會給國人帶來一點驚喜。
從渦陽縣回來後不久，何開蔭去合肥稻香樓賓館參加全省農村工作會議，就在會議的休息期間，一個叫馬明業的與會者找到他，自報家門，介紹自己是太和縣縣長，說他們已經將這一年確定為“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年”，縣委縣政府還為此提出了一個“以改革求發展，以改革減負擔”的戰略，縣里通過深入農村調查研究，最後將著手要進行的改革，確定在“正稅除費”上。
何開蔭聽了，自然高興，說道：“好啊，我可以為你提供一些這方面的資料。”
馬明業說：“這就太感謝你了。什麼時候能讓我看到？”
“散會以後我交給你。”
“可我現在就想看到。”
何開蔭忍不住笑了起來，“現在？”馬明業說得很認真：“最好是今天。”
何開蔭沒有想到，他居然碰到了一位跟自己一樣的急性子。
何開蔭當天晚上回家就找來自己的一摞研究文稿，交給了馬明業縣長。
更加出乎何開蔭的意外的是，太和縣的動作快捷得驚人，沒有幾天，他們就把一份《太和縣農業稅費改革意見報告》報到了省政府。
由於這是農業上的事，《報告》到了王昭耀手上。王昭耀接到太和縣的《報告》，既是不期而遇，又在意料之中。因為，當他還是阜陽地委書記時，他就對稅費改革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對何開蔭說：“我們決定搞”，並帶著老何下去找試點的地方。在潁上、渦陽兩縣領導班子的思想還很難統一起來時，他又對老何說：“這事急不得。有一點你放心，我支持你在阜陽地區搞稅費改革。”現在，阜陽地區的太和縣終於走了出來，條件顯然也比較成熟了，於是，他要站出來為太和的這場改革鳴鑼開道了。
他當即作出批示：“送兆祥同志閱。在太和縣進行農業稅制改革，我以為可行，請酌。”
他的態度十分鮮明：“我以為可行”；作為政府的常務副省長，他非但自己鼎力相助，還進一步尋求省委分管這一工作的方兆祥副書記的支持。
方兆祥當時的意見也十分明確：“精心試點，注意總結，保持穩定。”
省委、省政府四位有關領導，同一天在太和縣要求稅費改革的《報告》上作出明確批示，而省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也在第二天就把召開論證會的通知連同太和縣的《報告》，發到了省體改委、省財政廳、省減負辦和省政府辦公廳各有關單位和部門。這種辦理重大改革事件的工作效率，是安徽省的歷史上罕見的。
他相信，這肯定與從改革第一線上來的王昭耀副省長有關，也與河南、河北兩省咄咄逼人的改革形勢有關。當然，還有一個不應該忽視的重要因素，就是這一年的春上，安徽利辛縣紀王場鄉路集村青年農民丁作明，因為反映農民負擔問題被打死在派出所，案驚中央；此後，中共中央、國務院的緊急通知、專題會議以及涉農項目的審定處理，就一個接著一個下發，一時間，“減負”成了當年中國的頭等大事。
可以說，太和縣要求進行以減輕農民負擔為主要宗旨的農村稅費改革的《報告》，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
因此，何開蔭就覺得，有了上上下下的通力支持，在這樣一個形勢下，召開這樣一個論證會，是不應該再開出個什麼意外了。
然而，他預想不到的情況還是發生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上午八時三十分，由省農經委副主任吳昭仁主持的論證會在省委北樓準時召開。參加會議的不但有省體改委、省財政廳、省減負辦、省政府辦公廳等單位和部門的有關負責人，省農經委的生產處長、調研處長、辦公室主任、經管站黨支部書記和站長，都一一到會；太和縣縣長馬明業、縣財政局局長龔曉黎、縣農委副主任鄒新華和縣政府調研科長宋維春，也都從太和趕到省城，出席了這次會議。
何開蔭早早地就來到會場。
會上，省體改委農村處長潘茂群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他對太和縣大膽改革十分讚賞，認為他們的《報告》清晰明了，切實可行，操作方便，給予了充分肯定，同時，也提出了進一步修改完善的具體意見。省減負辦書記毛禮和接著指出，當前農民的負擔確實太重，又一直減不下來，因此他對太和縣的《報告》是表示支持的，認為是可以試一試的。省農委調研處長周信生則說，何開蔭同志一開始提出稅費改革的設想時，他就是舉了雙手贊成的，只是覺得太和縣現在拿出的這個方案還顯得粗糙了一點，他相信通過不斷地摸索，實踐，這項工作是會日臻完善起來的。
何開蔭在會上也說了話。他主要談了自己這麼多年來對稅費改革的思考，並指出，既然是一項改革，就必須會涉及到有些部門的具體問題，因此，就特別希望各有關部門給太和縣的這項改革多多理解與支持。
大家的發言，基本上都是表明一種積極的支持態度，但是，誰也沒有料到，農業稅徵收工作的主管部門省財政廳的代表，卻偏偏提出了否定意見，並且十分尖銳。
當時，省財政廳農稅處長張光春是坐在遠離何開蔭的一個座位上，只見他突然衝動地往起一站，手指著何開蔭，大聲責斥道：“老何你就別站著說話不腰痛！亂出主意！你把稅費搞亂了，收不上稅來，今後誰給發工資？到時發不出工資，大家不會找你，是找我！”
他的嗓門很大，說得也很激憤，猛然站起又直指何開蔭的舉動，全都來得十分唐突，使得與會者無不一愣。
會上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當初我們在採訪中聽到論證會上的這段插曲時，也感到不可理解。因為，農稅處是成天和“農稅”打交道的，作為這個部門的負責人，本該比誰都清楚當前農村中的農民負擔；其負擔之重，連朱基總理後來都不得不大聲疾呼：“農民不堪重負，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了！”甚至說出了“敲骨吸髓”、“民怨沸騰”的話來。而一個專門從事“農稅”的政府官員，對九億農民——中國最眾多的“納稅人”毫無惻隱之心，卻充當起“工薪族”的代言人，這種感情和責任心的嚴重錯位，讓人不可思議。
首先坐不住的，就是太和縣縣長馬明業。
馬明業十分清楚，太和縣擬出的這份《報告》，是參照了何開蔭的許多改革的“主意”，但這些“主意”並不壞。在這之前，縣里也是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的。
他承認，《報告》依然要作較大的修改，甚至需要推翻重來，但是其改革的思路和主要的宗旨，卻是不應該懷疑的。財政廳農稅處長對他們的《報告》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言詞這樣偏激，態度如此粗暴，這是他無論如何接受不了的。
馬明業正要站出來予以回擊，卻被何開蔭輕輕按住，示意他沉住氣。
由於這位農稅處長持了堅決的否定意見，會上的爭論因此變得十分激烈，不過，畢竟支持者眾。
臨了，主持會議的吳昭仁作了幾點總結。他說，太和縣要求農村稅費改革的出發點首先是應該肯定的，思路也是好的，這樣既可以減輕農民負擔，又能減少干部犯錯誤，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再說這也是得到省委、省政府有關領導支持的。至於這項改革究竟起個什麼名字？如何改？我們可以學學廣東的辦法，“先生孩子後起名字”。他說，我同意在太和縣進行這項改革試驗，但《報告》要重寫，可以再搞細一點，讓它在理論上要說得通，實踐上要行得通，然後我們再請專家論證一次。
當天晚上，何開蔭和留下來的鄒新華初步議了一下《報告》的修改方案。第二天，起了個大早，兩人匆匆扒了幾口飯，就坐著馬明業的小車上路了。趕到太和縣的那天下午，縣委、縣政府、縣人大、縣政協、縣紀委、縣人武部六大班子全體成員，縣直各有關科局長，濟濟一堂。會上，馬明業先將省裡論證會的情況作了匯報；接著，何開蔭就如何制定好這次農村稅費改革的方案，發表了意見。會開得熱氣騰騰，大家紛紛獻計獻策，提出了各自的想法和建議。鄒新華堪稱“快槍手”，當晚，他一夜沒睡，就把報告的複議稿拿了出來。
第二天上午，六大班子、科局長們再次聚首，對新草擬出的《報告》展開了又一輪熱烈的討論。中午，鄒新華把大家的意見進行了集中，下午接著坐下來繼續討論。
縣委書記王心雲就改革的方案問題提出了“三個必須”的要求：“必須達到'減負'的目的，讓農民滿意；必須做到'明白易行，簡化程序'，真正提高基層幹部的工作效率；必須兼顧到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利益，贏得上級領導的支持。”
由於有何開蔭的具體指導，又通過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反反复复的集思廣益，一份有著四個部分十九條條款的《關於太和縣農業稅費改革實施方案的報告》，便眉目清晰地產生出來。
《實施方案》決定：從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開始，太和縣在全縣范圍內取消糧食定購任務，改為向農民開徵公糧，徵糧以實物為主，如果交實物有困難，也可以按物價、財政等部門共同核定的當年市場糧價折算交代金。
稅費統籌，折實徵收，依章納糧，取消定購；
午六秋四，兩次交清，一定三年，不增不減；
糧站收糧，財政結算，稅入國庫，費歸鄉村；
費用包乾，村有鄉管，嚴格收支，賬目公開。
總之，《實施方案》盡可能地做到貼近百姓，符合實際，既要有其嚴肅性，又體現出一種人文關懷。為切實制止“三亂”、減輕農民負擔，方案中專門增加了兩條：一是，“凡違反公糧合同，向農民亂攤派、亂集資、亂收費者，農民有權拒絕，有權舉報、上訴，政府保護和獎勵舉報人員。”二是，“縣人民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及時審理農民負擔過重引起的案件的通知》，按照合同，對於不服行政機關、鄉村幹部非法要求農民承擔費用或勞務而提起行政訴訟的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審理，及時審判。對於不合理的決定依法撤銷；因亂攤派給農民造成經濟損失的，依法判決予以賠償；對任意加重農民負擔而引發的惡性案件，造成重大損失的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實施方案》送省以後，得到省農經委、糧食廳和財政廳領導的一致認可。當然，他們在充分肯定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十分具體的很好的修改意見，最後，農經委副主任吳昭仁親自出馬為《實施方案》定稿。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安徽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正式簽發了批复意見，從此以後，一場空前的農村稅費改革，就在廣袤的淮北大平原這個有著一百三十九萬人口、一百七十五萬畝耕地的太和縣，令人怦然心動地揭開了序幕！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當河北省公糧制的改革仍在正定縣三個鄉的範圍進行試點時，安徽省太和縣卻已雷鳴電閃般地將這場改革在全縣三十一個鄉鎮全面推開，從而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第一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