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1990年的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副頁》刊出何開蔭改革設想一文時，就引起了河北省省長岳歧鋒的注意。
河北省也是農業大省，產糧大省，同樣也長期受到農業稅費徵收工作中諸多問題的困擾，因此，岳歧鋒認真讀罷何開蔭的文章，立刻提筆作了批示；他不但自己對何開蔭提出的改革設想發生了興趣，還要把黨委和政府兩邊的政研人員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結合河北省的情況，立即進行探討與論證。
當天，河北省委辦公廳就作出決定，請省委政研室牽頭辦理。省政研室主任、後調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肖萬鈞，當即調兵遣將。於是，河北省委政研室農村處的楊文良，這位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六八屆的畢業生，將注定成為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歷史上又一位重要的人物，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地走進了我們的視野。
接到這項任務，他就一頭扎進了“公糧制”的研究中，並在三個月之後拿出了研究成果：《對實行公糧制的探討》。初稿完成之後，他給遠在安徽的何開蔭寫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滿含敬慕之情地寫道：
“我高興地拜讀了您的大作，受益甚大。我認為您提出的這些建議基本上切實可行，如被採納，必將提高農民保護耕地和種糧的積極性，有利於穩定家庭承包製，有利於農村經濟的發展，當然更有利於農村政治上的安定。
“安徽在糾正長期'左'的錯誤、實行家庭承包製上是立了首功的，全國農民感謝陳庭元(原鳳陽縣委書記)；您作為穩定、完善家庭承包製的建議——耕地國有、農民永佃、實行什一稅的首倡者，必然也會受到全國農民的衷心感謝。”
信的落款是：“河北知音楊文良”。
何開蔭接到此信，又驚又喜。他絕然想不到，他的這些改革設想在安徽無聲無息，卻在外省受到如此重視。
視為知己者是用不上客套的，何開蔭就楊文良《對實行公糧制的探討》一文很坦誠地回了一封信。
當楊文良完成文稿的最後修定，準備報給岳歧鋒省長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岳歧鋒正在這時調離了河北省，出任了遼寧省省長。由於岳歧峰的調離，楊文良的報告也就擱置了起來。
但是，為此花費了大量心血的楊文良，他卻從此再也無法從中超脫了。可以說，他在接受這項任務時純粹是偶然的，是被動的，可一當他全身心地投入進去之後，他就清醒地意識到，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很難遇到的重大課題，而且感到了一種神聖的社會責任。於是，對公糧制的研究，就成了他魂牽夢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段時間，楊文良在《農民日報》、《求是》、《決策參考》和《縣級綜合改革通訊》等省內外報刊上，先後發表了《關於什一稅》、《雙重負擔太重，問題亟待解決》以及《五千萬農民呼喚第三次解放——關於農村稅制改革的研究報告》。和何開蔭一樣，他也是希望這些文章能引起上面的關注。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八日，楊文良和邱世勇又合寫了一篇《公糧制：減輕農民負擔的根本出路》的文章，被刊登在河北省委辦公廳主辦的《綜合調研信息》上。想不到，他發表了那麼多有關的文章，惟獨被刊登在本省機關雜誌的這篇文章，引起省委書記邢崇智的注意。邢崇智立即把文章批給了省委副書記李炳良；希望他出面召集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研究提出個改革方案，力求從法規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
其實，在這之前，李炳良已經從政研室看到了這篇文章，並已經批給了主持政研室工作同時兼任縣級綜合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吳志雄。他在楊文良的文章上批道：“有很多啟發。選一個綜合改革試驗縣將此事與糧油價格放開一併予以試驗如何？請酌。”現在又看到了省委書記邢崇智十分明確的意見，李炳良意欲進行公糧制試驗的決心就更大了，於是他再次給吳志雄作了一個批示：“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請按崇智同志的批示議個意見，擇機討論一次。”
吳志雄接連接到李炳良的兩個批示，不敢怠慢，馬上找到楊文良，希望他盡快拿出一個更具體的東西來。
終於得到了省委領導的肯定，楊文良十分興奮，他很快寫出《關於實行公糧制的建議》，覺得不大滿意，後又草擬了一個《河北省公糧制改革方案》。為慎重起見，方案一寫好他就跑去征求了省委農工部、省體改辦、省財政廳和農業廳等部門的意見，然後又去了產糧大縣正定縣，徵求下面的意見。他發現正定縣委、縣政府對進行這種試點的態度很積極，於是就又和省委政研室副廳級研究員謝祿生一道，同正定縣綜改辦的徐祥熙、肖玉良、韓根鎖、張銀蘇、葉正國五人，歷經四個月，一頭扎到正定縣五個鄉鎮十個村莊的一百戶農民家裡去調查走訪。最後，七易其稿，寫成了《正定縣公糧制改革試點試行草案》。
這已到了一九九三年的五月。改革方案業已成稿，就準備向省委正式上報了，楊文良卻覺得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沒有做，那就是應該去趟安徽，拜訪這項改革的首創者何開蔭，聽一下他的意見。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楊文良從石家莊踏上南下的列車，來到了安徽省的省會合肥。
何開蔭見楊文良不遠千里而來，而且還帶來了正定縣綜合改革辦公室的肖玉良和韓根鎖，以及正定縣糧食局的李黑虎，別提有多高興。本來，他也準備把這些河北客人在肥期間的生活安排得輕鬆愉快一點，至少陪諸位到各處逛逛，看看，但得知河北省委、省政府對農村稅費的改革十分重視和支持，要求他們盡快拿出個具體的實施方案來，何開蔭就決定哪兒也不去了，關起門來，同他們一心一意研究“公事”。
他非常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對河北省馬上就要試點的這場改革有著實際上的更好的幫助。
楊文良一行在合肥呆了兩天，他們也就這樣談了兩天。彼此都覺得相見恨晚，自然就有說不完的話題。
當楊文良重新回到河北省，不久，便完成了改革試點實施方案的最後修改工作。 《實施方案》報上去之後，楊文良得知河北省委主要領導人有了變動，禁不住敲起了心鼓，因為恰在此時，省委書記由×××替換了邢崇智。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會不會出現麻煩呢？
楊文良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至今沒有形成一個不因人事更迭而確保一項工作連續性的有效制度，因人而異的事早已是見怪不怪了。
好在省委副書記李炳良還是一如既往地支持著楊文良，他看了《實施方案》，十分滿意，在批請新任省委書記研究決定時，顯然出於同樣的顧慮，所以特地多寫上了幾句話：
“××同志：此方案是綜改辦的同志與正定縣的同志一起搞的，我去聽過一次。其主要特點是將糧食購銷價格放開的同時，實行公糧制。對農民由現金稅改為實物稅，一道稅，一次清，透明度高，群眾易接受，可能是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也可保證鄉村必要開支和國家掌握一定數量的糧食。先在正定縣三個鄉試點，擬同意其試行。”
事實上，楊文良的擔心是多餘的，當新領導仔細讀了《正定縣糧食購銷改革試點試行方案》後，幹乾脆脆地批了四個字：“同意試點”。
省委領導拍板同意試點，這叫楊文良總算鬆了一口氣。但他依然不敢怠慢，為使改革方案更臻完善，和正定縣的同志一道，又跑了趟北京。他們分別前往中央政研室，國家計委，國家農業部和內貿部，以及北京農業大學農經管理學院等許多部門，廣泛徵求了一次意見。
當楊文良把他們工作進展的情況告訴給何開蔭時，何開蔭大為振奮，甚至為河北省委改革的魄力和工作的周到，感到幾分妒嫉。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何開蔭偶然得知本省渦陽縣新興鎮早就偷偷搞起了稅費改革的消息，這消息使得何開蔭半信半疑，甚至，感到不可思議。因為他曾為這事專門去過一趟渦陽縣，渦陽縣委擴大會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這事怎麼可能發生呢？
半是驚喜，半是好奇，何開蔭搭乘了一輛長途客車，決定去渦陽探聽一下虛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