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真的是太大了，什麼事兒都可能發生。
其實就在渦陽縣的縣委擴大會開得熱鬧非凡，以致不歡而散的時候，在這個縣一個名叫“新興”的邊遠小鎮上，卻正在醞釀著注定會被寫進共和國改革史的一樁大事。
我們確實沒有理由把今天鄉村幹部的素質想像得太差，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是想把農村經濟搞好的，正是出於這個強烈的願望，新興鎮黨委書記劉興傑，鎮長李培傑，才會對《農民日報》上一篇極易被忽視的文章，發生了那麼大的興趣，並當即熱烈地展開了討論。
這是一篇署名為楊文良的《為農民鬆綁把糧食推向市場》的文章。他們對文章中提到的稅費改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萌動了要試一試“稅費一把抓，用錢再分家”的念頭。
兩人一扯到徵收稅費，無不感到頭皮發麻，腦袋發炸。眼看徵收的任務年年在加大，這一年，全鎮就要完成農業稅三十一萬元，農業特產稅二十四萬元，耕地佔用稅二點四萬元，烤煙產品稅八十一點五萬元，提留統籌款一百六十二萬元，再加上修路、治水的費用，總計就是三百二十萬元，人均負擔高出一百元，畝均負擔也在五十元以上。為完成以上徵收任務，他們必須組織人員上門催繳，這些人員所需費用一般達到徵收總額的百分之十，有時甚至達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這筆額外的花銷又要加到農民頭上。特別是菸稅，上邊年年派任務，鎮裡就只有分攤到農戶，每畝攤到八十多元；但是農民花在地膜育苗、施肥、烤煙用煤、灌溉等生產性的投入上，每畝成本就將近二百元，一年辛苦下來反倒要貼錢。農民怨聲載道，鎮村幹部每年都要用十個月時間，在罵聲中強迫種植，在罵聲中催促收購，弄得鎮村幹部上下不是人。
劉興傑剛過而立之年，年輕氣盛，眼看這一年又難以完成收費與收購的任務，深有感慨地對李培傑說：
“國務院幾番下令，農民負擔不能超過上年純收入的百分之五，結果呢，這個本用來限制亂收費的'上線'標準，如今卻成了加碼收費的'底線'。虛報浮誇風又這樣盛行，農民人均收入明明只有一千元，也得報到一千五甚至兩千元，最後就都按照這些虛誇數字的百分之五來徵收，怎麼得了！”
李培傑比劉興傑的年齡大上許多，經歷的事情自然也就比劉興傑多，聽年輕的書記這番議論，他就為當年的糧價算了一筆賬：
“國家糧食定購價與市場價的差別也太大，就說黃豆，國家收購只是三角八到四角錢一斤，而市場上現在已經賣到了九角到一塊，農民對此極為不滿。這辦法總得變一變！”
“是呀，如何設定一個合理的辦法，真正減輕農民的負擔，”劉興傑嘆著氣說，“收費收得叫農民明明白白，又能讓鄉村幹部從一年忙到頭也完不成的徵收任務中解放出來。”
劉興傑自擔任新興鎮的黨委書記以來，一直就在尋找一個解決的辦法。他發現為徵稅收費，鎮村兩級幹部與農民之間的積怨已經太深，黨群關係早變得嚴重惡化，他很想在這方面有些作為。
李培傑說：“咱不妨試試報上講的這個辦法。”
劉興傑說：“我喊你來也就是合計合計這件事。”
於是後來被人們稱作“新興二傑”的劉興杰和李培傑，一拍即合，兩人坐下來，按照楊文良文章提供出的辦法，進行了一番認真的核算：新興鎮每月工資支出為七萬元上下，全年就是八十五萬多元；辦公經費精打細算一年得要二十萬元；農業稅一般是定在五十萬元；加上建設費四十萬元，農田水利、植樹造林所需的二十萬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二十萬元，雜七雜八扣除以後，全年全鎮所需資金起碼在二百六十萬元左右。而全鎮耕田面積是八萬七千畝，細算下來，每畝一年一次性地上交三十元便能基本滿足全鎮的財政需求。
這樣，“一畝耕地一次交清三十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費”的大膽設想就產生了！
這個辦法群眾能不能接受呢？劉興杰和李培傑動員鄉村幹部去走村串戶，廣泛徵求農民的意見。農民一聽一次交清稅費後，再沒有人上門收錢納糧，全都樂得拍巴掌。
新興鎮土生土長的鎮黨委書記劉興傑，聽罷分頭下去征求農民意見的匯報之後，在鎮黨委和鎮政府召開的聯席會上，他同大家推心置腹地說：
“我就是農民的兒子，農村的許多事都親身經歷，親眼目睹；我這是在家鄉的土地上工作啊，如果乾不出一點實事，只知道收錢，父老鄉親是會罵娘的！”
主意已定，接下來，他們就想方設法地尋求上級領導的支持。這年十月初，劉興杰和李培傑專程前往渦陽縣城，他們是小心翼翼地向縣委和縣政府匯報工作的。
縣委書記王保明、縣長汪炳瑜，十分認真地聽取了二人的匯報，特別是了解到他們已經廣泛徵求了農民的意見，鎮黨委和鎮政府還開會形成了專門的決議，決心很大，感到十分高興。他們不但明確表態可以試點，還把何開蔭有關農業稅費改革的具體方案作了介紹。
劉興杰和李培傑聽了，大為振奮。更讓兩人喜出望外的是，書記縣長非但鼓勵他們搞好這個試點，還當場敲定，縣委、縣政府決定於明年一月三日就在他們新興鎮召開一次現場會，為他們助威叫陣。
書記縣長作出的這個非常的決定，使得劉興杰和李培傑興奮得有點兒“受寵若驚”。有了縣領導的撐腰，“新興二傑”底氣更足了。
不過，這以後不久，二人先後聽說了縣委擴大會上發生的那場爭論，以及汪炳瑜在會上摔筆記本的故事，隱隱感到這事真的干起來肯定不會這麼簡單，因為稅費合併徵收明顯違背了當時的政策法規。縣委擴大會尚且開得如此艱難，何況他們一個小鄉鎮？二人不能不感到有些後怕。
但，怕歸怕，該干還是要幹。
“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劉興傑說，“誰追查下來，反正我們還有小平同志的這句話！”
李培傑說：“我看這項改革對各部門都有利，惟獨沒有利的就是鄉鎮幹部、村幹部，因為他們再揩不到農民身上的'油'了。既然有利於國家，有利於集體，又可以把農民負擔降下來，就是個人受點委屈，甚至'倒霉'，咱也認了！”
劉興傑尋思著說：“為減少風險，我們是不是可以想出一個更好的辦法？”
後來，這個“更好的辦法”，終於想出來了。他們乾脆把稅費改革的方案提交新興鎮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這樣就可以爭取到鎮人大的參與和人民代表的支持。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興鎮人民代表大會隆重召開。全鎮一百一十名人大代表，那天除因事因病有兩人請假外，其餘的一百零八人均如期到會。會上，李培傑代表鎮政府作了《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建立土地承包稅(費)制度》的工作報告。經過代表們充分而認真的討論，一百零八位到會代表全都投了贊成票。
新興鎮的人民代表在審議通過大會的提案上，從來還沒有如此齊心過。
可以說，靠一個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如此重大的改革工作，這在新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歷史上還從來不曾有過！
會後，共和國的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由鄉鎮政府宣布改革的第一張佈告產生了。有著鎮長李培傑親自簽名的這張佈告，一個早上就貼遍了新興鎮所有的村莊和集市，廣而告之：“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全鎮將試行土地承包稅(費)制度。”
佈告內容如下：
一、實行稅費提留全額承包，農民只承擔按照政策規定的義務工，不在(原文如此，應為不“再”，筆者註)承擔任何費用，不准任何單位和個人向農民攤派或增加提留款；
二、全鎮八點九萬畝土地，每畝承包費全年上交三十元(午秋各半)，實行稅費提留一次到位，農民按照國家規定交售的糧食，誰出售，誰得款；
三、鎮財政所直接與農民簽訂協議書，在收款期間，自然村、行政村幹部負責落實，同時要求全鎮幹部、國家職工、教師、黨團員帶頭交款……
這是一張絕無僅有的佈告，它雖然是以一個基層政府的名義張貼的，卻是最樸實地表明了億萬中國農民渴望擺脫歷史的重負、勇敢地走向市場的決心。其中許多內容，對於今天中國的廣大農村無疑具有理想化的典型意義。它理所當然要和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樣被我們所銘記！
新興鎮鬧起了稅費改革，這消息，像一道驟然亮起的閃電，劃過淮北平原這片空寂的原野，驚動了整個渦陽縣的鄉村幹部和農民。幹部們都被徵收稅費弄得焦頭爛額，農民更是被“三亂”搞怕了，聽說新興鎮試驗起“一次清”的“費改稅”，幹部群眾全打心裡歡迎。一時間，去新興鎮參觀取經看熱鬧瞧新鮮的人，滔滔似水，絡繹不絕。
大家都生活得很累，都被說得清和說不清的各種束縛綁得太久，太緊，渴望得到解脫，尋找一種變化，現在，新興鎮帶了頭，闖出了一條新路，其他鄉鎮自然也都躍躍欲試。聞風而動的，首先是丹城鄉，他們幾乎是前腳和後腳似地，仿照新興鎮的辦法，召開了全鄉人民代表大會，並在會上審議通過了同樣的稅費改革方案。馬店鄉也不甘落後，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各項籌備。
每年的元旦，淮北還是天寒地凍的冰雪世界，肆虐的西北風幾盡捲走了大平原上的一切生機，然而，一九九三年元旦，渦陽縣，以及渦陽周邊的蒙城、利辛、太和、濉溪和亳縣，卻都是在熱談新興鎮稅費改革的話題中度過的。
新的一年的第三天，渦陽縣委、縣政府、縣人大、縣政協領導，以及全縣各鄉鎮黨委政府的負責人，雲集新興鎮，如期召開了四大班子的聯席會議。按照縣委書記王保明、縣長汪炳瑜事先的計劃，是要通過這樣一次現場會，把新興鎮的改革作為典型示範推廣到全縣去。
會議安排劉興傑代表新興鎮首先講話，他也是作了認真準備的，並滿懷豪情地匯報了他們為減輕農民負擔進行的“土地承包稅(費)制度”改革的做法與心得。幾乎所有與會者都是在全身心地聆聽著，整個會議處在一種亢奮的氣氛之中。然而就在這時，卻出現了連縣委書記、縣長都感到意外的情況，縣人大主任突然提出了異議，並嚴肅提出：新興鎮的改革方案雖然合理，卻絕不合法！
人大主任的語氣是毋庸置疑的，冷靜的措詞透出堅定不移的否決態度和毫不動搖的原則立場。深諳政界仕途的人，一聽便知大有背景。沒誰不清楚，這次的聯席會議是縣委書記和縣長二人倡導的，為了張揚新興鎮的改革精神和推廣他們的改革方案，書記縣長可以說是用心良苦、“赤膊上陣”了。同樣，沒誰不知道，敢在全縣幾大班子以及所有鄉鎮黨委政府負責人面前公開這種與書記和縣長相悖相左的意見，不是有省人大至少也要有地區人大在背後支持。
這使得差不多的與會者都感到始料不及。
這對新興鎮的改革，對縣委、縣政府決定召開的這次聯席會議，無不是一記當頭棒喝！
正因為大家都明白人大主任的意見絲毫不摻雜個人的恩怨，即便是在這樣的場合表明相反的看法，不僅合理合法，名正言順，而且是在行使人大依法享有的權力，是在維護國家政策法規的嚴肅性，因此，不再需要人大主任點明，誰都知道：大張旗鼓地宣揚非法的決策，對於一個縣委、縣政府來說意味著什麼？
會場上，頓時呈現出一片令人窒息的寧靜。
整個會議原先籠罩著的那種亢奮的氛圍，就在突然出現的這種寂靜之中迅速地消失了，消失得甚至找不出一點兒痕跡。
會議的宗旨也就在轉瞬之間發生了變化。
無論縣委書記王保明還是縣長汪炳瑜，在這種情勢之下，都不便再說什麼。
既然作為國家法律監督者的縣人大主任指出方案的非法，縣委書記和縣長又變得如此緘默，人們思考的方向便自然而然地很快從改革的思路上跳了出來，接下去的發言就開始變得模棱兩可起來。
現場會最後總結的情景，許多出席了那次會議的人至今印象深刻，儘管縣委書記內心是向著新興鎮的改革的，但話已不再是那樣旗幟鮮明，甚至說出瞭如果實在不行再回頭也來得及的話。
總之，現場會過後，所有支持的領導就變得不再那麼理直氣壯了。
新興鎮的稅費改革陷入了巨大的困惑。
是呀，這樣的改革還能再乾嗎？
劉興杰和李培傑猶豫過，但是，他們不甘就此罷休。鎮裡的黨政班子經過認真磋商，決定不改初衷，硬著頭皮也要把稅費改革繼續下去！
劉興杰和李培傑認准了一個理：這種改革對農民有好處；一個農村基層幹部不為農民謀福利，就是最大的失職！
他們當然知道組織原則的重要，也知道“試行土地承包稅(費)制度”是有悖於現行政策法規的，這些，他們全知道；不過他們更清楚，江澤民總書記一再強調要大家“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無疑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待鄧小平南巡講話是口是心非，還是不折不扣地照辦，這顯然是高舉不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執行不執行江總書記重要指示，有沒有黨性的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證券”、“股市”，一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東西，鄧小平卻語重心長地指出：“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並說，“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甚至說，“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
讀著鄧小平這些氣吞山河的講話，劉興杰和李培傑不僅感到親切，感到心靈的震撼，更感受到一種大徹大悟。
他們按照既定的計劃，把稅費改革的《試行細則》和稅費合併後的《收繳結算辦法》發到了全鎮每一戶農民的手上，並按規定挨家挨戶簽訂了協議。
於是新興鎮義無反顧地將中國稅費改革的序幕拉開了！
曾經準備和新興鎮一同進行改革的馬店鄉，終因黨委書記見勢頭不妙，主動縮手；而同樣是由基層人大開會通過了改革方案的丹城鄉，卻受到新興鎮的鼓舞，依然決定與新興鎮一起堅持幹下去。
然而，好景不長。三月一日，縣人大法工委與縣財政局突然興師動眾地派員下到新興鎮檢查工作；三月三日，鎮黨委書記劉興傑被調離。
有人說，調走劉興傑，那是對新興鎮稅費改革的“釜底抽薪”；也有人說，讓劉興傑出任副縣級的城關鎮鎮長，李培傑接替劉興傑當了新興鎮書記，那是縣委、縣政府對他們的重用。但是，不管怎麼說，稅費改革正處在十分艱難的起步階段，劉興傑的調離對新興鎮來說畢竟是種損失。
因為鎮長李培傑出任了黨委書記，副鎮長龔保傑就當上了鎮長。龔保傑也是個稅費改革的堅定派，因為他的名字裡也有個“傑”字，後來人們便把“新興二傑”改稱為“新興三傑”。
新興鎮的改革並沒因此而中止，倒是由於改革的得民心，順民意，很快便迅猛發展，勢如破竹。
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形勢就陡然急轉直下。這一天渦陽縣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一項決定：撤銷新興鎮和丹城鄉人大通過的實行稅費改革的決議。
面對縣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丹城鄉頂不住了，退縮了。李培傑也面臨著痛苦的抉擇。接到正式下達的決定時，人們發現，他把自己一個人關在辦公室裡，呆呆地望著牆壁尋思了一個上午。
第二天，李培傑去了趟縣城，他專程拜訪了縣人大主任。
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從主任那兒得到哪怕只是一點兒鬆動的口風。但是這種企望最後還是破滅了。得到的回答是絲毫沒有迴旋餘地的：“不要再搞了，這是非法的！”
但他依然不甘心，又跑到縣委，提出繼續改革的請求。縣委書記王保明當然知道，縣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那個決定，是受到上面支持的，到了這一步，他顯然也不便再明確表態，於是就說：“再乾，就撤了你！”說完這一句，又意味深長地補了一句：“撤了你，也還是可以重新啟用的嘛！”
李培傑自然心領神會。
在回新興鎮的一路上，李培傑的心情十分複雜，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真理有時會在少數人手裡”的那樣一種悲壯。
他想：如果有悖現行政策和法規的事都不加分析地一概反對，都要堅決制止，一概扼殺，那麼，中國的農村還會有鳳陽縣小崗村“大包乾”的經驗嗎？小崗人不是敢為天下先，沒有不怕坐牢殺頭的勇氣去闖去“冒”，又怎麼可能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呢？
他想，這鎮黨委書記又算個幾品官呢？追查下來，大不了掉頂烏紗帽，只要能為老百姓干好一件他們稱心如意的事，就是發配回家重新種田也值！
李培傑於是橫下了一條心，要把“這條道兒走到黑”！
這以後，無論大會小會，只要上邊詢問，李培傑都聲稱沒再改革，幹的還是原先的一套。他抱定是要“瞞天過海”、“我行我素”了。
由於新興鎮同農民簽訂的協議規定，每畝耕地交足三十元錢之後，就不再承擔除政策規定的義務工以外的其他義務，農民種田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不少農戶主動干起了高效農業，僅藥材和渦陽的特產苔乾，就都一下擴大到一萬畝，分別比上年增加了兩倍和九倍；池藕也擴大到五千畝，比上年增加到五倍以上。因為大家捨得投入，用心種地了，老天又幫了忙，午季出現了少有的大豐收。結果，這一年午季稅費的徵收，一沒用民兵，二沒動民警，更沒有鄉村幹部上門牽豬扒糧，全鎮僅用了十天時間，就順順噹噹完成了任務。這是多年來不曾見過的。
因為有著改革《試行細則》的約束，亂伸手的現象，在新興鎮得到了遏制，全鎮農民人均負擔和畝均負擔，都比改革前的一九九二年同期分別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和百分之二十點六。這是過去想都不敢想的。
最出乎李培傑意外的是，試行土地承包的“稅費合一”之後，土地的合理流轉“浮出水面”，土地開始向種田能人手裡轉移。李培傑派人去摸底，發現全鎮自發轉包土地的就多達一百多戶，其中一戶轉入土地六十多畝，一茬優良大豆的純收入便是兩萬多元。還因為不要組織人員上門催款逼糧了，許多編制就不需保留了，僅此一項，全鎮精簡分流的村組幹部就是三百多人，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
儘管李培杰和龔保傑，對外守口如瓶，隻字不提“改革”二字，但這一切是瞞不過縣政府信息科的。科長王偉認為，新興鎮稅費改革出現的這些新變化，他有責任向省裡反饋。這一天，王偉把自己了解到的情況寫成了一份幾百字的材料，簡明扼要地報到省政府信息處。
新華社安徽分社一位記者得到了王偉提供的材料，覺得很有新聞價值，就把它編成了一份內參，在《半月談》內部版上予以發表。誰知，這只有豆腐乾大小的一則消息，卻激怒了渦陽縣人大的一些領導同志，了解到是王偉透露出去的信息，便找到王偉問罪：“你怎麼能把這樣的信息報上去呢？”他們認為這消息為渦陽縣捅了“漏子”，給渦陽人民的臉上抹了黑！
在縣政府召開的徵收任務完成情況的匯報會上，李培傑發現不少人竟用異樣的目光看著他，就估計改革的風聲可能傳開了。為不給縣委、縣政府領導招惹麻煩，在輪到他匯報時，乾脆撒了一個彌天大謊。他說：“新興鎮完全是在遵照縣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沒有再實行原先稅費改革的辦法。”他說得煞有介事。他不得不學會認真地說假話。
李培傑一旦嚐到了改革的甜頭，就下定決心要把這場改革堅持下去，同時又不得不把違心的彌天大謊繼續編織下去。黨性和良知，其實一點不矛盾，本來應該是一件事情，但為新興鎮的“土地稅(費)制度改革”，李培傑，也包括龔保傑，每天差不多就都生活在“組織紀律性”與良知的痛苦抉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