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開蔭思來想去，最後下了一個決心：直接進諫中央。
最後他把這篇新寫的文章再次定名為《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一些設想》，交給了新華社安徽分社的記者沈祖潤。他認為，這種文章交給這樣的新聞機構比較合適。
果然，新華社很快就出了“內參”，《人民日報》還為此編髮了專門的“副頁”，接著，國務院研究室一九九年二月十七日以一期《決策參考》的篇幅，將他文章中的觀點和論證，作了最詳細的綜述。並醒目地寫道：
“何開蔭同志認為，如果實行這個辦法，定能使農業走出多年徘徊的困境，但這是一個較大的動作，當前形勢要求穩定，誰也不敢輕舉妄動，他要求向國務院領導同志反映，取得支持。如能選取一個縣試點，相信必能與'大包乾'一樣得到群眾的肯定和歡迎，至少是在糧食產區可以不推自廣。”
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轉發“內參”與“副頁”，國務院研究室編髮《決策參考》的同時，安徽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張學濤也將何開蔭的這篇文章刊發在他們辦的《政務內參》上。轉發給中央決策層的那些內參，省裡不一定就能看到，但刊發在本省《政務內參》上的這個《設想》，還是引起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領導的重視。省委書記盧榮景作了批示，建議有關部門的同志論證一下；省委副書記孟富林明確指出“何開蔭同志寫的這篇文章很好”，也提出請省農經委邀請有關部門和專家研究一次。常務副省長邵明、分管農業工作的副省長汪涉雲，都希望組織有關專家論證並在小範圍試點。主管工業的龍念副省長更是旗幟鮮明，在看到《設想》文章的一周時間，就先後作出兩次批示，充分肯定：“這是一項重要的建議”；明確表態：“我贊成在個別地區試試。”
總之，省委、省政府不少領導都是十分重視的。遺憾的是，當時的形勢正如國務院研究室編髮的《決策參考》上所說：“這是一個較大的動作，當前的形勢要求穩定，誰也不敢輕舉妄動。”由安徽省農委牽頭的專家論證會雖然召開了，會上，論證更多的並不是何開蔭的那些改革設想對深化農村改革是否有實際意義，而是它與當時正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著的“治理整頓”工作是合拍還是相悖。
結論是顯而易見的：在治理整頓期間，還談論什麼“深化改革”呢！
於是，省農委以組織名義，向省委寫了一份論證報告，報告認為，何開蔭同志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那些設想並不符合現行的政策法規。
由於論證會的否定，省委主要領導再沒出面過問。其他想問的省領導也就不便再問。何開蔭嘔心瀝血的研究成果，就這樣被束之高閣，不了了之。
何開蔭感到一種報國無門的無奈。
一九九一年元月，何開蔭論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文章榮獲了國家科委徵文二等獎，進京領獎期間，他被意外地邀請前往國務院研究室匯報工作。這消息使得他興奮不已。
那一天，是一九九一年二月二日。他平生第一次走進了神聖而又神秘的中南海，來到緊靠紫光閣的工字樓。接待他的是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經濟組組長余國耀。
何開蔭匯報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農業“大包乾”的設想及具體思路，從建議實行耕地的長期承包責任制，到建議實行農業稅費統籌的改革，到建議取消糧食的國家定購和糧食價格的雙軌制、全面徹底地放開農產品的市場和價格，直談到建立健全以科技為支柱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區域規模的農村商品經濟，還談到進行農村戶籍制度改革，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堅冰。
談到這些近年來他一直在潛心研究的課題，何開蔭就有說不完的話。
餘國耀認真地聽著。當何開蔭談到他終於把自己多年的思考寫成《關於農村改革的一些設想》一文時，餘國耀告訴他，李鵬總理也在《決策參考》上看到了這篇文章，並對文章的觀點很讚賞，李鵬總理還在同研究室農村組座談時提到了何開蔭有關“什一”稅的建議，說道：“糧食合同定購改為國家定購，是強調農民對國家做貢獻盡義務，數量不變，保證一千億斤。有人建議下步改為徵實，實行什一稅，將來產量到了一萬億斤，按百分之十徵實就是一千億斤。中國自古就有什一稅。專家們提出建議採取這種辦法，以固定農民與國家的關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究竟採取何種辦法，要從長計議。”
何開蔭聽說自己的建議引起了總理的重視與讚賞，真是備受鼓舞。就很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上邊對他文章的各種反應，這時，餘國耀談出了請他來當面匯報的初衷。
餘國耀說：“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這個思路變成一個可操作的方案。對於總理'要從長計議'的話，我的理解是，因為當前仍處於治理整頓期間，不宜採取大動作；而且對這個思路也還存在著一些不同看法。因此，我建議，你可以作進一步的深入調查，詳細論證，拿出一個可操作的措施方案來，向省委、省政府領導匯報，先搞試點。最好在一個縣范圍內試點，或者先搞一個鄉鎮也行。如果試點成功，下邊的文章就好做了。”
餘國耀的話說得何開蔭格外的振奮。只是考慮到自己一個人跑到中南海，接下這麼大個任務，似乎名不正言不順，就問：“能不能請總理簽一個文字意見，這樣我回去好有個交待。”
“不合適。”餘國耀解釋說，“如果領導簽字後，那就變成中央的意圖了，不僅你們安徽可以搞，別的地方同樣可以搞，都搞就會出亂子。用你的思路，定你的方案，搞你的試點，效果會好一些；別人沒有這個思路和設想，如果只是靠照葫蘆畫瓢，就不一定會搞好。”
何開蔭想想，也有一定的道理。他很理解地點了點頭，說，“我明白。”
餘國耀又鼓勵道：“農業'大包乾'就是你們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先搞起來的，一個小崗村試點成功，很快就風行全國。從這一點看，只要符合國家和廣大農民的利益，哪怕只是一個村試出的好辦法，也是可以不推自廣的。”
談到大包乾，何開蔭自然就有說不完的話。他一直就認為中國農村的第二步改革，只能是對大包乾的一種完善和發展。想到社會上正在刮起的這股企圖否認大包乾的“左”傾思潮，他坦率地向餘國耀談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而改革是沒有退路的，退回去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餘國耀很贊同何開蔭的看法。在農村改革的話題上，兩人有著很多共識。因此，在中南海工字樓的那間辦公室裡，在首都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一個身居要職，一個不過是地方上的高級農藝師，兩人卻十分投緣地談了兩個多小時，談得十分興奮。
臨了，餘國耀握著何開蔭的手，又有力地抖了抖說：“希望安徽在深化農村改革方面再帶一次好頭！”
何開蔭點罷頭，就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看得出，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組組長余國耀約他匯報工作，提出那些想法，並不是餘國耀的個人行為；而他何開蔭，卻完完全全只代表自己，至少，當時他是無法代表一個“安徽”的，就連一個鄉一個村也代表不了。
但是，正是餘國耀臨了提出的希望，使得何開蔭暗自下了決心，他準備通過自己的努力，將這種希望變成現實。
他相信，安徽在中國農村的第一步改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第二步改革的歷史，也一定會從安徽的大地上寫起！
一九九一年四月，經過又一番深入的調查取證，何開蔭拿出了一個可以操作的實施方案：《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根本措施——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一些設想》。
他在這個《設想》中提出了深化農村改革的十項措施。
這已經是一個綜合性的改革方案。他認為當前農村中存在著的新矛盾和新問題已經是錯綜複雜的，下一步農村的改革必須是整體推進的。為此，他分別就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農村戶籍制度的改革、農村產權制度的改革，以及農村經營製度、融資制度、勞動力轉移制度、科技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精神文明建設以及糧食購銷制度的改革，制定出了相應的改革措施。
當然，整體推進，不是要齊頭並進，更不意味著眉毛鬍子一把抓。他明確指出，要將土地制度和稅費制度的改革作為突破口。
這些改革措施，他設計得已經十分具體。比如，在穩定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長期不變上，他建議給農民承包耕地三十到五十年的使用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可以有償轉讓，可以作價抵押參與集體經營，部分地恢復土地的商品屬性；比如，實行農業稅費徵收辦法的改革，他認為應該是稅費統籌，折實徵收，交納公糧，取消定購，一定三年，不增不減，稅入國家，費歸鄉村，嚴格收支，賬目公開等等。
他的許多改革設想，大都寫得言簡意賅，通俗易懂，並且朗朗上口。這多半與他長期的農村工作經驗有關，深諳農民之道。
待書面的匯報材料一打印出來，他就通過省委書記盧榮景的秘書劉學堯和余焰爐，省長傅錫壽的秘書方寧和翟慶黨，首先送給了省委、省政府這兩位主要領導。當然，他也及時分送給了有關的省委副書記和副省長。
一晃，三四個月過去了。他送上去的那些報告，竟然一直沒有任何動靜，這使得何開蔭開始惴惴不安。
他想，這顯然與省農委辦上次的那份持有否定意見的“論證報告”有關。可是，他已經在報告上把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組負責人約見他時的建議，和傳達的李鵬總理的講話，都作了說明呀！
何開蔭如墜五里霧中。
這年七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給何開蔭打來電話，邀請他去長春市參加一個由《農民日報》社和吉林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全國農村問題研討會”。而且，就在這之前，《農民日報》已經把他有關深化農村改革的那些設想刊登在了《農村情況》上，並特地寫了個“編者按”。
北京打來的這個電話，以及《農村情況》轉發他的關於深化農村改革的那些設想，這都給苦悶不堪的何開蔭，猶如打了一支強心針。至少，可以說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已經在關注他的研究工作；《農民日報》作為農業部的機關報，也是支持他的《設想》的，他的種種設想由於《農民日報》的廣泛散發，已經走向了全國。他當然希望有更多的農村政策的研究工作者參與進來，更希望能夠通過參加在長春召開的這個研討會，同來自全國各地的同行們一道探討中國的農村問題。
他是懷著激動的心情去找室主任的。因為興奮，他甚至想不到去留意頂頭上司的臉色，就把北京的電話通知作了匯報，希望得到支持。沒想到，主任的態度很冷淡：“不同意去。”
“為什麼？”何開蔭大惑不解。因為，調研室，幹的就是調查研究的工作，國務院發展中心能邀請本室的工作人員去參加這樣一個全國性的會議，作為室頭兒，應該感到高興，感到自豪才對。
然而主任沒再回答，頭也不抬地只顧忙自己的事兒。何開蔭一下傻了。
他忍無可忍地跑去找省政府副秘書長劉永年。劉永年聽說何開蔭應邀將去參加一個全國性的研討會，態度十分明朗，高興地說道：“應該去，這是安徽的榮譽嘛！”
有了劉永年副秘書長這句話，當天上午，何開蔭就趕往車站，把去長春的火車票買到了手。誰知，下午一上班，主任劈頭就問何開蔭：“你買票了？”何開蔭理直氣壯地說：“我買了。”主任不容分說地把手伸到了何開蔭面前，“把票給我。”何開蔭反問道：“為什麼要給你？”“這會你不能去！”何開蔭說：“劉副秘書長已經批准我去！”調研室主任的口氣很硬，“劉永年副秘書長？他還能有省里大？”何開蔭一個愣怔：“難道是省領導不同意我去？”
主任不再說話。但他依然不容置疑地向何開蔭討要車票。
但是，何開蔭卻對這件事將信將疑，他不相信，作為一個省級領導，有那麼多重要的工作要做，竟會對這樣一件小事感興趣。如果這真的是省長的意思，又說明什麼呢？是因為省領導早先在馬鞍山一直從事冶金工作，對農業上的事情不熟悉，不重視？還是鑑於當前“治理整頓”的敏感形勢，怕他這個政府部門的成員，到全國性的會議上給安徽招惹是非？回到家，何開蔭一直百思不解，連飯也吃不下。直到躺在床上，才猛地悟出，上次省政府辦公廳編髮有他那篇文章的《政務內參》出來以後，許多主管和不主管農業工作的副省長不是作了批示，就是表明了態度，惟獨主要領導至今不置可否。
現在，有一點是再清楚不過的，那就是長春會議不可能再去了。一個政府辦公廳的一般調研員，要跟最高的行政長官過不去，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何開蔭不得不放棄了這次長春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