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這麼多無辜的農民兄弟為爭取“減負”被無情地剝奪了生命，而農民負擔在各地依然是屢禁不止，涉及農民負擔的惡性案件更是時有發生，且又是源源不絕，這是為什麼？
這究竟是為什麼？
中國農民的負擔問題，顯然走進了一個怪圈。
應該說，黨和人民政府，為減輕農民負擔是做了多方努力的。我們在開始這項調查工作時就發現，黨中央、國務院下達的通知，頒布的條例，做出的決定，發出的通報，不但旗幟鮮明，而且許多措詞也是十分嚴厲的。雖然，中央的態度如此堅決，下發的紅頭文件一個接一個，卻依然還是解決不了各地普遍存在的農民負擔問題；非但屢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為此，我們大惑不解。其實早在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就下達了《關於製止向農民亂派款、亂收費的通知》；1990年二月，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聯合做出《關於堅決制止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的決定》。然而，有令不行，農民負擔的問題仍然扶搖直上。有資料顯示：到了一九九一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九點五，而同期農民人均的“村提留”和“鄉統籌”卻增長了百分之十六點七；農村勞動力承擔的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強制以資代勞就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三點七！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李鵬總理簽署了國務院第九十二號令，明確地頒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農民負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這個《條例》做出了許多硬性規定。可是，收效甚微。
震驚中央的“丁作明慘案”，就是在《條例》頒布一年之後發生的。
一個風華正茂的農村青年，只因向縣委反映了不堪忍受的重負問題竟被活活打死在鄉派出所，這事震驚了中央，中央不僅派出調查組，還在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連續下達了兩個措詞嚴厲的緊急通知，並宣布涉及農民負擔的項目取消三十七項，暫緩執行兩項，需要修改七項，堅決糾正有強制、攤派和搭車收費行為的十四項，同時廢除達標升級活動四十三項。以後不久，中央又轉發了《農業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法制局關於當前減輕農民負擔的情況和今後工作的意見》，重申並“約法三章”：停止一切不符合規定和不切實際的集資、攤派項目；暫停審批一切新的收費項目，禁止一切需要農民出錢、出物、出工的達標升級活動；中央《關於涉及農民負擔項目審核處理意見的通知》已明令取消的項目，任何地方和部門都無權恢復，國務院規定的提留統籌不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百分之五的比例限額不得突破。
奇怪的是，這些來自中國最高決策層的“紅頭文件”，一個接一個下發，農民的負擔卻並沒有因此而減輕。
當我們仔細地閱讀了這些本該是最具權威性的文件之後，注意到，這些政策性文件，雖然都很具體，卻並非治本之策，因為大多著眼於對眾多分攤項目進行甄別，所以決定暫停的每一個項目，都勢必影響到政府一些部門的具體利益，這些部門很快就會改頭換面，創造出一些更新的、不在明令禁止之列的收費項目來。即便就是在明令禁止之例，這些部門也是可以通過本部門的政策文件，或是再由本部門起草代表部門利益的領導講話，為項目的恢復執行提供新的依據。有的，甚至根本就不需要“變通”，置若罔聞，照樣拒不執行。
至於那些措詞嚴厲的“紅頭文件”，雖然明確提出了“不許”或“嚴禁”的內容，可那又多半是一些原則或是精神。這種既非剛性約束，更非法律條文的東西，無法界定又無法操作，說了也等於沒說。於是，決定取消的，沒被取消；決定糾正的，沒有糾正；決定暫緩的，也沒有暫緩，而是比原先更多、更爛、更荒唐的分攤項目相繼出現。於是，對農村中“三亂”的限制與治理，也就變成了“割韭菜”，或是“刮鬍子”，割了又長，刮了又出，周而復始。
我們相信，這種情況也絕不是安徽一個省獨有的。
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那位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就說過：“中央明明知道，問題雖然出現在鄉鎮，但根子是在上面，那麼為什麼不追究根源呢？不管原因是什麼，反正中央不追究；不追究，地方官員的膽子就越來越大，機構和人員就一年比一年膨脹，農民負擔就一年比一年沈重。中央政策對一些人而言，就成了聾子耳朵——擺設。”
一九九四年，農民負擔的形勢已經十分嚴峻，中央政府在全國全面推行了國稅和地稅分稅制的改革，由於中央財經的集中，地方政府預算內的財政就出現了空前的困難。農村中的義務教育、計劃生育、優撫以及民兵訓練在內的各項開支都拋給了鄉鎮一級政府。基層得到的政策就是：“超收不交、超支不補、多收多支。”這就迫使、同時誘使各地縣鄉政府，不得不依靠佔有農業剩餘、剝削農民來維持運轉。
農民負擔便像滾雪球似的，愈加沉重。
據國家農業部統計，一九九五年農業兩稅(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十九點九，向農民徵收的“三提五統”費用，也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八點三，而承擔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款、集資攤派等各種社會負擔，就比上年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二點二二。這一年全國三分之一省、市、自治區的農民負擔，都超過了國家規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
這顯然還是一個保守的統計數字。
許多民謠俚語，表達了農民的憤懣與無奈：
“七隻手，八隻手，都向農民來伸手。”
“你集我集他集，農民發急；你籌我籌他籌，農民最愁。”
“催糧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盜防干部。”
一個流傳更廣的順口溜，幾乎就被農民當做歌唱：“吹牛皮，扯大蛋，村糊鄉，鄉糊縣，一直糊到國務院；國務院，下文件，一層一層往下念，只管傳達不兌現。”
安徽省臨泉縣的“白廟事件”，就在這種背景下發生了。
一九九六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形成了一個最為著名的“十三號文件”，這就是：《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決定十分明確地指出，“凡因加重農民負擔，引發嚴重事件和死人傷人惡性案件的，要追究鄉、村主要負責人和直接負責人的責任，凡涉及地、縣領導責任的，要依照有關規定追究地、縣黨政主要領導的責任，以吸取教訓；連續發生嚴重事件和死人傷人惡性案件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主要領導同志要向黨中央、國務院做出書面檢查；對瞞案、壓案、報而不查或打擊報復舉報人的，一經發現，要從嚴處理。要加快農民負擔監督管理的立法工作。”
文件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務必認真貫徹十三條決定，“逐項逐條落到實處，決不允許出現任何梗阻現象，決不允許在執行中走樣。”甚至還特別指出：“於春節後用一個月時間將決定內容同廣大農民群眾見面，並反复宣傳，做到家喻戶曉。”
為了檢查中央關於減負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督促各地進一步做好這項工作，國務院還派出了由農業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法制局及有關新聞單位，分赴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五省現場檢查工作。
其力度之大，參加者之眾，都是空前的。
然而，同樣不可思議的是，正是這一年，中國農民的負擔卻比歷史上的任何一年都重。
中國的改革是從安徽的農村開始的，那場驚天動地的偉大改革，培養了一批既熟悉農村工作又敢講真話的干部。
曾在安徽農口擔任領導職務長達十七年之久的吳昭仁，是一位對農民有著深厚感情的老黨員。他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心情沉重地說：“中央有個'十三號文件'，其實，安徽省委當時還有個更為嚴厲的文件，即一九九七年二號文件，明確規定，一個村'提留統籌'費用突破國家規定人均純收入百分之五的，縣(市)委書記必須向省委、省政府寫出書面報告。但是，文件歸文件，我們並沒見一個縣(市)書記、縣(市)長寫過檢查；即便發生了大要案，也全是秘書代筆，黨委和政府蓋章，說是'集體承擔責任'，其實是沒有一個人承擔責任，更沒誰可能會去吸取教訓。”
“三令五申”，“令不行，禁不止”，這類字眼，這幾年不斷見諸各種文件和報刊，說者憤憤，聽者藐藐。吳昭仁卻認為：“我總覺得，這類事光怪下面也未必，恐怕主要還得從上面找原因。為什麼要三令五申？領導機關要有威信，得自己樹權威，講話就要算數，講到就要做到，誰不執行就要拿他是問，絕不拖泥帶水。讓下面禁的，得自己先禁，只管發令，不去督促檢查，或查而不處，處而不嚴，又如何能禁住上行下效呢？”
曾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漩渦中走過來的陸子修，如今已從省人大副主任的崗位上退了下來，可他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對中國農村工作的思考。可以說，在安徽，乃至在全國，他都是一位排得上號的農村問題的專家了。二00一年六月一個炎熱的上午，我們在他的家裡採訪了他。他雖然現在已年屆七旬，可一談到農村工作，就依然像年輕人似的顯得有幾分激動。
他和我們提到了至今令他耿耿於懷的一次會議。那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在阜陽召開的一個全省有關減負工作的匯報會。在匯報減負工作落實情況時，有幾個地市委書記都相繼談了自己的苦衷，雖然這些苦衷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陸子修卻聽不下去。因為幾十年的農村工作的經歷，他早已習慣於站在農民的角度看問題。儘管那幾個地市書記和他都很熟，有的關係還很不錯，他還是當場紅了臉。
既然會議是放在阜陽開的，他首先就拿阜陽市委書記王懷中開了刀。
他沒有顧及對方的面子，直呼其名：“你王懷中是只對省委負責，不對農民負責！你不顧農民的實際情況，大搞那些花花哨哨的'形象工程'，擺弄花架子。你搞'養牛大縣'，牛隻是養在公路兩邊做樣子，開現場會把花錢租來的牛集中起來給人參觀。你把農民坑得還不夠嗎？”
然後又直問滁州市委書記張春生：“你張春生衡量幹部的標準又是什麼呢？亂徵，亂罰，亂攤派，最後逼死人，這樣的干部還能用嗎？你呢，卻把這種干部挪個地方，照樣易地當官！”
隨後又質問蚌埠市委書記方一本：“你方一本屬下的懷遠縣上訪不斷，如今已稱得上'安徽省的上訪大縣'了。難道全都錯在農民身上，你就沒有一點問題？”
接著他又把話題轉向巢湖地委書記胡繼鋒：“你胡繼鋒不去掏農民的腰包路就修不成了？那路是該國家花錢的，你怎麼可以叫老百姓花呢？沒有錢就把公路開腸破肚了，誰叫你開的？你這不是只想著要給自己搞'政績'嗎？”
他指名道姓地點了一圈之後，痛心疾首地衝著各路諸侯嗟嘆道：“我們許多幹部'只看樓房一片片，不知誰人做貢獻；只看公路直如線，不知誰人來出錢哪！'我們的農民日子剛剛過得好一點，大家就把他們當成'唐僧肉'！農民實在太苦，什麼人都可以欺負呀！當年我們搞的那個'大包乾'，轟動了全國，也影響了全國，總結起來就是那麼三句話：'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農民自己的。'可是現在呢，'大包乾'帶給農民的好處一點一點地又都被各級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夠國家的，留不足集體的，剩下就沒有一點是自己的！'”
說著，他溢出了淚水：“沒想到我們的干部，今天這樣不熟悉農民，不重視農民，和農民交朋友的干部太少太少。我建議在座的各位能不能來一個'換位思考'，設身處地替農民考慮一下，再這麼'三亂'下去，農民還能不能受得住啦？”
陸子修的話似響錘砸在鋼砧上，一聲聲震在大家心上。
被點名的幾位地市書記，因為意外而不免感到詫異。
這時候，六安地委書記頗為僥倖，輕鬆地說：“我們在農民負擔的問題上還沒出過事。”
他這話不說還好，這樣一說，陸子修忍不住又冒了火。他依然沒給對方一點面子：“你的農民負擔問題，我這兒就有一沓子群眾來信！農民才把果木樹栽下去，你的村鎮幹部就逼上門去收特產稅，這是不是事實？”
六安地委書記顯得十分尷尬。
會場上鴉雀無聲。
其實，正常的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歷來就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克服自身缺點錯誤的一件“法寶”，曾幾何時，卻在我們的黨章與憲法之外，官場仕途之中，漸漸流行開了一種心照不宣的“遊戲規則”。其規則之一就是，凡事不可太認真，至少不要於己過不去，話要說得留足餘地，甚至已經把認認真真說假話也看做是為官成熟的一個表現。因此，陸子修的快人快語，就使得許多人感到唐突。
休會期間，省交通廳一位副廳長有意落在最後，當他走到陸子修身邊時，突然抓住陸的手，眼裡閃著淚光說：“都說你陸主任人好，卻不知道你竟然好到這個程度！”
會後，主持會議的省委副書記方兆祥找到陸子修的房間，連聲說：“講得好，講得好啊！”
吃飯時，省委書記盧榮景也走過來誇讚陸子修：“你講得好，講得好呀，是要有個'換位思考'！”
陸子修沒好氣地說：“好個屁！你們這些話，會上為什麼不說？我是心甘情願地當了一回你們的'打手'！”
對於陸子修這種心直口快的性格，當年還是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就已經“領教”過。那時候，陸子修是滁縣地委書記，一天溫家寶來滁視察，陸子修接待時，開門見山地問：“溫主任，你要看真的，還是要看'閃光點'？”
溫家寶一聽，笑了，幽默地說道：“那我都看看。”
那次，陸子修領著溫家寶把“閃光點”和“陰暗面”都看了看，他既總結了滁縣地區改革開放中成功的經驗，也剖析了依然牽腸掛肚地存在的問題，既報喜，又報憂。
一九九六年，陸子修參加了一個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在許多代表中間，溫家寶一眼就認出了陸子修。他走到陸子修身邊問道：“你認為現在農業上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陸子修也不繞彎子，他說：“幹部的作風問題。當然，這也包括我在內。再好的政策，沒人落實也不行，現在的許多幹部是'官做大了，車子坐小了，公路跑多了，離群眾太遠了'！”
那天他們談得十分投機，當溫家寶知道當地正在做著有關“三農”問題的調查，便表示出極大的熱情，話說得同樣富有個性。
他說：“過去，毛澤東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現在我看，嚴重的問題是農民的利益問題。如果農民的利益得不到足夠的重視，農村社會就難以發展，農業生產就難以為繼，國家的發展和長治久安就都成了一句空話。”
他還說：“億萬農民當年之所以跟隨我們黨鬧革命，是因為他們認識到我們黨是為他們謀利益的，是帶領他們翻身求解放的。今天如果我們不關心他們的實際利益，反而讓他們感到不堪重負，他們會是一種什麼心態？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就曾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水，說的就是中國的農民嘛！唐太宗李世民知道農民的重要，歷朝歷代沒人不知道農民的重要，可趕到一掌握了政權，就很難說再代表農民了，總是反過來剝削農民，甚而鎮壓農民。以史為鑑，我看中國共產黨人同樣面臨著這個嚴峻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