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超被關押了七個多月之後，被“判一緩二”放出，終於又回到了王營。回村才知道，縣里在對王營村清剿時，不僅把他家徹底砸光了，還把他買來的那八千包老鼠藥，拌進了麥囤裡，使得五千多斤糧食染有劇毒不能食用。妻子李蘭當場嚇出精神病；女兒王玲玲也由於受到刺激，無法繼續讀書，至今呆在家裡，不能聽到警車的響聲，警笛一鳴馬上犯病。
王洪超望著妻女蒙受如此冤屈，不禁淚流滿面。他想起了過去在報紙上讀到過的一位信訪工作人員說的一段話：“歷史上的農民首先選擇告狀，今天的農民首先選擇上訪，他們首先都致力於尋找一種能為自己主持公道的外部力量。當前農民的直接抵抗特別是有組織的直接抵抗，主要是在分散的、溫和的上訪努力失敗之後，原來老實巴交的農民也變得不那麼'溫良恭儉讓'了。如果說農民上訪中有過火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是批評教育問題，這和有關部門不遺餘力地包庇那些證據確鑿的腐敗村官、鄉鎮幹部相比，對農民的做法是太過分了，反差太大了，立場太'鮮明'了！”
當時看到這段話，王洪超確確實實被感動了。但是，此時此刻，王洪超想到這段話時不僅感到的是親切，更多的還是吃驚，他發現那位信訪工作者的論斷，就像在評說臨泉縣眼前發生的事情。
他想，臨泉縣公安局之所以敢在中央信訪局接濟站抓他們三個上訪代表，肯定編造出的謊言也把北京的同志給欺騙了。於是他首先想到的，已經不是立即去為妻子女兒尋醫治病，而是再次進京，推倒強加在他們頭上的那一切不實之詞。想到了這一層，就不禁想到縣法院開庭時，作為公訴人的縣檢察院在法庭上宣讀的那些證人證詞。
王洪超開始行動了。他分別找到本村村民邵喜英、王來治和王海潮。不找不知道，一找嚇一跳，原來那些所謂的“證人證詞”，全是經過精心炮製的！
縣法院開庭時邵喜英並未出庭，村民回來告訴她，說庭上宣讀了她的一份證詞，邵喜英聽了吃了一驚。她說，“四二”那天，天一黑，她就上床睡覺了，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她還是個大字不識的文盲，不可能寫出啥證據，也從沒在啥材料上按過手印。她不安地說：“如果真有我的證據，這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就是藉我陷害其他人。”
王來治說，縣公安局來的人曾找過他，拿出兩份複印材料讓他看，他說他不識字，對方就念著材料上的名單問他：“你們村有沒有這些人？”他說：“有。”對方就又寫了一份材料叫他按指印。因為他不知道對方在材料上寫的啥，他不願按。這時，白廟鎮黨委書記韓春生走過來說：“該按的就要按，保證沒你的事！”有韓書記的這句話，他就在公安人員帶來的材料上和現寫的材料上都按了指印。後來才知道，那就是要他指控幾個上訪代表“罪狀”的“證詞”。
王海潮更是氣憤。他根本就沒說過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曾毆打過公安民警，他的“證據”純屬捏造。他說，我說的時候他們在記，記了些啥也不念給我聽，就讓我按了手印，誰知開庭時一宣讀，內容全變了！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設圈套讓人鑽，他們這是栽贓！
被指控參預了“四二”事件“打砸搶”的王登友和王高峰，也分別憤然地寫出了申訴材料，說明他們當時壓根就不在村里，一個在河南，一個在山西，兩人都在外地打工，這種狗屁“證詞”實在是無中生有！
面對這些證人真正的證詞，王洪超感到萬分震驚。
這已到了一九九四年最後的日子，心中揣了一盆火的王洪超，迎著歲末寒徹肌骨的西北風，領著七十三位王營村的父老鄉親，第四次踏上進京的列車。
他們暫且把“農民負擔”放置一邊，專程赴京控訴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鎮壓無辜群眾的血腥罪行。
張西德得知王營村民又一次集體進京上訪，真的是暴跳如雷了。他咬牙切齒地說：“我寧願捨掉一條胳膊，也要和你們幹到底！”
但是，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調查行動，因為調查組既然有臨泉縣委參加進來，去調查臨泉縣委本就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四二”事件，其結果的客觀性注定要被大大打上折扣。
我們看到了由這個聯合調查組抄報給中央信訪局的一份《書面回訪材料》，材料上不僅迴避了國家減負政策的有關規定，隻字不提王營村農民負擔是否過重，羅列出的許多數字也是混淆視聽，掩蓋了問題的性質，甚至公然包庇鎮、村幹部的腐敗行為。如，一九九二年村里“上交鎮”十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多元，這些錢幹什麼用了？該不該由村里出？均不作說明。如，多處出現錢款的去向是“還前任村班子貸款”，或是“其他貸款”，而且數目巨大，這些貸款究竟是被村幹部貪污了，還是挪用了？為什麼這種不明去向的貸款要村民們攤派？均一字不提。總之，《書面回訪材料》上大都是些糊塗賬，“省地縣調查組”卻又有著驚人的結論：“賬目賬面處理清晰，沒有發現村幹部的貪污問題。”
調查組不僅按照臨泉縣委對“四二”事件定性的口徑向中央信訪局作了“匯報”，依然將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王洪欽、王洪章、王洪軍六人統統稱作“罪犯”；王洪超一出看守所，就再次帶人進京上訪，《書面回訪材料》上卻寫道：“判決書送達兩被告後，兩被告均表示服判，不上訪。”
這種官官相護的調查報告，被送到中央信訪局，中央信訪局沒有理由不相信有著省、地、縣三級黨的組織派出的調查組得出的結論，所以，王洪超這次帶領農民再次進京上訪，雖然沒有像上次那樣，在中央信訪局的接濟站被抓，卻也只能是無功而返。
省委、地委派下來的調查人員，也跟縣里一個鼻孔出氣，這使得王營人陷入了徹底的絕望。一九九五年的元旦，和隨之而來的新春佳節，村子裡沒有了一點兒喜慶的氣氛。開春過後，正是各地農村春耕春種的大忙時節，大批的王營人卻相繼離開了臨泉縣，紛紛去外埠打工謀生。
“哀莫大於心死”。人們不再上訪，但白廟鎮及王營村，鎮村兩級的黨政機構，卻也就淪為形同虛設。
表面的平靜，掩蓋了並未解決的尖銳矛盾。阜陽地委和行署並沒有從王營村農民多次大規模的上訪事件中汲取教訓，縣委書記張西德甚至變得更加有恃無恐。到了一九九五年，臨泉縣農民的負擔進一步加重了，地區下達的各種稅費明顯增多，僅“雙基教育費”一項，農民人均就是二十五元；下面層層加碼，到了白廟鎮就變成了人均四十元。既然上面可以增收“雙基教育費”，上行下效，各種各樣的亂攤派跟著就五花八門地冒出來。白廟鎮有的行政村，農民負擔便占到上年人均收入的百分之十五點二六，已超出國家“大限”的三倍還要多！
一九九五年秋天，已是家計蕭條的王營村民，遭受到又一次的飛來橫禍。九月一日，縣里派往王營村“開展計劃生育突擊檢查活動”，其工作隊隊員竟多達三百人！其中，不少隊員素質極差，行為惡劣，侵權現象十分嚴重，他們對本不屬於計劃生育對象的也巧立名目，亂徵亂罰，稍有不從，便趕豬、牽羊、挖糧、拉家具，甚而強行砸門扒房，打人抓人。這且不算，工作隊居然敢將罰到的錢款私自分掉，每天還要村民們負擔他們三百多人的工資以及往返車費。
王營村的村民們肺都氣炸了，終於再一次聚集起來，爆發了第五次上訪的高潮。這一次，上訪的村民們大有“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悲壯感。他們十分清楚，此次再不成功，王營人將無法生存下去。
沒有退路。
他們也沒給自己留下退路。
挺身而出，率領這支視死如歸的上訪隊伍的，還是村民代表王洪超。
那是一九九五年的金秋十月，在中國的國都北京，令世人震驚地先後出現了兩起與安徽省臨泉縣有關的事情，因此，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注定要為自己埋下的隱患付出代價。
十月四日，共和國四十六週年誕辰剛過去兩天，臨泉縣城關鎮李灣村農民李新文上訪來到北京，反映縣公安局為興建水上派出所辦公大樓，在沒有解決拆遷補償的情況下，就和城建局監督大隊強行拆除農民的住房，使得他生活無著、居住無所，來京後錢又被騙，絕望的李新文先是在前門撞車未遂，於五日凌晨在永定門接濟站跳樓自殺！
這是中辦國辦信訪局設立接濟站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
這事，本不該發生的，或是說，不該在這樣的地方發生，因此，它造成的影響是極其惡劣的。
接著，十月二十七日，臨泉縣白廟鎮王營村七十四位農民就在王洪超的帶領下趕到北京。幾乎是腳跟腳地，十月二十九日，臨泉縣田橋鄉趙莊、黃莊、張樓四十六位上訪農民也抵達北京。
田橋鄉和白廟鎮一樣不堪重負，而且，田橋鄉平調、挪用各村的集體資金比白廟鎮有過之而無不及，僅一九九四年就平調了各村的提留款六十多萬元，造成村級經費開支困難，各村瘋狂地搭車加碼；特別是一九九五年秋季開展的計劃生育突擊大檢查活動，在田橋鄉也前後搞了五十天，亂徵亂罰款就高達二百五十多萬元，鬧得民不聊生。
一個縣的兩個鄉鎮大批農民集體上訪，特別是白廟鎮王營村這已是三年中的第五次進京上訪，農民負擔的問題至今得不到解決，自然引起了中央信訪局的重視；再說，他們已經察覺到，王營的農民這次是鐵了心，一副“破釜沉舟”的樣子，預感到可能會有什麼情況發生，便暗中作了防範。然而，防不勝防。十月二十九日，正是星期日，天安門廣場上人群如織，王營村赴京上訪的農民群眾還是躲過了接濟站工作人員的目光，陸陸續續走進了天安門廣場。他們按照事先的計劃，來到國旗周圍，突然集體下跪。
他們決心以生命的代價，籲請中央，以雪民冤，以昭國法。
他們知道，在這樣一個世界矚目的地方，這樣做，會給國家，特別是北京，造成很壞的國際影響；會給黨和人民政府臉上抹黑。但是，他們顯然再也想不出別的辦法，想不出用什麼樣的一種方式，才能夠撼動那些對人民的疾苦已經麻木的靈魂。
自古道，官逼民反，可他們沒反，他們依然只是來向組織上反映自己的委屈，找的還是黨的機關和人民政府。他們對黨的擁戴沒有變，對人民政府的信賴沒有變。冒死進京，找黨，找政府，只是希望黨中央、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的好政策，能早一天在他們生存的那塊土地上得到落實；縣鎮強加在他們頭上的不白之冤，能早一天得到澄清。
中央有關部門終於採取行動了。他們當即通知安徽省及有關地縣負責人連夜進京，當天下午就把國家農業部、國家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紀委檢查委員會以及國家計生委等中央、國家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請到了一起，研究上訪農民提出的那些具體問題。
王洪超和另外兩個農民代表，應邀到會，並陳述了進京上訪的原因。
農業部的同志態度十分明確：加重農民負擔，這是嚴重違背黨中央、國務院“減負”政策規定的，打擊報復上訪群眾更是不能允許的；該退的款至今沒有到位，應盡快解決！
中紀委、高檢、高院的同志，也旗幟鮮明：農民反映的這些問題為什麼久拖不決，而且還不斷地激化這種矛盾，這顯然是錯誤的，必須下決心解決，不應該再拖了。涉及到黨紀的，要堅決給予黨紀處分；觸犯了國法的，必須以法論處。不論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王洪超在會上就“四二”事件的幾個關鍵問題諮詢了公安部的同志。他問：公安人員夜間巡邏的範圍有沒有什麼規定？公安人員執法時應不應該公開身份？幾個公安民警喝得醉醺醺的，半夜三更鬼鬼祟祟摸進村，既不說明身份，一盤查就跑，還掏槍威脅群眾，群眾把他們當成一夥冒充公安的刁徒給打了，車也砸了，這叫不叫“妨礙公務”？
公安部到會的同志回答得十分乾脆：“巡邏主要是在鬧市區，或是發生過諸如攔路搶劫等情況的事故多發地，農村不是巡邏範圍。公安人員執法時不出示證件是違法的，老百姓不知道你是不是公安，打了就打了，砸了就砸了，應該立即放人！”
王洪超激動地聽著，真想當場伸出大拇指，表示他對與會者精彩發言的由衷敬佩。儘管他極力地克制著，卻依然忍不住眼窩子一熱，流下淚來。
十一月十一日，安徽省重新組織起一個調查班子，派出了只有省委省政府和阜陽地委行署兩級黨政領導機關的十二位同志，深入到白廟鎮和王營村實地調查研究，召開了各類座談會，認真回訪上訪群眾，並及時地把調查到的情況向群眾作了公佈，前後歷時二十天，最後形成了一個相對公正的調查報告。
報告首先確認，臨泉縣的農民負擔問題確實是嚴重的，“四二”事件發生前的一九九三年，白廟鎮僅增項加碼的農民負擔就是十三萬一千六百五十九元，此外，還平調村提留十三萬五千一百七十六元，挪用集體資金三十四萬一千七百二十九元，其“不合理開支”竟占到百分之六十八點七七，並指出：“退款不到位，影響很壞。”關於“四二”事件，調查組說了真話：“縣委、縣政府和縣直有關部門及白廟鎮黨委政府都是有責任的”，“向農民提取款、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和工作上遇有難度，就動用公安干警出面協助，特別是對待農民上訪解決一些人民內部矛盾，也動用乾警參與”，“在執行任務中，少數幹警和武警行動過激，傷害了群眾的感情，部分群眾目前仍有怨氣，長欺(期)不能息訴罷訪，給做好該村的穩定工作帶來了難度。”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是王營村難忘的一天，被關押了一年零七個多月的王向東，被無罪釋放，村里的老少爺們像過大年一樣地喜慶，敲鑼打鼓，燃放鞭炮，扛著大紅匾，上書“為民請命”，慶賀為大夥蒙受冤屈的村民代表勝利歸來；東躲西藏，被縣檢察院批捕的王俊彬和王洪欽，也被大夥前呼後擁地接回村。緊接著，王營也從邵營行政村中劃出，單獨設村，王向東就在村民們的民主選舉中，當上了王營行政村村委會的首任主任。王俊彬被開除的黨籍也得到了恢復，並在隨後不久，出任了王營行政村黨的支部書記。
一九九六年年初，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被調離。一聽說張書記要“走人”，這消息，一傳十，十傳百，迅速傳遍全縣。這天，白廟鎮的王營、邵集、賀莊，田橋鄉的趙莊、任莊、三河莊、半拉廟、於營的農民，開出了幾十輛機動車，趕到縣委大院，把張的家團團圍住。
人們直呼其名地怒吼著：“張西德，你出來！”
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縣委、縣政府的許多幹部也在圍觀，卻無人再替張書記“保駕”。
張西德十分尷尬地走出來，正想表達他愧對臨泉縣父老，他的工作沒有做好的話，就被積怨已久的農民的隊伍裹挾進熙熙攘攘的人流。開始，農民還只是大聲責問，甚或夾帶幾聲咒罵；漸漸地，人們開始湧動起來，湧動的人潮頓時成了憤怒的海洋。張西德就被跌跌撞撞地推來推去，時不時還被人暗中動了手腳。
曾經不可一世，自以為能夠呼風喚雨的縣委書記，感到了無助、無奈與心悸。
縣公安局聞訊派出警車呼嘯而至，雖受到圍攻卻十分清醒的張西德，見公安人員奔過來，忙大聲哀求道：“你們千萬不能抓群眾，不能傷群眾啊！”
這或許是他擔任縣委書記這麼多年一直不明白，直到卸任時才悟出的一條為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