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營村絕大多數村民因為逃到河南省的地界，僥倖躲過了這一劫難，但沒有人再敢回到王營村去。一千多村民流落在外，夜裡只能和衣而眠，就睡在河南與安徽兩省交界的野地裡，稍有點兒風吹草動，也會驚恐萬狀地向河南省逃去。即便就是大著膽子，偷偷回村看看家，也像做賊似的。莊稼荒了不說，改革開放十多年辛辛苦苦添置起來的家當，遭到趁火打劫者的偷盜，許多農戶損失慘重。
逃到河南省沈丘縣去的村民代表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和王洪欽，這天，在沈丘縣的留福鎮終於碰頭了。他們發現，安徽省臨泉縣公安局派出的密探，就在外省的這個邊遠的小鎮上也進行了布控。
四人覺得已經別無選擇，作為村民代表，他們必須盡快地把發生在安徽省臨泉縣的“白廟事件”的真相，報告中央。
這天，除王俊彬留守外，王向東、王洪超和王洪欽三人，在眾多村民的掩護下躲過了臨泉縣公安密探的眼睛，上了一輛去河南省沈丘縣城的公交車。三人經沈丘趕往鄭州，然後轉乘火車直奔北京。
王向東和王洪超這是第二次進京了，算是“輕車熟路”了，下車便直奔設在永定門一帶的中辦國辦信訪局接濟站。誰知，住下不到半點鐘，他們就被早已埋伏在那裡的臨泉縣公安局派來的警員抓個正著。
公開逮捕他們的理由是：三人在“四二”反革命暴亂中搶走公安人員“五四”手槍兩支、子彈十五發，準備在北京製造出更大的政治事件！
三人大聲地抗議著，怒斥對方這樣做太卑鄙，完全是無恥的陷害，是一種十分惡劣的打擊報復。但是，即使他們周身長滿了嘴巴，在手續完備的執法人員的面前，一切都是徒勞的。
三人被押回安徽後，沒有被押往臨泉縣，而是關進了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老家的太和縣。
王洪超至今回想被羈押在太和縣那兩個月的日子，依然一下就變得十分激動。那些日子，太恐懼、太痛苦，也太可怕了。在那裡，他們的雙手從背後被反銬起來，一天二十四小時就那麼被銬著。吃飯時，銬在背後的手不可能端碗，不可能抓筷子，每頓飯就只能像豬狗一樣伏在地上，伸長脖子，去舔，去啃；大小便時，只能躬腰屈背，用身後被反銬著的一雙手，艱難地退下褲子，不可能去擦屁股；睡覺就永遠只能側著身，夜夜做的全是噩夢，半夜醒來，常被驚出一身冷汗。
應該說，嚴刑拷打的各種畫面，王洪超並不陌生，過去他從電影、電視或是小說上見到過；幹出這種勾當的，不是殺人如麻的土匪、國民黨特務，就是滅絕人性的日本鬼子或是德國法西斯。可是，他做夢也不曾想到，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在陽光普照的人民當家作主的今天，幹出這些慘無人道勾當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這一切，就都發生在共產黨的執法機關！
這叫他難以接受，感到痛苦，感到悲哀與絕望。
臨泉縣政協副主席於廣軒拍案而起了。
當他了解了“四二”事件的真相，特別是了解到發生在首都北京，就在中辦國辦信訪局接濟站，臨泉縣公安機關竟然也敢明目張膽地編織謊言，逮捕前往上訪的農民代表，他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慨，決定直接給江澤民總書記寫信，揭露臨泉縣委某些人拒不執行黨中央、國務院的減負政策，殘酷打擊報復農民群眾的犯罪行為。
這天，他利用一個星期日，乘車去了河南省，在河南新蔡縣郵政局，他給江總書記拍了一個長長的電報。拍這份電報，花去了全家人兩個月的生活費。
他把調查到的“四二”事件的真相，詳詳細細地作了匯報，並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新蔡縣郵政局的工作同志知道這份電報的分量，知道大老遠跑到外省拍發這種電文的良苦用心。但是電文所反映的，畢竟不是河南省的事，更不是新蔡縣的事，因為與她所在的地方無關，自然可以泰然處之。
於廣軒的電報，當天就被河南新蔡郵局發往北京。
可是，於廣軒沒有想到，這份電報由各級黨委政府層層批轉下來，最後，竟然到了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的手裡。
張西德勃然大怒。
他責令縣公安局立即進行排查，限期偵破給中央領導反映“白廟事件”真相的這個人。
公安人員確實費了一番腦筋。因為，於廣軒在拍這份電報時，已經考慮到可能會出現的這種結局，他在電文的落款處留了一手，並沒有註出真實姓名，而是藉用了已經被捕的王營村村民代表王洪欽的名字；雖是藉用名字，他卻又在“王洪欽”三個字的前面，標上了“王營村退休幹部”幾個字，這樣，材料似出自事發之地，給人確可信據之感，同時又虛晃一槍，設置點迷霧，給那些按圖索驥者增加點困難。
臨泉縣公安局已將王洪欽在京抓獲，現就同王向東、王洪超一道關押在太和縣，吃喝拉撒睡雙手都被從背後反銬著，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休想從看守人員的眼皮底下逃走，更不可能跑到河南省新蔡縣去發這樣的電報。因此，電報上雖然寫著王洪欽的名字，王洪欽首先還是被排除了，於是公安人員就在“王營村退休幹部”上尋找線索。然而，查遍王營，也沒發現有一個“退休幹部”，最後就把懷疑的目光，集中到了縣供銷社下屬一個聯營公司回村的退休工人王洪章的身上。
儘管“退休工人”與“退休幹部”完全是兩碼事，臨泉縣公安局還是認定那事就是王洪章幹的。這天，聯營公司通知王洪章回單位領工資，很久沒有發工資了，聽到這消息，王洪章當即興高采烈地奔縣城而去，一進單位，就被守候在那裡的公安人員撲倒在地。為防止意外，也沒將王洪章關押在本縣的看守所。但是，因為王洪章壓根兒就不知道電報是怎麼回事，被打得皮開肉綻了，他還是說不知道。公安人員對這樣的口供不可能會滿意，一口咬定他是個沙鍋裡煮驢頭的主兒，肉爛了嘴還是硬的，於是就把他往死裡整。
四月二日那一天因為替兄弟媳婦周敏說了一句公道話，就被公安用電棍打得血流滿面的王洪彬，至今還躺在床上；現在王洪章又被莫名其妙地抓了去；王洪彬和王洪章，全是王洪嶺割頭不換頸兒的兄弟，周敏又是他的妻子，妻子被關進看守所時被戴上八斤重的大腳銬，也受盡了折磨。這一樁樁，一件件，全都發生在王洪嶺的身邊，使得只想安安穩穩本本分分過日子的王洪嶺，也終於拍案而起了！
在這之前，王洪嶺一直在河南省沈丘縣留福鎮上的銅管廠打工，每月有著一千多元的豐厚收入，此刻，他毅然辭去銅管廠的工作，拼出性命要為王營村的父老兄弟討個公道！這一年的六月十八日，他協同村民代表王俊彬，衝破臨泉縣在省內省外設下的重重暗卡，帶領五十六位村民成功地到達北京。
王營村這次是集體進京上訪，在整個臨泉縣引起了巨大反響，縣委書記張西德感到了恐慌。他首先想到的，依然不是如何平息王營村村民對不堪重負的強烈不滿，顯然還是相信高壓乃至鎮壓，才是杜絕上訪最有效的辦法。
於是，他派出了有一百多名幹部組成的縣委工作隊，浩浩蕩盪，開進了王營村。一下去了這麼多人，生活費以及菸酒費，又全叫當地的干部群眾攤派，這使得已經十分困難的王營村民，雪上加霜。吃飽喝足了的工作隊員，像“文革”那會一樣，開著架有高音喇叭的宣傳車，在村子裡哇啦哇啦到處轉，搞得王營人人自危，連鄰省的老百姓也過不上安靜的日子。
與此同時，臨泉縣公安局印成傳單一樣的《關於敦促王俊斌等違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到處張貼。不僅敦促王俊彬等人投案自首，還措詞嚴厲地“警告王俊彬等犯罪分子家屬及親屬們”，大有“一人犯罪，殃及九族”的樣子。
接著縣紀委就又做出了《關於開除王俊彬黨籍的決定》。
沒過多久，縣委再次調遣二百餘人，分乘大小機動車三十餘輛，包圍了王營村，揚言要開萬人大會，對上訪的群眾來一次大逮捕。那年的旱情十分嚴重，正值抗旱關鍵時刻，提心吊膽陸續回村的王營村民，不得不又四處逃散，以致千餘畝玉米幾盡絕收。
接下來，臨泉縣法院就對王向東和王洪超公開審判。開庭那天，縣法院事先雖然進行了周密的防範，法庭內外到處佈滿了武裝法警，王營村的村民聽說縣里要公審他們的上訪代表，一個個都站了出來，呼啦啦湧來了六七百號人。當檢察官宣讀王向東和王洪超的“罪惡事實”時，村民們全然不顧法庭的紀律，憤怒地揮舞著拳頭，高喊道：
“你們這是誣告、陷害！”
“他們冤枉！”
“我們要求放人！”
“堅決懲辦鎮壓群眾的真正兇手！”
法庭上大亂。
這種“炸庭”的場面，在臨泉縣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法官和法警全都變得手足無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實槍荷彈的法警們怕事態進一步激化，不得不迅速撤離。審判長也只好中途宣布休庭。
其實，法官們十分清楚，藐視法律的顯然不僅是這些“炸庭”的農民。人民法院是我國國家審判機關，有權確定任何一件刑事民事案件性質的只有人民法院，但是就在“四二”事件發生不久，縣委工作組就已經將其定性為“非法拘禁公安干警的刑事案件”；縣公安局到處張貼的《關於敦促王俊斌等違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上，就將其稱為“打砸搶”，甚至提到了“大肆進行反動宣傳”的高度；縣紀委做出的《關於開除王俊彬黨籍的決定》中，也明確地將其界定為“已構成搶劫罪”。顯而易見，縣委工作組、縣公安局和縣紀委都在縣法院正式審理之前，就各自確定了“違法犯罪分子”的性質，這本身就是一種無視法律的違法行為。
如果臨泉縣法院不給抓到的上訪代表安個罪名，判上兩年，這對當時的臨泉縣委是不好交待的。因此，縣法院中途休庭之後再沒有重新公開審理，卻於這年的十二月一日，以“妨礙公務罪”，判處王向東有期徒刑二年；以同樣罪名，判處王洪超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至於二人究竟“妨礙”了什麼“公務”，判決書竟比天書還難讓人讀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