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四月二日的晚上，已是十一點多鐘了，這在有著夜生活的城市里或許不算太遲，但在這偏僻的王營，村民們差不多全都熄燈上床了。就這當兒，一輛客貨兩用車鬼鬼祟祟開進了村。
車在村西頭悄然無聲地停下之後，打上面跳下五個人。事後才知道，他們分別是白廟鎮派出所指導員施燦洲，民警王樹魁、張復春，治安隊員王俊和劉凱。他們交頭接耳一番後，五人就行動詭秘地向村中摸去。
他們的出現，立即引起巡邏的村民的注意，於是遠遠地尾隨著。後來發現這些人，盡在領頭上訪的幾個村民代表家的門口探聽動靜，有幾次竟試著上前推門，這更引起村民的警惕，就跑去敲王洪超家的門，邊敲邊喊：“村里來了幾個偷偷摸摸的人！”
王洪超的小孩他姨李莉，當時正住在王洪超家裡，門外的響聲首先把她驚醒了，她一個激靈從床上爬起來。聽說村里來了偷偷摸摸的人，衝到放有廣播器材的房間，打開開關就喊起來：“王營來賊了！王營的老少爺們，有叉的拿叉，有棍的拿棍，不要讓他們跑了！”
夜深人靜，廣播的喇叭聲立刻把一村人驚醒了。聽說村里來了賊，一個個飛快地穿衣下床，操起傢伙就奔出了門。
驟然響起的喇叭聲，首先就把跟來的兩個治安隊員嚇壞了，知道這次的秘密行動被暴露，村民們最恨的就是跟著幹壞事的治安隊員，罵他們是“二鬼子”，一旦被村民們逮住了，派出所的公安人員還好講，他們可就慘了，於是二人便像一對受驚的兔子，奪路而逃。派出所指導員施燦洲，聽到響聲，料定事情不妙，連丟在村頭的車子也顧不上了，立即調轉身子，高一腳低一腳，摸著黑，慌不擇路地也朝村外遁走。
民警王樹魁、張復春以及司機趙燦龍因為躲避不及，最後被村民們一個個分割包圍。
村民們喝問道：“你們是哪裡來的？幹什麼的？”
一個民警說：“我們是瓦店的……”
另一個民警說：“我們是……黃嶺的。”
三個人竟有了三樣說法，這自然更引起大伙的懷疑。
王營村地處安徽和河南兩省邊界，王營小學校長王天基住的村西頭，屋外的小路就是河南省沈丘縣和安徽省臨泉縣兩省兩縣的地界，有人說王校長的孩子出門撒泡尿，就澆濕了兩個省和兩個縣的地皮。處在這麼個偏僻而又十分敏感的地帶，突然冒出三個來路不明之人，三人又是三樣說法，其中還有穿警服的，這就不能不格外引起村民們的警覺。懷疑這是一夥利用地理位置上的“優勢”，乘著深更半夜冒充民警暗中打劫的刁徒。
村民要求每人拿出證件來證明自己的身份。這一下，三個人變得越發緊張起來，趁著混亂，落荒而逃。這一逃，村民就覺得問題更大，當然更不能放過，當即追了上去。
三個拼命逃竄的人，因為沒有村民們的路熟，眼看難以逃脫了，這時，穿警服的索性站住了，從腰間拔出手槍來，指著追到面前的村民凶狠地喝道：“不許動！再追，我可就開槍了！”
村民們被這突如其來的情況嚇了一跳，紛紛站住。
正在狂奔的另外兩個人，發現村民站住了，也就停了下來。
村民們人多勢眾，面對槍口並不怕，倒是更加肯定這是一夥乘夜打劫的刁徒。情況明擺著：既然謊稱是“城絲綢廠”來王營“聯繫業務”的，城怎麼就變出手槍了？如果真的是民警，又為什麼要說是“城絲綢廠”的人？而且，不敢正大光明地亮出自己的身份？再說乾嗎要逃，慌慌張張連個汽車也不要了？
村民盯著司機問：“你們究竟是乾什麼的？”
司機吞吞吐吐不敢說。
村民們不再懷疑了，他們首先採取了自衛，上去解除了對方手中的凶器對大伙的威脅。他們甚至認為，對準大伙的這支手槍，和那套警服一樣，肯定都是假的。幾個村民撲上去，就把對方的槍支打掉了。接著，憤怒的村民對他們認為是打劫的刁徒一頓痛打。
直到嚐到了苦頭，司機趙燦龍才說了實話：“他們的確是派出所的警察，租了我的那輛儀征車，給了我十塊錢，一盒渡江煙，叫我開車來抓人。”
說著，忙把口袋裡的十塊錢和一包煙交出來，求村民們放他一碼。
村民們聽說這其中真來了抓人的民警，忙問王樹魁和張復春，二人只得坦白：“我們是白廟鎮派出所的。”
村民一聽，炸了營：
“你們憑哪一條來抓上訪代表？”
“抓人為啥偷偷摸摸？”
“你們明明是白廟派出所的，為啥要說是'瓦店'的、'黃嶺'的、'城絲綢廠'的；為啥一追問就逃？”
問得兩人一時語塞。
村民們顯然不會放過：“說！”
一個小聲解釋：“我們是來抓賭的。”
一個卻說：“我們是來巡邏的。”
這麼一說，更糟糕。來抓賭，為什麼專找村民代表的家，顯然不能自圓其說；說是“巡邏”，就更是睜著眼說瞎話了。因為從解放的那一天算起，四十五個年頭了，王營村的父老鄉親們，壓根兒就沒見過派出所的公安人員啥時下鄉巡邏過。早不巡邏，晚不巡邏，鎮裡剛為王營清退了一點點加重農民負擔的多收款，就“巡邏”到了王營？又偏偏是摸著上訪代表家的門鼻子夜半“巡邏”。
村民們越聽越冒火：“巡邏為什麼不開警車？”
這時村民們才發現，這幾人全喝多了“貓尿”，一個個酒氣熏人。農村派出所的許多公安人員，本來就沒給群眾留下多少好印象，有的就與村匪路霸吃到了一塊去，啥壞事都乾得出來。為防止對方藉著酒性胡作非為，村民們搜走了他們隨身帶來的手槍和手銬。特別是發現有四副手銬後，進一步證實司機吐露的是實情：他們確實是心懷鬼胎來抓村民上訪代表的。想要抓的四個人，不用問，這就是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外加一個王洪欽。
村民們越說越來氣，七手八腳就把租來抓人的那輛車給砸了。
這就是後來被臨泉縣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的“四二”事件。
被村民王來治稱為“大個子”的民警張復春，在王來治的追問下，他曾懊惱地承認：“誰知道你們莊是有準備的，誰叫我和王樹魁肯喝，要不然怎能把我們弄成這個樣子。”
他承認這酒是在王天玉那兒喝的，王天玉是王營村與縣里某些人有著特殊關係的一個人。蹊蹺的是，王營村村民後來寫給“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的一封信上特別指出，當夜少數村民情緒激烈，並非事出無因：混亂之中“村民在王天玉和村幹部的帶動下，一擁而上，發生了衝突，車也砸了，人也打了，槍也打掉了。”兩個關鍵的地方都有這個王天玉！這或許就把“四二”事件深刻的背景兜底給端了出來。
總之，民警王樹魁和“租來的”司機趙燦龍，不久一個個狼狽地逃出村去；被說是“打成重傷”的大個子民警張復春，這時候的酒性早就被驚醒了，他逃得最快，幾個青年農民追了一截地都沒攆上。後來，村民王洪軍把民警們丟下的槍支、子彈和手銬，集中起來交給了鎮武裝部長王東良，王東良就是王營人，當天也就住在村子上。二更天過後，村民們便陸陸續續地散去，各自回家睡覺了。誰也想像不到，一覺醒來，當縣委書記張西德知道了這件事，這事的性質便發生了變化。儘管白廟鎮派出所的三位公安人員及兩名治安隊員都早已回所，槍支、子彈和手銬也都完璧歸趙，但是，臨泉縣委卻仍向地委謊報軍情，以“解救幹警和搜查槍支”為由，於四月三日上午，對王營村進行了一次空前的血腥鎮壓！
一九九四年四月三日上午十時，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輛警車，驚天動地從縣城開出。
車上駕著機槍，一個個頭戴鋼盔，身穿防彈衣，手裡拿著盾牌、警棍，一路之上，警笛呼嘯。
這支擁有現代化武裝的隊伍，抵達王營村前，來了個“先聲奪人”，他們用高音大喇叭警告：“王營村人不得外出！”顯然這並非是聰明之舉。他們忘了王營村所處的極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這一喊叫，有著一千多口人的王營村，村民們聞風而逃，逃起來十分便捷，逃到村子後面，就是河南省管轄的地帶了。警車進村，村子裡的大人小孩早就跑得差不多了。
當然有不跑的。這些人不是老人，就是從未參加過上訪的，或只是外省來走親戚的。他們認為這事與他們無關。也有極個別跟著上過訪的，覺得不過就是“隨大流”，不會有啥大事情，就呆在村里沒有跑。
誰知，公安武警一進村，不分青紅皂白，見人就打，連一個走親戚的外村的小學生也不放過。
一時間，到處是拳打腳踢聲，東西的摔砸聲，大人的哀求聲，小孩的哭喊聲，雞飛狗叫豬跳牆的吵鬧聲。
王洪嶺的妻子周敏，從來沒有參加過上訪，公安人員撲上去要抓她，站在一旁的已是七十多歲的王洪彬只是說了一句氣話：“挨著誰，你抓誰；她一個女同志啥啥沒參加，你們抓她幹啥？”話音未落，一電棍就打在他的臉上，頓時血流滿面，昏死過去。
五保戶老人王永臣當時嚇呆了，他只是站在邊上一動沒動，也被幾個公安打得口吐鮮血，拖上警車。
毫無疑問，上訪代表的家成為重點打砸對象。他們家的鍋碗瓢盆全被搗碎，連灶台煙囪也被推翻。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抄了王洪超的家仍不罷休，還把王洪超買來的四箱八千包老鼠藥，砸爛以後都倒進了麥囤子裡，並惡狠狠地用大鍁使勁攪拌，之後這才離去。
四月三日當場被抓的十二個人，其實大都是與上訪或與所謂的“四二”事件無關的一些老人與婦女，還有外村走親戚的女孩子，以及河南省臨縣的學生。
對這種荒唐而血腥的鎮壓，臨泉縣委工作組在《致王營自然村群眾的一封公開信》中大肆宣傳：“地委秦書記指出，'四二'事件的反饋是及時的，處理是正確的，不應該有什麼非議，應當充分肯定；縣委考慮是很細的，是依法辦事的。”甚至，言之鑿鑿：“對此，中辦國辦信訪局、省、地領導都給予了充分肯定。”
在這件事發生的七年之後，我們採訪了王永明。王永明是王營村的村委，是與村民上訪八竿子也扯不上的一個忠厚的農民。警車進村時，他正忙在豬圈裡，他想不到要跑，就是看到公安武警氣勢洶洶走來時，仍覺得即便是把村里人抓光了也抓不到他，他照樣在壘他的豬圈。
一個武警突然指著他問一群公安：“這人抓不抓？”
一個公安馬上接話：“抓走！”
就見那個武警頓時撲過來，連抓帶搡就把他趕進了警車。
王永明從沒見過這陣勢，他一下驚傻了。在白廟派出所，他和被抓去的所有的人，都被繩子五花大綁，手錶不知怎麼也沒有了，接著就是無緣無故地被打了一個多小時。他親眼看到，警察竟用開水從同他們理論的王洪豔的頭上澆下去，澆得王洪艷嗷嗷叫，叫得已經不是人的聲音。
他當時怕極了，挨打得再厲害，也不敢吭一聲。
押到臨泉縣看守所時，一下車，一個個就被打跪在地，任警察用高壓線作的鞭子劈頭蓋臉地抽個夠。直到他們抽累了，就給每人的雙腳戴上大鐐，戴鐐還要自己掏腰包，每個人付了七塊錢。那鐐足有八斤多重，戴上後就逼著你在大院裡跑上三圈，跑不動就打。
當天晚上，他們都被關進號子裡，號子的頂棚上有個洞，守在上面的警察斥責著，要王永明把手從洞裡伸上去，王永明不知道警察為什麼要他這樣做，卻又不敢不去做，他剛把右手伸出洞口，一隻大皮鞋就照著手上跺下來，痛得他差點背過氣。可他依然不敢把手抽回來，生怕那樣會招惹出更大的禍害。就這樣，他一聲不敢哼，手被扎心痛地跺了又跺，直到尋找發洩的那個警察不想再跺了，他這才小心地抽回手。
又過了兩天，王永明就跟死刑犯關在了一起。已經絕望了的死刑犯，更是把他視為發洩的對象，一次次神經質地撲過來，撕他，捶他，揪他的頭髮，敲他的腦袋，警察看了卻只當沒看見，直到他被打得趴在地上苦苦哀求，死刑犯才算住了手。
王永明前後被關了八天，放出來的時候不僅不給個“說法”，還逼迫交出八天的生活費。走出看守所時，又被厲聲警告：“出去不准亂說！”
已經過去七年多了，王永明雙腳上至今留有清晰可見的大鐐啃爛過的傷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