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年尾最寒冷的一天，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經過簡單的準備，把收集上來的“三亂”證據小心地整理停當，就匆匆踏上了北上的列車。
當三人第一次步入北京車站的月台，一種受了委屈的孩子終於來到母親懷抱的衝動，使得他們異樣的激奮。他們多麼想去看看魂縈夢繞的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看看雄偉壯觀的英雄紀念碑和金水橋畔的華表、看看中南海的紅牆啊，但是，他們知道大夥湊出的這點上訪經費來得太不容易，一角一分都必須花在當緊的地方。
在中辦國辦信訪局，他們受到熱情的接待，沒有想到事情的進展會如此順利，不免有點兒受寵若驚。接待的同志認真聽取了他們的情況反映，還就他們提出的問題，允諾將很快給安徽有關部門發去專函，促成這事的調查處理。
北京如此嚴寒的氣候，這是他們有生以來沒有碰到過的，迎面卷過來的又冷又硬的風，直扎肌骨，但三人的心裡卻都像揣進個騰騰燃燒的火爐子，打心裡往外冒著熱氣。
“既然來了，”王洪超說，“能找的地方咱都找一找，不枉此行。”
於是三人一路問過去，又跑了一趟國家農業部。
在農業部的信訪接待站，三人就像回到自己家似的感到親切與溫暖。接待站的同志聽了他們反映的問題，看了他們帶去的證據，當場就明確表態：白廟鎮和王營村的做法是錯誤的。並主動為他們開出介紹信，要他們回到安徽後，拿著這封信直接去找省農委的一個單位。
信訪接待站的同志一直把三人送出大門，還送了一本《減輕農民負擔勞務管理法》的小冊子，分手時，竟突然感慨了一句：“上面三令五申，下邊照樣胡搞，怎麼得了！”一句話說得三人的心不由一熱。
儘管，在北京的每一天，他們都沉浸在無比的亢奮與激動之中，奇怪的是，在亢奮與激動的同時，又有一種異樣的酸楚，不時會從心裡毫無準備地冒出來，破壞著他們的好心情。為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感覺，當時三人都說不清，此刻，列車遠離北京了，他們才恍然大悟：北京雖好，不是屬於他們的，他們畢竟是臨泉縣白廟鎮人，他們的命運更多地還是掌握在臨泉縣縣委書記手中，甚至只是掌握在白廟鎮王營村個別人的手裡。
只要他們還從屬臨泉縣白廟鎮的權力磁場之內，縱使遠離千里萬里，也逃不脫任人宰割的命運！
車過黃河以後，三人似乎都無話可說了，可誰也睡不著。整整一夜，他們就這樣枯坐著，似乎什麼也沒想，一直無聊地聽著腳下車輪與鐵軌忽輕忽重的碰撞聲，這聲音，在寂靜的夜裡，聽起來竟是那樣震撼人心。趕到天都大亮了，三個人才昏昏暈暈地有了倦意，不過省城合肥卻已經到了。下了車，顧不上休息，三人就按農業部介紹信上寫著的單位，找到了安徽省減輕農民負擔領導小組辦公室。
省減負辦的同志聽了三人的陳述，十分重視，也覺得問題嚴重，當即寫了一封態度十分明確的函，希望他們親自交給臨泉縣減負辦。臨分手時，也送了一本他們自己彙編的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中央歷次做出的具體規定。
走出農業廳大樓時，三人在京曾有過的那種亢奮與激動，再次溢滿了胸襟。王洪超甚至下意識地回頭看看這座已經相當陳舊的建築，心中油然蕩起一股感激之情。
在合肥期間，他們還找了一趟省紀委。省紀委接待的同志也相當重視，希望他們放心地回去，這事，他們會過問的。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王俊彬、王向東、王洪超再次走進臨泉縣委辦公室。他們出示了國家農業部和安徽省減負辦的有關信函，這一次，辦公室的人沒有再刁難。顯然，這時的臨泉縣委，已經接到中辦國辦信訪局的公函；縣委書記張西德，也知道了白廟鎮王營村村民代表把他們告到北京的事。他笑容滿面地走了出來，並當場給白廟鎮黨委、鎮政府寫了個便條。寫道：
“邵營行政村王營自然村群眾上訪要求退多提留的款，請努力做好工作，抓緊時間將多提的款全部如數退給群眾。”
三人接過縣委書記的條子，認真看了看。因為字比較潦草，有的字寫得也不規範，看了一會才鬧清上面的內容。不過，又好生納悶：“多提的款”，這是個什麼概念？作為黨的一級組織的負責人，為什麼不能夠像中央、國家機關以及省減負辦那樣，按照黨中央文件規定的精神，指出這件事的嚴肅性？既然下決心要鎮裡解決，為何不通過組織的程序，而是隨手寫了個白紙條子交於上訪群眾？再說，“群眾上訪”了這些日子，三番五次地來找縣委，縣委就是裝聾作啞；如今，上邊批下來了，馬上“笑臉相迎”，既然如此，何必當初呢？
不管怎麼說，從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開始上訪，到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縣委書記“簽字畫押”，前前後後折騰了八十九天，總算看到了結果。當村民們聽說張西德書記表態將“多提的款全部如數退給”，一個村子頓時沸騰了。
可以想到，白廟鎮黨委書記韓春生、鎮長馬駿看到張西德的“手諭”，心情是何等複雜。他們當然清楚這件事情的性質。鬧到這一步，不用說，是他們為縣委、縣政府捅了婁子。不過，村民們拿到的，畢竟只是一張白條，細細揣摩，他們既從張西德的“群眾上訪要求退多提留的款”一句中聽到了不滿，卻也從“請努力做好工作”這句話上讀出了縣委書記的無奈。
白廟鎮不解決農民的負擔問題顯然不行了。這時，縣紀委在地區紀檢委的督促下，也組成了調查組開進白廟鎮，對鎮村“減負”的問題立案調查。其實，只要查，許多問題都是明擺著的。縣紀委調查組只是查了一下鎮村兩級一九九三年的“提留統籌”的賬，就發現了十一萬多元的農民負擔問題。王營村的村民代表在幫助村里的自查中，不但發現村里的財務管理混亂不堪，經費的開支也極其隨便，莫名其妙的單據太多，還發現鎮裡隨意平調或挪用村里的提留款及集體資金也十分嚴重，甚至將鎮村兩級的調款情況，合做在一張表格上，僅“一九九三年秋季調款”，查出的明明是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元，但到了“調款表格”上，竟然就變成了三萬三千七百六十元四角六分，這一筆，就隱瞞了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九元五角四分！
鎮村幹部徇私舞弊的惡劣行為，引起王營村廣大村民極大的憤慨，但是，從縣委書記為村民代表寫出便條算起，在長達六十二天的時間裡，行政村只退回給村民點“皮毛”，而且，在此期間，發生的兩件事，就不能不讓王營村村民甚感不安。一件是，領頭上訪的王俊彬，此前一直為鎮的土地管理所聘用，這當兒被突然解僱；再就是，王向東和王洪超接到鎮裡的通知，要他們去鎮機關“清算賬目”，二人剛進鎮政府的大門，就被早有準備的機關人員一頓毒打。
退款不過是虛晃一槍，打擊報復卻動了真格的，王營村的村民們，忍無可忍，又一次集合起幾百人的隊伍，找到縣城，要求張書記履行他給大家的承諾。
張西德一看來了這麼多村民，而且帶有明顯責怪的口吻，首先就變了臉，再不提如數退給加重農民負擔的那部分錢款的事。他的話一下就變得十分嚴厲，也很難聽：“有本事，你們只管狠狠地鬧，我就是不給你們處理！”
村民們問：“這符合中央文件的精神嗎？”
張西德越發火冒三丈地說道：“有本事你們就往上找！”
張西德顯然早失去了忍耐性，他高聲大嗓門地喊道：“你們儘管給我鬧，鬧得越大，我才越好處理！”
村民們百般無奈，於是又去找縣紀委。因為縣紀委曾經派出過調查組，並且查出了白廟鎮和王營村“提留統籌”上的不少問題。可是，紀委書記李樹成聽說下面就是不願清退多收的錢款，也無可奈何地說道：“我讓他們退，他們不退，我又有什麼辦法？”
主管一個縣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的書記，對下面乾部的胡作非為感到無能為力；統管全面工作的縣委書記又是這樣蠻橫不講理，村民們感到難以理解，也感到十分氣憤。
不過，這時候王營村的村民代表，已經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他們表現得十分冷靜。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三個人下了也許是這輩子最大的一個決心：一定要和這些對黨的政策陽奉陰違的人鬥爭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從縣城回來不久，王洪超便得到了一個足以使全村人不寒而栗的消息，這消息，是白廟鎮派出所的指導員施燦洲透露給他的，王洪超同施燦洲私下交情不錯。這年三月三十日這一天，施燦洲把他拉到一邊，悄悄給他打招呼：“你不要再插手上訪的事了。”還用了當地一句土話，叫他“趕快'薅手'”，意思是說“趕快收手”；並嚴肅地提醒道：“馬上要抓人！”
當時，王洪超心中一驚。他知道施指導員不是和他開玩笑，也不是在嚇唬他。他一點不敢怠慢地就把這一消息告訴了王向東和王俊彬。
王俊彬和王向東聽了似信似疑，卻也不得不馬上通報給廣大村民。
一時間，王營村籠罩在一種莫名的恐怖之中。
村民們自發地組織起巡邏隊，以防不測；王洪超乾脆把村子裡的廣播喇叭安在了自己家的院子裡。
村民們雖然思想上有了準備，卻沒有想到“抓人”的這一天來得這麼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