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這是共和國第四十五個誕辰。到處是歡歌笑語，到處是火爆的鞭炮聲，安徽省臨泉縣白廟鎮王營村村民王俊彬，卻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這裡是河南省沈丘縣留府鎮李大莊，雖然離他的家鄉只是近在咫尺，他卻是有家不能歸。
臨泉縣公安局於兩個月前的七月三十日，下達了《關於敦促王俊斌等違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通知》上雖把他的名字都給寫錯了，但他十分清楚，隨著這個《通知》的到處散發，他被剝奪了人身自由的同時，也被剝奪了聲辯權，他已不可能再回臨泉縣申訴自己的冤情，回去申訴無疑等於自投羅網，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更讓他感到傷心、震驚的是，二十多天之前，臨泉縣紀檢委又做出了《關於開除王俊彬黨籍的決定》。
他帶人找黨的上級組織，要求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其後果卻是開除出黨！這是最叫他想不通，也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事情走到這一步，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他痛切地感到：今天的農民，不僅面臨著物資匱乏的困擾，還將承受著從精神到心理上的巨大的壓力。雖然農民有許多話想說，可是讓農民說話的渠道並不暢通，民意和民情還無法能夠得到正常表達，難怪一些地方有的農民不得不將早已“站起來了”的身子，又在“父母官”面前屈膝下跪；有的甚至不得不採取古人“冒死攔轎”的辦法，在公路上攔截領導的車隊喊冤。
“文革”結束那年才六歲的王俊彬，是在鋪著陽光的新時期的大道上無憂無慮地走過來的，接受的教育中，除了改革、開放，就是民主與法制。十八歲那年，高中還沒畢業呢，他就響應祖國的召喚，走進了軍營，從此又多了幾分軍人的奉獻精神。特別是當他在黨旗下莊嚴地舉起右手，向黨宣誓，更懂得隨時隨地維護黨的決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個共產黨員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今天的王俊彬，顯然不會像有的農民那樣向誰屈膝下跪，他認為民主的權利不是靠誰恩賜的，他當然也不會去幹出那種“冒死攔轎”的事情，他知道自己什麼都喪失了，惟獨沒有喪失的是民主的權利。
他要申訴。
雖然他還並不清楚向哪一個具體的部門主張自己的權利更為合適，他卻毫不猶豫地在紙的上端寫出“訴狀”二字。
儘管他知道被申訴人一般只應該是部門的法人代表，一個黨的縣委書記不可能成為被告，但他不管這些，依然堅定不移地在“被申訴人”下面，寫上張西德的名字。他認為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在那起性質惡劣的“白廟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扮演了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
臨泉縣隸屬被稱作安徽“西伯利亞”的阜陽地區。這是飽經歷史滄桑的一塊土地，黃河無數次溺辱過它，留下了無邊的淤泥沙土，成為著名的黃泛區。當年劉鄧大軍突破敵人的黃河天塹防線，千里挺進大別山，就是從這裡殺出一條血路，揭開了解放戰爭大反攻的序幕的。今天，天性淳樸的臨泉人民，憑著勤勞的雙手，正在改變著家鄉的面貌，但由於人口的眾多，一個小小的平原縣，竟擁有一百八十多萬人，堪稱“華夏第一縣”；再加上交通閉塞，土地瘠薄，至今仍是遠近聞名的貧困縣。王俊彬就出生在這個貧困縣最貧困的白廟鎮。
我們是事隔六年後的2001年的冬天走進那片土地的，那裡的貧窮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一路看過去，沒有一家鄉鎮企業，田裡種的全是清一色的大蔥和大白菜，很多年以來，這裡的農民就靠種大蔥和大白菜為生。在村莊旁邊不遠，有一條公路直通外省，路兩邊到處是堆積如山的大蔥，等著過往的司機順便買走。我們一問價錢，不免吃了一驚，一斤僅賣六分錢，一板車蔥也就抵個兩三元錢；大白菜價錢稍微好一點，也只賣到一斤一角錢。然而，就是這麼便宜的蔬菜，種菜的人還捨不得吃。我們進村的時候，看見一個三十歲上下的農民端著碗蹲在門口吃飯，碗裡只有飯，沒有菜，我們問他，這麼便宜的大白菜為什麼自己不炒點吃，他說了一句令我們心酸不已的話：“我吃掉一斤不就少賺了一毛錢嗎？”
2001年的白廟尚且如此貧窮，六年之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聽他們介紹，那時白廟鎮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四元，就是說，每人每天的收入不過八毛錢，誰都知道，這將意味著什麼？儘管已經貧困到了這個地步，縣、鎮、村還是層層加碼，不斷地把各種各樣的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強加到村民的頭上，而絕大多數的村民對這種巧取豪奪卻只是敢怒不敢言。
這天，王俊彬找到王向東和王洪超，他覺得總要有人敢站出來替大夥說句公道話。王向東和王洪超，也都是村里思想比較活躍的年輕人，特別是王洪超，提到亂攤派，他就惱得直摔頭，簡直就是深惡痛絕。
王洪超的岳父是鄉村中比較有商品頭腦的精明人，除了種莊稼，農閒時就走村串鄉去賣老鼠藥，這行當成本不多，收入卻是可以的。王洪超早已看出，光靠種莊稼日子過得太艱難，就跟著岳父去賣老鼠藥。一天，正趕在王洪超外出賣藥，村支書高建軍帶著苛捐雜稅的突擊隊，大呼小叫地摸上門，每家要收六塊錢的“建校費”。村里學校校舍好好兒的，沒有一間危房，怎麼又冒出個“建校費”呢？王洪超的母親想不明白，也掏不出這六塊錢，就說：“洪超不在，改天再交吧。”話音剛落，高建軍搬起電視機就走。王母一看，忙追出門說：“家裡沒人，你們這麼搬東西，合來不合來呀？”她說的是當地話，是在查問村支書這麼幹“划算不划算”。
因為高建軍與王洪超還有一層親戚關係，她想不到高建軍當上了支書就會幹出這種翻臉不認人的事來。誰知，高建軍理也不理，揚長而去。
王洪超後來知道村支書抱電視機的事，氣得直罵娘。
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三人一合計，決定先去鎮裡討個說法。當時，他們三個人想得都過於簡單：既然有黨的“減負”政策，就應該不折不扣地執行。再說向上級機關反映下情，這也是《憲法》賦予每一個公民的合法權益。
他們差不多是懷著無比信賴的心情，去找鎮黨委書記韓春生的。王俊彬更是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去尋求組織上的幫助的。他們永遠記住了那個日子：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天，讓他們刻骨銘心，在鎮黨委辦公室，他們終於懂得了什麼叫“推諉”，什麼叫“糊弄”，什麼叫“對人民群眾感情麻木”。
鎮黨委書記韓春生的不聞不問，助長了村支書高建軍的肆無忌憚。當高建軍得知王洪超把他抱走電視機的事情也告到了鎮裡，惱羞成怒，不僅拒不歸還，還再次明目張膽地闖進王家，又推走了他家一輛自行車。
欠交所謂的六塊錢的“建校費”，竟然抱走一台電視機還覺不夠，又推走人家自行車，這事顯然做得太過分，一下激起了公憤。於是，更多的村民站了出來。紛紛向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提供村幹部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的人證物證。
我們在王洪超家就見到過當年村民們的三份證據。一份是蓋有“臨泉縣白廟鎮人民政府”大印的“農民負擔稅費卡”，卡上承包耕地的畝數明顯有改動的痕跡，而且，是一改再改，由最初的“六畝四七”改作“六畝八五”，塗抹了之後，又寫成“六畝八七”。塗改承包耕地畝數的目的，不言而喻，是為提高“農業稅”、“農林特產稅”、“耕地佔用稅”以及其他各項應交的稅金。至於卡上填寫的“村提留”和“鄉統籌費”的數字，更是叫人霧裡看花：兩組十四項“應付費用”款，數字是十分具體的，但其中的依據是什麼？為什麼要村民交這麼多？誰也說不清。總之，十四項錢款加起來，應該是九十三元一角整，“合計”欄裡也是這麼填寫的，卻不知為什麼，又用紅筆給槓掉，改成了九十一元五角六分。在另一份蓋有“臨泉縣白廟鎮邵營村民委員會”大印的“農民承擔費用收款收據”上，“鄉統籌村提留”的九十三元一角整，又變成了九十一元四角七分。看上去，越改收的錢款越少了，而且收款人還在這份收據的空白處寫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依此據為准其他單據作廢。”就是說，再加上“應交”的稅金，這戶農民總共就交了一百四十元三角六分。然而，富於諷刺意味的是，這戶農民提供出的又一張油印的“邵營行政村農戶一九九三年午季交款通知單”，無疑應該被看做是“作廢”的“其他單據”，“通知單”上通知午季必須交納的竟是一百八十四元零一分！他“承包耕地”的數字不僅又變成了“六畝八八”，應交稅金也由四十八元八角九分變成了一百五十五元二角七分！
一份“稅費卡”，兩本不同的賬。一本是要村民如數交納的，一文錢不能少；一本是寫在紙上專門給上邊來人檢查用的。掩耳盜鈴，欺上瞞下已經到了無所顧忌的程度！
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掌握了村民們提供的這許多證據，更堅定了上訪的信心。由於鎮裡對村幹部的問題極力包庇，他們不得不“越級上訪”，這以後就找到了縣里。
使他們大感意外的是，在縣里，他們遇到的竟然也全是冷冰冰的面孔。
於是，三人橫下一條心，決定去找一把手。
“我們要見張西德同志。”他們認為，縣委書記是全縣黨組織中最高的領導，黨性肯定也是最高的，不會看著下邊公開違背黨的減負政策不管不問的。
但是辦公室的同志詫異地抬起頭，發現闖進來的是幾個農民模樣的年輕人，很不耐煩地說：“知道張西德是誰嗎？”
“縣委書記呀！”
“你們是哪裡的？”
“白廟王營的。”
對方一听就奚落道：“縣委書記也是你們隨隨便便就可以見的嗎？王營村的事，你們應該找白廟鎮黨委和政府去解決。”
“可是鎮裡不問。”
“他不問，你們就來找縣委書記？如果全縣所有村都像你們王營，有事沒事就跑到縣里找書記，這縣委書記還能幹嗎？”
三個人全傻了眼。
王向東的腦子來得快，忍不住地問：“鎮裡不管，你說不找縣委領導找誰？”
對方一下站了起來，衝動地搧著兩臂，像轟趕一群鴨子似的大聲喊道：“去去去，我們還有事！”
有著幾分心計的王洪超，一直沒言聲，這時冷靜地說道：“我們要求縣委落實中央'減負'的政策！”
“誰不給你落實，你去找誰！”
“我們就找張西德書記！”王洪超聲音不大，卻說得十分堅定。
“不行！”
“為什麼不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對方終於把話說死了。
對方冷嘲熱諷道：“快走！否則，這種態度都不會再有！”
從縣委大院走出來的時候，三人的臉色都十分難看。王洪超後來談到走出縣委那一瞬，他強烈地感覺到，原來心中一種最聖潔的情感，忽然間被人粗暴地玷污了，他痛苦極了。
回村後，村民們湊在一起開了個會。大夥都覺得，既然三個人去縣里反映問題，勢單力薄，得不到重視，那就各家各戶能去的都去。這以後，王營村三百多村民一齊出動，坐著十幾輛農用車和四輪拖拉機，浩浩蕩蕩開進縣城。
然而，人多勢眾，不但於事無補，反倒引起縣委更大的反感，說他們這是在“聚眾鬧事”。幾次受挫之後，村民們感到，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在臨泉縣已毫無解決的希望，剩下的，就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找地區，二是去省裡，再就是直接進京。去地區和去省裡，不少人都表示心中無底，因為無論地區還是省裡，都與臨泉縣委和縣政府有著太多的聯繫，不能說他們就一定會是“官官相護”，但把上訪的材料層層下批，最後又批到被上訪人手裡的事，卻是完全可能的，這樣的故事，當今的報紙、廣播、電視上已屢見不鮮。假如是那樣，人家指個兔子叫攆，一圈攆下來，不說村民們的時間和精力賠不起，也沒有那些錢朝外拿呀！
大夥七嘴八舌，各抒己見，到了後來，意見就漸漸集中起來，這就是：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去找黨中央、國務院！因為，減輕農民負擔的好政策就是黨中央、國務院制定的，黨中央和國務院同咱底下農民的心貼得最近！
當然，大家也都知道，這樣“越級告狀”，將會承擔很大風險。一個嚴峻的事實是：進京上訪，反映白廟鎮和王營村的問題，客觀上看，告的卻是臨泉縣的“黑狀”。至少說明，臨泉縣拒不落實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是給黨抹了黑，是為國家添了亂。縣委書記張西德對此絕不會善罷甘休。
提到張西德，大夥在臨泉縣的電視上早就熟悉了：五短身材，說話愛揮手；做報告的稿子可能是秘書們給寫的，文辭還可以，可他一到脫稿講話時，就沒有了一點文雅氣，說的話跟個粗人沒啥兩樣。一次會上，在強調計劃生育不准超生的時候，張西德竟揮著拳頭信口開河道：“我寧要七個'墳頭'，不要一個'人頭'！”說得大家全伸舌頭。這句充滿殺氣和血腥的話，被流傳得很廣，誰聽了，誰脊背發涼。
總之進京上訪，前途難卜，誰有能力有膽識擔當此任呢？
大夥心里當然全清楚，只是誰也不忍心先開口。推選進京的代表時，村民們一雙雙充滿期待的目光，都不約而同地註視著王俊彬、王向東和王洪超三個年輕而又有文化的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