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吳晗邁向“鬥士”道路之前的1940年年初，傅斯年在西南聯大作過一次學術講演，題目是《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傅氏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衛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逆之路。按傅斯年的解析，汪氏不是嫡出，嚴父之後，又有嚴兄，自小便受了一個女兒式的教育，在這樣情形下所成長的兒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變態心理者多，或可有聰慧的頭腦，不容易有安定的神誌，欲做“人上人”，而又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領，便是這種環境造成的一個原因。對此，傅斯年舉例說：淞滬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成立了一個國防參議會，汪做主席，會中常看到汪不時發脾氣，卻不明其氣之對象。作為參議員列席會議的傅斯年認為，這是由於汪精衛“心中的'疙瘩'（Mental Complex）在那裡時時發動”的緣故。同時，傅認為，汪之叛國與他的婆娘陳璧君亦有很大關係，因為陳氏亦是一心想做“人上人”的人，做不到便氣得了不得。 “漢光武的時代，彭寵造反，史家說是'其妻剛戾'，不堪其夫之為人下'，陳璧君何其酷似！”傅氏同時認為，陳璧君之剛戾兇妄，只是助因，促使汪賊叛國者仍是汪自小在心靈中蘊蓄的妾婦怨妒心理，與發而欲做“人上人”的要求。這種“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極度扭曲的心理狀態，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變態，從而表現為他從事各種極端的政治上反复無常的投機和賭博。可謂：“在家家亂，在國國亂，《春秋》中所記弒父弒君有幾個不是受這個心理所支配？”
這篇以心理學為根基分析汪氏走上叛逆之路的演講，給聯大學生時代的何兆武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隔六十餘年還記憶猶新並專門著文作過介紹。在何氏看來，像汪賊這樣叛國投敵，組織偽政府，甘當兒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夠單純用被壓抑的原始本能來解釋的，而應該有其更深層次的政治的、社會經濟的和歷史文化的原因。但這個講演卻有另一方面的意義，那便是傅斯年是第一個，至少是在中國史學家中第一個，認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史學研究領域的學者。所謂歷史，自然是指人的社會活動史，而人的活動歸根結底乃是通過心理層次的這一環節。司馬光在中寫到反叛的案例時，往往會注意到這一點，並提到反叛者最後乃是由於“內不自安”而終於謀反。反叛者的野心與內心扭曲的性格交織而成，形成了最終叛逆的事實。
何氏在中論述吳晗的性格與生活情形時，顯然想到了傅斯年在西南聯大的這次獨具一格的演講，以及傅氏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解剖人物的精到之處，因而當他在近距離和遠距離打量吳晗的時候，就下意識地想到了傅氏所創造發明的一個情結（Complex），或一個“疙瘩”之觀點。當然，不能說凡是心理上有情結或疙瘩（Inferiority Complex），就是汪精衛與陳璧君式的人物，更不能把反革命的汪、陳二賊與愛國愛民的革命者吳晗相提並論。但是，一個人在成長與生活中，蟄伏於心中或明或暗的大大小小的“情結”或者“疙瘩”，對思想觀念產生一定影響，當是合乎情理和科學論斷的。吳晗在西南聯大作為一個未放過洋的年輕學者所顯示的性格、生活作風與政治思想起伏與嬗變，與他心理層面中的“疙瘩”，連同具有強烈革命精神的妻子袁震，施加的壓力和影響是脫不了乾系的。有人說，如果沒有袁震革命慾望和思想的滋潤，絕不會產生“鬥士”的吳晗，是耶？非耶？尚有待來者更深入研究並作出科學的論斷。
據可考的文獻資料證實，吳晗成為“鬥士”並披掛上陣開始戰鬥的具體時間，當在1943年李文宜成為吳家座上客之後。吳晗研究者蘇雙碧、王宏志撰寫的吳晗小傳中，有一個與羅爾綱記述基本相同的細節：“一次，李文宜去看吳晗，袁震說吳晗釣魚去了。待吳晗回來，李文宜責怪他釣魚耽誤時間，吳晗苦笑了一下，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說：'袁震有病，需要加點營養，又買不起，只好擠點時間釣點魚，來增加一點營養。'吳晗嘆了一口氣，接著又說：'國難臨頭，已逼到我們鼻子尖了。'”面對這一情形，聰明過人的李文宜以靈敏的政治嗅覺，突然感到了什麼，她悄然退出吳家，直奔昆明城北門外，找到在那里以開辦書店為掩護，實則搞地下活動，與中共過從甚密的民盟成員李公樸，請他把一位昆明名醫朋友介紹給吳晗為袁震治病，李領命而去。有一天，李文宜突然帶著在昆明地盤上聲名顯赫的一代名醫來到吳家，吳、袁夫婦既驚訝又感動，而當李與那位名醫皆曰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乃民盟與一切進步組織所追求的理想與目標，且此次治病不要一分錢，完全屬於義務性與公益性活動時，吳氏夫婦更是感激涕零，不知說什麼好。
訓練有素的革命老手李文宜，此時儘管因故尚未恢復黨籍，但仍為中共地下組織鞍前馬後忙個不停。面對吳晗極其外露的情格和善於激動的心理特點，李氏果敢、嚴肅、斷然地對吳晗談了當前的政治形勢，同時以馬列主義老大姐的口吻正告吳晗道：“整天發牢騷怎麼行？”接著單刀直入，來了個見血封喉：“民主政治同盟這個組織是反對蔣介石獨裁，主張抗戰到底的。”又說，潘光旦已經參加了，你也不能光說不練，光看不干呀，也應加入到這個偉大而光榮的組織之中，與蔣介石政權作英勇無畏的鬥爭云云。吳晗聽罷，當場表示自己願意加入民主同盟，與蔣政權來個老鷹逐狡兔，翻上覆下地斗上幾個回合。至此，雙方皆大歡喜，隨著一聲深沉厚重的“同志！”從李文宜口中傳出，一隻溫暖圓滑綿軟的纖纖小手，與一雙因整天釣魚而黑瘦枯黃的粗糙手掌緊緊握在了一起。許多年後，已是中共高官的李文宜，在北京那間寬敞明亮的大廳裡，於香味瀰漫的咖啡中回憶當時的情形時，過去的一切仍歷歷在目，李說：“吳晗送我出門時，高興地說：'你給我帶來了兩個光明，一是介紹我參加民盟，二是給袁震介紹了醫生。'過去他送我都只送到房門前。這一天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說明他的思想是很想進步的。”
由房門前到大門口，十幾步之遙的小小距離，卻顯示了人情冷暖與人心的向背。吳晗的思想已由漸進轉為突變，最終在一夜之間完成了轉型。據吳晗在《自傳》中說：“袁震的同鄉同學李文宜（中共黨員）來看我們，她的愛人周新民（中共黨員，做民盟工作，表面上是國民黨員，雲南省輔成的秘書）常和我們來往。他講了許多過去不知道的東西，並介紹我見華崗同志，我第一次知道統一戰線這件事。結果，我在1943年參加民主同盟，不久就被選為民盟中委，直接在黨的領導下工作了。”
1943年7月，經週新民、潘光旦介紹，吳晗正式加入民盟組織。未久，民盟雲南省委員會成立，由雲南籍的老民盟成員楚圖南出任主席，年輕的吳晗出任青年部長。中共地下黨組織趁機而動，通過吳氏加強與駐昆的知識分子聯繫，吳晗本人受中共組織委託，開始有意識地在西南聯大與雲大物色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加入民盟，作為一股外圍政治勢力為中共效力。當怀揣神聖政治使命的吳晗環視一圈，很快把目標瞄上了自己的鄰居聞一多。如前文所述，當聞家搬到西倉坡聯大教職員宿舍後，與吳晗一家對門，兩個窗子也正對著，聞家進進出出的賓客與聞氏本人夜間躬身搭背刻圖章的淒涼情形，都盡在吳的眼中。而對聞家的生活狀況，吳更是瞭如指掌，聞一多夫人高孝貞曾對吳晗直言不諱地說過，在聯大宿舍三十三家中，我們兩家最窮。吳在《聞一多先生傳》中也說：“八年抗戰，薪水的百分之九十六被徵發去了，一家八口，無法過日子。兩夫婦捉襟露肘，兒女啼飢號寒。住的從有衛生設備的洋房獨院到荒村茅舍，吃的從八餚六餚降為一碗豆腐渣，生活的窮困到了極度，從象牙之塔一攆攆到十字街頭。”
這個時候，披著一件破爛長衫，乞丐一樣在“十字街頭”胡亂轉悠的聞一多，突然與怀揣政治目的、晃晃悠悠走來的另一“難民”吳晗於寒風冷霜中遭遇，以後二人的結合或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難理解了。
聞一多在清華當教授的時候，吳晗尚是一名學生，二人幾無接觸。後來，吳留校當了助教、講師，直到西南聯大教授，二人成為文學院同事，才有機會經常見面，但仍算不上相知。而當兩位落魄書生於“十字街頭”遭遇時，才一拍即合，成為親密的難兄難弟加一個壕溝裡的戰友了。對此，吳晗曾在《哭聞一多父子》中說得分明：“當你做新詩人的時候，我知道你，並不尊敬你。當你埋頭研究《楚辭》的時代，我明白你，並不接近你。可是，當這一晚上談了三四個鐘頭以後，我們的思想和工作都結合在一起了，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此後三年中，我和你分享著憂患，貧困，緊張，忙亂，痛苦的日子。”
儘管聞一多算得上是吳的師輩人物，且比吳晗大10歲，但他在政治上受到吳晗有意識的影響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據說當時吳晗的秘密任務就是把沒有任何黨派色彩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聞一多，從“十字街頭”扯到對政黨活動、特別是他向來不感冒的共產黨的施政綱領這條道上來。從吳晗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他在近似“斷頭台上淒涼夜”的環境氛圍中，與聞一多初一過招就大有斬獲，聞跟隨自己而來，自此不再於“十字街頭”徘徊躑躅，而是抬頭挺胸向著同儕們奮臂呼喚的紅色光明之路大踏步奔去。
有了這樣一個好的兆頭，中共地下組織不能隻貓在草叢中悄悄觀望或喝彩，必須適時出面助一臂之力，方能真正達到目的。否則，這位一度站在革命的對立面，公然叫囂“現在北京的共產黨鬧得不成話，非與他們先乾一下”，並與共黨分子一頓板凳棍棒撕打混戰過的詩人聞一多，不會從骨子裡徹底放棄舊構，棄暗投明，由革命的對立面轉向革命的一面，旗幟鮮明地反對孫中山先生創立的國民黨與合法的國民政府。要使其在最快的時間內轉型變色，必須採取鐵桶合圍的戰略戰術，來個十面埋伏，兩面夾擊，才能迫其義無反顧地奔向中共指引的無名高地與寬闊的金光大道。於是，中共西南局先是派出一名叫王浩的代表與張光年一起，一路化裝打扮，悄悄來到昆明，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潛往北倉坡聞一多住宅，與聞密談了約兩小時。據王浩回憶說：聞一多聽後甚以為然，並當場表示自己在外稀里糊塗地過了半輩子，“現在才看到中國的光明之路就是共產黨指明的道路，他願為此奮鬥不息。聞先生還說有人邀他參加民盟，他正在考慮他參加民盟好不好，他想參加民盟不如參加共產黨。我對聞先生說，參加民盟更方便活動，有利於推進民主運動。”聞遂不再吭聲。未久，中共昆明地下黨負責人華崗親自登門拜訪，多次做聞一多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聞“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接著聞一多在清華大學時的同班同學、一直熱衷於政治並喜歡在政治圈子裡打滾翻跟頭、名義上在聯大任教職（南按：只是掛名不任課），實際一直在昆明從事民主同盟組織的羅隆基也主動找上門來，與聞一多大談政治與民主。聞最初對羅隆基留學歸國後不務正業與熱衷政治活動頗為鄙視，而羅本身在為人處世上亦有很大的弱點，除了男女關係上太亂太濫，整日搞得雞飛狗跳之外，反感他的人都認為其不夠厚道，是典型的投機分子。魯迅在《知難行難》中，對羅氏的投機行為曾諷刺說：“'新月派'的羅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組政府，……容納全國各項人才代表各種政見的政府，……政治的意見，是可以犧牲的，是應該犧牲的。'（《瀋陽事件》）代表各種政見的人才，組成政府，又犧牲掉政治的意見，這種'政府'實在是神妙極了。”羅隆基一生為人處事的基調大體如此，確實頗為“神妙”。
也正因為羅氏整日混跡於各黨派與政治團體中左右搖擺，遇事採取和稀泥做法和“神妙”表現，不但左派人士不滿意，即是國民黨右派人士也對其深表鄙視，於是有的國民黨報紙給羅隆基起了個“玻璃褲子”的綽號，又謂他是共產黨的“尾巴”等。據說有一次蔣夢麟質問他為什麼願意做共產黨的尾巴？羅隆基乾脆地說“做共產黨的尾巴比做國民黨的尾巴好”，意思是只要能得到好處，管他尾巴還是頭，有奶便是娘，儘管做下去便是了。於是當國共談判決裂之後，中共代表周恩來返回延安，南京的報紙就發表《驅逐羅隆基》的文章，認為羅在南京已無所附驥，應趕快追隨周氏至延安做共產黨的尾巴。有為羅打抱不平者，認為周恩來不是被驅逐出境的，為何單獨要把羅隆基驅逐出境？媒體遂對之曰：“街上的狗隻有切斷尾巴的，沒有切斷頭的。”梁實秋對此曾有過議論，認為“這話說得太可怕了”。
聞一多在清華任教的時候，好友梁實秋去探訪，恰逢羅隆基在座，言談中聞一多對這位老同學正顏厲色地說：“歷來幹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譁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此語令羅隆基大為尷尬。對此，梁實秋說，我之所以提起這件事，是說明聞一多於抗戰前夕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與世無爭。然而此一時，彼一時，來到昆明之後，羅、聞還是陰陽差錯，盤根錯節地糾纏在了一起。
在潛伏於昆明中共強勢力量的四面夾擊下，聞一多的政治思想發生了丕變，燒火的各方見時機成熟，趁熱打鐵，於1944年在吳晗的介紹下，聞一多加入了民盟。 “從此，聞一多和吳晗成為並肩戰鬥的戰友了。”——這便是聞一多由“站在革命的對立面”的學者，一躍成為“革命鬥士”的人生歷程。
既然成為“鬥士”，以後生活的主題就要突出一個“鬥”字。當時加入民盟的已有云大的楚圖南、潘大逵與聯大的羅隆基、潘光旦、曾昭掄、吳晗，外加北門以開書店為掩護的小老闆李公樸等知識分子。於是，一干人馬扛著民盟的大旗在昆明這塊地盤上呼風喚雨地“鬥”將起來。聞一多以“九頭鳥”特有的性格後來居上，一出場就顯得勇猛異常，全身心地投入進來，達到了“成天的奔走，成天的工作，看書的時間沒有，連看報都得在深夜上床的時候看”的境界。因了這種表現，很快被晉升為民盟昆明支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成為負責人的聞一多“如何鬥，和誰鬥，鬥到何種程度”，這一切在民盟和西南聯大史冊上都留下了車載斗量的資料，很難一一詳述。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一言以蔽之，所謂“鬥”，其主要方式就是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發表演講、宣言、通電、出壁報、演話劇等，以此作為投槍、匕首外加手榴彈，和國民黨集團與國民政府鬥，直至鬥出了一個學潮洶洶，遊行隊伍接連不斷，反政府口號響徹雲天的局面。
既然民盟諸將皆喊著口號公開“鬥”將起來，那麼被“鬥”的一方也不能閒著，開始進行反“鬥”。雙方皆立下宏願，決心“鬥”出一個“名堂”，若無名堂皆不罷休。對方先是在怒恨交加中謂聞一多、羅隆基為“聞一多夫”、“羅隆斯基”，此後特別送給聞氏一個新的綽號“聞瘋子”，並表示要想盡一切辦法對這個“瘋子”為首的“鬥士”們予以“膺懲”。此時，聞、吳等人已“鬥”出了經驗與膽識，並有了一套“自己的判斷是非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凡是共產黨做的一定是好事，國民黨幹的一定是壞事”。
據聯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回憶說：“某年，楊振聲從美國講學回國，西南聯大中文系師生開歡迎會，楊振聲吹噓美國是'年青的國家'。聞先生當場反駁說：'我認為美國不是年青的國家，蘇聯才是年青的國家。”於是二人當場爭吵起來，歡迎會變成了吵鬧會與叫罵會，聯歡變成了聯鬥。北大復員後的1952年院系調整時，楊氏被學校的一批新貴與中共上層貶於長春東北人民大學中文系任教，其中一個暗結就是與他的政治態度、思想觀念與新貴們發生衝突有關。當然，這是後話，而對於聞一多越來越露骨的政治態度，吳晗曾不無得意地舉例說：“就在研究生考試的前些日子，國民黨反動派陰謀搞了個大規模的反蘇運動，發表了宣言，西南聯合大學有一百多個人簽了名。有人也來找一多簽名，一多打聽了一下，住在他家斜對面的一位簽了名的教授，也是當時民主同盟的負責人，從此人的口中，知道主持簽名的是幾個臭名昭著的國民黨員。一多就來和我商量，我們就認為這一定是壞事，不但不簽名，還想了個法子，通過當時被愚弄的簽了名的中間分子，發表公開聲明，揭穿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