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所說的這次簽名活動，是1946年2月間事，導火索是臭名昭著的《雅爾塔秘密協定》。 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夜，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舊譯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塔皇宮內，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等三國巨頭，背著主要當事者——中華民國政府，重新劃分戰後世界格局的一個秘密協議，全稱為《蘇美英三國關於日本的協定》。這次會議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世界歷史的走向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並決定了許多國家未來的命運與政治進程。會中美國總統羅斯福以及英國首相丘吉爾都沒有依照當時被佔領的國家期望，要求戰後被蘇聯“解放”的國家交由聯合國代管。此外為爭取蘇聯對日宣戰，協定中部分內容明顯侵犯中國權益，因其他國家在很長時間內對其秘密協定並不知情，故又有“雅爾塔密約”之稱。此時，中國雖然號稱四強之一，卻完全被置之於外，蔣介石作為中國的國家元首、盟軍中國戰區司令，不僅事前被蒙在鼓裡，就是在協議簽訂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對於條約的內容也毫不知情，直到4月29日，才從駐華大使赫爾利口中得知。
此前，赫爾利從重慶返華盛頓述職，得知雅爾塔協定內容，認為這一做法極不道德，並對中國極不公平，遂致書羅斯福令其設法改正。羅斯福說明因急於結束二次大戰而受另外二巨頭特別是斯大林協迫才作的決定，頗有悔意，授權赫爾利赴莫斯科和倫敦與斯大林、丘吉爾再作協商和挽救，盡量維護中國主權和蔣介石的領袖面子。想不到4月12日，羅斯福於下午三時（中國時間13日晨6時）因突發腦溢血去世，副總統杜魯門於羅斯福去世兩小時，在白宮宣誓就總統職，一個新的政治時代即此開始，向來自以為是且牛氣烘烘、聰明中伴著糊塗的赫爾利，對這一秘約的斡旋亦不了了之。
赫爾利斡旋未果，心中頗有點窩火，返回重慶後以私人身份向蔣介石作了通報，但不允許蔣質詢英、蘇二國。蔣介石聞聽自是萬分震怒，但迫於當時世界局勢與三巨頭的政治壓力，只好啞巴吃黃連，有苦不能言，或不敢言，獨自悶在家中嗚嗚呀呀，除了摔幾個杯子，踹翻幾張桌子，繼而對圍上來勸阻的唐縱、張道潘等臣僚，罵幾句“娘希匹！”之類的惡語以表憤慨，別無一點辦法。
5月31日，隨著日本敗局已定，美國方面才正式通知中國《雅爾塔協定》內容。蔣介石雖氣惱至極，但又只能採取打掉牙合血吞的方式方法暫時容忍。 6月2日，蔣介石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對方轉告斯大林要求宋子文於7月1日以前到莫斯科談判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但應以《雅爾塔協定》為先決條件。 6月27日，蔣介石派新任不久的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與蔣經國等一干人馬赴莫斯科進行談判。宋之文與隨後赴俄談判的王世傑等人，經過一番痛苦的掙扎，最終以承認《雅爾塔協定》的既定事實，同意讓外蒙古獨立及讓蘇聯在旅順建立海軍基地的讓步，換取蘇聯政府對國民政府的支持。 7月11日，斯大林向宋子文表示：“蘇軍當於日本投降後三個星期內開始自中國東北三省撤退，並於三個月內完成撤退工作。” 8月9日，蘇聯軍隊進入中國東北對日軍展開攻擊。蘇軍的參戰在加快了日本迅速、全面崩潰的同時，也給苦難的中華民族埋下了椎心徹骨的痛苦與禍患。就在宋子文赴蘇談判之前，關於雅爾塔秘密協定內容已走漏風聲並引起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街談巷議。據時在昆明的左派文人宋雲彬日記載：“早些時此間流傳一種謠言，謂在克里米亞會議中，蘇聯與美國訂有秘密協定，將朝鮮劃入蘇聯勢力範圍，並謂蘇聯要求滿洲及台灣之統治權。此消息據云由某地盟軍總部傳出。此間各大學牆壁上皆貼有此項新聞（系用打字機打出者），一部分頭腦不清醒之學生，頗為所惑。四日前有兩聯大學生來，以此事相詢，餘告以此乃法西斯餘孽所造之謠言，其目的在挑撥離間。”類似傳聞不但已到宋雲彬耳中，在重慶和成都等幾個戰時政治文化中心區同樣風傳一時，對此深表義憤與抵制的潛流已經在知識階層和高校學生中間湧動。當宋子文赴蘇談判並與蘇方達成協議之後，傳聞更烈，即是在成都燕京大學任教、雙目已經失明的陳寅恪亦聞此訊，並於病榻上賦詩兩首，以舒胸中鬱悶、悲憤之情。詩云：
乙酉七七日聽人說水滸新傳適有客述近事感賦誰締宣和海上盟，燕雲得失涕縱橫。
花門久已留胡馬，柳塞翻教拔漢旌。
妖亂豫麼同有罪，戰和飛檜兩無成。
夢華一錄難重讀，莫遣遺民說汴京。
玄菟前朝玄菟陣雲深，興廢循環夢可尋。
秦月至今長夜照，漢關從此又秋蔭。
當年覆轍當年恨，一寸殘山一寸金。
留得宣和頭白老，錦江衰病獨哀吟。
時在成都休假並與陳寅恪相處的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吳宓有抄存稿，文字略有不同。吳宓所抄《玄菟》詩附註：“時宋子文與蘇俄訂約，從羅斯福總統雅爾達秘議，以中國東北實際割讓與蘇俄。日去俄來，往復循環，東北終非我有。此詩及前後相關數詩，皆詠其事而深傷也。”從吳宓附註可知，陳寅恪前後二詩，皆圍繞同一主題感懷傷國，抒發自己對時局的憂思焦慮之情。
陳寅恪第一首“感賦”詩，首聯中的“宣和”，指宋徽宗年號（1119—1125）。燕雲，指燕雲十六州，又稱幽薊十六州，五代時石敬瑭割讓給契丹。此處的燕指契丹所建的燕京，雲指雲州，北宋初年泛稱有待收復的北方失地。 “宣和海上盟”乃一典故，當年北宋與北方的遼、金成三足鼎立之勢，而遼佔據燕雲之地。宋徽宗在臣僚的串通下，欲借崛起於東北地區金朝的武力，合力攻擊夙敵遼朝，以收復北方燕雲失地。至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結盟成功。因宋金密謀是通過渤海灣來往，史稱“海上結盟”。想不到宋金聯盟與遼國開戰後，宋兵屢敗於遼軍，最後金兵孤軍挺進攻下燕京。金國得手，深感宋朝軟弱無能，遂找各種藉口不交割燕雲諸州給宋室。後幾經交涉，金太祖始決定還燕京所屬六州二十四縣，但宋朝必須將原來向遼國交納的歲幣如數交納給金朝，並另作經濟補償。陳寅恪藉此典故，喻中蘇締結的盟約，具體指中國需要藉助蘇聯的軍事力量打擊日本，而蘇聯卻乘機控制東北，東北之地雖得猶失。
在陳寅恪看來，歷史確有召示未來的範例，在史中求史識，古今之事何其相似？ 《玄菟》詩中的“留得宣和頭白老”亦指同一史事、時事。 “花門久已留胡馬”句中的“花門”，山名，在居延海北，唐代曾在此設立堡壘，後為回紇佔領，後人多代指回紇，此處當喻指蘇聯的政治軍事勢力已滲透到新疆。此前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區先後發生暴亂，暴亂者得到了蘇聯方面的支持，甚至有蘇兵參戰。儘管暴亂以談判和讓步的方式暫時得以平息，但蘇聯的力量仍潛伏於該地區伺機而動，對中國政府形成威脅。 “柳塞翻教拔漢旌”之柳塞，當指柳營。西漢周亞夫治軍嚴明，其軍駐細柳，號細柳營，故後世多稱西部軍營為柳營。拔漢旌，典出《史記·淮陰侯列傳》，傳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此處當喻指東北地區蘇聯勢力將取代中國政府。頸聯中的“豫”，指歷史上偽齊劉豫，劉氏曾勾結金國進攻南宋，此處喻汪精衛和華北、華中等地的偽政權。么，指宋代在洞庭湖一帶作亂的楊么，楊么亦曾暗中勾結偽齊劉豫政權圖謀南宋，後被岳飛率岳家軍剿滅。無論是妖邪的劉豫還是作亂的楊么，皆有投敵賣國行為，因而皆是民族的罪人。飛，當指南宋抗金名將岳飛，此處指蔣介石及其抗戰政權。檜，自然是指臭名昭著的秦檜，喻指汪精衛及其所謂的“和平”政權。時日本敗局已定，但蘇聯又虎視眈眈，窺覬中國領土。
面對這一嚴峻局勢，陳寅恪以此兩句詩來反省抗戰功過，並認為分裂國家者皆有責任，而蔣、汪代表的群體和實行的路線相反，汪精衛高唱的“和平運動”終將失敗，但蔣介石政權亂像已顯，亦不足言勝，故謂兩皆無成。就當時的局勢，不只是作為自由知識分子的陳寅恪如此認為，國民黨內部高級官員甚至汪偽政府中人亦有不少人與此觀點相近。抗戰期間投靠汪偽政權的周佛海在1941年2月17日日記中說：“……渝當局對美、對蘇，均不樂觀，蘇聯且警告渝府接收共黨要求，邵力子（南按：時任駐蘇大使）亦請求返國，是國共關係將影響中、蘇關係；元老派主黨政軍分權，蔣對此亦必憤而煩悶。總之，餘深覺餘輩無前途，今閱情報，則重慶亦一塌糊塗，決無前途之可言。寧渝均無前途，是中國無前途矣，哀哉！蘇聯警告渝府接收共黨要求，是已開內政干涉之端矣。苟抗戰勝利，共黨得勢，則蘇聯之對中國，恐與日本無異也。日本已漸次覺悟，蘇聯則方興未艾，蘇聯較日更難應付。”此段記載在陳詩創作之前四年，可見周佛海在其他方面堪稱狡詐殘忍的糊塗蟲一根，而在這一點上還算清醒。另據唐縱1945年日記載：6月27日，宋子文與蔣經國起程訪問莫斯科。 6月30日，“上月反省錄”：本黨政治的腐化不但引起黨外的反感，亦且失了黨內的同情，如果沒有顯著的改革，全國人心將不可收拾……這段記述，正暗合了陳寅恪詩中所指的社會情形和中國面臨的又一次危機。
陳詩尾聯“夢華一錄”，指宋孟元老撰的《東京夢華錄》，此著為宋室南渡後追憶北宋京城汴梁昔日繁華景象而作。此兩句明白地召示作者不願重溫《東京夢華錄》的舊夢，意喻當局莫使北宋滅亡之局，在剛剛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苦難中國重演。 ——令人扼腕的是，這一悲戚的家國情懷，只是陳寅恪與其同道者一相情願罷了。
事實是，直到1946年2月11日，中國民眾才對《雅爾塔密約》內容有所耳聞。這一天，華盛頓、倫敦、莫斯科三地同時公佈了上年同日在雅爾塔擬定的秘密協定，當時剛剛由蔣介石侍從室謀僚升為內政部次長（行政院13日通過）的唐縱意識到這份密約對中國乃至世界政治格局進演的重要影響，特地在2月14的日記中規規矩矩地抄下了這份電稿：
［中央社華盛頓十一日專電］斯大林委員長、英前首相丘吉爾及故羅斯福總統，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關於蘇聯於德國投降後，對日宣戰之條件，所訂定之雅爾塔秘密協定，本日由華盛頓，倫敦及莫斯科同時公佈。該協定之條款內，規定保留外蒙古人民共和國，恢復蘇聯於日俄戰爭所喪失之權利，日本失敗後，以千島割讓等等，其原文如下：
蘇美英三國領袖業已議定，蘇聯於德國投降後之二、三個月及歐洲戰爭結束時，將協助盟國對日宣戰，其條件為：
（一）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現狀，應加以保存。
（二）蘇聯應恢復以前俄羅斯帝國之權利，此權利因一九零四年日本之詭譎攻擊而受破壞。甲、南庫頁島及其毗連之各島，應歸返蘇聯。乙、大連商港，應闢為國際港，蘇聯在該港之優越權利，應獲保障，旅順仍復為蘇聯所租用之海軍基地。丙、中東鐵路以及通往大連之南滿鐵路，應由中蘇雙方共組之公司，聯合經營，蘇聯之優越權利，應獲保障，中國對滿洲應保持全部主權。
（三）千頁群島應割於蘇聯。
惟上述關於外蒙古、旅順、大連以及中東、南滿兩鐵路諸點，必須徵得中國蔣主席之同意，羅斯福總統將依據斯大林元帥之意見，採取措施，以獲得蔣主席之同意。三強領袖業已議定，蘇聯所提要求，於日本被擊敗後必予實現，蘇聯則準備與中國國民政府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俾以其武裝部隊協助中國，解放中國所受日本之束縛。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簽名）。
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中國的官僚與普通民眾才明白，1945年8月8日，蘇聯出兵中國東北與日軍作戰，原是有這麼一個秘密協定在暗中支撐，而這個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協定，中國的國家元首與民眾竟被蒙在鼓裡。更令國人憤怒的是，蘇聯趕跑了盤踞在東北的日本小鬼，竟以主人翁的姿態對東北各地特別是城市和港口實行嚴格管制，且肆意橫行，不准接收的國民黨軍隊在旅順登陸，遏力阻止黨國大員前往接收財產，直至驕狂到隨意射殺、暗害接收人員，並有張莘夫等類似事件發生。
張莘夫，原名張春恩，1898年出生於吉林省九台縣六台村，曾就讀於北京大學國文系，與當時的學生領袖傅斯年、北京大學圖書館登記員毛澤東等均有交往，參加了著名的五四運動，後留學美國獲地質學博士學位。歸國後，歷任唐山工程學院教授，天水煤礦礦長兼總工程師等職。抗戰期間，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派，任國家汞、錫、鎢金屬管理處處長等職。日寇投降後，張莘夫被國民政府委任為接收要員，派往東北，任經濟部東北行營工礦處副處長。 1946年1月16日，張莘夫奉命帶領7名“滿炭”工程師赴中共佔領的撫順交涉接收撫順煤礦事宜，在回瀋陽途中，一行八人於撫順以西的李二石寨車站，被搶劫搬運東北工業設施的蘇聯紅軍劫往南山槍殺，隨行七人同時遇難。當時，蘇聯紅軍正準備從東北撤退，為了撈足本錢並使之翻倍增長，蘇軍開始大量拆運佔領區的工礦、交通甚至房產設備，以此作為戰利品運往國內，對可移動財產更是瘋狂侵吞掠奪。據唐縱日記載：“據報瀋陽有工廠四千五百七十家，現僅有二十家開工，餘多已被掠。”另據統計，二戰末期，蘇聯在東北地區共掠奪戰利品損失為1946年幣值的53。4億日元，折合當時美元13。6億萬。尚不含沒有折價的白金32401。55克、白銀1866549。69克和鑽石741。0662克。 1946年國民政府發表的抗戰期間財產損失133億美元，而僅蘇軍從東北掠走的財產即價值13億美元。也就是說，1945至1946年，蘇聯從東北掠奪的物資，相當於中國抗戰八年所有財產損失的十分之一。至於蘇軍在東北地區肆意蹂躪中國同胞，強姦婦女，更是不在話下。面對蘇軍的種種惡行，國人早已恨之入骨，欲噉之而後快，只是鑑於當時國際國內的敏感形勢，以及蔣介石此前堅持的“忍氣吞聲，負重致遠”（日記）的精神，一直忍而未發。
當《雅爾塔協定》內容突然披露後，無論是國民黨要員還是普通民眾，壓抑的情感如火山一樣噴射而出，重慶、南京、上海、漢口、杭州、南昌、北平、青島等中國各大城市，迅即爆發了反蘇示威大遊行，各界知識分子與高校師生更是以悲壯的心境成為反蘇遊行的中堅力量，喊出了“打倒赤色帝國主義”，“俄國佬滾出東三省”等口號。國民黨上層甚至蔣介石本人也於悲憤中不再堅持“忍氣吞聲，負重致遠”的處事法則，旗幟鮮明地支持了這次全國范圍內的示威遊行，其涉及面之廣、規模之大，為抗戰以來所罕見。據唐縱日記2月22日載重慶各校學生貳萬餘人為蘇軍不退出東北、中共為蘇聯幫腔而遊行示威！遊行群眾搗毀《新華日報》、《民主報》，以該二報為蘇聯張目也！遊行口號：（一）蘇軍必須立即退出東北；（二）蘇聯應切實履行中蘇友好條約；（三）徹查張莘夫慘案；（四）中共應即徹底實行停戰協定中對於東北之協議；（五）中共應即愛護祖國；（六）所謂民主聯軍不容存在；（七）新疆是中華民國的新疆；（八）反對分化內蒙；（九）打倒新帝國主義等三十三個口號。大會宣言，要求蘇軍即撤出東北，抗議雅爾塔秘密協定，請當局不作額外讓步，並有質中共書提出五個問題。
2月24日，天津《大公報》發表了傅斯年、任鴻雋、陳衡哲、王雲五、樓光來、宗白華、範存忠、儲安平、吳世昌、林超、蘇繼庼、錢清廉、吳任之、吳思裕、陳銘德、羅承烈、趙超權、錢歌川、任美鍔、張貴友等20人聯名的《我們對於雅爾達秘密協定的抗議》書，文中措辭激烈地指出：“這一秘密協定，違背了聯合國共同作戰的理想和目標，開創今後強力政治與秘密外交的惡劇；影響所及，足以破壞今後世界的和平，重踏人類罪惡的覆轍。這一秘密協定，實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義的一個紀錄。”又說：“雅爾達會議的召開（南按：雅爾塔，時譯為雅爾達），正在中國中原湘桂各次戰役失利之後，原子彈尚未成功以前，羅斯福在兩面作戰的形勢下，急於要求蘇聯對日宣戰，其處境心情，我們容能了解；但不顧道義，違背本心，同意蘇聯的要求，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其事絕不可恕。羅斯福及其領導的美國，在中國人心靈上原佔有極其友好的地位，但這種地位已因雅爾達秘密協定大受打擊。我們絕不能因為羅斯福在這次整個戰爭中所做的貢獻，以及其他過去對於中國的同情及援助，就原宥他這次的過失和責任。”而“自'九一八'以來，英國對於中國的抵抗日本，從來缺乏公平而有效的援助，甚至於一度封鎖中國的惟一國際交通，以求對日妥協。這種態度，久已有失公道。邱吉爾在雅爾達會議以前，曾特意誇大美國對華的援助，他蔑視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貢獻及其他應佔有的地位，在雅爾達會議上，他顯然背負了為英國盟邦的中國，這完全是一種不榮譽的行為。”
在揭露美英帝國主義者不仁不義的同時，《抗議》以大量篇幅對蘇聯的陰謀和惡行進行了痛斥：“蘇聯在雅爾達會議中的要求，完全違反對侵略的法西斯國家共同作戰的目的。違反列寧先生與中山先生共同建設中蘇友愛的新基礎。違反蘇聯多次的對外宣言，尤其是對華放棄帝俄時代不平等條約的宣言。違反大西洋憲章以來各重要文件的精神。蘇聯所標榜的打倒帝國主義，然則今日蘇聯要求恢復其'俄羅斯帝國的權利'，又何以自解？蘇聯乘人之難，提出這種要求，其異於帝俄對中國之行為者何在？這種行為難免造成今後世界戰禍的因素。為中國，為世界，我們不得不提出嚴厲的抗議……”
最後，傅斯年等警告中國政府當局：“應將這一問題及最近東北各種震驚人心的發展全部公開，要求聯合國調查，用以杜絕今後任何可能類此的秘密外交，並以避免東北重為世界大戰的因素。關於目前的局勢，中國政府除在蘇聯同樣履行其條約義務的條件下履行其所簽訂的中蘇條約中所應履行的義務外，不得再有任何喪失國家主權及利益的行為。”同時呼籲：“全國上下，不分黨派，一致團結，監督政府，督促政府努力爭取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平等地位，及其主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
2月25日，怒氣未消的傅斯年又於重慶《大公報》發表《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長篇檄文，指出中國失去東北的嚴重後果：假如沒有了東北，中國永不能為名副其實的一等國，永不能發展重工業、纖維工業、化學工業和電力業，中國必永為貧、病、愚之國，永遠走不上積極建設之路。因而，“中國不惜為東北死幾千萬人，損失國民財富十分之九，不惜為東北賭國家之興廢，賭民族之存亡”。
就在重慶學生遊行示威與傅斯年等學界大腕們在報刊連篇累牘撰文，對進駐東北的蘇軍口誅筆伐之際，西南聯大師生也開始了行動。首先是110名教授聯名發表《對東北問題宣言》，主張蘇聯軍隊撤出東北。然後是千餘名師生在聯大新校舍草坪為蘇軍在東北搬運機器和強姦婦女等罪惡舉行東北問題演講會，聯大教授傅恩齡、馮友蘭、查良釗、雷海宗、燕樹棠、高崇熙等分別講話，對蘇軍暗殺張莘夫等一連串罪惡大加討伐。會後師生走出校園在昆明大街小巷遊行，高喊蘇軍撤出東北等口號以壯聲威。全國各地為數眾多的大小知識分子和部分官吏、群眾，也紛紛走上街頭遊行吶喊行動。
如此全國性的抵抗熱潮，自然引起了國際政界和輿論高度警覺與關注，先是蘇聯以提出抗議為名，對自己的惡行強行狡辯，謂此次遊行乃中國政府內部有人策動，並謂何以不要求美國撤兵而偏要求蘇軍撤退？但中國民眾並不買賬，依然高呼“俄國佬滾出去”的口號。駐瀋陽蘇軍司令在輿論壓力下，公開出面承認東北機器裝備許多已運往蘇聯，但此事系根據三國協定所為，並無不妥。美國方面一聽大感不快，國務卿發表聲明，謂蘇軍的做法純是擅自主張，並無任何協定根據，那位司令官是因伏特加喝多了，才如此喪心病狂，胡言亂語。
因各地學生和知識分子群體對蘇軍的惡行抓住不放，駐長春蘇軍只得對外發表聲明，謂東北蘇軍在撤退中，撤盡時期不致遲於美軍。於是，圍繞蘇軍到底是正在撤退還是壓根未退，美國是否同時撤退？
張莘夫事件兇手到底是誰？如何懲辦兇手等一系列敏感問題，在知識階層和學生中又產生了新的分歧和爭論。西南聯大教授簽名行動中，吳晗所說的幾個“臭名昭著的國民黨員”，自是指馮友蘭、查良釗、燕樹棠等人，而那個“被愚弄的簽了名的中間分子”則是歷史系教授向達。向達後來在報上發表聲明，指出“拿給他簽名的油印宣言與報紙上發表的宣言不同，並說自己簽名時曾附註也要請美國撤兵，馮文潛、湯用彤教授都同意這個意見”云云。
因了這些事件，西南聯大師生中的左、中、右三派外加另類派等各個派別，漸漸分化融合成兩個涇渭分明、水火不容，見面恨不得拔出刀子一刀結果對方性命的政治兼暴力色彩的派系。在聞一多與吳晗等人看來，國民黨之所以支持這次遊行，除了促使蘇聯撤軍之外，還有反對和阻止中共軍隊接收東北的意圖，因而除了敦請歷史係向達發表聲明，以“揭穿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吳晗也跑到前台，親自赤膊上陣，發表戰鬥檄文，以罵街的方式與口氣，向以傅斯年為代表的反蘇教授、學者討伐起來。吳晗說：“在御造的'全國性'的反蘇空氣中，平時，三緘其口，口口聲聲'天皇聖明，民罪當誅'的若干名歷史教授，好容易抓得了機會，也許，還不如說，好容易有這樣一個禦造的機會，來賣弄他們積陳幾十年，黴得發黑的歷史觀點吧！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養狗千日，用在一朝，大發其史學宏論，從歷史觀點證明蘇聯是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從中西文化之演變中，證明蘇聯是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並稱此次東北事件，即其帝國主義者之侵略野心表現云云。”罵過之後，吳晗以戰鬥的激情呵斥道：“名歷史教授們聽著！帝俄決不是蘇聯，也不可能等於蘇聯！帝俄的侵略賬不能算在蘇聯的賬上，猶之乎清朝和北洋軍閥的一些喪權辱國的濫賬不能算在國民政府賬上同理。”而“就中蘇關係說，過去帝俄是中國的敵人，而一九一七年以後的蘇聯，卻百分之百是中國的友人，鐵證是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曲解蘇聯即帝俄，不但厚誣蘇聯，厚誣中國人民，也厚誣了歷史。”
此時，作為“鬥士”的吳晗，已不是幾年前由雲大轉聯大受挫而求助傅斯年為之“吹噓”的時候了，不同的政治理想與人生追求使他與傅斯年越離越遠，直至公開對壘叫板，徹底決裂。因了這一事件和緣由，兩年之後，傅斯年率三千弟子渡海赴台，吳晗以中共新貴的身份接管北大、清華，也就不再令人感到唐突和茫然。
對於此次事件，當時任教於聯大外文系、無派無系的青年教師夏濟安用自己特殊眼光和思維，對各派系的表現和當時的政治局勢作了一番“另類”評判。夏在1946年2月21日的日記中說：“除了想她之外，東北問題也很使我憂念，因此午覺不能入睡。連日少休息，精神不佳。我關心國事，倒是出於真心。我不在其位，尚且如此關心，一旦真的做了大官，豈不一天到晚要愁死了嗎？東北問題，非美蘇打一打不能解決。我看得很清楚，可是還在替國家著急。蘇聯如此四處不斷擴張，戰機實已迫切。今秋平津開得成學否還成問題。蘇聯如果勝了，我算是白投了個人生，大可以不必活下去了。可是我不信我的命如是之壞，假如我下半生還有點作為，大緻美國是可以打勝的。”
夏氏日記中所說的想她之“她”，是聯大外文系一湖南籍的漂亮女生，夏氏正處於對這位女生的迷戀與幻想中。隔一天，也就是2月23日一早，夏濟安在憂國憂民的同時，想請同宿舍另一位青年教師錢學熙為自己作戀愛參謀，並有“今天他起來得較早，我先請他吃麵，談論陪都學生反蘇大遊行一事，我很興奮。昆明如有此種遊行，我準參加。而後，我又拉他去翠湖散步”，開始談“我在想女人”的事，並想請向達教授做媒人，向是湖南人，“較便說話”。 2月25日，夏濟安又記道：“聯大一百十教授為東北問題發表宣言，未簽名者尚有多人，如卞即其一。他們因此事為國民黨所發起，不願同流合污。故心里或主張東北應歸中國，卻不願公開發一聲明，以示不受利用。嗚呼！國將不國，若輩自鳴清高，寧誤大局而不稍捐私見，迂不可及也，愚不可及也。”此處的“卞”，即聯大外文系副教授、詩人卞之琳。夏接著記敘說：“下午聯大草坪上有公開演講會（這次聞一多等不露臉，由右派教授如查良釗、雷海宗、燕樹棠等出馬），會後遊行，遊行人數估計不到千人（我不會數，可是看來總比上次亦在本月，為校場口血案的那次大遊行少得多），我沒有去開會，可是遊行過靛花巷的時候，我站在門外看，卻沒有勇氣參加。我曾經說過要去參加，臨時卻又畏縮了。到底怕什麼呢？就是怕'清議'。今天這次遊行雖不一定就是國民黨發動，受到國民黨的讚助，是不成問題的，既然有國民黨的份，加入進去就好像不清不白了。愛惜羽毛的人，雖然很贊同這件事，可是沒有勇氣站出去。”
夏所說的“校場口血案”，發生於1946年2月10日，當時重慶各界二十多個團體在校場口廣場聯合舉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到會者達一萬餘眾。政協代表周恩來、沈鈞儒、梁漱溟、羅隆基、邵力子等應邀參加大會。會議開始時，國民黨當局派遣大批特工人員，以重慶工務會、農務會、商務會等名義強行入場，搶占主席台。大會主持者李公樸上前阻止，被特務包圍，一頓亂拳將其打翻在地，而後像踢地瓜和玉米棒子一樣，幾腳踢於台下，李頭部中傷，血流不止。出席會議的演講人郭沫若、馬寅初、章乃器、施複亮等人也遭到唾罵和追打，自視甚高的郭沫若與特工人員互毆，結果當場挨了幾個響亮的耳光後被無情地踢於台下。為表示自己與從不同和戲劇家出身，郭灰頭土臉地被人扶起時，還模仿戲劇電影中的英雄人物仰首張目，“哈哈”大笑了一番，以示對特工人員的極度蔑視。個頭瘦小的沈鈞儒面對特工人員的行凶鬧事，揮舞小拳頭連聲高呼：“不怕，不怕！”號召有血性者和真正的英雄好漢與其對打，以牙還牙，以暴力對付暴力。於是，兩股力量扭打在一起，糾纏在一處，鮮血噴濺，哀號不止，現場一度混亂。特工加打手們以事先準備的鐵條、磚頭等將主席台人員或抽倒在地，或拍於台下，混戰中連圍觀的的記者和部分看客一併打倒在地，共有60多人被毆傷——這就是著名的重慶“校場口血案”。混戰中，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國民黨將領馮玉祥聞訊趕到會場，加以製止和痛斥，特工人員和僱用的打手們才四散而去。
此事經過媒體渲染與中共地下力量暗中造勢，引起全國性關注，與被打者政治思想和路徑相同者，紛紛通電抗議國民黨特工人員的暴行，要求懲辦兇手，給被毆傷者一個說法。西南聯大在中共地下支部和擁護分子聞一多、吳晗等人的造勢與鼓動下，2月17日，昆明學聯、昆明文協等十團體在聯大新校舍草坪舉行萬人大會，慶祝政治協商會議勝利閉幕，抗議國民政府當局製造“校場口血案”。此時，原在聯大師生聲討中捲起鋪蓋離開雲南，灰溜溜跑回重慶的李宗黃又趾高氣揚地出任新職，眾人懷著對李的憤怒和對蔣介石的不滿來到了會場進行討伐。這也是夏濟安日記中所表露的此次會議參加人數較多的一個深層原因或者說巧合。
針對聯大師生對“校場口血案”和“東北問題”遊行所表現的不同陣勢和不同心理，夏濟安在日記中總結性地說“參加反政府的遊行，雖然有手榴彈的危險，卻容易博'勇士'、'烈士'之名，故參加之人多。參加受政府贊助的遊行，雖然（或因為）有憲警的保護，卻易蒙動機不純之嫌疑，潔身自好者不去。真正有勇氣的人，只問自己良心無愧，工作的本身有沒有意義，既不怕手榴彈，亦不怕清議——然而清議比手榴彈更可怕。我就是個怕清議的人。謠傳發起一百十教授宣言的蔡維藩等曾領到三百萬賞金。若果有此事，蔡等之心不可問；若無此事，則左派分子造謠手段之惡劣，實在可怕。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就是不畏造謠中傷的真心愛國人。”
夏濟安其心可感，但畢竟是一典型的文人書生，每在紙上說得頭頭是道，一到實際就因怕“清議”而變得縮手縮腳，不敢動彈了。因了這政治的緣故也牽涉到生活中的是非觀念，夏濟安如痴似狂地暗戀的那個湖南籍女生，若同是湖南籍且德望甚高的向達出面做媒，或許有成功的希望，但事情沒有按這個軌道行進。 2月26日，夏濟安日記載：“我預定代我去做月老的向先生，近來因為東北問題，我同他意見很不合，我不高興多麻煩他。”此後，不但夏濟安費盡心機所追求的女生成為黃粱美夢一場空，夏氏與向達也成了陌路之人（南按：經此變故，夏終生未娶，赴台後英年早逝）。而在心理上，夏氏與聞一多、吳晗等人形成的距離，則不是用一個“陌路”可以表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