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死後，吳晗一連寫過幾篇紀念性文章，儘管政治口號多於內容，但感情還是頗為濃厚真摯的，吳說：“在前年五四的前幾個月，為了一樁事，我去看他。那時，他在昆華中學兼任國文教員，每月有一擔米，一點錢和兩間房子，雖然忙得多，比前些年有一頓沒一頓的情況已經好多了。從此以後，我們成了朋友。……去年暑假，昆中換校長，新校長奉命解一多的聘，不好意思說，只說要加鐘點，一多明白了，不說什麼，捲起鋪蓋搬家，恰好聯大新蓋了幾所教職員宿舍，抽籤抽中了，搬到了我家的對面。從此成天在一起，無事不談，也無話不談，彼此的情形都十分明白。……有時早晨菜錢無辦法，彼此通融，一千兩千來迴轉。五個孩子帶一個老女傭，八口之家，每月薪水只夠用十天。”吳晗所說是真實的，聞、吳二人開始聯手合作亦始於此。
聞家輾轉搬到聯大宿舍後仍是一貧如洗，家中僅有的一隻破爛藤椅是孫毓棠教授去英國時所送，一個整齊一點的方桌，是吳晗向學校借來又轉借的。聞一多的書桌是用三塊長木板拼湊而成，像裁縫桌子，還有兩把從鄉下撿來的描金黑漆的方椅子，每一坐上便搖晃怪叫。此外，還有兩張小板凳，兩口破箱子，吃飯時一家人剛好一桌，孩子們站著吃。後來。多虧了聞一多拿出了刻圖章的看家本領，生活才稍有好轉。吳晗曾在回憶中這樣說：“兩年前他學會了刻圖章。這故事包含了血和淚。他研究古文字學，從龜甲文到金石文，都下過工夫。有一天朋友談起為什麼不學這一行手藝。他立刻買一把刻刀下鄉，先拿石頭試刻，居然行，再刻象牙，雲南是流行象牙章的，刻第一個牙章的時候，費了一整天，右手食指被磨爛，幾次灰心，絕望，還是咬著牙幹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說這話時，隔了兩年了，還含著淚。以後他就靠這手藝吃飯，今天有圖章保證明天有飯吃。圖章來得少的時候，他著急，為了要挨餓。圖章來得多的時候，更著急，為的是耽誤他的工作。”又說：“米沒有了，得買，菜錢，靠刻圖章，石章一字一千，牙章兩千，刻一天吃一天。一天沒有生意，就得借貸。到了真沒有辦法的日子，太太和老女傭去擺地攤，賣舊衣舊鞋。有一天，我問聞太太，賣了多少，她苦笑一聲說'三十多件破襯衫，賣了三千多元，反正夠明天一天了。'”對於吳晗的回憶，梁實秋讀到後表示相信這是真的，沒有一點誇張。只是吳晗說聞一多“在昆明正式刻圖章，靠這行手藝吃飯，時間大約是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此記憶有誤，實乃1944年5月間事。當時為聞一多能順利掛牌開張，梅貽琦、蔣夢麟、熊慶來、馮友蘭、楊振聲、姜寅清、朱自清、羅常培、唐蘭、潘光旦、陳雪屏、沈從文等共12位聯大、雲大名流出面推介，清華中文系教授浦江清還擬稿作一短啟，也就是招攬顧客的廣告語：
秦璽漢印，雕金刻玉之流長；殷契周銘，古文奇字之源遠……浠水聞一多先生，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辨文字於毫芒，幾人知己；談風雅之原始，海內推崇……短啟寫就，聞一多親自攜至昆明城北門街聯大教員宿舍附近，於一間上書“三友金石書畫社”匾牌的屋子貼了上去。廣告一側，有一大張白紙，上有各式字體的圖章樣子和印就的潤例，外加一玻璃框裝飾。屋內更多擺掛的是著名書法家、雲大教授胡小石的字，以及李公樸夫人張曼筠和岳父張筱樓的書畫，由北門書屋老闆李公樸負責照理。梁實秋在重慶時曾看到聞一多的潤例，後來他在《談聞一多》一文中說：“事實上一多治印不自此時始，一九二七年的時候便已為光旦、劉英士和我開始刻印了。刻印是他的老手藝。不過到了昆明正式掛牌，技藝大進罷了。聽說盟軍人士出於好奇，也往往訂刻圖章，比較可得美價，故亦來者不拒。文人不得已鬻印，亦可概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彎了，手指破了，內心悶積一股怨氣，再加上各種各樣的環境的因素，以至於成了'千古文章未盡才'，這怪誰？”
梁實秋對聞一多這位清華老同學與曾經的同事，由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究而成“鬥士”，以及鬥出了什麼名堂，可能真的知之了了，或者知道也不便多言。只是對“千古文章未盡才”的學者聞一多以身殞命，抱有極大的遺憾與惋惜。聞氏中途突然撂下書本，一腳踏上“鬥士”的不歸路，真至命赴黃泉，這個急轉直下，爆發力異常的頗像核裂變式的過程，自然很難說要“怪誰”。按照冤有頭，債有主的古訓，若非要尋出個端緒，除了梁實秋所說的經濟等大環境的因素，當然還與聞氏在人生道路上結交的幾位朋友有關，比如吳晗、羅隆基，還有中共地下工作者華崗等。所謂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聞一多由灰而赤，亦然也。吳晗剛到雲大做教授的時候，戰爭火焰尚未蔓延到這個西南邊疆古城，政治也暫時未來敲門。這段時間，年輕的吳晗意氣風發，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都還算愉快。兩年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如吳晗在一份《自傳》中所說：“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零年，我還是和在清華時一樣，埋頭做學問，不過問政治。一九四零年以後，政治來過問我了。”又說：“我的老家母親弟妹侄兒六七口人都到了昆明，春曦上大學，浦月上高中，小妹浦星上小學。一九三九年春，袁震姐妹三人也到了昆明。人口多了，薪資一天天減少了，法幣日益貶值，生活日漸困難。加上日機常轟炸，成天逃警報。前方盡是'轉進'，越打越'轉進'到腹地來了，四大家族發財成為風氣，老百姓活不下去，通貨無限制地膨脹。昆明這個小城市充斥了美貨，蔣介石特務統治，民主自由的影子一點也沒有。對外屈辱，對內屠殺。對蔣介石政權的不滿日益加強，在文章裡，在講壇上，寫的說的都是這些。因為沒有政治鬥爭經驗，但比較敏銳，和青年合得來，常在一起，我的生活思想有了轉變。”
上述所言，是說1940年吳氏才感到日子不好過，開始過問政治。其實，早在1938年日子就不好過了，因為這個時候吳晗老家浙江義烏已被戰火籠罩，在鄉村的母親不得不統率全家老小來昆投奔這個當了大學教授的兒子，而袁震等三姐妹於1939年春來到了昆明，一個教授的薪水要養活十幾口之家，甭說在戰時物價飛漲的昆明，即是在號稱“盛世出猛虎”（南按：近年名噪一時的“周正龍華南虎事件”中，挺虎派主要干將之一、陝西林業廳宣傳中心主任關克對媒體發布的通稿所言）的21世紀，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何況袁震還是一位經常臥病在床的病人。
吳晗與袁震相識於1934年的北平。袁是湖北老河口市人，據說12歲那年就在家鄉參加了五四運動，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師範學校，在董必武、陳潭秋、劉子通等人的影響下，接受了與傳統觀念不同的另類思想，自此熱心於政治，成為一名時髦的政治運動分子，1922年為湖北女子參政協會起草了《成立宣言》，自此算是一隻腳踏進了政治的旋渦。女師畢業後，袁於1925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因交不起學費，只好到女子師範充當職員，但學校當局又以她是一個熱衷於政治角逐，無心教課的另類“危險人物”而解聘。如此這般在社會政治的邊緣晃蕩了五年之後，又於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在校期間仍熱衷於校內外的政治活動。因其才高貌美，又經常拋頭露面，在清華園名冠一時，成為許多年輕教員與學子們獵取的目標。天不作合的是，當她讀到四年級時得了肺病，被迫停學住院治療。
就在這個時候，因一個偶然的機會，病中的袁震與吳晗相識繼而相愛，時年吳25歲，袁27歲。禍不單行，吳、袁相戀不久，袁震又患了骨結核。當時的醫學水平對這一病症尚無能為力，更無有效藥物治療，只能做些簡單的調理，因而袁出院後一直躺在床上不能起立，更不能行走，生活全靠別人照料。當時吳晗的母親與家人皆反對這門婚事，令吳懸崖勒馬，不要執迷不悟，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阻撓。但兒大不由娘，且此時的吳晗已受過清華的高等教育，滿肚子學問與自由思想，又豈肯聽從一個鄉下老太太和家人們囉唆？面對各種阻撓與勸告，吳斬釘截鐵地對家人宣告，世之本無鬼，何以被迷住心竅？此生非袁震不娶，而袁也非吳不嫁。生同裘，死同穴，無論是陽間還是陰間都在一起過了。據吳晗的朋友羅爾綱說，1936年春天，他曾奉吳家人之命親自做過吳晗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最後一次奉告。當時吳晗正患肺病住院治療：“他睡在病床上，閉著眼睛聽我的話，一句都不回答。後來我把我和他類似的婚姻問題跟他相提並論，有責備他不顧母親傷心的意思，他張開了眼睛，眼邊有些濕了，低聲說：'我和你的情況兩樣，追你那個女子沒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以從母命，我不能從母命。'”吳的一句話說得羅爾綱'慚愧無地'，當場打了退堂鼓。至此，吳晗母親與家人心中縱有一百個不樂意與想不開也無力回天了。
儘管袁震整天躺在病床上，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卻如《沙家濱》中的胡司令傳魁盛讚阿慶嫂的那段台詞“這個女人不尋常”。
袁震與姐姐袁溥之早年都是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學生，兩姐妹天生好“鬥”，也具有“鬥”的天賦和膽魄，袁震在武昌師範專科學校讀書時就參加學生運動，走上了“鬥”的道路。自此一“鬥”不可收拾，且越“鬥”越勇，越“鬥”越剽悍，於“大革命”時期袁震與她的阿姐雙雙加入中共地下黨，並於戰前一起潛往北平秘密從事地下活動。袁震與吳晗相戀後，一來二往，袁家姐妹的“鬥”志與政治態度，對一介書生的吳晗產生了重大影響。後來吳在《自傳》中曾坦白交代：“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覺地使我受了一些黨的教育。”這裡所謂黨的教育自是指共產黨而非國民黨。吳在求學時代作為胡適的愛徒已廣為人知，胡在許多方面獎掖提攜過吳，可以說沒有胡適就沒有吳晗學術上的成就，因而吳在人前人後皆表現出對胡無比的崇敬之情。當時號稱已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分析研究歷史的袁震，對胡適的那一套政治主張頗不以為然，言談中不時流露出對胡氏的輕蔑意味。每當吳晗談到他所仰慕的適之先生如何如何時，躺在病床上的袁震則以嘲諷的口氣謂吳“在胡適面前要矮三尺”。而吳的回答卻是：“我在你面前要矮一丈。”按吳晗研究專家蘇雙碧的說法，吳氏自稱在老婆面前矮一丈，“這說明吳晗的思想認識有了進步。後來，袁震追隨吳晗來到昆明，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對大後方物價的飛漲，都非常不滿。她經常罵國民黨反動派，為國家的前途擔憂。這些對吳晗的影響教育很大。儘管這時的吳晗，還談不上能自覺地抗日反蔣，但他已無法安下心來閉門做學問了”。
蘇雙碧這段話，儘管讓人讀來有一種生硬和異味的感覺，但往深裡一想，可能還真是如此。不知中那個賣燒餅的武大郎身高是多少，所受夫人教誨如何？但一個自稱在老婆面前矮一丈的男人，所受對方的影響之深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以後的路數和出息也基本可以定調。後世有研究者如鐘亦非認為，假如沒有袁震，很難說吳晗會走到“鬥士”這條路上去，也很難說後來竟“鬥”出了一個北京市副市長的名堂。依他與胡適的關係，極有可能在大地陸沉之時，作為被“搶救”學者之一，追隨胡去了台灣或美國。若真如此，吳晗後來就不會有副市長的高官可當，當然也就不會成為“文革”開刀祭旗的犧牲品了。不過，像這樣“大膽的假設”，縱如考據大師胡適面對這個繁難的題目，也很難考出個是與非。歷史一去不返，世人看到的是，青年吳晗在經濟壓迫與愛妻袁震的政治影響下，逐漸向“鬥士”的道路上走去。
吳晗攜在政治上高大得需仰視，才能窺其一個小小鼻尖的愛妻袁震來到昆明後，袁震之妹赴延安中共大本營受訓，姐妹間的通信大多由住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董必武轉遞，吳晗仍繼續接受著兩姐妹的諄諄教誨。 1940年，西南聯大為避免敵機轟炸，在四川敘永成立了分校，吳晗受命赴分校執教中國通史。當時吳頗不情願棄昆明遠赴四川小城敘永，無奈此時他剛從雲大轉入聯大任副教授不久，尚無資格與資深教授特別是劉文典一類人中豪傑相抗衡，只好硬著頭皮攜病妻袁震前往。因袁震的身體狀況不能乘汽車翻越山高路險的烏蒙山區，只能乘坐飛機，而來回的機票卻不能在聯大報銷，只能自己掏腰包。如此一折騰，便弄了個傾家蕩產，生活陷入困頓。到了敘永之後，情況更加不妙，吳晗在《自傳》中所說：“薪資收入偽法幣數字逐漸增加，幣值卻逐天減少，生活越發過不去了。袁震又經常生病，躺著不能起床，住在鄉下，上課來回走四十里。有一次袁震必須入醫院治療，可是（家中）什麼也沒有賣的，湊不出錢，感慨得很。”因為這種感慨，他開始心情煩躁，飯食難進，對國民黨政權由不滿發展到痛恨。學生們明顯地看到，他講課時很容易激動，抓住某一題目就指桑罵槐，將一腔怨恨發洩到蔣介石及其統治集團身上，並“開始參加一些政治性的社會活動，走出書屋，進入社會了”。
隨著敘永分校撤銷，1941年9月，吳晗攜妻回到了昆明聯大本部。在回昆明時，吳氏夫婦專門繞道重慶，看望了董必武。吳過去雖未見過董氏，但早已通過袁震與董有過多次書信往來，並建立了感情。見面後，吳向董透露了昆明和西南聯大本部以及敘永分校師生的思想動向和政治傾向，董向吳氏夫婦講了一些抗戰形勢與延安的秘聞。董、吳這次會見，在思想和心理上為吳晗成為一名“鬥士”注入了催化劑，而這個催化劑一旦遇到相生的另一種原料，就會像核裂變一樣發生快速反應。並將巨大的能量釋放於指定的地點和場所。
當然，吳晗肚中的核反應堆真正發生裂變還要等上一段時間，正如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說：“所有那些最重要的歷史性時刻，都需要有醞釀的時間，每一樁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因從敘永繞重慶再到昆明，回到聯大校本部的吳晗一家算是徹底墜入了赤貧階層，此段生活令吳氏一直耿耿於懷，自己“一面教書，一面寫書，一面還乾家務，照料病人——我的妻，在鬧柴米、油鹽、掃地、炒菜、洗碗的時候，還得和學生和朋友談話，討論問題。”同聞一多一樣，為了湊錢給袁震治病，吳晗忍痛把僅存的幾本線裝書全部賣給了聯大圖書館，身上常年穿的是長衫一襲，破皮鞋一雙，吸著從昆明地攤上買來的手工土製香煙，此種尷尬情狀，吳晗不止一次地說過：“身份早已沒有了，穿得破破爛爛，除了自己的學生，誰都以為你是個難民。”
正當吳晗作為一個“難民”躑躅昆明的十字街頭，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的關鍵時刻，中共派出的地下代表化裝打扮悄悄地進村了，這便是吳晗後來所說的“政治來過問我了”。
1943年，中共高層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派南方局負責人華崗、週新民等人到昆明做龍雲的統戰工作。華崗化名林光侯，由雲南籍的民盟負責人楚圖南出面向雲南大學推薦，擔任雲大社會學教授。
週新民的公開身份是民盟成員，在昆明市民盟負責組織方面的事務。此前，民盟雲南方面的負責人羅隆基到重慶，向中共提出兩黨派之間相互聯繫的願望，中共重慶辦事處乃讓羅回昆與華崗接頭具體協商。於是，羅隆基與華崗商量後，除了做龍雲的統戰工作，又把觸角伸到了西南聯大、雲大等高校，開始有意識地與高級知識分子接觸。華崗一到昆明，就籌劃成立了一個“西南文化研究會”的組織，開始招募與傳統派有別的另類知識分子參加，當時在西南聯大任教的潘光旦、曾昭掄、聞一多、吳晗等都參加了這一組織並以研究文化為引子開始秘密活動。但活動僅限內部整合與統一目標性質，或曰預熱性質，離真正擺開場子，挽起袖子赤膊上陣大“鬥”、特“鬥”、豁出性命地“鬥”，還有一段距離。
當時與週新民一起被派往昆明的，還有一位女性中共地下黨員、精明老辣的李文宜。李是袁震的同鄉，早年和袁溥之同學。因了這層關係，華崗便派李對準吳晗的軟肋發力，爭取裡應外合將其一舉拿下。於是，李文宜與週新民在悄悄地進村之後，很快成了吳晗家的座上客。吳的好友羅爾綱回憶說：“1939年春，社會研究所遷到昆明，設了個工作站在城外十多里的落索坡村，我在那里工作。不久，吳晗因昆明頻遭轟炸，也搬家到落索坡村來住。那時吳晗變了另一個人，以前是生龍活虎，此時卻消沉抑鬱。他除了進城上課外，整天在村邊橋頭釣魚，有時放下釣竿，在大路上低頭躑躅。我看他心頭懷有極大的苦悶，對他生命一個大轉變的時期就要來臨。果然，沒有多久，他就成為一個民主戰士向反動統治戰鬥了。”
羅爾綱說吳晗釣魚是真實的，但說不久就成為一名“戰士”並開始投入戰鬥，則是他的猜測，或者故意粉飾，而這個猜測或粉飾皆與真實情況不符。對於吳在昆明的生活情形，或許他的學生輩人物更有發言權和說服力。曾先後就讀於西南聯大土木、歷史、中文、外文等四個系的何兆武，在後來口述的一書中提及了吳晗，並明確表示不喜歡吳晗的講課，原因是吳不是對歷史作綜合的觀察，而是分成許多條條框框，如中國的官制，中國的經濟等，把歷史分割成許多專史，缺乏綜合的整體觀點。在生活中，吳晗有幾件事給何兆武留下了很不快的印象。何氏說：“我的姐姐是38級經濟系的，畢業以後不能住在學校，得找個房子住，吳晗那時候是二房東，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後分租給各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間小房。'二房東'在舊社會是一個很不好聽的名詞，被認為是從中剝削，吃差價。吳晗經常趕人搬家，說是有親戚要來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親戚要來，不過在舊時代，二房東要漲房租的時候總是這樣趕你走。吳晗轟過我們幾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何兆武說的這件事應是吳晗自敘永分校歸來之後，不過據吳氏說他那時“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場旁邊的一座破樓裡。說破樓，其實還是冠冕話，四面都是紙囪，上面瓦縫可見天，在樓下吃飯時，灰塵經常從樓上掉到飯碗裡。下課自己買菜、煮飯，還得到門外古井裡打水。記得開頭幾次不會打，水桶放下去無論如何舀不進水，實在急了，死勁拉水繩把水桶向下衝。結果，把水桶底震掉了，拉上來的是一個無底桶，弄得哭笑不得”。
吳、何二人到底誰說的更符合歷史真實，或者二人說的不是一時一地，關公大戰了秦瓊？這個懸案只有期待未來的研究者予以弄清。但無論如何，吳晗在西南聯大時代給何兆武留下了極其惡劣的印象，這一點是毋庸質疑的。在談到昆明遭日機轟炸的情形時，何兆武有自己獨特的觀察並對吳晗有所評價。每當警報來臨，大家往郊外奔跑，二十來歲的青年學生十分鐘就能翻過兩個山頭，但老師們因年紀較大，又在書齋裡靜坐慣了，翻山越嶺就費勁多了，而正是這樣的反差，給事件的親身經歷者提供了觀察各色人物的機會。何氏說“大凡在危急的情況下，很能看出一個人的修養。比如梅校長，那時候五十好幾了，可是極有紳士風度，平時總穿得很整齊，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彎把雨傘，走起路來非常穩重，甚至於跑警報的時候，周圍人群亂哄哄，他還是不失儀容，安步當車慢慢地走，同時疏導學生。可是吳晗不這樣，有一次拉緊急警報，我看見他連滾帶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面色都變了，讓我覺得太有失一個學者的氣度。”
與昆明各校師生、社會民眾甚至於梅貽琦、吳晗等人“跑警報”的際遇相同的是，此時在湖北黃梅縣的一個山溝裡，有一位叫廢名（馮文炳）的學者也在跑警報，只是此處不叫跑警報而叫“跑反”。廢名是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抗戰爆發後回到老家湖北黃梅，經歷了多次挈婦將雛棄家“跑反”的流徙生活。 1939年，憑藉從親屬那裡借到的三元錢旅資，廢名輾轉到了一個叫金家寨的鄉村小學教國語，半年後又赴臨時設在五祖寺的黃梅縣中學教英語，抗戰勝利後才得以重返北大任教。 1947年，應《文學雜誌》編輯朱光潛之邀，創作了以自己在故鄉避難生活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從1947年6月到1948年11月在《文學雜誌》連載，轟動一時。小說借廢名的影子——莫須有先生對戰爭生活的觀察，道出了自己的感受：“在民國二十六年以前，完全不了解中國的民眾，簡直有點痛恨中國民眾沒出息。”但經歷了抗戰，莫須有先生始感到沒出息的不是中國民眾，而是“中國的讀書人”。作者高度讚賞了鄉間民眾在戰火紛飛中鎮定自如地耕地、拾砲彈殼、帶著牛羊豬狗“跑反”，且在空隙中打牌的“精神”，認為這一切隱含著平民百姓堅韌的求生意志和求存能力，而普通民眾的生活與經受的苦難，要遠比知識分子悲慘得多。在廢名的描述中，“跑反”是一個在民間有長久積澱的語彙，天下亂了謂之“反”了，而且這個亂一定是天下大亂，並不是局部的亂，局部的亂謂之“鬧事”。 “鬧事”二字是一個價值判斷，意若曰你可以不必鬧事了。若“跑反”則等於暴風雨來了，人力是無可奈何的，無論是內亂是外患，一樣說“反了，要跑反了”，僅莫須有先生聽到的就有“跑滿清的反”、“跑長毛的反”等。 “跑反”已經成為民間的持久記憶以及戰亂年代的恆常的生存方式，這種方式蘊涵著對命運的無奈與鄉民的生存哲學和智慧。莫須有先生說，抗戰時期“跑鬼子的反”，不僅僅是人，相反，“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頭牛，其次是一頭豬，老頭兒則留在家裡看守房子，要殺死便殺死”，有一種豁出去了的鎮定。跑得次數多了，農人們在間歇的空隙依舊聚眾打牌，或者在竹林間談笑自若地納涼。對此，作者廢名站在底層的鄉土上，以農民的視角對知識分子進行拷問：“同莫須有先生一樣在大都市大學校裡頭當教員的人，可以說是沒有做過'國民'。做國民的痛苦，做國民的責任，做國民的義務，他們一概沒有經驗。這次抗戰他們算是逃了難，算是與一般國民有共同的命運，算是做了國民了。”但是這些大學裡的教授並沒有做多久“國民”，經歷了最初的顛沛流離之後，與中國底層的老百姓相比，他們的身份依然特殊，“逃難逃到一定的地方以後，他們又同從前在大都市裡一樣，仍是特殊階級，非國民階級”，且對這種特別身份和特殊階級的自我認同與標榜，比其他時候更為強烈。
對於廢名的認識和觀點，遠在昆明的何兆武亦深有感觸，在心有戚戚焉的同時，將所熟悉的知識分子從“人”性的角度進行了審視。何氏在中所述的吳晗跑警報的形象，以及特別觸及的吳晗罷教的一個插曲，便可見出埋藏於不同知識分子心靈深處的底色。吳晗由雲大轉入聯大後，教的是中國通史公共必修課，因為是要計學分的必修，平時上課的人很多，結果第一個學年下來，全班考試沒有一人合格，眾生大感驚訝。據說當時聯大也有類似情況，如周培源教的物理系二年級必修課力學，第一次月考也是全班不及格。這個路數有點像裡描述的孟州牢城一樣，犯人來了先打一百殺威棒，要你嘗點苦頭，知道對方的厲害。但這種做法用到教學上，必須是權威教授、學術大腕才可偶爾露一手，不是什麼人都能仿效的。吳晗1934年夏天才從清華歷史系畢業並留校任教，1939年底從雲南大學轉入聯大時才30歲，職稱為副教授，屬於典型的土包子學者，無論是年齡、學歷、資歷、學術水平和聲望等，都難以和留學東西洋的大字號“海龜”相比，也很難讓比自己小不了幾歲、同樣心高氣傲的學生們折服。在這種情況下，吳晗竟不問青紅皂白地對全班學生掄起殺威棒一頓亂打，此舉不但不能製服對方，反而讓全校師生有一種吳某人妄自尊大、不知深淺輕重的感覺。於是，滿肚子怨氣與怒氣的學生推選代表與吳晗交涉，先檢討學生們沒有好好學習，然後毫不客氣地表示老師在教學方法上也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吳晗聽罷，勃然大怒，當場把學生代表趕了出去。這個過程，在學生這邊，就像當年阿Q進了錢府被假洋鬼子揚起哭喪棒怒吼“滾出去”一樣受了侮辱。而在吳晗這邊，認為學生們實在是孺子不可教也，於是宣布罷教，以示對學生言行的反擊。此事在校園內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後經校方出面說和才算擺平。
為何年紀輕輕的，並沒有什麼威望的吳晗，要演如此一場拙劣甚至是可笑的戲劇呢？據何兆武在中共建政後看到吳晗所寫並公開發表的檢討，認為吳氏“在心理上總有一個情結（Complex），或者說，心裡老有個疙瘩，希望自己躋身於名教授之列。比如他說自己拿桶到井裡打水，老打不上來，便感嘆教授生活的悲慘，總是念念不忘自己是個名教授。教授為什麼就不可以去打一桶水呢？”何時所言，正應了廢名在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所批判的很有一些大學教授，對於做國民的痛苦，做國民的責任，做國民的義務，一概沒有經驗。即是在抗戰逃難中做了一陣子“國民”，在環境穩定之後，仍然感到自已是“特殊階級，非國民階級”，所以才有了吳晗感覺自己親自到井裡打一桶水，便是知識分子的羞辱這樣一種心理情結，或稱之為疙瘩的滋生。正是這種情結，加速了吳晗向“鬥士”道路邁進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