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仇陳夢家攜嬌妻趙蘿蕤飄然而去，聞一多留了下來，開始由一個純粹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向“鬥士”的轉變。
聞家兄弟在姚家大院住了大約半年時間，因昆明小西門、潘家灣等地遭到日機轟炸，聞家駟在轟炸中被磚塊擊中面部受傷，認為姚宅大院很不安全，開始向郊區鄉下搬遷。未久，聞家駟遷到小東門節孝巷13號，即昆明風雲人物周鍾岳公館的偏院租住。聞一多攜家疏散到晉寧，一年後又搬回昆明，住在聞家駟家中。 1940年10月，日機轟炸規模加大，聞氏兄弟再度搬遷，聞一多遷入郊區大普吉陳家營村，租住楊家宅院的一處偏房。昆明郊區眾多的所謂“營”，皆為明末清初守衛昆明的兵營構成，隨著歷史的變遷，兵營撤去，漸漸演化為一個個村落，陳家營即其一例。
聞一多租住的這處偏房以土坯構成，原是房東用來堆包穀和柴草所用，房間異常簡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窗戶，只是靠院子的一邊，半截土牆上挖了一個小洞，一些參差不齊的柴火棍支撐其間，說不清是窗戶還是棚欄。院子空間狹小，只有一個陰濕的天井，太陽尚未落山，矮小的土屋就被黑色籠罩，人在屋內感到極為壓抑憋屈。即使是這樣一個陰暗的空間，聞家也難得獨享。翌年初，聯大數學系教授華羅庚在昆華農校的住所突遭敵機炸毀，華氏險些送命，驚恐中一家六口在城裡轉了一天也沒找到安身之所，正走投無路之際，聞一多聞訊專程邀請華氏攜家眷暫到自己住處棲身。於是，兩家共14口人（華家6口），在一個約16平方米的小黑屋裡隔簾而居，其擁擠之狀目不忍睹。遙想當年，聞一多在清華園住的獨院大小共十四間房子，各種設施一應俱全，院中綠樹成蔭，花木蔥蘢，空氣流暢，居者神清氣爽。此一時彼一時，兩相比對，已是天壤之別。令世人感佩的是，在如此簡陋逼仄的環境中，聞、華二人仍筆耕不輟，並以驚人的毅力，在各自領域裡結出了豐碩成果。聞一多完成了轟動一時的著名神話專論《伏羲考》，華羅庚則完成了飲譽世界數學界的不朽之作《堆壘素數論》。
與聞一多等大多數清華教授所走過的清華－美國－清華三位一體的經歷大為不同的是，華氏屬於少年失學、青年自學成才的典型人物。 1910年出生於江蘇金壇縣的華羅庚，父親以開雜貨舖養活一大家人，生活困窘。同大多數具有特別天賦的少年一樣，華羅庚幼時愛動腦筋，因思考問題過於專心常被同伴們戲稱為“羅呆子”。進入金壇縣立初中後，羅的數學天賦被同樣具有數學才能的老師王維克發現，遂傾盡心力予以培養。初中畢業後，華羅庚曾入上海中華職業學校就讀，因拿不出學費而中途退學，故一生只有初中畢業文憑。退學後因對數學的迷戀、癡情不改，華羅庚開始在家中自學，每天10小時以上，並用5年時間學完了高中和大學低年級的全部數學課程。 1928年，華氏不幸染上傷寒病，靠新婚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卻落下左腿殘疾。為了一家人的生活，經人介紹，華羅庚到金壇中學當會計，業餘時間仍不忘數學鑽研。當時有兩份在國際上具有很大影響的期刊，一是1916年由留日學生陳啟修、王兆榮、吳永權、周昌壽、傅式說、鄭貞文等人發起，成立於日本東京的中華學藝社所辦文理綜合性中文學術期刊《學藝》（1920年遷滬）；一是由留美學生任鴻雋、趙元任、秉志、胡明復、周仁等於康奈爾大學所在地——美國倚色佳小鎮成立的中國科學社所辦的《科學》雜誌（1915年創刊號在上海發行）。華羅庚在金壇中學當會計期間，用平時節省下來的錢訂閱這兩份刊物，以便及時了解數學領域研究的最新發展。 1926年，《學藝》第7卷10期發表了數學家蘇家駒的論文《代數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這道數學題早在1816年已被挪威年輕的數學家阿貝爾證明是不可解的，蘇式解法與阿貝爾的理論相矛盾，必有癥結存在。當時清華數學系主任熊慶來已看出了破綻，但因事務纏身未能及時撰文批駁，一直覺得“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年僅19歲的華羅庚在閱讀雜誌時意識到蘇家駒的解法不可信，經過驗算，確信了自己的判斷，於是致信《學藝》雜誌指出蘇文錯誤。 《學藝》於1929年5月出版的9卷7號登出簡短聲明：
……前半均合理論，但自第三頁第十五行“若將P3寫為二項式……”，以下語意曖昧，顯與次頁下段矛盾，查此問題，早經阿柏（NHAbel）氏證明不能以代數的方法解之。倉促付印，未及詳細審查。近承華羅庚君來函質疑，殊深感謝，特此聲明。
1930年12月，華羅庚的《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在《科學》15卷2期發表，此文很快落入熊慶來的法眼，熊在震驚之餘向同事們打聽華羅庚是哪個大學的教授？沒有人知道。碰巧清華數學係有位教員唐培經是金壇人，知道華羅庚的一點情況，二人通過信但並未謀面，於是按熊慶來的吩咐，唐給金壇的一位同學寫信詢問，才知華是一位僅有初中學歷的輟學青年。熊慶來得知此情，對華羅庚的遭際與出眾的才華產生了愛憐之心，遂與同事楊武之等教授商量把華羅庚調至清華栽培。經得當時清華理學院院長葉企孫同意，愛才心切的熊慶來嫌寫信太慢，便讓唐培經拍發一封電報給華羅庚，簡單說明事由並讓其快寄一張照片與唐，同時約定北上的時間和車次，以便接站。 1931年8月，唐培經按照約定的時間拿著照片趕到前門火車站接華羅庚，等了好長時間不見華的踪影，當下車的人快走盡時，突然看到一個跛足青年背著一個包袱一搖一晃地走了出來，唐培經一對照片，發現這位左腿不斷在地下畫圈的小伙子，正是自己要接的人，不免吃了一驚。華羅庚到清華後，得到熊慶來的熱情接待，雖然華氏腿有殘疾，但頭腦清醒，才思敏捷，對答若素，甚得熊慶來喜愛，熊以一個傑出的數學家和教育家的直覺，預感到華氏“他日將成為異軍突起之科學明星”。在熊氏與葉企孫等教授的關照下，華羅庚被准許留在清華園算學系當助理員，經管分發信函兼打字、保管圖書資料等事宜，月薪40元。面對諸位前輩的好意，華氏自是感激涕零，知道自己該如何把路走下去並儘可能地開創出一個新局面。自此之後，華羅庚邊工作邊學習，只用一年時間讀完了大學算學系的全部課程，同時自學英、法、德文，為拓展更大的學術區域作準備。
當華在國外一流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三篇論文後，熊慶來、楊武之等教授提請理學院長葉企孫聘華為算學系助教，第四年升為講師，開始給一年級學生上微積分課。 1936年，華羅庚得到中華文學教育基金會乙種資助金1200美元，赴英國劍橋留學深造，兩年中發表了十多篇論文，引起國際數學界的注意和讚賞，一顆科學新星就此升起。 1938年，28歲的華羅庚離英回國直奔昆明，出任西南聯合大學數學系教授。因華羅庚的人生之路頗具傳奇色彩，在學術界名聲不小，聯大學生有隻聞其名不見其人者便相互打聽：“華羅庚是誰？”意思是長什麼樣？有一天，華氏從聯大操場走來上課，於是有同學便指著華說“就是那個瘸子。”
因了這一獨特的形象，華氏很快就被全校師生認得了，只是大家認為那位直喊“瘸子”的學生，很有點不夠尊師重道的魯莽與張狂，於是大家群起而攻之，狠狠地教訓了那個不知人理待道的狂生一頓。不過，據聯大學生何兆武后來說：“華羅庚那時候瘸得很厲害，抗戰後他到Illinois（伊利諾斯）大學教書，在美國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厲害，有一條腿總在那兒畫圓圈。”
儘管身患殘疾，生活困苦，且經常遭受敵機炸彈的襲擊，如1940年夏秋的空襲，華氏在逃往“一線天”狹谷被炸彈掀起的泥土埋入土中差點喪命即其一例。但華羅庚在昆明的日子總是面帶微笑，精神煥發，整個人物的性格與生活態度，頗具有20世紀上半葉革命小說中描寫的英雄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型革命人物的味道，此點從聯大外文系學生趙瑞蕻的回憶中可窺其一斑，趙說：“1939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聯大租借的農校二樓一間教室裡靜靜地看書，忽然有七八個人推門進來，我一看就是算學系教授華羅庚先生和幾位年輕助教與學生，我認得是徐賢修和鍾開萊。這兩位學長後來都在美國大學當教授，成了著名的學者專家（南按：徐後來曾任台灣清華大學校長）。他們就在黑板前幾把椅子上坐下來，一個人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演算起來，寫了許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邊寫邊喊，說'你們看，是不是這樣？……'我看見徐賢修（清華大學算學系畢業留校任助教的溫州老鄉，當時教微分方程等課）站起來大叫：'你錯了！聽我的！……'他就上去邊講邊在黑板上飛快地寫算式。跟著，華先生拄著拐杖一瘸一瘸地走過去說：'諸位，這不行，不是這樣的！……'後來他們越吵越有勁，我看著挺有趣，當然我不懂他們吵什麼，最後，大約又吵了半個鐘頭，我聽見華先生說'快十二點了，走，餓了，先去吃點東西吧，一塊兒，我請客！……”正是有了這般樂觀曠達的精神和積極進取、堅毅剛卓的校風，才鑄就瞭如此眾多雖九死其尤未悔，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英雄好漢，才會以輝煌的業績昭告一個偉大時代的到來。而華羅庚在陳家營半間黑屋子裡完成的《堆壘素數論》這部在數學領域豐碑式的巨著，正是這一偉大時代的優美學風，以及知識分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共同孕育的豐碩果實。
在這部大著的論證中，華羅庚對世界級的數學大師、蘇聯的維諾格拉多夫的方法作了改進和簡化，向世人展示了華氏在關於“素數變數的三角和估計問題”及其在“華林－哥德巴赫問題”上的超人才華。書稿完成後，華羅庚寄交重慶，由教育部組織一流的數學家進行審閱。當老一輩傑出的數學家何魯冒著灼人的暑熱，在一幢小樓上揮汗審閱時，幾度擊案叫絕。稍後，中國數學界對華氏的專著給予崇高評價，這部著作也因此榮獲國民政府教育部1941年（第一屆）自然科學類一等獎（僅一名），華羅庚由此成為中國的“數論之父”。同年，華氏把手稿寄給蘇聯的維諾格拉多夫親自審閱，對方以高度的驚喜之情電複：“我們收到了你的優秀專著，待戰爭結束後，立即付印。”1947年，蘇聯科學院以斯捷克洛夫數學研究所第22號專著的序列，出版了華氏的著作，整個世界數學界為之震動，美國芝加哥科學技術博物館特地為華羅庚塑像，並列為世界88位數學偉人之一。當年熊慶來的預言終於成為現實，華羅庚異軍突起，一躍成為世界數學領域一顆光彩奪目的明星。
成為明星的華氏沒有就此止步，又開始了矩陣幾何等方面的研究，向更宏闊渺遠的領域邁進。許多年後，當華羅庚回憶在昆明陳家營與聞家同室居住並雙雙取得輝煌成果的往事時，不禁欷歔感嘆，曾賦詩一首，藉此表達了兩位教授在艱難因苦中不屈的精神與深厚情誼。掛布分屋共容膝，豈止兩家共坎坷。
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不同心同仇。
1941年夏，聞一多攜家離開了陳家營，搬到茅地村一個破廟裡暫住。秋，又搬到昆明北郊一個不大的叫司家營的村子居住，這是聞家在昆明住得最久的一個地方，差不多有三年時間，也是聞一多由一個學者變為“鬥士”極其關鍵的轉捩點。梁實秋在他的回憶文章中所說的自己並不知曉的聞一多如何成為“鬥士”，如何鬥，和誰鬥，鬥到何種程度，鬥出什麼名堂等一切“鬥”緣，都在這裡肇始並留下了清晰的歷史印痕。
1944年西南聯大舉行五四文藝晚會，聞一多發表了題為《新文藝與文學遺產》的講演，這是聞一多正式走到前台亮相，由學者轉變為一位政治“鬥士”的重要標誌。後來，聞一多離開了司家營，攜家來到了他兼課的昆華中學居住。自此，政治風潮愈演愈烈，聞氏以他的詩人性格，於風高浪急中踏著浪尖前行，終於被滾滾洪流掀翻身亡，沉入九泉之下。事實上，作為國民政府參政員的梁實秋通過楊振聲等人的口，對聞一多的情形還是略知一二的。按梁實秋和梅貽琦等人的看法，聞一多之所以成為“鬥士”，主要與他生活窮苦有關，當然還有中共地下組織的暗中拉攏與助力，儘管二者不能形成決定的因果關係，至少二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聯大教授的窮苦，無論在當時還是之後的若干歲月，都不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正如梁實秋所言：“抗戰期間除了那些有辦法的人之外誰又不窮苦？一般的公教人員誰不是按月領取那兩鬥平價米？不過一多好像是比別人更窮苦些，因他家里人口多。他共有八個孩子。”（南按：陸續有二女一子夭亡，存活三子二女，所說的在昆明時一家八口是指聞氏一家七人另加一女傭）那個時候的中國人還沒有像許多年之後的中國大陸實行計劃生育，受遠古時期流傳“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聖人之言浸湮，大家閒來無事，便鉚足了勁搞生孩子比賽，多者自然成為贏家，少者自是輸家，若生不出一個男孩，則被時人稱為“老絕戶頭兒”，等於是失敗的人生。多災多難的中國大地上，一個又一個大家庭隨之產生。而在地雖大但物不博，積貧積弱，正處於物價飛漲的戰時的中國，作為家庭的支撐者，在經濟方面所承載的壓力之巨與心理之苦痛自是可想而知。
從可考的資料觀察，聞一多在戰前的清華園時代，雖生活條件優越，鑑於人口眾多這一特殊歷史原因，似無多少積蓄。一個明證就是戰爭爆發後，學校決定師生由長沙撤往昆明，聞一多主動選擇和學生一起步行這一事實。此前外界的宣傳大多是說聞氏當年之所以如此，是內心裝著如何偉大崇高的理想與道德，才決意隨團步行赴昆，事實並不盡如此。行前，聞一多在給其兄聞家驥的信中說得清楚：“此間學生擬徒步入滇，教員方面有楊金甫、黃子堅、曾昭掄等五六人加入，因一則可得經驗，二則可以省錢。……校中本擬發給教員路費六十五元，由香港取道安南入滇，步行者則一切費用皆由校備，不知路費是否照發，若仍照發，則此款可以乾落矣。”同年2月16日，聞一多寫給父親的信中，再次說道：“前函雲乘汽車經桂林赴滇，今因費用過巨之故，仍改偕學生步行。”信中可以看出，得經驗與得金錢皆是促其步行的因由，而經濟方面的考慮更大。此時離盧溝橋事變才半年的時間，物價並沒有像後來那樣如脫韁野馬一路飛騰，陳寅恪詩中所說“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銀鈔入手空”的局面，則是1940年之後的事情。假若戰前聞氏手頭有些積蓄，何以會為六十五元路費而作出千里步行的決定，並視為一件要事專門向家人作書禀報？
在聞一多到達昆明轉蒙自文學院任教後，他給妻子的信中再次提到經濟問題：“據梅校長報告，清華經費本能十足領到，只因北大、南開只能領到六成，所以我們也不能不按六成開支（薪金按七成發給）。我們在路上兩個多月。到這裡本應領到二、三、四（共）三個月薪金，共八百餘元。但目下全校都只領到二月一個月的薪金。聽說三、四兩月不成問題，遲早是要補足的。”當時清華仍握有美國賠款的部分基金，在三校中最為富有，但怕刺激北大、南開兩校，求得師生間的平衡，清華不得不在這些方面小心謹慎。
此時聞一多雖手頭不算寬餘，對生活仍充滿信心，只是後來隨著積蓄用盡，物價飛漲，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1940年，戰火進一步蔓延，沿海與東部陸地人口大批南遷，昆明人口猛增，物價飛騰暴漲起來，聞家的生活陷入了最艱難的時期。為了養家糊口，同大多數教授一樣，聞家除了借貸就是變賣衣物，生活幾近陷入絕境。就在這年的冬天，為了買米下鍋，聞一多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皮大衣送進了當舖。寒風凜冽，他只得以長衫和一件破舊的羊毛衫禦寒，不到一個星期就得了感冒病倒在床，妻子高孝貞只好含淚向其他教授借了一點錢，把那件大衣贖了回來。有聯大同事看見，為了節省開支，寒冬臘月，在微明的晨曦中，聞一多率子女們到陳家營村南邊的一條小河用冰冷的河水洗臉，處境十分淒涼。到了第二年春天，聞家生活實在難以為繼，在所有衣物全部當盡賣空的困境中，聞一多一咬牙，決定把自己從北平帶來的幾本線裝書賣給聯大圖書館，以換錢買米。對於一個整日與書打交道的學者來說，變賣自己心愛的書籍，不啻挖割心頭之肉，其切腹之痛非親臨其境者不能領會。當他把幾本書捧送到聯大圖書館時，滿面淒楚地叮囑管理人員：“一定要把書看好管好，等將來回北平，我一定要把它們贖回來。”話畢，眼裡閃著淚光。令他沒有想料到的是，未能回到北平，就身死異鄉成異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