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本是從留美預備學校演化而來，對留學背景極其看重，若無“放洋”的經歷或特殊才華，要想坐上副教授這把交椅難乎其難。清華歷史係出身的吳晗曾有一段回憶，說“我那時候的同學，頭腦裡都有一個公式，清華－美國－清華。不這樣想，簡直是奇怪的事。”但據蘇雙碧、王宏志撰寫的吳晗傳記文章稱：“吳晗沒有這樣想，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個窮人，畢業後要擔負家庭的生計；同時，他認為自己是研究中國史的，到美國去能幹什麼呢？所以，吳晗畢業前考慮的並不是去留洋，而是現實的工作問題。”顯然，蘇、王所言不盡合理，企圖在掩飾什麼，假如吳晗不想留美，那真成了“奇怪的事”了。即使是放洋回來，要想在清華當個教授，也需按既定的規矩——三年助教、三年教員、六年講師，然後才是副教授、教授一路螺旋式往上攀升。吳晗不能出洋的原因，是他家境不夠寬餘，孔方兄的稀少只允許他做留洋之夢而不能真的登上留洋的輪船罷了。因了這一緣由，1934年夏，吳晗於清華歷史系畢業後留校當了一名助教。吳在清華做學生時已在明史研究方面嶄露頭角，另有《胡應麟年譜》、《（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等幾篇頗有分量的論文問世，被當時史學界名宿胡適、蔣廷黻等人視為“史學界升起的一顆明星”寵愛有加。因而吳畢業時，胡適很想將其轉到北京大學任教，但清華歷史系主任蔣廷黻抓住不放，非留清華不可。胡、蔣兩位學界大腕這一爭奪，使年輕的吳晗身價暴漲，顯然不能按清華的老規矩提升，在蔣廷黻的提攜下，吳於三年助教之後越過教員的台階直接被升為講師。 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清華數學系主任熊慶來回滇創辦雲南大學，一度在清華園組織一批骨幹力量充實雲大，吳晗受聘為雲大並出任歷史系教授，9月離平，10月取道越南到職，時年29歲。
對於吳晗的人格、學術水平以及為人處世的德行，曾在西南聯大任教的施蟄存有過一個簡短的評價：“吳晗這個人，性直氣爽，很急躁，對一切事情太主觀。他似乎沒有客觀世界。他在清華大學讀歷史系，專攻明史，為蔣廷黻的得意門生，1934年清華畢業，留校當助教。1937年，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熊慶來被任命為新由省立改為國立的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是雲南人，此次是奉命去為桑梓服務。他先在清華組織他的師資班子，文理科各係都羅致了一些人，大多是助教、講師一級的人。只有吳晗，在清華還剛升上講師。他由於蔣廷黻的推薦，要求熊校長以教授名義聘任他，熊校長同意了。因此，在我們這一輩人中間，吳晗可以說是飛黃騰達得最快的一個。但也因此而助長了他的自信和驕氣。”
吳晗的“自信與驕氣”，實在是環境與機遇使然，也就是說他當初由一個窮學生和一個小助教而大出風頭，實在是與胡適、蔣廷黻兩位學界大腕的提攜與抬愛有很大關係，一旦失去了這兩座靠山，其情況就大為不同。
當吳晗在雲南大學留住三年後，“覺得此校此係無希望，不願自誤誤人”，便想回到已遷往昆明的西南聯大歸建於清華。而此時的蔣廷黻與胡適均離開教育界轉向政界和外交活動，擔任西南聯大歷史系主任的是劉崇鈜（字壽民），這位劉主任出身於福州世家，夫人是兩江總督沈葆楨之孫女，頗具大家風韻。劉氏於1918年由清華赴美留學，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後歸國在清華任教，一直教西洋通史。據當年的清華高才生，後跑到美國大學任教並成為世界級歷史學家的何炳棣說：這位劉崇鈜教學篤實，所用美國人撰寫的上下兩冊通史，細讀消化之後便可掌握基本史實，另又精選較高層次的參考書由學生自由選讀。正是這門課程，激發了何炳棣對於歷史的極大興趣，並由化學而改修歷史，並在學習上養成了“扎硬寨、打死仗”的自我磨煉原則云雲。但是，在與何炳棣同級的清華外文系學生、後為山東大學、蘭州大學教授的著名歷史學家趙儷生看來，這門必修課簡直味同嚼蠟，劉崇鈜不過一能行走的兩腳書櫥，還是書籍堆放凌亂的書櫥。對此，晚年趙儷生不禁哀嘆世道不公，並發出“嗚呼，劉后來在台灣被吹捧成史學的泰斗了”的不屑與感嘆。劉氏於1948年隨傅斯年去了台灣大學並一度出任歷史系主任，後來有位台大歷史係出身、名叫李敖的人，在回憶錄中也曾提到過劉崇鈜，並說劉“為人甚笨，上課時講得頭緒混亂，但這種混亂，還是頭天晚上開夜車準備的。”這個說法似乎證實了趙儷生的看法。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被弟子們稱為“教學篤實”，又被稱為“頭緒混亂”的“能行兩腳書櫥”的爭議人物，在昆明時代竟一不小心，與“自信與驕氣”的吳晗遭遇了。
劉崇鈜接到吳晗轉入聯大清華的請求，當場回道：“清華方面以規程關係，只能聘為副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元。”吳晗聽罷，如同挨了一記悶棍，自己原已是教授的身價，想不到一入清華就貶值為副教授了，而“舊時學侶多已在清華任教授，今如以副教授回去，相形未免耿耿，雖所差不過二十元（清華教授三百元起薪），然自高就卑，亦難釋然也。”
面對這種“降格減薪回清華”的結果，吳晗自是心中不服，他以特有的“自信與驕氣”再度找到劉崇鈜理論，毫不隱晦地指出劉氏居然不把自己這位清華才子放在眼裡，且把自己降為副教授，不但於情理不合，實乃大逆不道。劉崇鈜聽罷，態度強硬地回擊說，此為清華規矩，不管誰來都要遵守這一規矩，若清華的條件不合心願，可另選高枝，劉某絕不阻攔云云。吳晗見對方並不把自己當一盤大菜看待，只看做小菜一碟，頓時火起，遂“將回清華事作罷論”。但此前的吳晗因過於自信，已魯莽地拒絕了雲南大學“年底加薪及另行調整相挽”的好意。在進退兩難中，吳晗思慮再三，決定來個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的突圍方法，拋棄雲大與清華，設法鑽入北大，以教授的身價在西南聯大群英會上亮相，讓有眼不識泰山的劉崇鈜看上一看。主意打定，吳晗吸取了上次找劉崇鈜碰壁的教訓，不敢貿然向北大歷史系主任姚從吾求請，乃轉向胡適的愛徒傅斯年寫信求助，企圖借傅的力量迫使姚從吾等北大歷史系掌權者就範，信中說道：“聞北大史系方面，缺人尚多，先生能再為吹噓否？”傅斯年接信後如何看待和處理此事，史料無證，不得而知。世人看到的結果是，吳晗最終還是以副教授的身價於1939年底由雲大轉入清華建制並在西南聯大歷史系任教。因了這一機緣，吳晗與陳夢家的接觸逐漸多了起來。
吳晗是浙江義烏人，陳夢家是浙江上虞人，吳比陳大兩歲，吳畢業時，陳開始在燕大讀碩士研究生，兩年後畢業。儘管史學與文學屬兩個不同的科系，但畢竟皆屬人文科學範疇，且陳夢家的古文字等研究與吳晗的史學走得更近。陳氏當時的學位和在文壇、學術界的聲名，與“新星”吳晗不分伯仲，且陳夢家在社會上的名聲，憑藉他新詩的感召力與新月派詩人的名頭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地位，則比吳晗要響亮得多。如此的聲名加碩士學位，一進清華就爭取戴頂副教授的帽子也在常理之中。遺憾的是陳夢家沒有“放洋”的背景與洋人聘發的學歷——哪怕是如錢鍾書中描述方鴻漸教授那個假冒的“克萊登”大學的學歷，或若干年後號稱“將所有人欺騙了，就是成功”的西太平洋大學畢業的唐駿的博士學位。儘管燕京大學本身屬美國教會出資創辦且相當美帝國主義化，但畢竟校園在中國本土，培養出的學生仍擺脫不了被時人所輕的“土鱉”命運——土和洋是地理的分別，不是知識的武裝。按照外來的和尚才會念經的思維定式，燕園的學生即如孫悟空者流，具有一蹦十萬八千里的能耐，仍無法與從太平洋西海岸或西太平洋大學爬過來的或大或小、或真或假的“海龜”抗衡。據一位研究者統計，先後在西南聯大任教的179名教授（含副教授）當中，有97人留美，38人留歐陸，18人留英，3人留日，總計156人，佔總數的87％。在26名系主任中，除中國文學系外，皆為留學歸來的教授，5位院長皆為留美博士。或許，這樣的陣營，就是梅貽琦所倡導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具體體現吧。從另一個側面也可看出，短短八年的西南聯大，居然產生瞭如此眾多的世界級科技英豪與文史大家，與其具有雄厚強勁的師資力量和謹嚴剛毅的校風是分不開的。
作為未曾沾過歐風美雨的本土學者，吳晗由雲大轉入清華後當副教授，實屬常理，並非是吳晗心中忌恨的劉崇鈜故意刁難的結果。而陳夢家當年跨入清華校門時的身份，是一個比助教稍高一點的教員，這在清華方面也是照顧了他在天下儒林、特別是青年學生心目中的名望，後仍按規矩於1940年升為專任講師（南按：介於講師與副教授之間），1942年在聞一多的提攜下升為副教授。又熬了兩年，到了1944年才總算媳婦變成婆，戴上了教授的帽子。這一年，陳夢家33歲。而吳晗已於1942年晉升為教授，當時也是33歲。就吳晗和陳夢家的晉升速度而言，在清華甚至整個西南聯大屬於最快的極少數幸運者，只是吳晗因經受了由雲大教授轉為清華副教授這一身價跌落的打擊，原有的“自信與驕氣”漸逐消失，代之而來的是一股眉頭緊鎖的鬱悶之氣，而比吳小兩歲的陳夢家卻一直處在亢奮之中。對於陳夢家的升遷，聯大眾儒生們皆心知肚明，假如沒有聞一多或明或暗的提攜相助，就憑陳夢家的驕狂性格和目中無人的處事方式，其命運和下場恐怕比錢鍾書還要狼狽（南按：任教於聯大外文系的錢鍾書，因性格驕狂被陳福田等一幫實力派教授擠出校門而遠走他鄉，詳情后述）。由詩人而學者的陳夢家才氣逼人，風流灑脫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此等人物在生活中又往往欠缺自律，且好驕傲自負，平時走路仰頭挺胸，而且步子邁得很大，不把一般人甚至同事放在眼裡，這就不免使身邊的人感到不快甚至產生怨恨，與陳氏同鄉的吳晗就是其中之一。
1947年，吳晗在一篇叫做《聞一多的“手工業”》的文章中曾這樣說過：“一多在美國原來是學美術的，會描字，也學著刻圖章……他會寫篆字，寫甲骨文，寫金文，書桌上經常放著一堆古文字學的書，也寫過不少篇關於古文字訓釋的專門文章。有一次談起他的一個詩人學生，很多人說此公閒話。一多慨然長嘆一聲，說他也上過當。這人起先跟他談新詩，後來談的更多的是古文字學，一多每有新見，一談得透徹，不久，此公便著為文章發表了。從來不提誰曾說過這個話。也有幾次，還沒有十分肯定的見解，隨便說了；不久，此公又有文章了。說聞一多曾有此說，其實是錯的。應作如何讀，如何解云云。如今，此公已經自成一家了，來往也就不十分勤了！當時，有人插嘴，為什麼不把這些怪事揭穿呢？他笑了，不往下說了。”
此說儘管沒有直接指名道姓，但這個無德之人指陳夢家無疑，而文中“有人插嘴”的這個“有人”，似乎與吳晗無關。其實明眼人一看即明，要不是吳晗借聞一多與“有人”之口道出此事，世人又何以知道聞、陳師生之間還有這樣一段“過節”？對吳晗揭露的這段隱私，持懷疑態度者當不會很多，陳夢家確實有他的人格缺陷，20年後之所以被他所在學術機關——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同事們整死，大而言之是政治的黑暗殘酷，小而言之與其性格與為人處世的方式方法有一定關聯。當時與聞一多打這類交道的陳夢家，或許尚未認識到，或許心裡揣著明白裝糊塗，不能自覺克服，作為老師的聞一多自然不好與弟子計較，且依然對這位人中之傑顯示出了少有的仁愛與呵護之情。就這一點言之，儘管對陳夢家的成長和發展不見得是個好事，但可見出聞一多有他恩怨分明的一面，聯想起劉文典的悲劇，就不能不令後人為之慨嘆了。
據聞一多的長孫聞黎明說，清華大學檔案室存著聞一多寄梅貽琦的兩封信函，湮沒日久不為人知。許多年之後，已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員的聞黎明打算為其爺爺撰寫一部年譜，在四處搜求材料中，偶爾發現了此函並在年譜中公之於眾，於是世人從另一個方位和角度，更清晰地看到聞一多當年對陳夢家的關照與提攜之恩。函中說：
本系副教授許維通、陳夢家二先生升任現職已屆三年，並於教課之餘肆力著述，初不以物質生活之清苦、圖書設備之簡陋稍改其志。許先生除完成其巨著《管子集釋》二十四卷，《韓詩外傳集釋》十卷外，又嘗致力於《尚書義證》一種，會通古訓，發明辭旨，諟正文字，創獲之多，蓋自晚清瑞安孫氏以來，罕有其匹。 ……陳先生於研究金文之餘，亦嘗兼及《尚書》，而於兩週年代及史實之考證，貢獻尤大。 “年曆學”為治理古文之基礎，挽（晚？）近學者漸加註意，實邇來史學界之一新進步。陳先生本其研究金文之心得，致力斯學，不啻異軍突起，凡時賢所不能解決之問題，往往一經陳氏之處理，輒能怡然理順，豁然貫通。要之，二先生數年來，不但於先秦典籍沉潛日深，且能處處利用新材料與新方法，故其成就乃得如此，一多於二先生之工作，深所欽佩，特徵得本系教授同仁之同意，擬請師座轉呈聘任委員會，自下學年起升任二先生為正教授，用勵賢勞，而崇碩學，如何之處，敬竢卓裁。
聞一多的意見，於1944年6月8日在聯大第二十一次聘任委員會上獲得通過，梅貽琦於7月28日核准。從此，陳夢家正式以教授的身份登堂入室，受業解惑。僅隔一個多月，在金岳霖與美國學者費正清的引薦下，陳夢家應邀取道印度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講授中國古文字學。據《聞一多年譜長編》說，聞“明確表示不贊成陳此時出國，認為國內的事更緊要。但陳覺得機會難得，執意赴美，先生便不再說什麼”。
聞一多為何不贊成陳氏赴美，國內又有什麼事更要緊呢？ 《年譜》的作者沒有說明，但從羅常培的自傳中不難看出。 1944年底，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應邀赴美任樸茂納大學人文科學訪問教授，羅說：“當時反蔣的鬥爭已然尖銳化。一多、光旦等也力勸我不要遠離祖國。可是，我從中學時代就夢想出洋，因為經濟壓迫和家庭牽連，直到四十七歲才得到這個機會，如何肯失掉呢！”這個時候聞一多、潘光旦、吳晗等人都已加入了民盟組織，走上了反對國民黨政府的道路，他們自然希望陳夢家、羅常培等人也與自己一起行動，把昆明或整個中國弄一個天翻地覆的局面出來。但人各有志，陳、羅二人對此等政治蠱惑、宣傳之事，從心底里不感興趣，聞一多也就不能勉為其難。況且對於沒有留過洋的學者來說，在一個“海龜”滿池走的小環境裡，壓抑憋屈瞭如此之久，捂得人臉色發青，兩腿打晃，若能到太平洋東西海岸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遠比要在國內烏煙瘴氣的氛圍中扑騰，更令人神清氣爽和心嚮往之。更何況，陳夢家此次美國之行，其夫人——前燕大校花趙蘿蕤還可一道前往（南按：因清華有夫婦不能在一校任教的規定，趙蘿蕤隨陳夢家至昆明後一直在家中待業與自修），併入該校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如此美事豈有放棄的道理？陳夢家此次是走定了。
1944年9月15日晚，梅貽琦在他的西倉坡寓所設宴歡送陳夢家、趙蘿蕤夫婦，受邀陪座者有莫泮芹夫婦，馮友蘭夫婦、王力夫婦、吳宓、聞一多、吳晗等人。作為背景與陳夢家基本相同的吳晗，在宴席間作何感慨不得而知，僅就聞、陳這對師生而言，此時都沒有想到，在明月高懸的月色之中，酒干話盡便是永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