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進入清華，一直住在新南院，與他的同窗好友、稍後來到清華任職的潘光旦毗鄰。清華園環境甚為幽靜，極適宜家居讀書，這是聞一多自美國歸來後最為安定舒暢的一段時光。當時清華中文系主任是朱自清，教授有俞平伯、陳寅恪（與歷史系合聘）、楊樹達、劉文典；講師黃節；專任講師有王力、浦江清、劉盼遂；教員有許維通；助教安文倬、余冠英。這個教員隊伍格局，基本上一直保持到抗戰之後。聞一多作為新聘教授，首次與陳寅恪、劉文典等兩位國學大師同台共事，但二者似乎是若即若離，關係並不密切，直至在西南聯大上演了聞一多狠下心來掃蕩劉文典的悲壯劇目。
聞一多在清華園正式登台亮相後，主要講授大一國文與、《楚辭》以及唐詩等課程，這對非文科出身的他有不小的壓力，且在此前學術界就有“新月派教不了古代文學”的流言浮動。正是這種壓力，促使聞一多在青島大學時代就決定棄詩歌創作而下苦功埋頭做學術研究。歷經數載辛勞，終於苦盡甘來，獲取的成果使聞氏自我感覺“很有發展的希望”。由於內心充滿了希望與每月340塊大洋優厚的薪水，聞一多漸漸從最初的壓力與苦悶中解脫出來，開始了一生最為灑脫豪邁的黃金時期。聽過課的清華學生馮夷有一段文字極其入神地描述了聞氏講授《楚辭》的情形：
記得是初夏的黃昏……七點鐘，電燈已經亮了，聞先生高梳著他那濃厚的黑髮，架著銀邊的眼鏡，穿著黑色的長衫，抱著他那數年來鑽研所得的大疊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樣地昂然走進教室裡來。當學生們亂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復坐下之後，他也坐下了；但並不即刻開講，卻慢條斯理地掏出他的紙菸盒，打開來，對著學生們露出他那潔白的牙齒做藹然的一笑，問道：“哪位吸？”學生們笑了，自然並沒有誰接受這gentleman風味的禮讓。於是聞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陣煙霧在電燈下更澆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於是，像念“坐場詩”一樣，他搭著極其迂緩的腔調，念道：“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這樣地，他便開講起來。
顯然，他像中國的許多舊名士一樣，在夜間比在上午講得精彩，這也就是他為什麼不憚煩向註冊處交涉把上午的課移到黃昏以後的理由。有時，講到興致盎然時，他會把時間延長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時候，這才在“涼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對於聞一多的精神狀態與拿捏的名士派頭，梁實秋曾感嘆道：“黃昏上課，上課吸煙，這是一多的名士習氣。我只是不知道他這時候是不是還吸的是紅錫包，大概是改了大前門了。”此時的聞一多已完全擺脫了青島大學的陰影與不快，真真實實地過起了無憂無慮、舒適寧靜的大牌教授的名士生活了。
在“熟讀離騷”與做“真名士”的同時，受當時學術空氣與清華同事的影響，聞一多對烏龜殼上的文字漸漸發生了興趣，並開始涉獵這方面的研究，寫出了幾篇契文疏證的文章。此時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在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等人指揮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隨著地下甲骨文成批成坑大規模出現，中外學界為之震動，殷墟成為學界人士最為矚目的焦點和探討的熱門話題。在這股學術風潮湧動鼓盪中，聞一多經不住誘惑，於1937年春攜陳夢家來到安陽，親赴殷墟發掘現場探訪考察。此時正是抗戰前殷墟遺址的最後一次發掘，聞一多與陳夢家師徒二人面對出土的大批器物，如入寶庫金山，在發掘工地流連忘返，不忍離去。殘垣依依，洹水泱泱，此時的聞一多沒有意識到，這是他首次踏入安陽殷墟中國考古學的聖地，也是最後一次與四千年前的王城訣別。此次離去，再也沒有機會與這座歷史煙塵籠罩下的故國都城相會了。
盧溝橋一聲炮響，華北變色，處在清華園中的聞一多無法再“痛飲酒，熟讀離騷”，他不得不以復雜的心境作別居住了五年之久的清華園新南院，隨師生踏上流亡之路。
當時正逢暑假，妻子於此前已帶著兩個大兒子回湖北老家省親，聞一多與三個不懂事的小孩外加女傭趙媽繼續在清華園居住。就在戰爭爆發的前夜，意外地與臧克家相遇了。
臧克家於1934年青島大學畢業，很快受聘為山東臨清中學國文教員，其間因《烙印》、詩集問世，成為當時全國聞名的青年詩人。 1937年夏，臧克家借暑假之機來到北平走親訪友，其間自然要到清華園拜訪他的恩師聞一多。據臧氏回憶說：“聞先生見到我，有點意外，驚喜之情可以相見。他放下手頭的工作，和我親切地談起來了。談到夢家的近況，談他的研究工作，談他為什麼不寫詩了，有幾句話使我印象特別深。他說：'一個寫詩寫得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會做得好！'他的意思我明白，寫詩會磨煉人的心啊。”
久別重逢的師徒二人相會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聞一多決定先把孩子送回老家再作其他的打算。此時的臧克家也不敢久留，於7月19日悄悄回返山東臨清。想不到在前門火車站，又與聞一多不期而遇了。按臧氏的說法，匆忙混亂中，只見聞一多“帶兩個大孩子，擠不上車去。一個搬運夫（紅帽子）用全力，極為緊張地幫聞先生一家擠進了車廂，聞先生把五塊一張的鈔票交到這個苦力的手裡，我看見這情況，十分感動。這隻手，代表一顆心啊”。在車裡稍作安頓之後，臧克家問道：“聞先生，您帶的東西很少，那些書呢？”聞一多聽罷，“哦”了一聲，而後嘆口氣面色沉重地說：“國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丟，幾本書算得了什麼？！我只隨身帶了點重要的稿件。”
聞、臧師徒與幾個小孩一同到天津，而後沿津浦路南下。車到德州站，臧克家起身告別，師徒二人相互道著“珍重”與“再見”，誰知這一別竟成永訣。
汽笛響起，火車喘著粗氣緩緩開動，聞一多繼續南下，臧克家回到了臨清中學。兩個月後，宋哲元的二十九軍石友三部退到臨清，位於魯西北的這座古城四處遊蕩著潰退的殘兵敗將，凶悍的日軍即將兵臨城下，一時人心惶惶，爭相收拾行李家器奪城而出，向南逃命。臨清中學不得不宣布停課放假，師生四散逃亡。臧克家把不能帶走的書籍什物，分別包裝，存放在一個學生家中，而特別寶貴的兩件東西則隨身攜帶。一件是在北平清華園拜訪時，聞一多親自簽名贈送的一本《死水》詩集；另一件是祖傳的“六臣本”《文選》。倉皇之際，學生們一批又一批前來辭別，師生相見，面色沉鬱，相對無言。許多年後，臧克家記下了這個令人痛心悲傷的離別場面：“有一個詩人氣質濃重的女孩子，我給她起名'逸君'的，低著頭，在一張紙上寫著：'克師，永別了！'忽然又抬起頭來，眼中射出一道希望的光芒，又寫下了'真的永別了嗎'這六個大字……我們從聊城，步行到濟南，過黃河的時候，正值夕陽西下，坐在渡船上心緒萬端，感慨不已。黃河啊，幾時再渡船過你北上啊？”
隨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臧克家自濟南一路輾轉來到重慶，繼續從事文藝創作，並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活動，創作出版了《我的詩生活》等詩作。而聞一多則由湖北老家別婦離雛隻身一人奔赴長沙臨時大學任教，未久又與300餘名師生一道徒步經湘黔之境來到雲南蒙自與昆明西南聯大。與他共同前往蒙自與昆明的，還有另一位弟子——陳夢家。
陳夢家隨聞一多辭別青島大學來到北平，未做聞的助手，而是進入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當學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在青島大學時就對古文字學發生了興趣。為了這一興趣，他決定繼續求學，力爭在這門專業上有所造詣。一年之後，陳因生活所迫，赴安徽蕪湖任中學國文教員。這段時間，熱河省淪入日寇鐵蹄之下，華北形勢危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關頭，出於對家國存亡的關注，陳夢家先後完成並出版了《陳夢家作詩在前線》與《鐵馬集》，其中有兩首氣勢磅礴，充滿血性與愛國激情的長詩引起社會各界的矚目並傳誦一時，在《泰山與塞外的浩歌》這首長達八百餘行的長詩中，陳夢家吟道：
萬里長城！告訴我你龍鍾的腰身裡收藏多少鋒鏑；告訴我那些射箭的英雄他們英雄的故事；告訴我巍然無恙的碉樓如今更望得見多遠——有我漢家的大旗在蒼茫間飛揚詩的字裡行間頗有岑參邊塞詩的恢弘氣魂，內中的情緒充溢著激越昂揚的民族精神。其時，無論是詩的風格、深度壯闊與情調都與新月派那輕歌曼語、風花雪月大相徑庭了。後世研究者普遍認為，這正是陳夢家由一個純粹的新月派詩人向一個文學家、古文字學家與古史研究專家、學者過渡的象徵。
1934年，陳夢家重新回到燕京大學，攻讀著名古文字學家容庚教授為導師的古文字學研究生，開始正式由一個詩人向學者的蛻變。 1936年畢業並獲得碩士學位後，留校擔任助教。也就在這一時期，陳夢家從歷年所創作的詩中精選出23首，結集為《夢家詩存》，算是對此前寫詩成就的一個了結，也是對讀者的一個交代。自此之後告別詩壇，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古文字與古史研究之中，向著學術的高峰奮力攀進。正如他1956年在《尚書通論·序》中所說：“我於二十五年因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話、禮俗而治古文字，由於古文字學的研究而轉入古史研究。”對於這一轉變，作為老師的聞一多不但沒有失望，反而認為這才是一個有才華和志向的青年追求的正途而大加鼓勵。陳夢家由詩人一變而為甲骨文研究者，而且頗有發明，聞一多在激賞之餘，曾對好友梁實秋不止一次地說過：“一個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工者陳夢家算是一個成功的例子。”而梁氏則認為：“他們師生二人彼此之間相互影響必定甚大。”
梁實秋所言聞、陳二人彼此影響是有道理的。聞一多由詩人而學者，且研究範圍不斷向歷史縱深拓展，他於1943年給臧克家的信中說過“我的歷史研究課題甚至伸到歷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話，我的文化課題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會為對象的文化人類學。”從陳夢家由詩人而學者，以及作為學者三十年的治學路數看，基本上與他的業師聞一多一脈相承，所研究的領域有相當一部分也頗為相同，如二人同時對甲骨、金文的興趣，對神話研究的興趣等，可謂神交日甚，氣味相投。也只有這種共同的情趣與志向，才能彼此影響並開拓出一片新的學術天地。自青島大學轉入清華後，聞一多的政治熱情漸漸消失，專心痴迷於學術研究，取得的成就漸漸為儒林所重，在文人相輕的學術界能躋身赫赫有名的清華中文系，並佔居僅有的五個教授席位之一，且能得到學校當局與學生雙方的認可本身就是明證。而陳夢家在燕京大學研究院畢業前後短短兩年的時間裡，就寫出了十幾篇學術論文，除《令彝新釋》、《禺邗王壺考釋》和幾篇說解單字者外，大多數是根據甲骨、金文探討商周時代的宗教、神話和禮俗，其中《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話與巫術》、《祖廟與神主的起源》等頗受學界好評。與此同時，陳夢家還進行古代地理的研究，並有《商代地理小記》與《隹夷考》等名篇問世。像當年的詩作甫一問世就照亮了整個詩壇一樣，這一連串浸潤著陳夢家非凡才華與深厚功力、面貌一新的研究成果，令整個學術界為之一震，陳夢家由此聲名鵲起。
盧溝橋事變之後，陳夢家經聞一多推薦，由朱自清報梅貽琦同意，作為清華聘請人員離開北平來到長沙臨時大學任國文教員。關於這段經歷，當時的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在致梅貽琦的一封信中說得明白：“臨時大學尚缺文字學教員一人，擬由清華聘陳夢家先生為教員，薪額一百二十元，擔任此類功課。陳君系東南大學卒業，在燕大國學研究院研究二年，並曾在該校任教一年。其所發表關於古文字學及古史之論文，分見於本校及燕大學報，甚為前輩所重。聘請陳君，不獨可應臨時大學文字學教員之需要，並可為本校培植一研究人才。倘承同意，至為感謝！”信中可以看出，朱自清對陳夢家已有所了解並有器重之意，再加上“為本校培植一研究人才”的光輝前景，梅貽琦較為痛快地批復自在意料之中。可以說，這封信，是陳夢家人生和學術生涯的一個重大轉捩點。
陳夢家攜夫人趙蘿蕤到長沙臨時大學不久又隨校遷雲南，在西南聯大文學院中文系任教，與聞一多成為朝夕相處的師生加同事。至此，聞氏在授學生涯中遭遇並喜愛的左右兩“家”，各自的發展方向與日後可能取得的成就已經註定。半年前，臧克家的北平之行，不僅意味著與恩師在人世間的永訣，同時也意味著二人在事業的追求與前行的道路上漸行漸遠。清華園相會，聞對臧說的那句寓意深刻的“一個寫詩寫得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會作得好！”臧氏自詡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卻極富悲劇意味地領會成“寫詩會磨煉人的心啊”。 ——臧克家說這句話的時候是1980年，其時已75歲，這就是說不僅他當時沒有頓悟老師的真正意旨，而一輩子都稀里糊塗地未能明了暗含於老師心靈深處的真正“意思”。而真正明白者，乃是聞氏喜愛的另一“家”陳氏。這就是為什麼陳夢家在繼詩人之後短短的十幾年中，就迅速成為世所公認的著名古文字學家、青銅器研究專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並在業內獨樹一幟，取得了舉世學者難以企及的輝煌成就的原因。同時也是臧克家終生在詩歌創作的小圈子轉來繞去，在越來越政治化的詩壇上，像小爐匠一樣敲敲打打，熱炒熱賣，除了早年為他贏得聲名的如《老馬》等幾篇詩作，再也難得有可人業績出現的悲劇所在。當然，人的天才、靈性與識見是有差別且差別至深、巨大的，無論這其中的哪一個方面，臧克家都無法與陳夢家匹敵。這就是為何陳夢家可為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流落到重慶的臧克家曾給聞一多幾次寫信，欲往昆明求得一個小小教職而不得的又一緣由。
陳夢家在西南聯大主要講授中國文字學與《尚書》通論等課程。據同在聯大文學院任教的錢穆回憶：“有同事陳夢家，先以新文學名。餘在北平燕大兼課，夢家亦來選課，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龜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獨賞夢家長衫落拓有中國文學家氣味，遂賦歸與。及是夫婦同來聯大。其夫人長英國文學，勤讀而多病。聯大圖書館所藏英文文學各書，幾乎無不披覽。師生群推之。夢家在流亡中第一任務，所至必先覓屋安家。諸教授群慕與其夫婦遊，而彼夫婦亦特喜與餘遊。”錢穆這段回憶，接下來主要敘述陳夢家在蒙自熱情促成其撰寫後來影響巨大的《國史大綱》一事，並對書成後沒有提及陳夢家之貢獻表示歉意。 “餘之有意撰寫《國史大綱》一書，實自夢家此兩夕話促成之。而在餘之《國史大綱》引論中，乃竟未提及。及今聞夢家已作古人，握筆追思，豈勝悵惘。”
陳夢家除了以詩成名，鑽研烏龜殼上古文字被時人所重，娶了貌若天仙的燕大校花趙蘿蕤，弄得群教授坐立不安，爭相與之遊外，其“覓屋安家”的能耐，也頗受同行特別是一些歲數較大的儒生們所推崇。其中，聞一多一家的安置就得益於陳夢家這一特殊的本領。 1938年6月22日，聞一多給他在家鄉的夫人高孝貞寫信說：“上星期未得你的信，等到今天已經星期三了，還不見信來，不知是什麼道理。究竟如何決定，來或不來，我好準備房子。陳夢家住的房很寬綽，他願分一半給我，但有一條件，他的嫂嫂現住香港，也有來意，如果來，就得讓給他嫂嫂住了。所以萬一他嫂嫂要來，我就得另找房子，這不是一件容易事，我須在來接你以前，把房子定好，一切都安排好，事情很多，我如何忙得過來，所以你非早點讓我知道不可。”
當時高孝貞帶著孩子與女傭趙媽，正住在武昌磨石街新25號一幢二層小樓裡，這是聞一多與兄弟們合資買下的房子。想不到信發五天之後，聞一多就得到了確切消息，因柳州航空學校要遷往蒙自，且要佔用聯大文、法商學院校舍，軍事當局令師生們回遷昆明。聞一多匆忙再給妻子寫信解釋“現在非住昆明不可了。但昆明找房甚難，並且非我自己去不可。現在學校已決定七月二十三日結束功課。我候功課結束，即刻到昆明，至少一星期才能把房子找定。所以你非等七月底來不可。”又說：“前後共寄六百元，除前函囑你給一百元與駟弟或父親之外，其餘五百元想在動身前還要用去一些。但事先總有一預算，請把這預算告訴我。能節省的就節省。昆明房租甚貴，置家具又要一筆大款。我手上現無存款，故頗著急。自然我日夜在盼望你來，我也願你們來，與你一同吃苦，但手中若略有積蓄，能不吃苦豈不更好？快一個月了，沒有喫茶，只吃白開水，今天到夢家那裡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葉送給我，回來在飯後泡了一碗，總算開了葷。本來應該戒菸，但因煙不如茶好戒，所以先從茶戒起，你將來來了，如果要我戒菸，我想，為你的緣故，煙也未嘗不能戒。”信中閃爍著真情的家常話，除透出雲南覓房租屋的困難和聞、陳師生的情誼，也預示著聞一多窮苦愁困生活自此開始了。
當西南聯大文、法商學院的師生來到昆明時，日軍對武漢、長沙等城市已展大規模轟炸，聞夫人攜五個子女連同女傭趙媽，與聞一多之弟聞家駟一家，在砲火硝煙中離開武昌，經長沙至香港，轉越南海防，一路艱難向昆明奔來。聞一多來昆明後的情況比預料的要好些，因得陳夢家相助，總算找到了房子，他在致妻子的信中說：“昆明的房子又貴又難找，我來了不滿一星期，幸虧陳夢家幫忙，把房子找好了，現在只要慢慢佈置，包你來了滿意，房東答應藉家具，所以錢也不會花得很多……房子七間，在樓上，連電燈，月租六十元，押租二百元，房東借家具。這條件在昆明不算貴，押租已交，房租候搬入時再交，廚房在樓下。地點買菜最方便，但離學校稍遠，好在我是能走路的，附近有小學。”又說：“房東是中醫，開著很大的藥舖，其親戚徐君當教員，我認識，是遊先生的好友。”
聞一多說的這座房子就是昆明著名的福壽巷3號姚宅，姚家世代行醫，且醫術醫德皆為人稱道，故掙下了一份大家業。聞氏租住的只是姚宅的前院，後院仍為姚家人居住（南按：後被田漢一家租住）。聞一多在信中還專門畫了一幅平面示意圖，為兩層木構樓房，正房三間，東西廂房各二，皆寬敞豁亮。院內有一大天井，約30平方米，四季如春，花木蔥蘢，蝶飛蟲鳴，令人神怡，這在昆明完全算得上是上等的好宅院了。聞一多妻子兒女到來後，一家八口住樓上三間正房及一間廂房，其弟聞家駟被聘為聯大外文系副教授，一家五口住樓上另一廂房，整個大家庭倒也其樂融融。房東姚家乃知書達理的大家主，對讀書人格外尊敬，並與聯大、雲大許多教授如唐蘭、羅庸、劉文典、沈從文、胡小石等過從甚密，教授們患病，也多找姚家醫治。聞一多不時與主人作些交談，兩家相處和睦，子女又同在昆華附小讀書，因而關係甚好。只是主人家那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可能年輕的時候受婆婆虐待過甚，吃過不少苦頭，或者年輕時性生活不如意，到了自己終於由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之時，開始有些變態地把當年的仇恨一股腦地轉嫁到一位叫荷花的丫鬟身上，三天兩頭便來上一頓花樣翻新的毒打。那丫鬟面對橫空飛來的棍棒皮鞭，或跑或跳，或在地下亂滾，發出聲聲鬼哭狼嚎般淒厲的慘叫。每當此時，在樓上伏首做研究的聞一多不得不停止工作，走下樓來加以勸阻，回到樓上時，一邊搖頭，一邊喃喃自語：“太不像話，太不像話！”時間一長，下樓阻止老太太的撒潑耍橫，就成了聞一多像給學生講課一樣習以為常的事務。
據說陳夢家來昆明後，托當時在雲南大學任講師的好友徐嘉瑞（南按：後任雲大教授兼文史系主任，新中國成立後任雲南省教育廳長、省文聯主席等職）為其找房，徐與姚家是親戚，知道姚氏家大業大，便向其求援。國難當頭，頗識大體的姚家主人便騰出這所上等的好房子待客。後來隨著昆明遭到轟炸，聞家離開了姚宅，在城里城外幾經搬遷折騰，但再也沒有這樣好的房子可供安身立命了。
學校南遷之後，聞一多仍然延續了清華園五年的一貫作風，除上講堂便回到舍內閉門讀書研究，常足不出戶，對政治沒有多大興趣。在蒙自如此，到了昆明依然故我，直到1942年，對於當時國民黨及最高統帥蔣介石領導的全國抗戰仍充滿信心。有一次他和兒子聞立鶴交談國際國內局勢，在談到蔣介石時，說：“此人一生經歷了多次艱難曲折，西安事變時冷靜沉著，化險為夷，人格偉大感人，抗戰得有此人領導，前途光明，勝利有望。”
就在這年6月，清華大學召開遷昆後第十五次教授會，議決聘請聞一多、朱自清、陳寅恪、劉文典、王力、浦江清為聯大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同時，在當時的中文系代主任聞一多的力荐下，陳夢家與許維通兩位教員擠入副教授席位。這是聞氏對弟子的關照，也是陳夢家本身所具有的才華和努力的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想不到四年之後，聞、陳二人便陰陽相隔，再也不能相見敘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