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校園內外留下的一連串頗有點“水滸”氣味的傳奇故事，據當年聽過課的學生回憶，劉文典在講課時也別出心裁，自成一格，成為學生難得一見的“另類”。每逢上課，先由校役提一大茶壺，外攜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質旱煙袋，端放講堂的桌上。劉氏講到得意處，一邊喝茶吸煙，一邊解說文章的精義，曾不理會下課鈴響與否，有時一高興講到下午五點多鐘才意猶未盡地勉強結束。有一次上《文選》，剛上了半小時的課就結束了上一堂課的內容，本來接著要講下一篇文章，但劉卻突然宣布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眾人不解況中之味，只好散去。到了約定之日，學生們才知那天乃陰曆五月十五，劉文典要在月光下開講著名的《月賦》。到了傍晚，只見清掃一新的校園裡擺下一圈座位，劉大師一身長衫端坐桌前，在一輪皓月映照下大講《月賦》之韻味，許多教授聞訊紛紛前來瞧個稀奇。劉氏一看眾人圍將上來，且越圍越多，甚是得意，乃像集市上說書藝人一樣，神情激昂，時起時坐，引經據典，侃侃而談。那瘦削的身子前仰後合，長衫下角左右擺動，頗有一番仙風道骨的模樣，直把眾人引導得如痴如醉，大呼“過癮過癮”！
有了這一先例，西南聯大其他一些文科教授，有時也模仿劉文典在校園廣場上擺桌安椅，於皓月下開設講座。這一別出心裁的形式，頗受學生歡迎。以此為引子，在1940年至1942年期間，西南聯大校內竟掀起了一股熱潮，此熱潮最早由吳宓的學生、聯大外文系教授、留德博士陳銓發起，吳宓幫著張羅。陳銓本人是位作家，曾以劇本《野玫瑰》聞名於當世，且在重慶等地掀起被批判討伐的波瀾。據吳宓1940年4月11日日記載，陳銓於當晚在大西門內文林堂講演《叔本華與紅樓夢》，反應強烈，“聽者極眾，充塞門戶。其盛夙所未有也”。
陳銓的演講一炮打響，令吳宓等人極其興奮，很快在聯大成立了一個“以研究為職志”的“石社”，以吳宓、陳銓、黃維等歐美派教授為核心人物，開始於不同時間、場合演講，熱潮隨之掀起，漸漸從聯大校園內漫延至整個昆明城，演講受到各階層人物的追捧。當地新聞媒體以新聞從業者的敏感，抓住這一話題趁機炒作，使“石社”與熱潮持續升溫。作為這股熱潮核心人物之一的吳宓，還受昆明電台之邀，專門演講了二十分鐘的《紅樓夢之文學價值》，得酬金80元。當時昆明一碗麵的價格是2元，吳一次演講所得相當於40碗麵條，其數量不算太多，但對窮困的教授來說，也算是一筆相當可觀的“灰色收入”了。
在紅風夢浪吹拂下，對紅學素有研究的劉文典內心也騷動撓痒起來，經不住師生們再三鼓動，毅然走出幾間租住的小土屋，親自披掛上陣，登台亮相了。以吳宓為首的留學西洋的“海龜”，對紅學的研究主要從西方文藝理論著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加以闡釋。演講者差不多個個西裝革履，油頭粉面，氣度軒昂，一副紳士風範。而留學東洋的劉文典則白髮飄零，一身粗布長衫，圓口平底藍幫布鞋，手裡端著一根比胳膊還要長的竹質旱煙袋，搖搖晃晃，一副“之乎者也”的鄉村私塾先生模樣。與西洋派研究路數不同的是，劉氏往往採取自清代興起的慣用手法，以傳統的“索引派”為正宗，對紅樓中的語言故事，進行“寓言式”破譯，甚至穿鑿附會地“頓悟”。據當年聽過吳宓與劉文典演講的學生回憶，吳、劉二人對的另一個不同講法是，吳在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解時，往往把自己擺進敘述主體之中，時常來一點“現身說法”。由於他內心對夢中情人毛彥文有始終揮之不去的情結，因而在演講中經常失控，把自己追求毛彥文的情事抖摟出來，成為學生們記憶中的一個亮點。如有一晚上，吳宓本來是主講《文學與人生》課，講著講著頭腦一熱，嘴巴失控，扯到了並將自己擺了進去，大談自己“訂婚、結婚及早年識彥”之往事。聽者擁塞。於是，在西南聯大的紅學講演熱潮中，驟然興起了兩個不同派別和不同的陣營。大名鼎鼎的劉文典以其孤傲張狂的性格，一開始就擺出與吳宓等人“唱對台戲”的姿態，在兩軍對壘中欲利用“索引派”的秘傳絕招後發製人。最初的一次講演，組織者考慮到劉氏可能不是吳宓等人的對手，為避免在華山論劍中敗下陣來當眾出醜，專門按排在一個小教室開講。想不到來者甚眾，只好改在大教室，還是坐不下，最後只好改在聯大圖書館前的廣場方得以如願。劉文典在月色朦朧的廣場上縱橫捭闔，大顯神通，直令眾生聽得目瞪口呆，嘖嘖稱奇。劉氏隨之聲威大震，雲冠一時，大有將以吳宓為首的幾隻西洋“海龜”斬頭揭蓋下鍋烹煮之勢。之後的日子，每逢劉文典講演，聽者云集，呈翻江倒海之態勢。據親自聆聽的一位聯大經濟系學生馬逢華回憶說，劉文典一出場就擺出不同凡響的名士派頭，事先由組織者在校園裡廣貼海報，時間定在某日晚飯之後，地點在圖書館前的廣場。屆時早有一大批學生席地而坐，等待開講。其時天尚未黑，由於經常停電之故，講台上已燃起燭光，擺著臨時搬去的一副桌椅。燭光搖曳中，但見劉文典身著長衫飄然而來，如仙人降世般在桌後落座。這時，有一身穿長裙，容貌靚麗的女生扭動細腰，滿面桃花狀為其斟茶。劉文典從容端杯飲罷一盞茶水，像徵性地清清嗓子，而後霍然起立，像戲台上說“道情”一樣，有板有眼地道出他的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仙桃只吃一口——就行了啊！”
停頓片刻，未等台下聽眾回過神兒來，劉氏又頗為自負地接著大聲道：“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今天給你們講四個字就夠了！”說罷拿起筆，轉身在旁邊架起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溆”四個大字。扭頭環視四周，慢條斯理地問道：“為何我要專寫這四字，其中必有隱情奧秘所在，有奧妙啊！”見眾人皆為這一噱頭提起了精神，後面圍得成行成片的觀者蹺腳仰身伸著幹樹枝一樣細黑的脖子等著聽“下回分解”。劉大師擺開架勢，以“索引派”手法破譯這一“寓言式”的四字密碼。
按劉文典的解釋，作為皇妃的賈元春還在寶、黛二人情竇初開時，就不贊成二人相愛。第十八回寫賈元春回家省親，看到大觀園中各處山水樓台題的匾額都點頭稱許，唯獨看到“蓼汀花溆”四字，便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賈政聽罷，即刻令人改換。元春為什麼要留“花溆”，而獨去“蓼汀”？這是因為“花溆”的“溆”字，其形似“釵”，其音似“薛”；而“蓼汀”二字反切就是“林”字。由此可知，貴為皇妃的賈元春在省親時，就暗示她屬意的是薛寶釵而非林黛玉。 ——這位貴妃的一句話，賈、林二人的情愛悲劇也就算坐實了。
劉文典此說一出，眾人無不稱佩，皆日這次遇到了“真寶玉”，劉教授不愧為國寶級的大師也！
與其唱對台戲的吳宓平時對劉文典的學問極其服膺，除經常混跡於學生中間聽劉氏講，並呼曰“高見甚是”外，還經常把自己所作的詩文交對方修改，潤色，每與同事交談，對劉文典亦頗多讚譽。此次見文典以擺擂台的方式，用另類方法開講並在聯大師生間引起轟動，禁不住好奇之心，也藉著朦朧的夜色夾雜在學生之間前來探望，以窺對方虛實。吳在1942年的日記中這樣記載說：“聽典講並答學生問。時大雨如注，擊屋頂錫鐵如雷聲。”從簡短的記載看，這次劉是在屋內演講，因下雨打雷之故，劉文典的派頭和所講內容沒能盡情展示，所以吳在日記中沒有記述其聲色情狀。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即吳宓前來的目的除了探個究竟，或湊個熱鬧，更多的心思還是放在追尋“花姑娘”方面，其他的一切也就顧不得了。在另一次日記中，吳宓明確記道：“聽典露天演講。見瓊在眾中。宓偕雪梅歸途。”這一簡短的記述顯然用的是春秋筆法，其暗含的故事可謂多矣。據西南聯大史家、雲南昆明人余斌教授考證，日記中的“瓊”，即聯大生物系女助教張爾瓊（南按：後有一段時間在昆華中學教書），與吳宓若即若離，不願發展戀愛關係。而“雪梅”則是貴州女詩人盧雪梅，多次婚戀失敗後轉向吳宓。這個晚上吳本來是攜戀愛中的盧雪梅去聽劉文典講演的，想不到吳端著飯碗裡的肥肉還想著鍋裡的骨頭，到了會場又開始搜索其他目標，並有幸發現了昨日情場追逐過的獵物張爾瓊，於是又想入非非，心猿意馬地來回打起轉來。 ——可以想像的是，這個時候，被時人稱之為“國寶”的劉文典，即是把天上的星星講得掉下來，且變成一堆隕石落到吳宓的頭上，恐怕吳氏也無心思去關照了。當然，劉文典的“對台戲”也不是經常出演，只是偶爾露崢嶸而已。因為此時整個聯大教授的生活已陷入根端貧困，他必須像其他教授一樣拿出相當大的精力尋找額外創收的路子，以維持全家的生計。與其他教授有一個很大不同是，劉文典的鴉片癮自離平抵達蒙自後再度復發，於痛苦難忍中，“卒破戒。及至昆明，鴉片癮日增”。 （錢穆語）惡習復發後，劉也就不管不顧地由著性子大吸特吸起來，遂在江湖上有了“二雲居士”的雅號。所謂“二雲居士”，如周作人在回憶劉叔雅一文中所言：“蓋言雲腿與雲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在物價飛騰，師生啼飢號寒的昆明，劉文典以一個窮教授微薄的收入，除了養家糊口，還要購買聞名於世的雲南煙土與宣威火腿享用，大筆的資金如何解決？這就成為到昆明後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所幸的是，劉氏在天下儒林中名聲響亮，當年被蔣介石所打的兩個耳光，經過坊間不斷加工傳播渲染，又在他的赫赫聲名中增加了不少含金量與籌碼，彷彿介公所賜的不是兩個響亮耳光，而是兩塊響噹噹的金字招牌，招牌上刻著“剛正不阿”、“英雄豪傑”、“國之瑰寶”之類從字縫裡難以找到的若隱若現的模糊圖影。
故若談起聯大劉教授文典，昆明地界有頭有臉的人物皆以知曉其人或與其人相識為榮。出於對其聲名的仰慕，加之劉文典本人又善於書寫表、誌之類的舊體駢文，正合了一些舊官僚的心意，這才有了錢穆所言“各地軍人舊官僚皆爭聘為諛墓文，皆饋鴉片”以酬謝的局面。錢氏所說的“皆爭聘”或許有些過譽，像此類事在當時的聯大校園中比較敏感，獲利者不便公開宣揚，別人亦不便做深入調查研究，只憑同事間口傳耳聞，有些不見得與事實相符。不過劉文典以這項手藝掙得所需的鴉片與火腿錢，當是不爭且公開的事實。據吳宓日記載，有一次他參加一個朋友的宴會，幾杯濁酒下肚之後，就听一位曾在北大任教，後出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的吳博士慷慨激昂地演講起來。其間提到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曾主持雲南《大理縣志》的編輯事宜，得款近十萬元。稍後“又傳典撰、煒寫繆雲台母墓銘，典得三十萬元，煒得十萬元，未知確否”。
吳氏日記中所說的“典”，即劉文典，“煒”即原中央大學教授，時任教於雲南大學的著名書法大家胡小石。繆雲台乃當地著名財閥，曾做過雲南省農礦廳廳長、勸業銀行經理等職，時為雲南省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宓所記的“未知確否”，當是拿捏不准，不敢妄下論斷，因為30萬元酬金畢竟不是一個小數目。許多年後，西南聯大研究專家余斌教授認為：“假定確有其事，數額怕沒那麼大。羅常培主編《大理縣志》（確有其事）得款才'近十萬元'，劉文典名氣再大也不至三倍於此，工作量的大小明擺在那兒。再說胡小石的書法雖然十分了得，'寫'一下總不能和編一部縣誌等'量'齊觀吧。”余氏之所以持懷疑態度，緣於雙方作品的“量”不能“齊觀”之故。但酬金的多少有時並不以量的多少來論，文學藝術畢竟屬於上層建築領域的產品，注重的應是質而非量，書法藝術、繪畫藝術、雕塑藝術等概莫能外。若以世俗的金錢價格論，與劉文典、胡小石同輩的張大千、徐悲鴻、齊白石等書畫大家，所畫之鷹、馬，要比活蹦亂跳之鷹、馬，無論是現大洋還是人民幣或日國際通用之美元，都要值錢得多。而荷蘭畫家凡·高的一幅在一次拍賣會上，則拍出了相當於兩億人民幣的價格。假如有一地主僱一群打工仔在田園裡真的播種幾十畝甚至上千畝的向日葵，不知需要流多少汗水，經歷多少個日夜，收穫多少火車輪船，才能賣得出凡·高這一幅畫的價格。由此推知，憑胡小石在書畫界的名氣和地位，“寫”一下就等於羅常培編一部志書的稿酬，未見得就絕不可能。既然胡小石可為，而比胡氏世俗名氣大得多的“國寶”級的國學大師、具有“活著的莊子”之稱的劉文典，所得幾十萬元豐厚酬金也就成為可能。否則以吳宓之性情，不會不在日記裡直接加以否認，而只作“存疑”處理。據時人回憶，抗戰期間劉文典在昆明名氣之大，可與“雲南王”龍雲相提並列。當時國民黨政府明令禁煙，但云南的兩個人卻不禁止，一是龍雲，再一位就是劉文典。如果此說屬實，可見劉文典確是十分了得。除為舊官僚寫諛墓文換取酬金以應付生活所需，劉文典還以真摯的情感，為國軍陣亡將士撰寫了大量詩文。 1941年3月，國民黨陸軍第五集團軍第三軍在山西境內與日軍作戰，被集結的25萬日軍合圍於中條山。中國軍隊與日軍戰至5月10日，日軍攻勢凌厲，國軍傷亡慘重，第三軍軍長唐淮源收到撤退電令時，已陷入重圍，只得繼續與敵展開激戰。延至5月11日，第三軍傷亡過半，四面受敵，糧盡援絕，後路已斷。在這危急關頭，唐召集所部三位師長訓話：“現情況險惡，吾輩對職責及個人之出路，均應下最大決心，應為國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氣。”言罷令各師分路突圍。唐淮源則被困懸山，三次突圍受挫，彈盡糧絕，即於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飲彈自盡於懸山之嶺，成為抗日戰爭中犧牲於戰場上的國軍4位上將之一。唐淮源陣亡後，1942年2月2日，國民政府發出《追贈陸軍上將第三軍軍長唐淮源褒揚令》，他的家鄉雲南省江川縣政府奉令於縣城東門營建唐公祠，供奉唐將軍牌位及肖像。除國民政府主席與龍雲等黨國大員贈送匾額外，江川縣政府還專門邀請西南聯大教授劉文典為這位被譽為“名將風範”的“滇軍完人”書寫“唐淮源將軍廟碑”碑文。劉文典欣然應允，且表示義務撰寫，以示對這位民族英雄的尊崇。
“公資天地之正氣，體皇靈之純粗，纂先民之高節，蹈前修之盛軌。”“非忠貞秉之自然，壯烈出乎天性，孰能臨難引義以死殉國若斯者哉？！”“唐淮源將審廟碑”碑文文辭肅穆，情真意切，道出了書寫者對抗日英烈的景仰緬懷之情。
1944年5月，駐印度的國軍和滇西遠征軍經過整訓後，同時向緬北和怒江以西的日軍發起攻擊。陸軍第八軍奉命從保山開赴龍陵，增援滇西遠征軍左翼，擔負攻打松山的任務。從當年7月到10月，經過艱苦激烈的戰鬥，該軍最終克復松山，全殲日守軍。消息傳出，舉國振奮，在昆明的劉文典面對敵人日落西山的結局，夜不能寐，遙望西天，念將士之奮勇，思國勢之轉機，揮毫寫就了頗有高適、岑參“邊塞詩”風格、散發著錚錚鐵骨之音的《天兵西》
雪山百尺點蒼低，七萃軍聲散馬蹄。
海戰才聞收澳北，天兵已報過瀘西。
春風絕塞吹芳草，落日荒城照大旗。
庾信平生蕭瑟甚，窮邊垂老聽徵鼙。
抗戰勝利後，昆明圓通山建成“陸軍第八軍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碑上刻有陣亡的3775名士兵和125名軍官名錄。劉文典這首飽蘸熱血與淚水，激情飛揚，氣壯山河的《天兵西》，一同被鐫刻在紀念碑上，作為永久的紀念。
就是這樣一位性情狷介、狂放不羈、赫赫有名的劉文典，沒想到一不小心栽到了聞一多手中，且終生被困縛於西南之地未得北歸，令人至堪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