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馮友蘭為西南聯大撰寫的紀念碑碑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劉文典被聞一多直接或間接地一槍挑入馬下，“二雲居士”是“因”，世間的人際糾紛與矛盾是“果”。瓜藤糾葛，因果相應，便有了劉文典悲劇的誕生。
事情的緣起，來自於劉文典的磨黑之行。
磨黑，又稱磨黑井，位於昆明西南千里之遙的哀牢大山和無量大山結合部，與老撾國界毗鄰，屬雲南普洱縣治。磨黑井是滇南一帶最龐大、重要的產鹽區，所產井鹽廣銷中國西南諸省與老撾、緬甸、越南等多個國家。除鹽業外，磨黑也是茶葉以及鴉片等商品的主要集散地。因兩座大山夾隔，這一地區無公路可通，自磨黑井運鹽、茶及鴉片外出，需靠馬幫跋山涉水穿行十幾天，方能走出森林密布，野草叢生、蟒蛇橫行的深山老林，逐漸步入文明城市。此地雖富甲一方，因交通閉塞，文化落後，不僅國民政府的政令不能通行， 即使“雲南王”龍雲也鞭長莫及，真正屬於“天高皇帝遠”的荒僻之地。當此之時，普洱縣磨黑鎮有一位叫張孟希的大地主、大鹽商、大土豪，此人先後擔任過普洱道尹的警衛隊長、團防大隊長，邊防營長，鹽運使等職。憑藉龐大的財力與黑白兩道人脈關係，張孟希漸漸蠶食和控制了磨黑鹽井，成為思（茅）普（洱）區獨霸一方，赫赫有名的“地頭蛇”。據可考的資料顯示，張孟希為人暴戾兇殘，又具有咬鋼嚼鐵的江湖哥們義氣，被派往思普一帶的政府官員、駐軍，以及直屬國民黨中央的鹽場公署官員，都對其人的霸道無禮懼讓三分，因而張某人越發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像自古至今一切時代黑社會老大、老二及其走卒們一樣，一旦有錢有勢，便野心膨脹，反意蒙生，企圖竊權弄柄，奪取地方或中央政權。張孟希儘管肚子裡沒有幾點墨水，卻同樣充滿了野心，手下豢養著一個擁有幾百條槍的私人武裝隊伍，在當地以土皇帝自居，心底里還時常興起問鼎之念。除了心狠手辣的霸道做派，張氏又有附庸風雅，裝腔作勢的一套，經常以知書達理的進步士紳面目出現於衙門與各交際場所，並出資在家鄉辦了一所小學校，請當地一些讀過私塾的先生任教，以解決磨黑子弟上學難的問題，只是教學質量效果不佳，無法滿足學生求知的需要。為了改善學生的學習狀況，也為了在鹽商灶戶間提高自己的威望，為其暗藏的政治野心培養人才。在身邊策士謀僚的指點下，張孟希於1941年底派手下到昆明公開招聘教師到磨黑開辦中學。當一張張“招賢榜”在昆明街頭貼出後，被一個叫吳子良的人偶然看到了。
吳子良又名吳顯鉞，乃西南聯大商學系一名學生，同時也是中共聯大地下黨文理法學院分支部的組織委員，其相貌特點是，個矮、嘴大、眼小、身瘦，善於交際。其嘴巴功夫十分了得，號稱能移動蒼山，搬動洱海，不但能把地下的死人說得再生，還能讓這位活過來的死人幫自己戰鬥。 1941年春，隨著“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又一次掀起了反共浪潮，聯大中共地下黨組織根據中央“長期埋伏，蔭蔽精幹，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把潛伏在聯大內部一批暴露或即將暴露的中共地下黨員疏散離校，到各州縣或鄉鎮隱蔽起來秘密活動。此次吳在聯大附近看到張孟希派人張貼的招聘啟事，心中大喜，此正是一個隱蔽的上佳場所，遂決定揭榜應聘，借到磨黑任教之機，開僻中共地下工作的秘密據點，這一決定很快得到中共雲南地下黨工委批准。出於各方面考慮，中共聯大地下黨組織還委派另一位聯大學生、中共黨員董大成與吳氏一起應聘。經過一番聯繫、取保（南按：保留學籍，並由聯大助教馮寶麟擔當保人），二人於同年10月離開聯大赴哀牢大山深處的磨黑鎮就職。
吳、董到達磨黑後，先辦了一個初中補習班，效果良好，受到了張孟希與學生家長的信賴和尊敬。有一天，張孟希提著水煙袋在與吳子良聊天時突然問道：“蔣介石是怎麼發起來的？”吳子良答：“還不是靠的黃埔軍校。”張孟希哼哼著，抽幾口煙，低聲道：“我們也可以辦個好學校嘛！”吳子良立即意識到對方的野心，也想仿效蔣介石辦學，以培養日後為他所用的基礎人才。吳順水推舟，立即說出一套辦學計劃，並保證可從昆明聘到一批優秀教師辦好學校。此舉令張孟希大喜過望，翻身從煙榻上下來，握著吳的手讓其迅速籌劃辦學事宜，隨後下令由鹽商爐戶們集資，於翌年底成立了磨黑中學並開始招生。據後來到磨黑中學任教的蕭荻回憶：“從黨的需要來考慮，只要做好對張孟希和當地士紳的統戰工作，把學校辦好，取信於民，不僅可以站穩腳跟，安全地隱蔽中共地下黨骨幹，還可以向樸實的山鄉青年傳播革命理想，逐步發展成為黨的活動據點。經過吳子良、董大成二人一年的艱辛努力，在學生家長中樹立了威信，也取得了張孟希的信賴，辦學條件更加成熟。1942年底，吳子良回到昆明物色志同道合的同志去磨黑辦學。由於自己是應聘而去，且正式辦過'取保'手續，無須隱諱自己是西南聯大同學，張孟希本人則對西南聯大遷到昆明，著名教授雲集，也早有所聞。因此在吳子良返昆延聘教授的同時，便提出想禮聘一位大牌教授到磨黑小住，為他的亡母撰寫墓誌銘'以光門楣'，進一步提高他在滇南的社會地位。”為達到“站穩腳跟”的政治目的，吳子良答應張孟希盡量為其聘請一位聲名顯赫的教授至磨黑效力。時雲南境內的官僚政客甚至普通百姓，對父母的墓誌、碑刻之類身後事特別感興趣，許多人不惜錢財請社會名流書寫鐫刻，併升起相互攀比之風，撰寫者的社會地位越高，文名越大，越受追捧，出錢邀請者也算是瞎子跟著禿子走，借光登高了。
很顯然，張孟希所渴望聘請的這位人物，必定是懂得古典文學，善於辭令並能撰寫碑文墓誌的教授。經過反复掂量權衡，吳認為在聯大中文係幾位名教授中，劉文典最為合適。從名聲上論，劉有跟隨孫中山鬧革命的光輝歷史，並一度擔任過孫中山的秘書；有蔣介石奉送的“國寶”之雅號和在安徽大學校長任上，被蔣扇過兩個耳光後踢中蔣介石蛋蛋的“俠骨”；有“活著的莊子”與“國學大師”的頭街，又有“各地軍人舊官僚皆爭聘為諛墓文”的專業特長。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劉還有一個眾人皆知的“二雲居士”雅號，在通貨膨脹的昆明，吃飯喝水尚且不宜，何況鴉片、火腿一樣都不能少地整日享用，這需何等巨大的資金支持？儘管劉文典為人撰寫墓誌碑文得到了不少外快，但並不是每日皆有所得，也是經常餓肚子的。劉氏與北洋政府執政段祺瑞屬於同鄉，早些年卻經常罵段是“烏龜王八蛋”，並與段氏家族勢同仇寇。劉與李鴻章也是同鄉，李氏的為人處世受國人詬病的地方多多，但劉文典卻與李家後代非常要好。盧溝橋事變之後，與劉文典有點瓜穰子親戚的李鴻章之孫李廣平，曾在昆明省政府任秘書，有點經濟實力。李與劉頗為投機，關係親密，每次劉文典斷炊，便書紙條一張，上寫四個字：“刷鍋以等”，使人送交李，李廣平得字條，便差人送一點錢為其救急。由此可見，能掙外快但又經常“刷鍋以等”的劉文典，要整日吸食鴉片，大嚼火腿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邀請劉文典赴磨黑，便成為第一選擇。
張孟希聽了吳的介紹，自是歡喜，謂非踢中蔣公介石蛋蛋的這位劉氏“國寶”不請，並許下諾言，假如劉“國寶”到磨黑，保證他一家三口的生活費用，至於鴉片火腿之類更是不在話下，大大地有，儘管享用。不但如此，待劉氏回昆時除贈送厚禮，另奉上頭等“雲土”五十兩作為酬謝，等等。
怀揣這一計劃和優待條件，吳子良回到昆明，很快在聯大聘請了蕭荻、鄭道津兩位男同學和另一位女同學許翼閩等三人為磨黑中學教師（南按：三人均為中共聯大地下組織領導的“群社”成員），接下來悄悄地做劉文典的說服工作。劉氏聽罷對方開出的條件，經過一番考慮，表示樂意前往。據蕭荻回憶說：“對於是否請劉叔雅先生同去磨黑，我們和吳子良同誌等曾有過不同意見，但最後吳子良同志分析，劉叔雅先生在聯大屬於'灰色教授'，在學術界則有較高名望，他到磨黑後，會整天躺在煙榻上吞雲吐霧，對我們的辦學工作不會多所干預。而我們初到磨黑的主要目的是'站穩腳跟，籠絡士紳，深入工作（辦好學校），培養學生'。請他同行，並不違反黨的十六字方針的要求，而且對我們的工作也能起到一定的掩護作用。還可以為我們樹立威望，取得張孟希更大的信賴。最後，我們才同意了這個意見。”
1943年初，劉文典與當時西南聯大常委蔣夢麟、中文系主任羅常培打過招呼之後，攜婦將雛，隨吳子良等人開始向磨黑進發。自昆明至磨黑的千里小道上，山高谷深，林密草長，野獸成群，加上沿途土匪猖獗，時有劫案發生，行旅者只能跟隨配有槍支火砲的大隊馬幫前行。劉文典一行自不例外，張孟希專門提前派出幾十人的馬幫攜帶槍支彈藥前往昆明迎接。劉氏一家三口與聯大女同學許冀閩乘坐滑竿，其餘幾人則各有一匹馬馱行李兼作乘騎。一路上又有許多小馬幫“跟幫”同行，聲勢浩大。為防不測，行伍出身的張孟希又以自己的聲勢和人脈觸角，事先派人在沿途山寨打過招呼，並安排了接待事宜，於較大的站口還專門派人負責設宴接風洗塵。如此走走停停，經過20多天才到達磨黑地盤。處於西南邊疆的山鄉僻壤，突然來了一批國立大學的學生，且還有國父孫中山的原秘書，號稱“國寶”的國學大師劉文典同往，自然是空前的盛事，整個磨黑為之轟動，不等人群到達，有好事的當地官僚百姓紛紛跑出村寨迎候，欲一睹這位“天外來客”的神采。為顯擺自己作為地頭蛇的勢力與威風，也為了給劉文典這位“國寶”臉上增彩，張孟希親率當地士紳騎馬坐轎出磨黑十里迎接，而不甘落後的學生們則組織起來，早早跑到三十里外的孔雀屏等迎接他們的老師和“國寶”了。
一行人到達磨黑，歡迎場面盛況空前，當地人算是實實在在地開了一次眼界。幾天后，磨黑中學舉行開學典禮。整個儀式由校長吳子良主持，劉文典與出任學校董事長的張孟希分別上台講話。張在講話中對幾位新來的青年教師大加稱讚，對劉文典更是奉若神明，口口聲聲呼曰教授、大師、“國寶”。最後，張向全體學生和人會家長宣布他的校規，謂：“學生入學後，一切都交給老師負責，家長不得過問。學生學習不好，可以留級，犯了錯誤，老師有權處罰，可以責打，關禁閉，但不得開除。實在有不可教誨者，交給他，槍斃。”這番“高論”，讓新來的幾位聯大學生與劉文典都驚詫不已。張氏此舉，顯然有故意在幾位新來者面前顯擺自己作為“土皇帝”威風的一面，也是後來槍殺在磨黑任教的聯大學生的一個隱語。
開學典禮就這樣在彩旗招展，表面昇平祥和，實際暗伏殺機的形式下結束。作為校長的吳子良顧不得許多，率領教師風風火火地辦起學來。未久，吳子良見有機可乘，便開始為自己的目標打算，即在學生中選拔一批人參加秘密讀書小組，學習馬列主義和共產黨的書刊，使磨黑漸漸發展成為中共地下黨在思普地區活動的中心據點，並為後來一系列血與火的慘烈鬥爭打下了基礎。土皇帝張孟希一看幾位秀才所辦學校真的是有板有眼，蒸蒸日上，大為高興。尤其想到蔣介石辦黃埔軍校發跡與磨黑中學的前景，野心狂漲，豪氣倍增，當即命人把自家大門口張貼的“仁義處世，不憂不惑不懼；興邦為本，立德立言立功”的對聯扯下，重新書寫一副曰：“駕歐美之上，為天民，胸懷宇宙；在思普之間，做地主，藐視京都。”其張狂虛妄之態真正的是躍然紙上了。
至於“國寶”劉文典在磨黑的生活情形，據蕭荻說：“他雖然住在磨黑中學，但對我們辦學的工作並不干預，平時也很少出門，多半在自己宿舍內吞雲吐霧，在煙榻上和張孟希及當地士紳談古論今。這些場合，多數由吳子良校友抽空作陪。每週他也抽點時間，找我們幾個老師和當地有文墨的士紳講、《昭明文選》和溫、李詩，偶爾也給學生作個報告，但初中學生聽不大懂，所以並不經常。”又說“劉叔雅先生對我們這些聯大學生不遠千里到磨黑辦學的目的，當然並非全無所知。但他並未作過什麼干擾，有時也還在一些士紳中間對我們作些褒詞。說他給我們做了'擋風牆'，除了他的到來給我們壯了'聲威'之外，又給張孟希的母親撰寫了墓誌銘，也使張孟希分外感到榮耀，有利於我們對他進行統戰工作。”
有文章認為劉文典的磨黑之行，對當地複雜的政治背景與吳子良等人的真正目的一無所知，是被聯大的幾個學生、中共地下黨員與左派分子給“涮”了一把，是被精心策劃的陰謀裝入套裡弄到磨黑去的，自己成了被別人利用的“擋風牆”和政治鬥爭的工具，實在是天底下第一號冤大頭。但從事件的親歷者蕭荻回憶與當時的具體情形看，作為在青年時期即追隨孫中山興風作浪，大鬧革命，高喊“滿賊該亡，孫文當立”的劉文典，對劉子良等輩來磨黑的政治目的不但是“並非全無所知”，應是心知肚明，否則將不再是劉文典，而是李文典或黃文典，甚或是名聲顯赫一時的土包子大地主劉文彩了。只是此時55歲的劉文典已非血氣方剛的革命青年，也不是執掌安徽大學與蔣介石有一拼的“聖鬥士”了，生活的磨難與歲月的淘洗，已使他血氣消退，漸趨頹廢。正如魯迅1932年所說：自《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之後，“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此時的劉文典當屬於“退隱”一類，儘管他憑著早年的革命經歷與經驗，洞若觀火，覺察到吳子良等人的政治目的，但作為“二雲居士”的他，在這千里之外的山野僻壤，也只好揣著明白裝糊塗，在煙榻上騰雲駕霧，偶爾到當地士紳家中講講古書，享受暫時的神仙之樂，難顧其他的芸芸眾生是要拉桿子造反鬧革命，還是進行反革命打砸搶燒活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