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傅斯年、鄭天挺、周炳琳對蔣夢麟的離職滿含悲憤口誅筆伐之時，遠在美國的胡適，一直持冷靜、客觀的態度看待這一變故，並以和事老的口氣不慍不火地為蔣開脫，強調夢麟此舉實乃是“為政府徵調，只是暫局”云云，以此消融北大諸教授的怨聲與憤慨。當國府發布胡適出任北大校長的消息後，胡沒有推辭，而當時他在美國的尷尬處境也不容許推辭。回國執掌北大，無論是對胡氏個人還是政府，都是一件保存體面、如釋重負的最好解脫機會。但在正式出山之前，像過去皇帝登基需要有一個“勸進”程序一樣，表面上的“遜讓”文章還是要做一做的。於是，胡適拍發了一封致朱家驊、蔣夢麟（南按：胡文稱孟鄰）、傅斯年三人的電報：
騮先、孟鄰、孟真三兄鑑：
江、微、魚電敬悉，緩复乞恕。世界教育會議，當勉強遵命參加。民國二十年以後，北大復興，孟鄰兄領導之苦心偉績，弟所深知，北大復員，仍不可無孟鄰兄之領導。曾於上月托張仲述帶信與北大同仁懇切工述此意。孟鄰兄為政府徵調，只是暫局，孟真兄肯扶病暫代，最可感幸。將來弟歸國，若不得已，亦願與孟真分勞，暫代一時，以待孟鄰兄之歸，此意至誠懇，乞亮察，並乞轉陳主席與詠霓兄，並懇轉致北大同仁，至感。弟在外八年，結束稍需時日，擬明年二月海道歸國，並聞。
弟胡適蒸（十月十日）電文發出，禮數算是盡到，既是答應暫代一時，那“一時”的長短與何時權歸舊主，只有看天命人事了。正是這封電報，意味著蔣夢麟與北大徹底脫離關係，這時的蔣或許已經料到，此次一別竟成永訣，再也沒有機會回到他付出過心血與痛楚、充溢著光榮與夢想的北京大學了。
因胡適尚在美國，在歸國之前，國民政府任命傅為北大代理校長，並聘為西南聯大常務委員。在這種情形下，按朱家驊的說法，傅“不得不勉強答應”。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以西南聯大常委、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身份參加了在重慶召開的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會議就內遷教育機關復原以及教育秩序整頓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和議決，參加者有朱家驊、翁文灝、李石曾、蔣廷黻等政學兩界大腕。傅氏在會上極其活躍與情緒化地指手畫腳，並公開為朱家驊出謀劃策，其形態立即引起了相當一部分入會者的反感。原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時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代表及國民政府善後救濟總署署長的蔣廷黻，對傅氏張牙舞爪的做法更是深惡痛絕，當場不無諷刺地謂傅斯年是“太上教育部長、太上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太上北大校長”。傅聽罷反唇相譏，說自己只做“太上善後救濟總署署長”。蔣廷黻見傅臉呈豬肝色真的動起怒來，怕節外生枝，引起對方的心髒病，遂不再攻擊。事後，傅斯年給夫人俞大綵的信中道出了自己的委屈：“事實是騮先好與我商量，而（他）十之七八不聽，然而外人不知也，以為他的一切由我負責。”不管朱家驊聽不聽，傅斯年擺出一副“太上”的架式當是附合實際的。
通過這次會議，傅斯年更加認清了教育界局面複雜與派系爭鬥的險惡，他在給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的信中不無憂慮地說道：“弟貿然代理，半年之後，必遭天殃，有不得不與兄相約者，弟固跳火炕矣！而公等亦不當立於高峰之上，搬請以為樂也，除非大家努力，齊一步驟，此局不易維持也。北大之敵人多矣，隨時可來算賬，且此時不攘外即無以自立，此尤使弟鬥志奮發，而又不得不戒懼者也。”從此信可以見出，傅斯年已做好與一切北大之敵開打的準備了。
9月25日，蔣介石在軍委大禮堂為此次會議結束召開宴會並致辭，大旨為：1.各校遷移應在明年課業結束之後；2.西北西南各校除少數外，宜留設原處；3.戰後建設應農、工並重；4.未來學校發展應質、量並重云云。重慶會議是一個重大轉折點，可謂中國教育、文化界的分水嶺，越過這道標誌著戰前與戰後的山嶺，那潛流洶湧的溪水很快與社會大潮融匯一起，形成了一股翻江倒海的滔天巨浪，在中國大地上喧囂奔騰起來。會議過後，傅斯年即委派北大教授陳雪屏與鄭天挺由昆明趕往北平，接收北京大學校產，為學校復員作準備。當陳、鄭二人抵達北平，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件頗感頭痛的麻煩事。 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北京大學教職員工與學生倉皇南下，佔領北平的日軍利用原北大的校舍和來不及遷運的圖書設備，又成立了一個偽“國立北京大學”，並招生開課，對中國青年進行奴化教育。當時未隨校南遷，仍留在北平並漸漸墮落為漢奸的湯爾和、錢稻孫、鮑鑑清等原清華、北大教授，先後出任偽北大“總監督”和“校長”等職，魯迅之弟周作人和著名古器物與古文字學家容庚等沒有南遷的原北大、燕京大學教授也相繼下水，周作人出任偽北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容氏出任文學院教授。此次陳雪屏北上途中，又接到國民政府教育部命令，令其接收北平日偽各校的學生，辦理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等事宜。總體方針是不管是真北大還是偽北大，全部照單接收，然後把教職員弄到一起辦學習班，鑑別之後再作是否錄用的決定。但這一點與傅斯年的想法大相徑庭，因而導致抵達北平接收的陳、鄭二人不知如何是好。
傅斯年向來最痛恨不講民族氣節的儒生文士，對他的先祖傅以漸當年沒有率領梁山一帶的英雄好漢參加抗清復明運動，揮動花和尚魯智深遺贈的月牙鏟，或天殺星黑旋風李逵喝了宋江端來的毒酒砰然倒地後遺落在家鄉的黑鐵銅頭板斧，來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且還參加了滿清入關後首次鄉試、殿試，得中順治朝狀元並做了滿清王朝的高官大員，一直耿耿於懷，深以為恥。對與自己同一時代的親朋故舊、同事友好，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不顧名節和民族大義，甘願為日本小鬼驅使的大小知識分子更是深惡痛絕，恨不得立即將其擒獲，按入老虎凳罐一頓辣椒湯，或乾脆推出轅門斬首而後快。據傅斯年研究專家王沉森對存在台北史語所的“傅斯年檔案”整理研究，發現許多細節都與傅氏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有關，比如他特意收集一小袋有關鄭成功墳墓、祠廟的照片，並在其中一張照片背面題道：“民族主義者鄭成功起義的地點是南安縣東文廟。”又如他在抗戰勝利後馬上寫信到北平問文天祥祠是否無恙，後來當他為開除日據時代北大“偽教員”一事與北平教育界鬧得不可開交時，請視察北平的蔣介石與自己同遊文氏祠，並合照於“萬古綱常”的匾額之下。這種民族主義情緒還表現在更細微之處，如傅斯年在記筆記時，將有關中亞歷史者列為“虜史”；又如傅氏讀凌廷堪《校禮堂文集》，作者主張以歷史上幾個胡人政權為正統的文字時，便寫了不少眉批痛斥凌氏。此外，還將民族主義情緒發展為對教會學校的排斥與競爭。當年傅斯年與陳寅恪等竭盡全力耗巨資購買從故宮流出的明清內閣檔案，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怕這批珍貴資料流落到燕京大學，尤其是日本人之手。更有甚者，傅斯年曾說過，寧願中國赤化，也不願做日本的殖民地。而在史語所大舉校《明實錄》時，歷史學者吳豐培來函建議參校日本的善本，傅氏回答說，“即使日本有善本也不用”。
正是內心存有這樣一股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1945年10月底，傅斯年由重慶飛往北平處理北大事宜，陳雪屏等人到機場迎接，傅走下飛機第一句話就問陳與偽北大教員有無交往，陳回答說僅限一些必要的場合。傅聞聽大怒道：“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當場表示偽校教職員堅決不予錄用，全部都要屎殼郎搬家——滾蛋。同時表示要請司法部門將罪大惡極的儒林敗類捉拿歸案，打入囚車木籠，來個“斬立決”等。蝸住在北平的偽教員們聞聽傅斯年擺出一副秋風掃落葉式的無情模樣，既驚又怕，特別是按照陸軍總部“徵調”偽敵人員服務辦法，已經進入補習班任教的偽北大教授，更是惱羞成怒，不僅四處鼓譟，還企圖渾水摸魚，負隅頑抗。偽教授們經過一番密謀，暗中聯合起來以罷課相要挾，不承認自己屬於偽敵人員被“徵調”，而是國立北京大學永久的合法教授，並糾集起來共同向時任國民黨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請願，強烈要求入主復員後的北大，繼續擔當傳道授業解惑、萬世不朽的人類靈魂工程師。為表示自己的正統與合法性，偽北大教授、古器物學家容庚於11月7日北平《正報》發表了致傅斯年的“萬言書”，藉此抗議並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書曰：
孟真足下：
盧溝橋事變正當庚南歸過漢之時。在粵逗留四月、北平已陷，南京岌岌。庚以燕大職責，乃復北歸，黽勉四年，成《重訂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數書。教育部授以二等獎狀。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繼續聘為通信研究員，不虞之譽誠非所堪，差幸不見棄於國。太平洋事變，燕大教務長司徒雷登先生握手告余曰：“吾輩希望之日至矣。”庚亦自念吾國百年積弱，庶幾奮發為雄乎！燕大復校於成都，同仁多西去，八妹媛亦從之而西。而庚獨眷戀於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敗，無勞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書本不能寫作，二也。二十年來蒐集之書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捨棄，三也。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素性倔犟，將以一試餘之堅白，四也。淪陷區之人民，勢不能盡室以內遷；政府軍隊，倉黃（皇）撤退，亦未與人民以內遷之機會。荼毒蹂躪，被日寇之害為獨深；大旱雲霓，望政府之來為獨切。我有子女，待教於人；人有子女，亦待教於我。則出而任教，餘之責也。策日寇之必敗，鼓勵學生以最後勝利終屬於我者，亦餘之責也。以施教於燕大者施教於北大，於其暇日，復成《卜辭研究》、《倪瓚書之著錄及其偽作》數種。 ……當北大等校之遷於西南，而偽政府之重立三校也，課程依舊，優先聘任留平之舊教職員。除增日籍教授每院數人，及增加日文每週數小時外，實無若何之變更。不知所謂奴化教育者，將何所指。日寇之所望於學校者，欲使學生時間一半讀書，一半為之工作。則教職員生活所需，皆可配給。遭同仁一致之拒絕。吾輩多專心教書，而兼政府職務者甚少。 《劇秦美新》之文，固憂為之！然而藉以媚日取榮者亦甚少。日寇之不得呈志於教育界，自淪陷以迄於今。教員之苦，至近兩年而極。教授最高之月俸，曾不足以購百斤之米，或一噸之煤。故破衣惡食，斥賣書籍家具以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講師，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時於道路而授課二小時者。其所得遠不如賣菸拉車之輩為優。堅（艱）苦卓絕，極人世悲慘之境，果為何乎？固知吾國之不亡，教育之不當停頓，故忍受而無悔也。漢奸乎？漢忠乎？事實俱在，非巧言所能蒙蔽者。固願受政府之檢舉裁判而無所逃避。在日寇則視吾輩為反動，在政府之視吾輩為漢奸，啼笑皆非，所謂真理，固如乎。天乎，尚何言哉！
……北平警官學校，未聞以偽逆見斥，而施之於三校者，無他，飯碗問題也，接收誠易事，政府當不吝此數月之經費。明年合流，在昆明之北大遷回北平，則教員之聘任，尚志尚功，有難言者。即以古文字古器物而言，在真校則有唐蘭，在偽校則有庚。以言尚志，庚自不比相從患難之唐蘭。以言尚功，則經驗之富，著述之勇，苟有量才之玉尺，正不知孰為短長。一校既不能兼容並包，何去可取，殊難斟酌。余謂此無慮之見也。
容庚白對容氏這種漢奸還是漢忠、之乎者也的巧言詭辯，傅斯年嗤之以鼻，毫不妥協，並在與北平駐重慶特派記者約談中，愛憎分明地表白了自己的觀點。 1945年12月2日，北平《世界日報》對談話內容作了披露：
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準備赴平，頃對記者談：“偽北大之教職員均係偽組織之公職人員，應在附逆之列，將來不可擔任教職。至於偽北大之學生，應以其學業為重，已開始補習，俟補習期滿，教育部發給證書後，可以轉入北京大學各系科相當年級，學校將予以收容。”傅行期未定，校長胡適，傳明春或返國。
就在傅的聲明刊出之時，偽北大文學院院長周作人正貓在北平八道灣居家的“苦茶庵”，一邊飲著苦茶，一邊悠閒地作著叫做《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極具感情色彩地回憶了他的故鄉紹興石板路與石橋的優美，結尾處寫道：
“冥冥風雨宵，孤燈一紅揭。熒光散空虛，燦逾田燭設。夜間歸人稀，隔林自明滅。”這所說是杭州的事，但大體也是一樣。在民國以前，屬於慈善性的社會事業，由民間有志者主辦，到後來恐怕已經消滅了吧。其實就是在那時候，天燈的用處大半也只是一種裝點，夜間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總須得自攜燈籠，單靠天燈是決不夠的。拿了“便行”燈籠走著，忽見前面低空有一點微光，預告這裡有一座石橋了，這當然也是有益的，同時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記，時正聞驢鳴文末所謂的“驢鳴”，是對傅斯年發表聲明的回應。周作人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見報載傅斯年談話，又聞巷中驢鳴，正是恰好，因記入文末。”
1937年北平淪陷後，學術文化界人士紛紛南下，周作人卻堅持不肯離去。他當時幻想在北平隱居下來，脫於紅塵之外，以教書、寫作、翻譯為生，繼續過那恬淡平靜的“苦茶庵”生活。原北平的許多朋友或致信，或作詩，或親自登門勸其南下，不要窩在北平與日本人同流合污，或一不小心掉到污水里去玷污了身子。但周作人對朋友的相勸以種種理由開脫，就是不走，且自我感覺良好，其態度堅決而強硬。這年9月，他在致《宇宙風》編輯的公開信中，以漢代的蘇武自況，明確告知“關心我們的人”“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云云。時遠在英國倫敦正欲赴美的老友胡適，出於和朋友們同樣的考慮，特別寄了一首白話詩給周作人，隱晦地勸說周要“識得輕與重”，來個“飄飄一杖天南行”，並“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但周作人的態度仍是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安居北平繼續當他的“苦雨庵中喫茶的老僧”。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因子彈打在鈕扣上倖免於難，他誤認為是日本人向其施加壓力，給以顏色，遂於槍殺事件發生未久，便懷著驚恐之色接受了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一職。 3月28日，又被委任為北大文學院籌備員。自此，頻繁出席日偽組織的各項活動，據周作人日記載“來者皆憲兵隊長”、“來者皆脅方教育文化之官”等。隨後又接受了偽北京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等職，一隻腳落入“水中”。 1940年12月，他再次“榮陞”為以王揖唐為首領的“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督辦”、“南京汪偽政府國府委員”、“日偽華北綜合調查所副理事”等職，整個身子已全部泡到污泥濁水里去了。他出席各種教育會議、講義班、訓練班，逢會必講“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為日本侵略者的“大東亞共榮圈”造輿論。他甚至前往日本慰問負傷的侵華日軍傷病員，並稍有捐贈。 1942年5月，周作人作為汪精衛的隨員，參加偽“滿洲帝國”10週年慶典，並“謁見”偽滿傀儡皇帝溥儀。這年10月，汪精衛由南京飛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會聯誼會，周作人不僅親往機場迎送，還專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衛夫人陳璧君。 12月8日，汪偽政權在淪陷區推行“新國民運動”，以對青少年實行奴化教育，並且成立“中華民國新民青少年團中央統監部”，王揖唐任統監，周作人任副統監。週在統監部成立大會上，作《齊一意志，發揮力量》的訓詞。在檢閱青少年團訓練的分列式上，周作人竟頭戴日本軍帽，身著日本軍裝，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志得意滿地在國人面前晃來晃去，一副活脫脫的漢奸面目暴露於天下。 1932年，魯迅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自《新青年》團體散掉之後，“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這說的是與他自己有關的小團體。而論到革命者與革命軍的時候，也說過類似的話：“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魯迅不厭其煩說這些話的時候可能還沒有料到，當抗戰軍興之時，他的弟弟竟位列所說的幾種人之內——很不幸，屬於最不齒的“叛變”一類。
周作人的下水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存留於他腦海中的亞洲主義思想、“亡國論”思想、歷史循環思想，以及他對日本民族的感情等，都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自1927年以來，他追求所謂的“得體地活著”，以及自譽為修煉得大徹大悟，超越了人間是是非非，進入超凡脫俗的活佛與神仙境界，任何庸俗的舉動也就無傷大雅，甚至可以化俗為雅了等，都是促其“下水”的引子。而這個“引子”又有一定的時代背景與思想基礎。非一朝一夕所形成。抗戰前夕，周作人就寫過《岳飛與秦檜》、《關於英雄崇拜》之類的文章，公然為秦檜翻案，否定了主戰的岳飛為忠義之臣、秦檜主和為奸相的歷史論斷。他在《瓜豆集·再談油炸鬼》中說“秦檜主和還能保得半壁江山”，這樣做並“不是他的大罪”，“秦檜的案，我以為都該翻一下”。又說：“和比戰難，戰敗仍不失為民族英雄（古時自己要犧牲性命，現在還有地方可逃），和成則是萬世罪人，故主和實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見與道德的毅力也。”在《苦茶隨筆》中，他居然嘲諷起文天祥的殉國乃“唯一好處是氣節，國亡了肯死。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們對於他不應不表欽敬，但是這個我們不必去學他，也不能算我們的模範。第一，要學他必須國先亡了，否則怎麼死得像呢？我們要有氣節，須得平時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國時為期，那犧牲太大了。第二，這種死，於國家社會倒無益處，我們的目的在於保存國家，不做這個工作而等候國亡了去死，就是死了文天祥也何補於事呢？我不希望中國再出文天祥第二……”此等說辭，似是為他自己落水成為漢奸找到了理論根據。
當傅斯年在重慶初次發表對偽北大教職人員處理辦法的談話後，周作人自視為傅斯年師輩人物，又同屬“新文化運動”陣營中的盟友，在北大《新潮》時代還明確支持過傅並為之張目，遂以老前輩的姿態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對自己下水做日本人走狗的歷史罪過無絲毫懺悔之情，反而口氣蠻橫強硬，理直氣壯地令傅把自己作為特殊人物予以照顧，且有威脅警告性地“你今日以我為偽，安知今後不有人以你為偽”等語，滿紙透著一股茅房的石頭——又臭又硬的惡劣氣味。傅斯年看罷，當場把信拍在桌子上，大罵一聲：“他媽的，青天白日旗還沒落下，難道反了這些縮頭烏龜王八蛋不成！”遂當即揮毫潑墨，痛斥道：“今後即使真有以我為偽的，那也是屬於國內黨派鬥爭的問題，卻決不會說我做漢奸；而你周作人之為大漢奸，卻是已經刻在恥辱柱上，永世無法改變了。”
眼看向傅斯年求救的法子落空，周作人又轉身投向其他的學生、故友，但得到的多是冷眼與“恨其不爭”的指斥。周氏對此憤恨不已，並將這憤恨傾瀉於筆端以示發洩，1945年11月10日，週在日記中寫道：“近時世人語云：越等中央越糟殃。又學生間傳語云：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17日再記：“近年所見事、人中，敗類卑劣、無人理者，沈啟無之外，有趙萬里、王紡源、顧頡剛、沈兼士，此輩何多也？又皆是浙西與吳人，亦奇。”
在一連串的困惑與稱奇之後，周作人便祭出最後撒手鐧，主動邀請記者前來談話，他一襲長衫、文質彬彬狀端坐“苦雨齋”，一邊喝著苦茶，一邊慢條斯理向外傾倒肚中的苦水並夾雜著申辯，稱自己附逆“是在淪陷區為國家教育青年，為國家保存元氣”云云。只是所有的申辯都歸於徒勞，此時的周作人已是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真正體會了一把“窮途末路”這個詞語的味道。面對日暮途窮的時勢，他不再繼續努力與前行，索性採取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辦法，“坐在家中等待國家的製裁”了。就在周作人飲罷一杯苦茶，寫畢《石板路》小品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即因漢奸罪被捕入獄，這篇短文與“聞巷中驢鳴”，也就成了他漢奸生涯的一曲輓歌。
許多年後的1971年5月9日，台北《中國時報》副刊發表了南宮博《於（知堂回想錄）而回想》一文，其中一段說：“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先生，學生不偽！》，不留餘地地指斥學界名人傅斯年。當時自重慶到淪陷區的接收大員，趾高氣揚的不乏其人，傅斯年即為其中之一。我們總以為學界的人應該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時，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連'偽學生'也說得出口！——他說'偽教授'其實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敗，棄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個人都亡命到後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敵偽統治下，為謀生而做一些事，豈能皆以漢奸目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說說容易，真正做起來，卻並不是叫口號之易也。何況，平常做做小事而謀生，遽加漢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此文刊出後，許多人不以為然，曾被魯迅指斥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著名學者、時在台灣師大任教的梁實秋就曾出面回應道：“南宮博先生的話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過周作人先生無論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謀生'，所以我們對於他的晚節不終只有惋惜，無法辯解。”
就在周作人與傅斯年叫板兒對陣之時，傅斯年於重慶再度對記者發表長篇談話，就偽北大教職人員去留問題發表了四點嚴正聲明。 12月8日，北平《世界日報》作瞭如下報導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對偽北大教職員，好像抱有一種義憤填膺、不共戴天的憤怒。除在十月三十日，我已將他賭咒發誓不肯錄用偽北大教職員的談話，專電報告外，今天，我於前兩日參加教育部朱部長的記者招待會之後，一早冒著迷濛的細雨，再去訪問他。對這位患著血壓過高而又愛國狂熱的傅先生，我想更詳盡地聽聽他的意見。在傅先生的寓所裡，開門見山。
傅斯年向記者提出了四點重要聲明：
一、專科以上學校，必須要在禮義廉恥四字上，做一個不折不扣的榜樣，給學生們，下一代的青年們看看！北大原先是請全體教員內遷的，事實上除開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沒有內遷的少數教員也轉入輔仁、燕京任教。偽北大創辦人錢稻孫，則原來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現在偽北大的教授，與北大根本毫無關係。二、朱部長向我說過，偽北大教員絕無全體由補習班聘請任教之事，而係按照陸軍總部徵調偽敵人員服務辦法，徵調其中一部服務，不發聘書，與北大亦無關係。三、北大有絕對自由，不聘請任何偽校偽組織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觀點上說，如本校前任校長蔣夢麟先生，如明春返國的胡適校長，北大教授團體及渝昆兩地同學會和我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無論現在將來，北大都不容偽校偽組織的人插足其間。
當記者提到青年學生時，傅慨然說道：“青年何辜，現在二十歲的大學生，抗戰爆發時還不過是十二歲的孩子，我是主張善為待之，予以就學便利……據我所知，偽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標準，就學問說，也不及現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復遷返北平了，以北大資格之老，加上胡適校長的名望，一定能夠聘到許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偽校教員不用，對學生是絕對有利的。”
當記者談到北平的文化漢奸，傅幽默地說他們的“等類不同”，有一種是消極而不能自拔的，如周作人，原來享有聲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另一類是錢稻孫型，那才是積極性的漢奸，在北平淪陷之前，錢稻孫就做了許多令人懷疑的事，當時有人問他中國會不會亡國，他答以“亡國倒是萬幸”。問的人很驚詫，再問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說：“不幸的是還要滅種！”而且那時候北大教授準備內遷時，他曾多方企圖阻撓，也是盡人皆知的事。最後記者問對周作人、錢稻孫之類的漢奸如何懲辦，傅斯年用爽朗的山東口音說：“我不管辦漢奸的事，我的職務是叫我想盡一切辦法讓北大保持一個乾乾淨淨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後，傅斯年特別強調：“這個話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說的。”
這個聲明發表之時，周作人已入獄兩天，暫時無法繼續與之叫闆對罵。而一直貓在北平小胡同中的偽北大教授容庚見傅斯年一意孤行，毫無通融的餘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員的身份，尾隨傅從北平至重慶繼續糾纏。
容庚出生於清末廣東一個書宦之家，自小受到家風的熏陶，對古文字古物情有獨鍾。
1924年於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畢業，留校任教一年後轉於燕京大學任教。 1928年8月，傅斯年在廣州籌備史語所時，打報告向蔡元培、楊杏佛請求禮聘的23名特約研究員中，排在李濟之後，名列第11位的就是正在燕京大學任教的容庚。而盛極一時的徐炳昶、袁復禮、羅家倫、楊振聲、羅常培、丁山等均位列其後，由此可見傅對容的看重。郭沫若亡命日本時，所撰寫的幾部與考古學、古文字學有關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有相當一部分材料是容氏為之收集提供的。後來郭沫若曾說，“若是沒有容庚的幫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容氏曾一度立下宏心大願，以八年的時間，專門從事商周青銅器的綜合研究，終於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品通考》這部開創性的巨著。此書的出版被譽為“標誌青銅器研究由舊式金石學進入近代考古學的里程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過，其時容氏本人已轉到偽北大任教去了。今非昔比，抗戰八年成為彰顯民族大義與個人名節的分水嶺與試金石，在這道分水嶺上，許多原本的朋友已變成了敵人，正如古人所言“漢賊不兩立”是也。
當容庚風塵僕僕地由北平來到重慶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找到傅斯年欲當面理論時，傅拍案而起，搖晃著肥胖的身子指著容氏的鼻子破口大罵：“你這個民族敗類，無恥漢奸，快滾，快滾，不用見我！”當場命人將容氏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濘遍布的馬路上。第二天，《新民報》登載此事，標題是：“傅孟真拍案大罵文化漢奸，聲震屋瓦。”後來，容氏得到高人指點，重新換了衣服，洗掉滿身的污泥，再度登門拜訪，表示要謝罪改過，重新做人云雲。傅斯年思慮半天，才勉強接見，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頭土臉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關係準備到廣西大學教書，後未成行，轉聘於嶺南大學，終其一生，再也沒能邁進北京大學的門檻。
對於這段經歷是非，傅斯年在給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說道：“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又說“實在這樣的局面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正是由於這種秋風掃落葉式的無情做法，才使“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馀烈”。有些偽北大教職員與傅的對立面，公開宣稱傅斯年是胡適的一名打手，但傅卻不承認，他在史語所復員南京時的酒會上，公開對眾人道：“人說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對，我是胡先生的鬥士。”
就在傅斯年於重慶、北平之間馬不停蹄地來回穿梭，呈火燒眉毛狀蕩滌漢奸，辦理北大復員事務時，西南聯大的大本營、戰時文化中心——昆明，又亂將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