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左氏施展的捭闔、鉤鉗等無聊之術，傅斯年不愧是胡適所說的“世間稀有的一個天才”和學政兩界大鱷。同為毛澤東的舊識，卻沒有像左氏一樣稀里糊塗地讓人家放下手中的槍桿子。傅氏深知相互之間的關係與面前各自的地位與往昔大為不同了，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毛澤東是1918年夏天從湖南鄉村走進北大的，就在這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適以及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遭遇了。許多年後，毛在延安那口黃土凝成的簡陋窯洞裡，於寂靜的夜幕中伴著青燈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歷：“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藉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又說：“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這段回憶不但令毛澤東感到悲傷，亦令後來的天下讀者備感心酸，或許沒有人想到，一個後來號稱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級巨人，居然還有這樣一段卑微的傷心史。從這段不愉快的回憶中可以看出，當年在北大一呼百應、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確是“目空天下士”的。令後人不可思議的是，傅、羅等幾個在北大讀書的毛頭小子，居然不把眼前這位即將成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大救星”的偉人當人類看待，真可謂有眼不識泰山了。但，同那個時代所有的人一樣，傅斯年沒有想到毛澤東日後會成為比他還要不可一世和充滿霸氣與豪氣的一國之主，當然更不會想到許多年後有延安相會這一段插曲。倘傅氏有先見之明，以他的聰明與世故，想來是會“有時間”去好好聆聽一下這個圖書館的登記員說幾句“南方土話”的。
不過，事情總是在不斷變化中，當時人微言輕的毛澤東，對傅斯年等人搞的那些個東西，也由最早的崇拜漸漸轉為失望。據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孟真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麼優秀”云云。這就是說，後來的毛澤東以他的磅礴之氣與對世事的深明洞見，已不把傅斯年、羅家倫之輩放在眼裡了。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言，在窮困潦倒中，他於這座帝王之都的公園和故宮宮址“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樹木引起了我無窮的欣賞”。 ——這個時候，一個輝煌的大夢已在毛澤東心中萌生，即將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春破繭而出，一飛沖天，於古老的天安門城樓上投下巨影。
而傅斯年這邊，對後來跑到偏遠山林河谷與黃土高原拉桿子鬧革命，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人物，很長一段時間同樣未放在眼裡。 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九一八”一年了！ 》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政治的出路問題，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弄得天怒人怨，國勢頻危。 “今日之大難題，即在國民黨自身弄得沒有辦法，而中國並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好比明朝亡國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對有人提出共產黨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問，傅的回答是：“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洩，而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還是洋八股。”
令傅斯年深感汗顏的是，僅僅十幾年的時間，已是星轉鬥移，物是人非，天地改色，老皇曆隨風飄逝了。轉瞬間，當年的北大故舊，穿過歷史的隧道，竟跑到陝北的窯洞裡再敘短長，縱論天下大勢。只是那位原北大圖書助理員如今已作為一顆政治巨星，在這塊風清月高的黃土高原騰空而起，中國的命運也將由於這個人的一舉一動而重新改寫。相對當年氣壯山河的高大身軀，今日的傅氏只是作為一可有可無的策士、辯才，或媒婆一樣的“中間人”出現在光芒四射的超級巨星面前，並籠罩在毛澤東的巨大陰影之下。世事輪迴，陰陽轉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發生了強烈逆轉，各自內心的複雜、感慨之情自是不足為外人道也。有人云，傅斯年一生“誤在多讀了書，沾染上知識分子的缺點、弱點，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創業人物”。這話也許不差，但歷史正是由一個個失誤與成功對接而成的，世人終於沒有看到傅、毛二人像當年劉項一樣爭天下的局面，更沒看到傅斯年建國立號的功業，所看到的只是一位策士與一位政治巨人在昏黃的窯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說過：“如果人不是從一歲活到八十歲，而是從八十歲活到一歲，大多數人都可能成為上帝。”傅斯年之悲劇，或許淵源即在此不可逆轉的鐵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儘管此時與他對坐者在政治氣勢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著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神態舉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體，只是說話的口氣較之當年識時務一點罷了。
因了北大的這段因緣，毛澤東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了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毛沒有忘記北大時代令他百感交集的屈辱情結和經歷的時代精神熏陶。當談到傅斯年曾在“五四”中大出風頭，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作出過貢獻，以及當時在政學兩界流傳的傅氏本人“嘗自負為'喑嗚叱吒，千人皆廢'之西楚霸王”的典故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毛澤東聽罷傅氏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面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
與左舜生的糊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傅斯年沒有讓毛澤東放下武器接受國民黨的招安，更沒有像左氏那樣沒出息地一味惦記著藍蘋，而是以士大夫傳統、儒雅的交際方式，請毛澤東在空閒時為自己題字留念，對方慨然允之。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1995年為紀念傅斯年百歲誕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有所收錄。這本書所收資料全部為影印，書中第115頁收錄了毛澤東給傅斯年的一封短箋和所寫條幅，另有給王世英的一個便條。便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敬頌旅安毛澤東七月五日條幅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書呈孟真先生毛澤東此詩為晚唐詩人章碣的《焚書坑》，詩中“劉項原來不讀書”一句，當是毛澤東自況，或含有自謙沒有傅斯年讀的書多，或者還有更深刻的內涵和用意，或者什麼意思也沒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這短箋和條幅至少可以說明當時的具體情況，對外界盛傳的傅斯年與毛澤東所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之語，是一個佐證。毛的另外一張便箋，由延安交際處王世英轉交給傅斯年，上寫有“早上送交際處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毛緘”字樣。傅、毛延安相會最精彩的故事，以這幅墨跡作了見證。
結束了與毛澤東的長談與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各機關所在地，尋找9個月前陳寅恪問詢的林伯渠與範文瀾，順便看望久別的弟子劉燿（尹達）。
此前的1944年9月，重慶國民政府參政會決議組織成立延安視察團，傅斯年作為五位成員之一欲赴延安中共大本營視察。在成都燕京大學任教的陳寅恪得此消息，專門致函傅斯年，囑其到延安後向林、範二人索取：“新刊中國史數種”，同時具有預見性地告訴傅，“此行雖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可視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遊耳”。
陳氏信中的陸賈，漢初楚人，從高祖劉邦定天下後，出使勸說割據嶺南的南越王趙佗，迫使趙佗稱臣，後以敘述秦漢所以興亡的《新語》十二篇為劉邦所重。酈生，即秦漢年間的儒生酈食其，司馬遷《史記》載，酈生初識劉邦，便請命遊說陳留令，使劉邦輕而易舉地控制了號稱“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的陳留。後又遊說齊王田廣，計成，“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只是未等齊王獻城投降，劉邦手下大將韓信聽從幕僚之計，舉兵攻打齊國，齊王認為酈食其欺騙了自己，惱怒之下將其逮捕投入油鍋當做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陸賈與酈生皆劉邦時代有名的說客，司馬遷陸、酈並舉，作《酈生陸賈列傳》。陳寅恪信中的“陸賈之功”與“酈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勸說地方勢力歸附中央政府的功績和才能，而當時傅斯年等參政員的延安之行，就負有類似使命，只是不便公開言說罷了。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陳寅恪憑藉一個偉大歷史學家的洞察力和對時局的非凡卓見，加之與傅斯年的特殊關係，非常肯定地預言傅氏等一行，只能是既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權作古典小說中的多九公與林之洋兩個閒散人物，結伴到仙山瀚海胡亂遊蕩一圈而已。傅斯年接信後，因時機尚不成熟，視察團赴延安的事一拖再拖就擱了下來，直到九個月之後的今天，幾位參政員才在落腳的延安這塊中共地盤上，各呈“酈生之能”，爭搶“陸賈之功”。對此興趣不大的傅斯年，在完成計劃中的見面與談話後，開始穿梭於一排排窯洞探訪故友新知。
劉燿是抗戰前史語所發掘殷墟時自河南大學招收的畢業生，與石璋如一同進入史語所參加殷墟發掘，算是傅斯年學生輩人物。抗戰事起，劉燿隨史語所抵達長沙不久，離所徑自奔赴延安，化名尹達投入了共產黨陣營。先後進入陝北公學、馬列學院學習，後進入范老（文瀾）領導的馬列研究院歷史研究室從事馬列學說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設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長。傅是在出版局所屬的一口窯洞裡見到了這位尹科長的。
儘管政治立場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師生此次相見，卻有他鄉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湧上心頭。遙想戰前的殷墟發掘，那是何等壯觀氣派，令人心旌激盪。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和國共對立摩擦，導師與弟子天南地北，一別數載不得相見，憶及前塵往事，各自欷歔不已。傅斯年看了尹達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成績，甚不滿意，忘記眼前是中共治下的延安而不是自由進出的李莊或重慶，一時感情衝動，竟有些糊塗和一相情願地動員尹達隨自己一道回四川李莊史語所，重操舊業，接著續寫尹氏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東日照兩城鎮史前遺址發掘報告》云云。這一提議，“對已經選擇了革命道路的尹達來說，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其結果是，尹達驚慌失措，傅討了個沒趣。後來，尹達致信傅斯年對此次相會的隱情作過委婉的解釋，內有“延安一晤，至以為快。知諸師友均在努力寫作，自愧為學術工作盡力甚微，思之悵悵”等語。表示“所中所出有關考古之書，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書，仍願續作。今後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學，當設法完成之”。此事只是尹達一說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並替傅挽回一點丟失在黃土塬上的面子罷了。
由於尹達的關係，傅斯年參觀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馬列主義學院等學術機關，見到了馬列學院的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範文瀾。
范老是傅斯年的學長，於191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學門。曾受業於章太炎、黃侃、陳漢章、劉師培等“乾嘉老輩”，或曰“乾嘉余孽”，因而他“沒有感覺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條出路”。畢業後，范先後在幾個中學、北平女子文理學院做了近20年的教書匠。 1939年10月索性辭職跑到了延安並很快受到中共高層重用，開始以頭號馬列主義歷史學家的身份敲起了邊鼓。當毛澤東講“年輕人應該起來打倒老年人”、“這是歷史的規律”的那場講演時，他就在座，毛還加了“范老你是專家，我講的不對你可要糾正呀”那樣的話。未久開始撰寫《中國通史簡編》（以下簡稱《簡編》），其中寫到歷代統治者的殘暴荒淫與無恥，像配方一樣按比例配製。據說該大作出版並經《新華日報》連載後，曾轟動一時。 《簡編》中的“商朝事蹟”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的許多資料，同時對史語所及發掘人員的工作業績給予了讚譽性介紹。其中在“商代的生產工具”一節中，說道：“商代生產工具，已經不是石頭工具而是金屬工具。殷墟發掘專家李濟說：'大多數石器都非平常用的東西，有的是一種藝術的創造，有的是一種宗教的寄託，這些東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類的禮器，在殷墟所見仍為石製。'又殷墟發現許多銅器，有矢鏃，有鉤，有矛，有刀與削，有斧與錛，有觚，有爵，有各種銅範。李濟在論殷墟五種銅器說：'殷墟銅器，以矢鏃為最多，金屬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時，才能用作箭鏃，實際上在青銅時代用作箭鏃的仍是骨與燧石，這就是說用銅的時代，並不一定用銅作矢鏃。”'云云。
來延安之前，傅斯年與在李莊的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學界中人已看到了這部著作，但具體作何評價一直不為外界所知，從一貫提倡“新思潮”的“海龜”傅斯年對“乾嘉余孽”和“土鱉”們的反對與鄙視來看，恐怕難有好的評價——儘管老范早已“古為今用”地改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來寫此書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范老正在編寫一部關於農民造反和“造反有理”的中國政治史，並打算本著馬列主義“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精神，重新改寫《中國通史簡編》。傅氏得知此情，對這種治學態度表示讚賞，二人由此握手言歡，彼此增加了信任。至於傅斯年是否從範文瀾處要到了陳寅恪請託之書，不得而知，想來這點事是不難辦到的吧。只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後，範重新改寫的《中國通史簡編》，在敘述到商代歷史和殷墟發掘的葬坑與出土器物時，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過發掘”的話。再後來，連“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筆給一下勾銷了，只剩了草草6個字的“地下發掘證明”。至於這聞名於世的殷墟遺址是人是鬼或妖魔鬼怪所發掘，在老范的眼裡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得到郭老（沫若）還有其他不同高位上的大人物喜歡，即為“求真務實”的成功之作。自此，無論是傅斯年、李濟，還是董作賓、梁思永的名字，都與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無緣。世人談到安陽發掘與甲骨文研究，便“只知有忠賢，不知有皇帝”了。當然，這個時候的傅斯年或董作賓早已跑到了台灣並進入了九泉之下，與閻王小鬼們交往起來，對於地面上倖存的馬列學者們，是問蒼生還是問鬼神，他們已無力顧及了。此行傅斯年是否見到了陳寅恪點名代為求見的林伯渠，仍是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見的可能性頗大。但即使相見，也不會有什麼高深和隱秘的問題可談，不過相互問候罷了。
訪問團共在延安逗留4天，與中共領導人幾次會見中，似乎是黃炎培談得更多、更具體，除了對國際、國內局勢的看法，黃氏認為國內各黨各派的團結有絕對的必要，並指出國共兩黨都有恢復談判的可能。在與毛澤東會談時，黃一度施展揣摩、捭闔、轉圜之術，談了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謂“興亡週期率”，頗得毛的好感，對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個好法來擺脫這個週期率云云。
在訪問的後期，當以黃炎培為主角的參政員提到對大局的看法，並說到“雙方商談之門，並沒有關閉”時，毛澤東很表同意，接著說：“只為了門外有一塊絆腳石，就是國民大會問題。”黃氏深以為然。經過與中共高層人物多次會談，最後總算形成了一個《中共代表與諸輔成、黃炎培等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文件，可視為幾天來會談的總成果。
7月5日早餐後，訪問團成員匆匆趕往機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到機場送行。最後握別時，毛澤東特地叮囑六位參政員到重慶後務必向蔣委員長致謝，並稱：“有諸位來延安，使我們聽到許多平時不易聽到的話，增加了不少了解。並祝蔣委員長健康。”同時，毛還托傅斯年轉達自己對胡適老師的問候——儘管胡適與傅斯年一樣，當年甚至不把這位圖書館助理員放在眼裡。
對於六位參政員抵達延安後的活動，中共中央在宣傳上似有嚴格規定，除以顯著位置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上介紹中共舉行歡迎宴會外，對六位參政員的活動細節未加報導，而對於他們的離去，也只發了一條簡短且未加評論的消息了事。
六位參政員風塵僕僕回到重慶，向國民參政會和蔣委員長遞交了《會談紀錄》，各人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撰寫了報章文字或發表了談話。此次訪問團的盟主黃炎培於興奮之中點燈熬油，苦乾了幾天幾夜，草草寫成了《延安歸來》一書出版發行，內中對延安的人和事極具讚賞，文中說：“在延安的幾天裡，隨處可以見到，這是事事有組織，人人有訓練的緣故。我們應該知道中共政治作風已變了。不是變向別的，而是變向平凡。”又說：“個個人得投書街頭的意見箱，也個個人得上書建議於主席毛澤東。”最後的結論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中”。
與黃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則寫了《記民主同盟政團延安之遊》一文，內中依舊對藍蘋念念不忘：“我本來向毛澤東提議，要見見他的藍蘋的，但毛說她生病，不能見客。七月五日那天，我們離開延安的時候，毛帶著他們一個七八歲的女兒（南按：李納，時5歲）來送我們，兩隻秀美活潑的眼睛，看樣子似乎和我在戰前見過一次的藍蘋有點像，可是藍蘋本人依然沒有來。'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當我們的飛機起飛以後，我還是感到這是此行的一點遺憾。”
到了這個時候，左舜生還不明白，毛澤東托詞對方生病不讓相見，顯然不願讓其回重慶後四處張揚他和江青的婚姻關係。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作出的硬性規定，不讓在國統區名聲不佳又極愛出風頭的藍蘋在此種場合拋頭露面，以免節外生枝，壞了黨國大事。左舜生只是枉費心機、自作聰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說（南按：“江青”之名典出於唐朝詩人錢起於公元751年的應試詩《省試湘靈鼓瑟》名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毛就是依據這兩句唐人詩為他的心上人藍蘋命名的）。左舜生勞神了半天，最終還是弄了個“曲終人不見”的悲涼局面。此憾未得彌補，想來左氏當是死不瞑目的吧。
與黃、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卻有自己獨特的觀感與政治洞見。據羅家倫說：“他（傅）在重慶被國民參政會推舉為訪問延安的代表團的五代表之一，他回來以後，和我談過幾次。他認為當時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和毛澤東因為舊曾相識的關係，單獨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他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裡去研究民眾心理，去利用民眾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一流。毛澤東和他漫步到禮堂裡，看見密密層層的錦旗，各處向毛獻的。孟真諷刺的讚道：'堂哉皇哉！'毛澤東有點感覺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沒有出息。他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孟真對他們說：'你們把他看作護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領以歿嗎？”
羅家倫這段回憶難免有政治偏見及主觀成分，但此說的許多內容與史料相吻合，說明並不是空穴來風。傅、羅談話，較為透徹地反映了傅氏的內心世界和人生觀。傅斯年對中共與蘇聯皆無好感，並公開表示反對。他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宣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隨後又宣稱：“國民黨誠然太對不起國民，其所以對不起國民之一件，即是過量的對得起這些殘餘勢力，因為當年自己不曾努力，把這些東西根本拔去了，使他們今日尚在那里胡思亂想，胡言亂道。”就中國革命的形勢與奪得政權建國方略問題，傅氏認為中俄有三大不同，除了地埋位置與經濟條件特別是天然條件上的不同外，更表現在革命人才上截然不同。 “俄國革命黨歷史將及百年，以如此長期之演進，如此長期之訓練，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黨中吸收不少，因為俄國革命中本有不少小學教師、低級官吏、小商人、小工業家、工程師、技員，政權到手，辦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國，不然乃是發瘧子。國民黨以中山先生偉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經過，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國的人才來，遑論幾年中專靠怨氣及性慾解放一隊缺知識少訓練的人們。共產黨之一朝攫得政權雖可能，而共產黨之建國是辦不到的。”正是因了這樣的政治觀念，傅斯年與毛澤東的關係，比後來的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還要復雜另類。各自的性格與政治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對毛澤東產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慶後，口出此言的一個不難理解的緣由。後來，當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為激烈的“左”派分子時，猶如行芒在背，一次閒聊時他對李濟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接著又說“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簡短幾言透出了他內心對另類青年的不滿與對共產黨決絕的態度，這一態度直到他“歸骨於田橫之島”都沒有改變，也夠一根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