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參政員的延安之行，被陳寅恪9個月前不幸言中，以黃炎培為首的策士班子，儘管使出了渾身解數，拿出了看家的捭闔、轉圜之術，仍然是既“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可謂毫無斬獲，一敗塗地。 7月7日，第四屆第一次國民參政會開幕，褚輔成、黃炎培、傅斯年等藉此機會於當天下午謁見蔣介石，禀報赴延安會談的結果並呈上《會談記錄》。蔣打著哈哈順手翻了幾下，便冷冷地撇在一邊不再顧及，仍堅持一黨專制的指導思想。這一做法弄得褚、黃等人大為尷尬，也引得共產黨方面大為不快。中共據此堅信國民黨虛張聲勢，故意混淆民眾視聽，甚至感到自己被國民黨當局又涮了一回。
在黃炎培等人回到重慶的第五天，也就是7月10日，已通過地下渠道得知蔣介石真正想法的毛澤東，盛怒之下決定實施反制，於延安發表了著名的《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的戰鬥檄文，對國民黨及美國前往中國調解國共摩擦的代理人赫爾利大加討伐。此文一出，生存在一相情願和幻覺中的民盟第三黨，不但沒有達到當年蘇秦合縱連橫，“所在國國重，所去國國輕”及“一怒而天下懼”等捭闔、鉤鉗的奇效，反而弄得灰頭土臉，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最終落了個國共雙方的蔣介石、毛澤東兩巨頭一怒而自己懼，最後歸宗無著，兩條船都沒搭上，落得個在浪潮洶湧的渾水中瞎扑騰的尷尬結局。面對如此窘境，各路策士不得不掉轉屁股，扭頭向國民黨示好。其權衡、轉變的態勢，蔣介石及其謀僚看得極其真切，唐縱在7月底日記“上月反省錄”中作瞭如下記載：“黨派，民主同盟、青年黨，欲借中共問題以自重，但自中蘇邦交改善，美國輿論好轉，與陝北部隊進占淳化而被擊退後，各方態度漸傾向中央而不願繼續追隨共黨以取怨於本黨。……在參政會中各黨派並不如中共之期望完全附和中共主張，而通過國民大會案，使中共對各黨派起分離作用。”
儘管國共兩黨都心懷怨氣與猜忌蓄勢待發，準備一場公開的肉搏，想不到世界局勢變化太快，國際反法斯戰爭取得了驚人進展，黑了八年的天真的就要亮了。中國民眾的興奮點再度被調轉到東、西方兩大戰場，國共摩擦與幾個在野黨派人士撥弄的“轉圜”計劃被暫時擱置下來。
此時，日本軍隊幾乎完全喪失了戰略進攻能力，盟軍已完全掌握了製空權和製海權，並自各個領域和戰略要點實施反攻。原日本軍方認為，珍珠港一役，美國至少要到1943年才能在太平洋地區恢復元氣，而日本可趁美國實力恢復之前鞏固戰線。但事實卻大出意料，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激怒的羅斯福總統下令傾全國之力儘速發展空軍和具有兩棲作戰能力的海軍，即海軍陸戰隊。美國憑藉強大的經濟與科技實力，很快製造出一批現代化戰艦和戰機，太平洋地區的勢力迅速得到恢復和加強，並很快奪取了製空權和製海權，戰爭局面得以扭轉。
1942年6月，日本海軍進攻中途島，遭到美國海空部隊的拼死抵抗，日軍有4艘航空母艦和多艘驅逐艦、戰列艦被擊沉，從此在太平洋戰場被迫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守。 8月，美軍在所羅門群島的瓜達爾卡納爾島登陸，發動反攻。此後，日軍在太平洋上連連受挫，節節敗退。漸已控制太平洋局勢的美軍從瓜達爾卡納爾島開始，在所羅門群島和新幾內亞北部著手大規模反攻。由於日軍拼死阻擊，美軍進展緩慢，歷時半年苦戰才勉強攻下瓜島。之後，美國海空軍痛定思痛，一改過去傳統教科書式的作戰方法，實施全新戰略，這戰略如同當年成吉思汗之運用草原上鐵騎流動戰術，具有空前的革命性，使得日本軍隊手足失措，全盤皆翻。日本方面初以為美國反攻是一島一島打過來，殊不知美國新戰略的實施，把太平洋當做成吉思汗的歐亞草原，運用越過堡塞的萬里長驅、越島進攻之戰法，即暫不進攻日軍某些防守頑固的島嶼，而是憑藉強大的戰艦越島而過，在新幾內亞北部採用蛙式躍進式速攻戰術，長驅直入，直逼日本本土，從而使部分防守島嶼孤立無援，成為一座毫無戰略作用的死島。此外，日本軍方原以為美國海軍接近自己所有陸上空軍基地時，便是自己得手之時。殊不知美國的海空軍實力以空前的速度巨增，與日本海空實力差距越來越大。美國僅1943年製造並編入現役的航空母艦就有39艘，而日本直到1945年戰敗時，全部用於戰爭的航空母艦才不過25艘。
1944年7月，中太平洋美軍接連攻占吉爾伯特群島、馬紹爾群島和馬里亞納群島。 11月，美軍出動B—29遠程轟炸機，從馬里亞納群島的塞班島、關島起飛，直撲東京，實施連續大規模轟炸。另一路美軍從西太平洋沿新幾內亞北部進攻，與英、澳、荷軍隊會師後，攻占新幾內亞西部。 1945年2月，兩路美軍勝利會師，重返菲律賓。 6月，美軍迫近日本國門，號稱天下第一的無敵戰艦“大和號”被擊沉，日本海軍全部被摧毀。
幾乎與此同時，在國際矚目的緬甸戰場上，中國遠征軍在初期受挫之後，重新集結精銳與美、英、印、東非、西非部隊，於1943年10月在緬甸北部和西部投入反攻。在盟軍節節勝利的形勢下，緬甸國民軍和游擊隊於1945年3月底發動總起義，5月1日克復首都仰光，日軍在緬甸的戰略徹底告敗。
在中國本土戰場上，由於中國軍民堅持不懈地抵抗與反擊，終於粉碎了日軍企圖以戰養戰，把中國占領區變為太平洋戰爭“兵站基地”的計劃，有力地配合、支持了盟軍對日實施全面反攻。
在這樣一種全新的戰略戰術與政治格局下，為了保障各戰區文化遺產免於戰火，國民政府專門成立了中國戰地文物保護委員會，配合盟軍對地面文物實施保護。居住李莊的中國營造學社負責人、古建築學家梁思成被徵召至重慶，以委員會副主任身份，負責編制一套淪陷區文物目錄，包括寺廟、古塔、陵園、考古遺址、博物館等一切重要人類文化遺產。與梁思成同時來到重慶的，還有助手羅哲文。
羅是中國營造學社1940年年底在李莊招收的練習生。當時梁思成等人剛從昆明遷往李莊，急需一個青年人幫助學社同仁處理雜務和繪圖等事宜，決定在當地招收一位可堪造就的青年學生前來工作。據羅氏本人回憶：“那時，我還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剛從中學出來，在宜賓的一家報紙上看到一則中國營造學社招考練習生的廣告。至於這一單位是乾啥子事情的並不知道。只見考題中有寫字、畫畫、美術等內容，我對此很感興趣，便去投考了。喜出望外，果然被錄取了。後來才知道，眾多的考生中只錄取了我一個人。”
羅哲文來到營造學社後，先是幫助劉敦楨抄寫、整理文章和插圖，後作為梁思成的助手做資料整理和測繪等工作。羅氏原名羅自福，進營造學社之後，隨著美、英、蘇、中等國結成軍事聯盟，共同抗擊德、意、日三個邪惡軸心國，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包括蘇聯的斯大林等人物的名字廣為人知。青年羅自福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諧音，於是營造學社與李莊其他科研機構人員，甚至包括李莊鎮百姓和光屁股的孩子，見面之後總是對羅自福高聲呼“羅大總統”。如此之“尊稱”，弄得羅自福苦笑不得。後來當梁從誡的一幫同學來到營造學社玩耍並高呼“羅大總統”時，梁思成聞聽覺得有些彆扭，將孩子們轟跑之後，微笑著對羅自福道：“自福呵，這個'羅大總統'的雅號聽起來很響亮，不過在李莊這個小鎮關起門來做總統，總給人一種'偽'的感覺。現在中國偽的東西已經夠多了，什麼偽政府、偽主席、偽軍、偽北京大學、偽中央大學等。汪兆銘建了個偽中國政府，搞得天怒人怨，像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你要再弄個偽美國政府，那天下不就更要大亂了。我看就不要在咱這個院兒裡做大總統了，還是改個名字，做個平常的中國繪圖員吧。”於是，在梁思成的建議下，羅自福遂改名羅哲文，很有些文人雅士的儒家味道。再後來，“羅大總統”的名號就慢慢消失了，羅哲文三個字倒在古建築學界傳開。
這次由“羅大總統”縮水而成的羅繪圖員隨梁思成到達重慶後，先把文物目錄一條條編好，然後再在軍用地圖上仔細標出準確位置。目錄為中、英兩種文字編成，並附有照片，印成若干份，發給各戰區指揮員和盟軍飛行員以供參考，防止炮火與飛機投放的炸彈焚毀這些目標。據樑的好友費慰梅說，梁思成編制的文物目錄，“有一份還傳到了周恩來手上，顯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幾年後內戰爆發，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中共軍隊秘密派人潛入清華園，請梁思成繪製一份全國重點文物地圖，就來自這次編制目錄的啟示。
就在梁思成編制淪陷區目錄的同時，對人類文明成果極其重視的盟軍司令部，通過中方請梁思成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蹟列表，並在地圖上標出位置，以便在轟炸中留意並儘可能地予以保護。梁思成與羅哲文工作了一個多月才完成任務，在送交地圖時，梁通過中方代表明確表示：如果對日本本土毀滅性轟炸不可避免，其他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於這兩座古城之中。現在的日本民族猶如太平洋孤島中一棵風雨飄搖、電擊雷劈的大樹，即將面臨亙古未有的毀滅性災難，樹的枝芽可以毀而再長，根卻不能再生，京都、奈良古建築與文化，是世界人類文化財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須在轟炸中特別注意，把根留住。
當此之時，此項工作皆在不為外人所知的情況下秘密進行，按照“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這一鐵打的保密規矩，梁思成與助手羅哲文完成這項任務後，又埋頭於保護其他文化、文物事宜的策劃之中，對自己的建議究竟落實得如何，未再過問，也不便過問。而這時由於盟軍遇到日本本土日軍的頑強抵抗，不得不再度擴大空中力量轟炸的力度，日本四島，幾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軍空投的炸彈炸得瘡痍滿目，著名的東京大轟炸也愈演愈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與火交織的旋渦中。在接近戰爭尾聲的3天之內，美轟炸機向東京投放了2000噸炸彈，大火三日夜，死人2萬，焚屋27萬幢，90萬人無家可歸。就在東京遭受大轟炸的同時，名古屋、大阪也遭到猛烈轟炸，與東京規模一樣，也是2000噸炸彈，整個城市一片火海，其損失之大，死傷慘狀與東京不相伯仲。在飛機轟鳴，彈片呼嘯、烈火升騰的大失控、大混亂與陣陣慘叫哀鳴聲中，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認定，像東京、大阪這樣世界矚目的城市皆成廢墟，那麼，古老的京都、奈良必然面臨毀滅之災。對此，精明的日本小鬼作了最壞的打算，除了模仿中國拆遷古物的方式，把兩座古城大量的珍貴文物遷移到遠處深山秘藏，對極具價值的歷史遺跡，特別是地面建築，全部拆除搬遷，待戰後再按原型恢復。由於建築古蹟極多，工程浩大，加之人心惶惶，拆遷工程進展緩慢。
然而，讓各路小鬼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盟軍鋪天蓋地的轟炸中，唯獨京都、奈良這兩座古城，奇蹟般地始終未遭到真正意義上的空襲。待小鬼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著名的京都御所整個木構長廊全部拆遷之後，戰爭即宣告結束，遍布於兩城內的宮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築全部得以倖免。
多少年過去了，因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這段往事，沒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與一位中國建築學史家聯繫在一起。當年隨導師第一次進駐陪都重慶、卻沒機會飽覽山城景色的青年助手羅哲文，也漸漸淡忘了自已為此揮汗繪圖的情景。
1986年，羅哲文應邀到日本參加在奈良舉辦的“城市建設中如何保護好文物古蹟”國際學術研討會，其間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學術部主任菅谷文則相遇。菅谷得知羅早年出於梁思成門下，1944年前後正跟梁在一起，便熱情地向他講述了二戰中的一些逸聞趣事。管谷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軍在日本本土進行轟炸時，古建築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倖免於難，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極大的關係。據前年到日本訪問的北京大學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透露，梁思成於1947年到北大講過課，在講到文物古蹟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時，曾舉過抗戰時期為保護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軍建議不要轟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類文化之根的事例。菅谷此次想從羅哲文口中進一步了解事情的經過。
羅哲文聽罷，大為驚訝，立即回憶起當年在重慶的情景。羅說：“到了重慶，我們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樓裡，專門給了我一個單獨的房間。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曬藍圖紙來，讓我按他用鉛筆繪出的符號，用圓規和三角板以繪圖墨水正規描繪。我雖然沒有詳細研究內容，但大體知道是日本佔領區的圖，標的是古城古鎮和古建築文物的位置，還有一些不是中國的地圖，我沒有詳細去區分，但是日本有兩處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為我一進營造學社的時候，劉敦楨先生寫的奈良法隆寺玉蟲櫥子的文章我就讀過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們打仗，為什麼要畫在日本地圖上呢？我沒有多問，因為我覺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經過羅哲文與菅谷的共同分析推斷，認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裡生活了很長時間，對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對此地文物古蹟懷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貫主張：古建築和文物是人類共有的財富，人類有共同保護的責任。當時所標、繪的圖，既關乎文物古蹟，又涉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護的建議順理成章，於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對此，羅哲文還引了古建築學家鄭孝燮與自己說過的一個事例：1951年的某一天，在清華園的梁思成突然把年輕的鄭孝燮叫住，以哀婉的心情說道：“孝燮，告訴你一件不幸的消息，日本奈良法隆寺戰爭未毀，卻被火燒了，真是太可惜呵！”說罷，兩眼含滿了淚水。
孤證難立，有了羅哲文的回憶，綜合宿白與鄭孝燮所言，可知當年梁思成在北大講課時所言不虛。京都、奈良免於被炸毀的厄運，梁思成至少起了一定作用。真相終於在湮沒42年後大白於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均對梁思成的人品、學識抱以敬佩之情，日本媒體紛紛撰文報導，稱梁思成為“古都的恩人”。此時離梁思成去世已14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