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各地報名參軍的知識青年沈浸在抗日愛國熱情之中時，國民黨將領胡宗南指揮的大軍加緊了對陝北的包圍和封鎖。 1944年11月7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私人代表赫爾利自重慶飛抵延安。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與其進行了三天會談，共同擬定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主要內容是：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改組國民黨；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等。
11月22日，蔣介石在接見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時，以“天下老子第一”的強硬口氣，對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與其擬定的草案提出了三點反建議：中共立即無條件地交出軍隊；接受國共及美方組成的三人委員會負責整編，並委託美國人指揮。只有做到了這一切，國民政府才能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才可派代表參加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會議。最後蔣介石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強調“政府的尊嚴不能損害”。中共代表周恩來聞聽，一口咬定國共與其他黨派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並說：“政府是內閣，並非國家，不稱職，就應該改組。由此引起了聯合政府問題的國共之爭。”
同日晚，蔣介石宴請傅斯年、陶孟和等部分國民參政員，在宴會上公開宣稱：“中共要求聯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我不是波蘭流亡政府。”
12月下旬，蔣介石前往軍政部招待所探望赫爾利，赫爾利說：“最近接到華盛頓兩通電報，美國政府很盼望委員長對中共問題作出決定。怎樣才能統領共產黨的軍隊，求得全國軍事統一，是目前的首要問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政治上讓步，請委員長對此早加考慮。”蔣介石聽罷，很有些不耐煩地對這個稀里糊塗、完全不通中國人處世哲學的美國老朽敷衍道：“不忙，不忙。現在還不能作出決定，看局勢怎樣發展，以後再說。”
1945年4月下旬，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後勝利的前夜，居住在延安寒窯裡的中共領袖毛澤東，於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以《兩個中國之命運》為開幕詞，指出“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在隨後所作《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中，毛澤東提出立即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並要求：“為著討論這些事情，召集一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成立協議，動手去做。”這一建議很快遭到國民黨方面的拒絕。同年5月，隨著歐美盟軍打垮並佔領了德國，取得了歐洲戰場上的決定性勝利，日本的全面崩潰已指日可待。在老大中華這塊地盤上，關於聯合政府的國共之爭，也到了不是魚死，就是網破，或者魚網俱滅，總之是兩個中國之命運何去何從，到了徹底攤牌的時候了。
在國共兩黨各不相讓，劍拔弩張欲抄傢伙動武的歷史轉折關頭，突然從草莽中蹦出了一群自稱綠林好漢的第三黨——在抗戰後期組建的中國民主同盟。此同盟成員大多是由散落於社會各界的儒生與策士組成，首領如章伯鈞、羅隆基、黃炎培、左舜生等，皆為一時較有名頭的知識分子與不肯安於現狀的謀僚策士。在這一充滿機遇的大動盪、大變革、大整合的歷史性時刻，此輩儒生術士產生了一種希望，認為春秋戰國爭雄的蘇秦、張儀時代再度來臨，整個列國的興衰存亡可以受到辯士們的三寸不爛之舌，施展揣摩、捭闔、鉤鉗、合縱、連橫、轉圜等“陰道陽取”的遊說權變之術的影響。遙想當年，鬼穀子的門生蘇秦僅憑一項縱橫捭闔之術，一躍而為六國縱約長，身配六國相印，名動天下。隨後“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各路諸侯皆聽命於蘇秦，形成了蘇氏“所在國國重，所去國國輕”，“一怒而天下懼”的戰略格局。
往事可鑑，民盟的策士們認為，既然當今天下格局已成三分之勢，抗戰勝利的果實就應由三家或大家共同分享，豈能聽憑蔣氏勢力或與陝北黃土高原上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平分天下？無論如何，作為中國的其他在野黨，特別是漸成氣候的民盟黨派，也要爭取政治權力。按照這一思維方式，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均認為當前的機會瞬息萬變，稍縱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江山將永不可得！於是，諸儒生策士的興奮點很快集中在“怎樣把握住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實現中國的民主”。也就是要盡力促成由各黨各派共同參與、掌控的聯合政府這一現實行動。在國共兩黨為即將產生的新政府是聯合還是獨裁問題正爭吵不休，各不相讓的間隙，黃炎培等公開發表言論，希望“國共問題可由其他黨派出任調解”，並以各種輿論和方法向蔣介石施壓，並對中共施加影響。
面對各地與各色人等的角力和施壓，蔣介石採取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的態度不予理睬，同時斬釘截鐵地對前來勸說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表示：如同意成立聯合政府，就等於承認國民黨被中共“徹底打敗了”，等於“把對政府的控制交給共產黨”對這一說法，迷迷瞪瞪、不知中國這碗老湯深淺鹹淡的赫爾利表示不能理解，認為中共參加聯合政府，最多不過是“插進一隻腳趾”，何以會扯到敗與不敗？望著這個老傢伙幼稚但真誠的憨樣，蔣介石不得不告訴他“插進一隻腳趾就會全身擠進來”，一旦擠進來，後果不堪設想。赫爾利仍搖頭表示不懂和不解，但國民黨高層和內部有識之士，卻清楚地意識到復雜而不妙的時勢以及國民黨面臨的險境。蔣介石侍從室六組組長兼軍統幫辦唐縱，在1945年5月31日的日記“上月反省錄”條中作了這樣的“反省”：
國民黨黨員在部分為公務人員，此種黨員在十餘年來一黨專政的長時期中，地位提高了，財產增大了，生活優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與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動搖其自己之地位。
一、國共問題日益嚴重化。
二、國民黨的革新希望甚微，而日唯設法保守勢力掙扎；但共產黨的攻勢甚銳，氣勢迫人，令人惶恐不安。
三、在今年反攻的時期，可能發生國共兩黨正式戰爭。共產黨在華中、華南必歸失敗，但在華北、東北可能另成局面。
四、共產黨準備召集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以與國民代表大會相抗衡。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欲以此號召不滿現狀之各黨派共同奪取國民黨之政權，聯合政府即為瓦解國民政府之手段。
五、各黨派本身力量不足與國民黨相抗衡，欲利用共產黨之聲勢以自抬身價，故無形中各黨派已成為共產黨之尾巴！
儘管以上內容是唐縱私人日記所載，屬於隱秘的內心獨白，但除第三條蔣介石可能未能清醒認識，或過於自信而不以為然外，其他諸條的思想觀點與蔣介石的言論基本相同、相通。正因為蔣介石對時局和各色人等如此認識並展現出強硬態度，中共領導層才認為國共商談已陷於無法轉圜的境地，事情越陷越僵。而這個時候對夾在中間的黨派來說，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從中斡旋，而自己的身價尚未增加一分一厘，國共雙方又甩手反目，更體現出第三黨的身價之輕，必須想法再找些理由轉起來。於是，各路豪傑、策士再度集結力量共同上陣展開攻略。經過一番水煮火燎般的上下折騰，終於得到蔣介石在“轉圜”方面的默許和暗示，於是便有了黃炎培等參政員與延安方面的直接溝通與訪問。
6月2日，褚輔成、黃炎培、傅斯年等七位國民參政員，聯名草擬了一份致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
延安毛澤東、周恩來先生惠鑑：
團結問題之政治解決，久為國人所渴望。自商談停頓，參政會同仁深為焦慮。月前經輔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繼續商談。先請王若飛先生電聞，計達左右。現同仁鑑於國際國內一般情形，惟有從速完成團結，俾抗戰勝利早臨，即建國新猷實基。於此敬掬公意，佇候明教。
6月6日，電報由參政會秘書處發出，列名者為褚輔成、黃炎培、冷通、王雲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等七人。
當此之時，中共中央正在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幾位策士們的來電未予理睬。十天后的6月16日，中共首先聲明不參加四屆一次參政會，然後於18日，毛澤東、周恩來才勉強提起興致，聯名復電在重慶的中共代表王若飛，讓其轉告參政會並七位參政員，歡迎彼到延安一敘，並說“估計蔣得此消息後，不一定要他們來，如仍許其來，即使無具體內容，只來參加，亦應歡迎之，並爭取你陪他們同來”等。
三天后，此電由孫科轉交給黃炎培、冷遹等人，電文如下：
褚慧僧、黃任之、冷禦秋、王雲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鈞諸先生惠鑑：
來電敬悉。諸先生團結為懷，甚為欽佩。由於國民黨當局拒絕黨派會議、聯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並以定期召開一黨包辦之國民大會製造分裂，準備內戰相威脅，業已造成並將進一步造成絕大的民族危機，言之實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團結，諸公熱心呼籲，促使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商組聯合政府，並立即實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則敝黨無不樂於商談。諸公惠臨延安賜教，不勝歡迎之至。何日啟程，乞先電示。掃榻以待，不盡欲言。
毛澤東周恩來已巧以上電文清楚地看出，中共對此事的態度既積極又慎重，這是因為七參政員“大都是舊知識分子或黨派領袖，同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有著廣泛的聯繫”，不僅“在社會上有地位、有影響”，而且“政治立場上屬中間派”。對於這樣的代表人物，中共沒有理由拒絕他們來訪，但為了防止為國民黨做說客，或者以國民政府觀察團的名義自居，在政治事務上對延安不識時務地指手畫腳，甚至胡言亂語，說一些不著邊際、令人討厭的妄語。按照毛澤東的意圖，電文先是綿里藏針地指責一番國民黨當局的不是，接著警告性地回敬，倘“促使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延安方面當“樂於商談”並請親臨“賜教”。如果不圍繞這一主題，或搞什麼小動作，甚至與共產黨耍布袋戲，對不起，你們就在重慶那花花世界裡待著，不要跑到陝北這條山溝裡來揚風扎猛地瞎折騰了。
黃炎培、章伯鈞等見電後驚喜交加，並意識到電文中對方那軟套包裹下的針刺，幾人經過緊急磋商，搞出了三條合縱連橫的應對方案：
一、由政府招集政治會議；二、國民大會交政治會議解決；三、會議以前，政府先自動實現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方案既定，七參政員認為，只有蔣介石認可，方能起程。否則將是三大皆空，一切都是瞎扯淡的事。
6月27日，七參政員與王世傑、邵力子再次聚議，並欲請王把三條方案送達蔣介石。王世傑認為此事由黃炎培挑頭，十有八九會引起蔣的反感並把事情弄黃了。作為長期在國民黨中樞和蔣介石身邊周旋的高級謀士兼政客王世傑，對蔣的秉性脾氣與好惡是深有了解的，蔣對黃炎培等策士幾年來的吵吵嚷嚷大為頭疼兼深惡痛絕，激憤時曾幾次當著謀僚的面破口大罵黃氏不仁不義，屬於見風使舵、騎牆賣笑之輩。此種發洩甚至責罵，從蔣介石日記中可以看到，如1940年4月4日，蔣在日記中責罵道：“政客梁漱溟、黃炎培等對共黨之騎牆投機之可恥，殊堪鄙棄。此種政客之為害國家，其無形罪惡，甚於共匪與漢奸也。”1940年9月6日記：“王炎培等政客，以誹謗為直諒，並自示公平勞苦，當面毀人而不自覺。此乃中國一般政客士紳之惡習，非王一人而已也。”（南按：王應為黃）1941年9月13日“上星期反省錄”記：黃炎培“其言其行，幼稚卑污，形同妓女”。 1945年1月3日又記：黃炎培等“中國士大夫階級重外輕內，有私無公之劣根性”。 ——儘管當時的王世傑沒有看到蔣介石日記內容，但從平時的言行舉止和察言觀色中，完全可知蔣對黃氏等一群“騎牆”策士的厭惡態度。因而，當王世傑接到這份策士們弄出的合縱連橫的三條方案後，當頭棒喝道：“如送領袖，必大遭拂怒。”
眾策士一聽，頓感灰心，如惹得介公為此拂怒，這還了得？遂提出乾脆散攤兒，不要再做這些費力不討好的無用功。幾人中唯黃炎培頗不甘心，覺得事情仍有可為，遂施展鉤鉗之術捭闔道：“撞壁須撞到壁，今壁尚未見，僅憑旁人預測勢將碰壁，便放手了，豈為合理？”在他的一再堅持下，眾位參政員決定於27日下午鼓起勇氣面謁蔣介石，並推舉時年73歲高齡的國民黨老牌黨員褚輔成代表報告。
老褚年輕時候曾是大清朝的監生出身，留學日本東洋大學高等警政科，在日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時追隨孫中山領導起義，一度出任眾議院副議長、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等高官，算是風雲一時的人物。但今非昔比，或者是人已成老朽，血性消融不再，或者是王世傑的棒喝使其喪失了底氣。見到蔣時，年老體弱的老褚未敢呈函，好像做錯了事一樣，談話中支支吾吾、含含糊糊地說了原定的前兩條，最後一條方案憋在肚中與殘存的餃子一起咕咕嘟嘟煮燜了好一會兒，始終未能端上檯面。面對老褚畏頭縮腦的表現，同來的幾位策士震於蔣的聲威，只能面面相視，未敢上前言及，場面頗為尷尬。
想不到此時的蔣介石卻另有打算，眼看預定的國民參政會開幕之期日益迫近，中共方面強硬反對，其他各色人等也趁機跳將出來說三道四、煽風點火，向自己施氣撒嬌，不時鬧點小彆扭，或乾脆興風作浪，弄得自己心煩意亂又一時無可奈何。如今有這麼一幫熱心功名的策士儒生自動找上門來，要做“中間人”或馬前卒，為國民大會的召開清除障礙、掃清道路，此舉正合“朕意”。於是，蔣不動聲色地聽畢，環視眾位，突然滿面帶笑地以“偉大的、懇切而坦白的精神”答復道：“國家的事，只須於國家有益，都可以商談的。”停頓片刻，又說：“中間人，公道話，原來最難討得雙方的喜歡。”遂當場慨允。當黃炎培等領命告辭時，蔣介石又和顏悅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眾人見狀，受寵若驚，各自瞪著直勾勾的眼睛，伸著舌頭悄然退出。
回到參政會的七參政員如得上方寶劍，在謁蔣時勾頭搭背、戰戰兢兢的頹喪畏縮模樣盡掃而光，一個個精神煥發，豪情萬丈，議論不止，說到激動處，一個個面紅耳赤並有熱淚盈珠者。身穿藍布長袍，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老褚也被蔣介石剛才的語言深深打動，哆嗦著身子猛地一拍案板道：“走一遭算什麼！這老命還得一拼！”延安之行就此決定，眾皆歡呼。
就在七參政員即將起程的6月29日，唐縱在日記中作了這樣的記載：“陳主任為這等事晚上失眠。余曰，大局是好轉的，宋子文往莫斯科，我看會有結果的。中蘇邦交的改善，對於共產黨是一個解決的途徑，陳主任不敢相信。”唐氏畢竟是蔣介石身邊的二流謀士，在政治識見上，與他的上司、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號稱國民黨“領袖文膽”與“總裁智囊”的陳布雷相比，還欠火候，不久的事實就證明了陳布雷的預見遠比唐縱高明、透徹。
1945年7月1日上午9時35分，在王若飛的陪同下，諸輔成、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通等一行六人，於重慶九龍坡機場乘美國專機飛往延安。老謀深算的王雲五自知此行將無功而返，遂稱病打了退堂鼓，因而只有六位參政員前往。下午1時，飛機抵達延安機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然後乘車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共進午餐，再乘車轉至瓦窯堡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下榻。
7月2日早晨，工作人員向六位參政員各送一份請柬，內容相同，只是姓名有別。其中給傅斯年的請柬如下：
茲定於七月二日下午六時在中央辦公廳潔樽候教，敬請光臨為盼。
此致孟真先生毛澤東謹訂7月2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六位參政員，雙方作了初步溝通。傍晚，按照預先佈置在中央辦公廳餐廳設宴招待，從前方到延安出席會議尚未回防區的中共軍事將領賀龍、劉伯承、陳毅、聶榮臻、鄧小平、彭真、高崗、陳雲等出席了宴會。毛澤東、周恩來分別作了歡迎詞和祝酒詞。酒席上，傅斯年緊挨毛澤東就座，毛風趣地對傅說：“我們是老相識了，在北京大學時我就認得你，你那時名氣大得很，被稱做孔子以後第一人哩！”
傅斯年聽罷，手舉筷子，張開大嘴笑著說：“毛先生過譽，那是同學們的戲謔之詞，何足道哉。”
毛澤東微微笑道：“不要客氣嘛！”隨之面向眾人說：“今天的宴會，菜沒有好菜，酒也不夠好，都是我們延安的士兵自己生產出來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嘛！”
毛的一席話讓在座者心情輕鬆了許多，眾皆一邊飲酒一邊無拘無束地相互交談起來。面對毛澤東的談笑風生，幾位參政員在打著哈哈敷衍的同時，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此次訪問延安的六人中，褚老漢是老牌國民黨員，左舜生乃青年黨人，章伯鈞為農工民主黨人，黃與冷自稱無黨派人士，但與民主同盟關係密切，用黃炎培的話說便是“立場雖有小異，主張卻是大同”，完全可看做是民盟成員或盟友。只有傅斯年屬於真正的無黨派人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學術界重量級大腕。儘管老褚是國民黨員，但因年老體衰，又是讀書人加老實人，國民黨高層並無意讓他拋頭露面為黨國事業折衝樽俎，他與傅斯年加入這個草頭班子，是黃、左、章、冷等四位活躍分子極力蠱惑拉攏的結果，在總體結構中屬於摻沙子性質，主要目的是起到虛張聲勢，給外界造成一種多黨派、多團體的民主氣氛和色彩。對這一把戲，羅家倫洞若觀火，曾略帶諷刺地多次勸說過傅斯年，讓其“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意思是不要跟著黃炎培等一班人瞎鬧騰，天下事不是靠黃、章等幾名策士就可以捭闔得了的。且蘇秦、張儀用舌頭定乾坤的時代早已跟著秦始皇他老爺爺——秦早，一同變為糞土湮沒於歷史煙塵之中了。眼前正是亂世英雄出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新社會，哪裡還有靠幾位儒生的三寸不爛之舌就輕易擺平天下的好事？如此做法無疑是在飛機裡做夢——空想。但此時尚心存僥倖與幻想的傅斯年已聽不進朋友之勸，竟跟著黃炎培等人稀里糊塗地上了飛機，開始了他心中並無底數的夢想之旅。
就當時的情形論，在六位參政員中，當屬左舜生與傅斯年心境最為複雜。
左舜生與毛澤東同為湖南人且屬同庚，早年與毛又同系“少年中國學會”會員。 20年代初，左氏赴法國留學，後來提倡國家主義，反對共產主義。 1925年，左舜生成為中國青年黨首領之一，1930年與陳啟天在上海創辦《鏟共》半月刊，以剷除消滅共產黨為宗旨。 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時，他出任秘書長，積極倡導反共。此次來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滅共的歪理邪說。 7月3日上午，左與毛澤東單獨交談時，頗不識趣地說道：“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黨可以有多個，軍隊卻不能個個政黨都有。否則，就要發生內亂，國家就不太平。”
毛澤東聽罷沒有做聲。左舜生見對方沒有接話，以為被自己擊中要害，於是繼續說道：“我們青年黨就主張走議會道路，不辦武裝，成為國家真正的參政黨，對國民政府沒有任何威脅。”
話音一落，毛澤東忍不住問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們也向你們青年黨學習？”
左舜生答：“談不上學習，我覺得我們青年黨的這種做法是對的。”
“怎麼對呢？”毛澤東頗不以為然地問道。
“和平議政，對政府沒有威脅，也有利於各黨派的團結嘛！”
毛澤東聽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靜地說道：“我也主張一個國家只有一支軍隊，但要看軍隊掌握在誰的手裡，為誰服務。要知道，一個沒有武裝的政黨是沒有力量的，被蔣介石視為土匪亂黨的人，若沒有一點兒自己的武力，根本無法生存，更不用說有發言權和改造社會了。老庚呀（南按：湖南人叫同年出生者的俗稱），你這個青年黨的'軍事爺'，怎麼連這個道理也不懂呀！”
挨了一頓教訓，左舜生仍不知趣，還在嘟嘟嚷嚷地說一些在他自己認為聰明絕頂，實則糊塗蟲一樣的伴有勸降意味的混賬話，並說介公的領袖地位如何不可動搖云云。毛澤東忍無可忍，面露慍色，提高了嗓音激憤地說道：“蔣介石總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兩個太陽給他看！”毛澤東神傲氣雄的風采，頓時把左舜生給震住了，這位老朽遂不再妄言要延安交出軍隊並維護介公領袖地位等妄語。
不知是想緩和剛才不愉快的氣氛還是真的別有他圖，已是52歲，全身乾癟得幾乎只剩一堆筋骨，走起路來全身打晃的左舜生，突然又用鉤鉗之術，提出一個令毛澤東頗為尷尬的問題。左氏要與他一直崇拜的女明星、毛澤東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藍蘋見上一面。毛聽罷先是以“我不認識藍蘋”，後又改為“她生病了”為由予以拒絕，而後邁開大步向別處走去，再也不肯理睬這位無聊、蹩腳加淺薄的術士之徒了。後有人引用明代宋濂評鬼穀子的話論左氏曰：“舜生所言之捭闔、鉤鉗、揣摩之術，皆小夫蛇鼠之智。用之於家，則亡家用之於國，則僨國；用之於天下，則失天下。”甚然也。
左舜生的為人處事與不識好歹的輕妄之舉，不但令毛澤東反感，即是同來的傅斯年對其亦頗為輕視。早在1937年10月11日，傅致剛到美國不久的胡適一封信中，在提及國內情形時說：“所謂參議會又添了些無聊分子，徐謙、羅鈞任、甘介侯、左舜生等。羅毫無見識，殊大希望。此人乃官僚、酒徒之混合，因其為酒徒，故有時似勇，決不該稱之曰'忠節'也。此一鳥會常有荒謬絕倫，匪伊（夷）所思之提案，亦常為我罵散，大有我是此會之'清心丸'之感！可嘆可嘆。有好些人運動為此參議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羅隆基），若再這樣下去，我也只好走了。”
此次延安之行，左舜生還是按重慶的老套路數，懵懵懂懂地提出如此“荒謬絕倫，匪夷所思”的怪論，惹得同鄉毛澤東深惡痛絕，真可謂狗改不了吃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