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的政治風暴波滾浪湧，作為“文革”發源地的北京大學更是濁浪滔天，愈演愈烈。就在陳夢家自戕兩個月後，與他並駕齊驅的“四大右派”分子之一、著名歷史學家，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北大歷史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向達也命赴黃泉。
抗戰勝利隨校復員回到北平的向達，與其聯繫最多，也是最令向達欽佩的學者就是蟄伏於南國的陳寅恪。當國共兩黨即將全面翻盤之際，向達一直掛念著身在嶺南的陳寅恪，而陳氏也關注著這位老友的命運。 1954年，向達出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第二所副所長，就是汪籛南下廣州晉謁、勸說恩師北返時，陳寅恪通過汪向北京方面推薦的結果。當時陳對汪說過如下的話：“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點，向達對此素有研究”云云。後來向達果然擔負起了組織國家級的中古史，特別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使命。
“文革”開始的前兩年，即1964年3月，向達專程赴廣州中山大學晉謁陳寅恪，就他正在進行的《大唐西域記校注》一書涉及梵文的問題向陳寅恪請教。因為當時懂四門外語的向達對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的一些梵文描述不盡明了，而深諳十幾國外語特別是中亞古文字的陳寅恪顯然要比向達技高一籌。此次南行是向達自費而來，當時向達服務的學術機關主要領導人不同意出資讓其去拜見一個“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但向達以湖南人的倔犟脾氣，知難而進，終得成行。陳寅恪的名聲光照日月，向達的名氣也冠蓋學界，兩位大師級史學巨擘在嶺南這塊潮濕之地的會晤，在中山大學引起了震動。為此，中大歷史係不失時機地專門安排向達作了一場《敦煌學六十年》的學術報告，並受到師生的廣泛好評與激賞，陳寅恪與向達之間的友誼也再次得到昇華。分別時，已很少作詩贈人的陳寅恪於3月20日，特作《甲辰春分日贈向覺明》三首絕句相贈。其中最後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嶺南，失明臏足我何堪。
儻能八十身猶健，公案他年好共參。
陳寅恪這個“八十身猶健”的夢想與祝愿最終成了空想，向達不但沒有活著看到那一天的到來，且於陳寅恪先行而去。
因有全國“四大右派”的前科，“文革”一開始，向達就被北大造反派列為最早登上“斗鬼台”的一批“黑鬼”，遭遇無情的批鬥、折磨與污辱自是不在話下。與其他“黑鬼”不同的是，除了在“斗鬼台”被“點將”，還要拖到其他地方批鬥。有一段時間，向達被紅衛兵命令在毒日頭下跪在歷史系辦公室二樓陽台欄杆外狹窄的平台上接受批鬥，期間幾次差點從空中摔到地下斷送性命。因此地狹小，不易展開大規模行動，後又被造反派拖到校園內寬敞之地讓更多的革命者批鬥。許多年後，歷史系教授鄒衡記下了向達慘遭批鬥的情景：“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可怕的太陽似火的上午，時在1966年6月，幾個'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頭的向達先生在三院二樓外曬得滾燙的房檐瓦上'坐飛機'，一'坐'（跪）就是幾個小時，向先生像過去給我們上課一樣老是不敢（實際上已不能）抬頭……向先生已是66歲高齡。我看到有的教師嚇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邊落淚。果然，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一代巨匠向達先生。”
原本體質強健，“常以鐵漢自詡”的向達，到了此時還暗中囑咐秘密前來探望的友人“不必耿耿”，自己將如“鳳凰涅槃，獲得新生”云云。無奈事與願違，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在“坐噴氣式飛機”之後，又被造反派勒令收集全國各地到北大串聯的紅衛兵小將們扔得滿校園的西瓜皮。在撿拾過程中突然暈倒在地，昏迷不醒，因未得及時救治，腎嚴重衰竭。 9月底，向達和歷史係其他“牛鬼蛇神”又被押到昌平縣太平莊勞動，晚上寢室門被反鎖，包括夜間出門上廁所之類的活動一概得不到批准。向達的腎病越發嚴重，全身浮腫，尿液不能排出，痛得滿地打滾，哀苦不已。即使如此，監工的紅衛兵仍不准送醫院救治，只是轉入校內“勞改”。延至11月24日，一代史學巨匠在極度的痛苦中被尿憋死，終年66歲。
此時的北京大學，沒有因為汪籛、程賢策、俞大絪、向達等教授的自殺和暴斃而停止“文攻武衛”的腳步。相反，血腥暴力與奪命的劫難愈演愈烈，被關押和勞改的“反動學術權威”達五百多人。每天晚上，北大校園內十幾個審訊室同時挑燈夜戰，開始“審訊工作”。除原有的工作組，陸續進駐北大的造反派們組成一個個聯合審訊班子，將提審對象拉進審訊室先是一頓耳光加拳腳伺候，而後開始審問，此為“敬酒”。幾句話之後，開始動刑，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著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細的銅棍，據說這種東西遠比皮鞭打下去紮實，傷其筋骨而又不傷皮膚。打的時候，常常是剝光衣服，不論男女，此為“罰酒”。如此反复折磨、蹂躪，許多“反動學術權威”決定以自殺的方式早日解脫，這種想法像傳染病一樣在燕園流行開來，跳樓和上吊者成倍地增多，有幾幢教學樓成為鬼氣迷濛的人間地獄，在校的女學生晚上都不敢靠近。幾個月內，就有24位著名教授自殺，而自殺的方式各不相同，據北大教授季羨林晚年回憶說：“他們有的從很高的樓上跳下來，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鐵道上去臥軌，身首異處而死。……當時兩位教授投未名湖自盡。湖水是並不深的。他們是怎樣淹死的呢？現在想來，莫非是他們志在必死，在水深只達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頭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嗎？差不多同時，一位哲學系姓方的教授用刮鬍刀切斷了自己的動脈，血流如注，無論怎樣搶救也無濟於事，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據後來研究者統計，當年知識分子自殺的方式，除了上吊、服毒、割腕等自殘手段外，跳湖、跳河成為一大頗時髦的特色，其慘烈之狀尤以風暴中心北京大學為甚。 1968年8月，北大圖書館系講師、中共黨員許世華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殺；10月16日晚，北京大學教務長崔雄昆從校內28樓出走，次日晨，被發現死在校內紅湖游泳池內。校工宣隊對外公佈說：“經法醫檢查，是投水炸肺自殺。”
這段瘋狂歲月所醞成的人性喪失和人類悲劇，正如鄧小平女兒毛毛所作的描述：“北京大學，這所中國最著名的學府，竟然變成了法西斯的集中營，變成了血腥暴徒們施虐的場所。在這裡，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鬥、批鬥、刑訊中致殘、致死。一位教師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覺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樓、服藥、割腕、臥軌、觸電什麼方法都用過了，反復自殺。一位反對聶元梓的學生，被用釘子釘穿膝蓋骨、用竹籤刺進十指指甲縫、用鉗子鉗斷手的指骨，還把人裝進麻袋中從樓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黨委書記、校長陸平被用鋼絲纏捆著兩隻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訊，讓其承認是'假黨員'、'叛徒'。著名哲學家馮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殺。以上這些，僅是例舉。'文革'期間，在北大，武鬥中'打死三人，教職員工和學生被迫害致死六十餘人，其中包括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讚、著名物理學家饒毓泰等諸多享有盛譽的一級教授。”
毛毛所說的翦伯讚，即北大歷史系主任，後來一度出任過副校長的著名馬列主義歷史學家翦老。當“文革”導火索被姚文元一篇批吳晗的《海瑞罷官》點燃後，面對躥動的火苗，翦伯讚不明底細，還以為自己身處國民政府統治的言論自由時期，遂稀里糊塗地以盟友加“鬥士”的身份跳將出來為吳晗辯護，並對前來採訪的《文匯報》記者說：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牽強附會，態度極粗暴，完全是對吳晗的污衊和陷害等。沒過多久，騰起的烈火就燒到了翦伯讚本人身上，並以“黑幫分子”兼“反動權威”被揪出來批鬥。 1968年10月，在中共舉行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說，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也要給出路云云。此時已駐進北大的軍人宣傳隊很快向正在牛棚中被整得以頭撞牆的翦伯讚傳達“最高指示”，把翦氏夫婦遷移到燕南園的一幢小樓獨家居住。夫妻倆住樓上，另派一杜姓工人師傅住樓下，在照顧其生活的同時負有監視之責。好日子沒過一周，厄運再次來臨，起因是關於劉少奇的定案問題。此時名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已被內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具體罪行之一是三十年代曾與蔣介石以及宋子文、陳立夫勾結，而這一時期在蔣、劉之間周旋的人，就是諶小岑、呂振羽和翦伯讚等人。於是，翦氏順理成章地成為劉少奇專案組搜取這一證據的關鍵人物。 1968年12月4日，由江青秘密成立和控制的“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副組長、駐軍某師副政委巫中帶著幾名副手，氣勢洶洶地直奔北大燕南園，向翦伯讚明確表示1935年的國共南京談判，是劉少奇叛賣共產黨的活動，令翦提供證據。翦表示自己年紀大了，一時記不得了。經過幾次談話，翦仍交代不出具體內容，於是巫中大怒，衝到跟前，把手槍頂在翦伯讚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說，不說馬上就槍斃你！”翦仍交代不出。巫中肚子餓得咕咕亂叫，欲找地方吃飯，臨走撂下一句狠話，必須在三天之內想出來，否則就地正法。翦氏在極度的恐懼和走投無路中，於1968年12月18日夜，與妻子雙雙吃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第二天，前往察看者發現夫妻倆平臥於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蓋一條新棉被。經過檢查，發現翦伯讚身著中山裝的左右口袋裡，各裝一張字條。一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則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毛毛所說的另一位北大教授饒毓泰，就是與葉企孫並稱“雙雄”，或“雙子星座”的中國物理學奠基人、開山老祖、恐龍級學術權威饒樹人。早在翦伯讚走前兩個月，饒氏已捷足先登了。
饒毓泰，字樹人，其父饒之麟為清朝舉人、拔貢生，曾任戶部主事。幼年饒毓泰在叔父和舅父教導下習四書五經，1903年入撫州中學堂學習，1905年隻身去上海，就讀於中國公學。 1911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1912年回臨川中學任教半年，1913年考取江西省公費留學，初入美國加州大學，感覺不太適應，遂轉入芝加哥大學物理係就讀，獲益頗多。 1917年12月18日，饒氏於芝大畢業，此後仍在該校旁聽了一些課程。 1918年春，饒赴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並於1922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與饒氏齊名的另一位中國物理學家葉企孫，於1918年8月至1920年6月在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學習並獲理學學士學位，同年9月轉入哈佛大學，並於1923年6月獲哲學博士學位。當饒、葉二人在芝加哥大學物理係就讀的時候，正是這所大學物理學科飛速發展的鼎盛時代，物理系的創建者兼主任邁克爾遜（Albert Abrahan Michelson）精力旺盛，在主持系務和專業課題研究中，堅持為學生開課。正是這位天資過人的物理學家在光學研究中，設計了一個十分巧妙的裝置，即一個快速旋轉的齒輪和遠距離相隔的反射鏡，測出了世界中小學生在課本上知道的每秒三十萬公里的光速。因發明精密光學儀器並藉助這些儀器在光譜學上的特殊貢獻以及發展了同位素年代測定法，邁克爾遜於1907成為榮獲諾貝爾獎的第一個美國人，芝加哥大學作為物理學界具有光榮歷史和傳統的“聖地”地位也因此奠定。當年饒毓泰、葉企孫這兩位來自東方古老國度的青年學生，能見到這位大名鼎鼎、頭上罩著一圈“聖光”的老師，且親身聆聽其教誨，內心確是感到欣喜和榮幸。
1922年，饒毓泰歸國，應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聘請，擔任南開大學教授，創立物理係並兼系主任。饒的學生後來成名的有吳大猷、吳大任、郭永懷、馬仕俊、江澤涵、申又振、陳省身、鄭華熾等人，從這一串響噹噹的名錄中，可見饒氏確是一位傑出的物理學家與教學能手。
1929年，饒毓泰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獎助金，赴德國萊比錫大學波茨坦天文物理實驗室進修，從事原子光譜線的倒斯塔克效應研究。 1932年回國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一年後與馮祖荀、曾昭掄、張景生等一起受北大校長蔣夢麟之聘，重建北大理學院，馮、曾、張、饒等四人分別出任數學、化學、生物、物理係等四系主任。饒毓泰分別聘請一批青年新銳學者如吳大猷（理論物理、原子分物理）、朱物華（電機學）、周同慶（氣體導電、分子光譜）、張宗蠡（光學）、鄭華熾（拉曼光譜）等，展開原子理論、光譜實驗等研究。這個班底，基本上是饒在南開創建物理係後培養的優秀學生，皆是物理學界的天才人物。一時間，北大理學院人傑雲集，聲光頓起，其風頭力壓群雄。以葉企孫為旗幟、號稱全國高校理科中的龍頭老大清華大學，都有難以招架之感。因了這一局面的形成，才有了吳大猷後來的一段話：我國物理學研究的開始，不過是1931年前後的事。那時的北大物理系主任王守競在量子力學研究上頗有成就，但他後來卻投身於飛機製造業。 1933年饒毓泰接任後，不僅聚集了一批年輕有為的學者，還邀請國際著名科學家前來訪問。這種少長咸集、群賢畢至的局面，使當時的研究工作非常活躍，既有享譽國內外的老專家，又有甘願放棄國外優越條件，回國培養人才的年輕學者如物理系的王竹溪等才俊，他們帶來國際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國際先進的科研發明信息。因而，當時聯大物理系的教學已接近了國際水平。
1937年抗戰爆發後，饒毓泰夫婦由平、津、青島、濟南、鄭州、漢口至長沙。 11月，日機空襲長沙，情形艱危，饒氏送夫人去滬岳母處暫避，不幸夫人旋得傷寒病亡。饒毓泰以沉痛的心情回歸長沙後又隨校遷昆明，出任西南聯大物理系主任。當時在聯大各系中，無論是人數、家底和師資力量，清華顯然佔絕對優勢，僅就師資力量而言，北大也處於下風，南開更不在話下。但唯有一個物理系，北大的實力完全可與清華抗衡，並且還有過之，僅就畢業生而言，此時已有230人自北大校門走出，為全國之冠，而清華只有53人。這就是為何西南聯大各院院長及系主任之職多以清華教授兼任，而物理系主任卻由北大出身的饒毓泰執掌的原因。縱觀古今中外，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聯合體，還是像牙塔中的學術圈，以及在這一聯合體與學術圈中，欲執牛耳者之間的角逐，實力就是最大的本錢。西南聯大文學院設在蒙自時代，因為胡適的缺席，聯大文學院院長落入胡適的學生輩人物馮友蘭手中，北大師生為此在校長蔣夢麟面前憤憤不平，而蔣亦無計可施。何也？儘管有錢穆出面勸說大家要以抗戰大局為重，從而平息了這場風波，但就當時的蔣夢麟而言，他在心中並不是不想讓北大教授兼任這一職位。無奈，當時的北大文學院的整體學術地位，確實無法與以陳寅恪為首的清華系統相抗，因而也只好承認馮友蘭執牛耳的結果和地位了。
1940年，昆明空襲頻仍，饒氏則避居城外約五公里的崗頭村北大所建的一間茅草頂、泥牆、紙窗房中。對這段生活，吳大猷回憶說“饒氏於20年代初結婚，妻朱氏（朱經農之妹），聞有精神病；饒家庭生活頗不愉快，於1929年去德時，伊在國內療養病院中，旋即離婚。饒於1932年返平，旋經北大教授孫云鑄教授夫人之介，翌年與張女士結婚，方以為可享家庭之樂，乃抗戰事起，夫人於長沙避居上海岳家時逝世。饒氏素患胃潰瘍，此疾之特性是人當心情憂慮時胃酸增加而愈劇痛，饒一方憂國，一方喪偶，乃胃病時發，心情低劣而疾病癒劇。在昆明崗頭村鄉居，弟子在旁者只有吳大猷夫婦而已，故只有借埋首物理典籍以度過身心皆極痛苦的抗戰數年生命。”當然，吳氏這段回憶是說的課餘的避居生活，並不是生活的全部。同西南聯大其他的系一樣，饒氏擔任這個在校中佔有強勢地位的物理系主任也並不易，師生生活十分艱苦，經常是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特別是儀器設備極為缺少。為了保證教學質量，饒規定堅持正常實習，每週一次，風雨無阻。為避免日軍空襲，饒毓泰帶領師生把貴重儀器搬到離昆明城十多里地的大普吉農村，需要實習時再搬到昆明，用完後再搬回去。有的儀器放在大鐵桶內，埋在地下，用的時候取出來，用完後再放入大鐵桶埋起來，這樣可避免日機轟炸造成損失。在饒氏主持下，物理系還辦了一個金工車間，有車床、銑床，為實驗室生產零配件和簡單的設備，學生既有理論知識，又能鍛煉實際操作的能力，學生受益頗大。作為饒氏本人，在料理系內事務的同時，仍堅持教學和學術研究，且教學時用力甚勤，講義稿每年都作修改。其研究論文，起於1922年至1946年，多刊於美國《物理評論》期刊及德國《物理》期刊。儘管饒氏感時憂國，兼及喪偶之痛與胃病不斷復發，平時寡言笑，但因其精通英、德、法文，國學根底又好，對師生皆熱情相待，又具有嚴正不阿的人格魅力，因而成為吳大猷所說的“儕輩所尊敬的人”。
1944年，美國國務院聘中國教授赴美訪問，饒氏有幸去美，先後在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及俄亥俄大學訪學，並在俄亥俄大學從事分子紅外光譜的實驗研究，暇中以英語翻譯法國德布羅依（L。deBroglie）氏專著一冊。此譯稿完成後寄給西南聯大的吳大猷，不幸在輾轉遷移中失去，遂成一大損失。 1947年，饒毓泰由美返國，任抗戰勝利復員後的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此時胡適已歸國出掌北大，饒氏認為正是複興北大的最好機會，建議擴充發展北大物理系，並致函邀請在美國的錢學森等一批物理學新秀回國加入北大效力。翌年，饒又得中基會藉予北大十萬美元，以備擴充學科，而胡適對此表示支持，遂決定將全部款項建立一個近現代物理中心，囑吳大猷在美與吳健雄等學者共商購置儀器事宜。與此同時，饒毓泰又計劃延邀吳健雄、張文裕、胡寧、馬仕俊等在美學者返國，共同為物理學發展貢獻才智。惜因國內局勢急轉，此項計劃未及實現，而錢學森也因複雜的原因未能及時歸國。當時在美擔當購置儀器重任的吳大猷雖手握重金，見事不可為，遂將款全數交還中基會，以圖將來。
1948年年底，胡適乘飛機離開北平之時，作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和北大理學院院長的饒毓泰，自然列在國民政府搶救學人計劃名單中。傅斯年在南京拍發給平津鐵路局石樹德局長，並請其轉譯給梅貽琦、鄭天挺等人的加急電報中說道：“名單包括四類：（一）各院校館所行政負責人，如梅、李、袁、陳、胡、鄭、賀、霍、褚、沈、湯、馮、舲、饒等。”這個“饒”就指饒毓泰。想不到名列第一類的饒氏卻拒絕南飛，堅決留了下來。當時他作如何想，是什麼原因讓他置國民政府急電催促而不顧，非要留在北平？因饒是個沉默寡言、有事憋在心裡不輕易吐露的人，亦無相關的文字材料加以證明，世人就難以弄清了。人們看到的是，1949年以後，饒毓泰繼續擔任北大校務委員會委員兼理學院院長、物理系主任。此時饒氏雄心勃勃，準備大干一番事業，並有“急起直追，趕上世界學術水平”的講話。想不到1952年年初，“三反運動”開始，饒毓泰即成為箭靶，他最得意的一個學生在大會上指責其所謂“趕上世界學術水平”，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怪。饒聞聽大怒，表示不能接受這一指責，但隨之而來的是北大副校長湯用彤站出來，以同樣的觀點批評饒的思想有問題，饒如同當頭挨了一記悶棍，頓感天旋地轉，不知如何是好。隨著運動不斷深入，饒毓泰在北大的本兼各職全被抹掉。饒氏悲憤交加，舊病復發，暈倒於家中，隨後又一度精神失常，不辨牛馬。當他的好友、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去看望他時，只見饒“眼睛直視無睹，不能認人，但云'為什麼緣故'？”
幾年過去，饒氏病情稍有好轉，政治空氣也稍緩和，复登台教授光之電磁理論、原子光譜、氣體導電、光之干涉理論、光磁雙共振等課業。
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臨死前的台灣“中央研究院”選舉新一屆院士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今天還可以講一個故事。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起行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時，吳健雄還對吳大猷說：'我高一輩，你該叫我師叔呢！'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適的“代數排列法”雖算不上科學，但大體說來還是不差的。 1891年生於江西臨川的饒毓泰，本與胡適是中國公學的同學輩人物，但因十七八歲的胡適為了生計兼任英語教師，饒便成了胡的學生。因此，胡適在他的《四十自述》中說：“以學問論，我那時怎配教英文？但我是個肯負責任的人，肯下苦功去預備功課，所以這一年之中還不曾有受窘的時候，我教的兩班後來居然出了幾個有名的人物：饒毓泰（樹人）、楊銓（杏佛）、嚴莊（敬齋），都做過我的英文學生。後來我還在校外收了幾個英文學生，其中有一個就是張奚若。可惜他們後來都不是專習英國文學；不然，我可真'抖'了。”
當此之時，站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講台上的胡適，像仍不能確切知道自己的兒子胡思杜已懸樑自盡一樣，他並不知道自從“三反運動”以後，饒毓泰就被革職查辦，精神受到重創且即將步入鬼門關。 1966年“文革”開始的時候，已是75歲高齡的饒毓泰仍然未被放過，他作為與向達等著名教授同一等級的“反動學術權威”被揪上“斗鬼台”，遭到凌辱與迫害，其被迫彎腰曲膝之狀，令見之者不忍目睹。
1968年10月14日，已重病在身的饒毓泰被迫向“革命的當權派”作口頭交代，素來沉默寡言的他眼含淚水說出了下面一段話：“解放前我們看到祖國落後，被外國人看不起，很難過。如何使中國富強起來呢？當時想的是科學救國的道路。解放後學習了一些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思想上受到很大教育，特別是毛主席關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對自己的教育最深刻。”最後，饒以哀惋的語調說道：“我們這樣的人已經老了，沒有用了。今後建設國家的擔子落在你們年輕人身上。”
兩天后的16日（星期三），北大傳出了饒毓泰在校內燕南園41號家中死亡的消息。到底因何死亡，當時及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北大當權者誨莫如深，直到80年代初才漸被外界所知。遠在大洋彼岸、一直關注著饒氏命運的吳大猷於《懷念饒毓泰師》中作了一點披露：“1968年大陸'文革'之亂，有如蝗蟲，即一生嚴正從無政治活動如饒氏者，亦橫遭侮辱，於10月16日自縊於北大教授住宅。”
對於饒氏之死，物理學家錢臨照曾把他和與之齊名的好友葉企孫作過比較，錢說：“他們兩人都很剛強，但饒先生像玻璃，雖然硬，卻容易碎；而葉先生像一塊鋼，不僅硬，還有Plasticity（塑性）。”錢臨照可謂是真正懂得饒、葉兩位大師性格的後學之一，正因為葉企孫比饒毓泰有塑性，才比饒晚死了幾年，但就整個人生的悲劇性而言，二者基本相同，或許還要過之，其辛酸悲涼的結局，同樣令人扼腕長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