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俞大絪自殺的當天夜裡，有一個人正在悶罐一樣的黑屋子裡悄悄服下了大量安眠藥，欲了結性命。此人便是與俞氏同在北大西語系任教的趙蘿蕤之夫，同時也是曾昭掄、俞大絪夫婦共同的朋友陳夢家。
1944年9月，陳夢家自西南聯大攜原燕大校花、年輕的妻子趙蘿蕤赴美後，在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講學一年，開課內容為中國古文字學，趙蘿蕤進入芝大英語系攻讀。就當時的陳夢家而言，此次赴美講學只是個名分，主要目的則是為一件“大事因緣”而來——收集百年來流散到北美和歐州的中國銅器資料。
在芝加哥大學選讀陳夢家這門課的美國學生寥寥無幾，只四五人，但正像陳夢家初到紐約答一家小報記者問時所言，他到美國來主要是要編一部全美所藏中國銅器圖錄。陳氏在講學與隨後逗留北美的三年間，長途跋涉，歷盡艱辛，遍訪美國的公私藏家所藏殷周銅器，並且遠赴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省博物館，收集並記錄所藏安陽、洛陽兩地出土的銅器。稍後又飛渡大西洋，訪問英、法、瑞典、荷蘭四國首都，收集流散歐洲的中國銅器資料。陳夢家以一個傑出研究者的學術眼光與氣度，通過各種信息和線索，全方位收集銅器資料，得以親手摩挲了千餘件中國銅器，費盡心血攝取圖片，打製銘文拓本，記錄器形尺度與流傳經過。面對祖國流失海外的大量珍寶，陳夢家悲感交集，睹物思人，於痛心疾首中越發激起“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故國情懷。
1947年，陳夢家將幾年來收集到的資料彙編成《美國收藏中國青銅器全集》，以英文說明稿打印數份，分別留存與寄送朋友並作回國的準備。對這段經歷，趙蘿蕤在一篇短文中回憶說：“在美國三年中，他就是為了這個目標而努力奮鬥。從第二年開始他遍訪美國藏有青銅器的人家、博物館、古董商，然後回到芝加哥大學的辦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資料，打出清樣。多數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貴之家，否則誰買得起一件、兩件，乃至數件精美絕倫、價值昂貴的中國青銅器呢？夢家是無所顧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門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館幾乎都有通信關係，並留有信件的存底。他勝利地完成了他盡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又說：“在美國的三年中，除編寫龐大的流美銅器圖錄外，他還用英文撰寫並發表了《中國銅器的藝術風格》、《周代的偉大》等文章，並和芝加哥藝術館的凱萊合編了《白金漢所藏中國銅器圖錄》。”
1947年10月，陳夢家認為赴美的一件“大事因緣”業已完成，乃回絕了芝加哥大學欲長期聘其執教並留美定居的約請，毅然決定先趙蘿蕤一步歸國，重返清華大學。陳夢家如願以償，歸國後出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並在校內籌建了藏品可觀的文物陳列室並自兼主任。陳氏在海外工作期間，曾得到古董巨商盧芹齋的鼎力相助。盧氏原籍上海，後赴法國、美國等地經商，以倒賣中國古物聞名於業內。 1919年，經與袁世凱二公子袁寒雲過從甚密的古玩商趙鶴舫，將盜運至京的唐太宗陵前著名雕刻“昭陵六駿”中的颯露紫、拳毛騧，經袁世凱庇護運至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收藏，此舉令盧芹齋在發了一筆橫財的同時，也在業內暴得大名。陳夢家赴美並與盧芹齋取得聯繫後，盧氏除了介紹同行所藏器物，還將自己收藏的312件中國歷代青銅禮器秘密示陳並許攝影。此前，自知一生販賣中國青銅重器於海外罪孽深重的盧芹齋，為洗刷惡名，減輕罪過，心靈上得些安慰，開始以實際行動做一些善舉。 1947年應即將歸國的陳夢家提議，盧氏向清華大學文物陳列室捐贈了洛陽金村出土戰國時期青銅重器嗣子壺，陳氏將其帶回國內。這一行動，被視為對複員後的清華大學全面復興所作的貢獻之一。
當陳夢家進入清華園之時，遭到毀壞的建築物大都修復，有的校舍正在修建，各項事宜基本恢復了戰前的模樣，教授們也各就各位，開始了新的生活。孟子云：“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在歸國的陳夢家看來，所謂故園者，非謂有喬木也，乃有世友之謂也。當他滿情豪情步入草木蔥蘢的清華園時，荷塘碧淵尚在，只是見不到當年的恩師聞一多了。睹物思人，不免有一種痛楚與傷感。正所謂：“醉別西樓醒不記，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
1948年冬，趙蘿蕤完成了芝加哥大學英國文學專業的博士論文答辯，來年6月即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學位。此時中國內戰已進入最後階段，平津局勢緊張，趙蘿蕤怕萬一國共兩黨形成對峙局面，再現歷史上的南北朝割據情形，很難抵達北方，與家人團聚和服務於燕大的心願也必成泡影。趙氏歸心似箭，毅然決定提前乘船回國。當時美國工人正在鬧罷工，輪船停開，待罷工結束，才搭乘一條名為“梅格斯將軍”號的運兵船離開西海岸駛往上海。趙氏登船時就從廣播中得知，船上有三個人的目的地是北平，而此時的北平西郊清華大學與燕京大學及周邊地區已被解放軍拿下，傅作義部隊已陷入重圍，國民黨軍潰退在即。
1948年12月31日，趙蘿蕤乘坐的運兵船進泊上海黃浦港。此時解放軍圍城正緊，北平已是孤城，地上跑的、水里行的與天上飛的人造物體皆不能進城。謠言與烽火同時流竄，許多人困獸猶鬥，千方百計地逃離圍城。趙蘿蕤得知消息，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設法衝進圍城。幾年前，趙蘿蕤隨陳夢家在昆明郊外居住時，與遷往昆明的歐亞航空公司經理查阜西相識並成為好友，為能盡快抵達北平，趙找到戰後遷回上海的查阜西想辦法。很快，查阜西打聽到有一架給傅作義“剿總”司令部運糧食的飛機正要飛往北平，經這位經理疏通關係，趙與另外幾人搭乘這架完全沒有座位的簡陋飛行器向北平飛去。當飛機抵達天津上空時，被中共軍隊發現，當即用高射砲射擊，飛行員沉著冷靜，在天空劃了幾個大大小小的半圈，終於避開了密集的砲火抵達北平上空，最後於天壇一片柏樹叢中安全降落。趙蘿蕤從艙口爬出沒有舷梯的飛機，從臨時捆綁、離地還有二尺的竹梯跳下，暫住北大教授湯用彤家中，又到騎河樓清華辦事處託人帶信給陳夢家，告訴他自己已平安歸來，只要城門一開，趕快前來接人回清華園。
三個星期後，守城的傅作義部開出城外接受中共改編，趙蘿蕤趁此機會出城，赴清華園與陳夢家相會。未久，趙被聘為燕京大學西語系教授、系主任。當時系內有老一輩教授胡稼貽和青年教授吳興華，以及晚些時候自香港返國的俞大絪，加上趙蘿蕤共四人，組成了燕大的外語班底。 1951年，受趙蘿蕤邀請，由芝加哥大學歸國的青年學者巫寧坤進入燕大西語系任教，翌年便被調整到南開大學，算是未名湖畔一行旅般匆匆過客。
以趙蘿蕤為首的燕大西語系雖人數不多，但相互團結友善，此為趙氏最為春風得意的時候。為了照顧夫婦生活，學校把校園東北部朗潤園一幢中式平房分給了陳、趙夫婦，這對才子美人算是有了一個正式團聚和接待親友的獨立空間，生活像花兒一樣幸福。當此之時，剛從美國歸來進入燕大的巫寧坤住房尚未分配，暫住在陳家，受到趙蘿蕤溫馨殷勤的款待。許多年後，巫寧坤對這段經歷記憶猶深並動情地回憶說：“陳夢家教授當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後來又以古文字學和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當時在鄰近的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夫婦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裡。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撲鼻。室內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陳先生親手蒐集的精品，客廳里安放著趙蘿蕤的'斯坦威'鋼琴。這時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博士惟一的女兒。趙老不僅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學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會的亞洲主席，而且是全國聞名的杜甫專家。蘿蕤從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熏陶，不但能詩能文，而且彈一手好鋼琴。二十歲自燕大西語系畢業後進入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兩年後就將美國詩人艾略特（TSEliot）以晦澀聞名的長詩The Waste Land（）譯成中文，受到專家學者的交口稱讚。後來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所選的研究專題又是以艱深聞名的亨利·詹姆斯長篇小說。我在風景如畫的洞天學府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竟又得在這般清高優雅的人家流連，私心不由得不感到慶幸，怎麼也不會料到這樣的日子不久就會一去不復返了。”
這種一去不復返的生活，既是天命，也與人事有關，天命人事交織在一起，鑄成了一曲不堪回想的哀歌。
新中國成立後，陳夢家對全國掀起的政治風浪和“思想改造運動”不以為然，且自視甚高，常以全新的重量級“海龜”自重，口無遮攔，恣意譏評時弊，不把一般的“海龜”放在眼裡，更不能容忍一群頭戴革命帽子的“土鱉”把持校政，對一切認為不合理的現象深惡痛絕並怒形於色。陳氏的所作所為很快成為當權者的眼中釘、肉中刺，遂成為“思想改造運動”的活靶子受到猛烈批判。但詩人氣質與天生俱來的性格，使陳夢家難以改變幾十年養成的習慣，依然我行我素。據巫寧坤後來發表的一篇文章《燕園末日》說：“陳先生不過四十多歲，但又瘦又黑，經常皺著眉頭，走起路來弓著背，彷彿背負著甚麼無形的重載，看上去有點未老先衰了。有一天燕京大學校園裡的大喇叭廣播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正從牆外路過的陳夢家聽到後，當即憤然曰：'這是1984來了。這麼快。'”
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於1949年出版的小說，預言了未來極權社會的情景，堪稱世界文壇最著名的政治諷刺小說，有評論家說“多一個人看奧威爾，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同奧威爾的小說並不是“反共的小冊子”，而是“反對極權主義”一樣，陳夢家在當時和之後沒有公開批評過共產黨及推行的製度，但他的言行還是與政治以及政治當權者發生了衝突，並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大學重組，凡屬於帝國主義出資創辦的教會學校一律解散。位於北京地盤上的燕京、輔仁兩所大學正屬此類，於是，這兩座實力雄厚的著名學府如同兩頭碩大的肥豬被綁縛在地，引刀放血，大卸八塊，按不同科系分別併入北大、清華、北師大等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學校，原兩校的教職人員聽候統一分配。時為燕大西語系主任的趙蘿蕤調入北大西語系任教授，其部下俞大絪、胡稼貽、吳興華一同轉入北大西語系任教授。清華大學的文科併入北大，只保留一個工科，陳夢家被清華當權者藉此機會踢出校園，“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進行甲骨文和青銅器的研究，並協助夏鼐副所長主持考古學書刊的編輯出版工作。
進入考古所的陳夢家暫時收斂了一點個性與詩人的狂放姿態，開始埋頭於適合考古所計劃的學術研究，進入了學術研究的高峰期。陳氏以他過人的天資和勤奮，在短短幾年時間內，精心收集了四萬多片甲骨拓本，進行全面綜合整理、研究，對董作賓此前提出的“貞人”說和甲骨分期斷代“五期”說，以及“十項標準”作了補充和修正，對甲骨文分期斷代研究作出了新的開創性貢獻。 1956年，陳夢家完成並由中華書局出版了洋洋七十餘萬言的《殷墟卜辭綜述》，這部在甲骨學史上劃時代的皇皇大著，全面、系統地總結了甲骨文自1899年發現至1956年曆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在充分總結、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研究甲骨學的精深造詣，對甲骨文出土及其研究經過、方法和內容，特別是分期斷代研究方面進行了科學論述，綜合敘述了卜辭中的各方面內容，在許多方面較前代學者的研究有了新的開拓和突破，並為甲骨學的普及和提高發揮了積極作用。這部著作由此成為自甲骨文發現以來這一研究領域第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在甲骨學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對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正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這部《殷墟卜辭綜述》的出版，給陳夢家帶來崇高聲譽和學術地位的同時，也為他後來的生命歷程隱約地埋下了禍端。陳夢家以這部大作所得的八千多元在當時看來實為天價的稿酬（時一個工人的月薪僅為十幾元至幾十元），在考古研究所附近的錢糧胡同購買了一個擁有18間平房的大四合院，且一語雙關地把自己的書齋取名“夢甲室”。與此同時，陳氏還利用剩餘和後續的稿費不斷收集、購買上等的明代家具，整個房舍儼然成了一座輝煌壯麗的小型博物館。據趙蘿蕤回憶說：“1956年他用《殷墟卜辭綜述》的稿費在錢糧胡同買了一所房子。從此他一個人佔有了一間很大的寢室兼書房，在裡面擺下了兩張畫桌。這一大一小兩畫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書桌，上面堆滿了各種需要不時翻閱的圖籍、稿本、文具和一盞檯燈。夢家勤奮治學有著很好的物質條件。他身體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時到十二小時。他肩上曾長過一個脂肪瘤，有幾個拔掉了齲齒留下的空隙沒有填補上。但是他終於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這兩件事辦完後，我笑對他說：'現在你是個完人了。'”
陳夢家以一介書生突然暴富，引起四鄰八舍特別是本單位人員的注意，而陳氏本人平時不好結交朋友，人緣較差。加之陳夢家生性吝嗇，暴富之後不請客送禮，也不拿出一筆錢犒勞一下考古所的同事，請大家到上等館子撮一頓兒，而他自己經常一個人，最多約上外面來訪的一兩個朋友下館子喝紹興黃酒，且喝得醉醺醺地唱著小曲回家繼續寫作掙稿費。如此這般，很快引起眾怒，一時謠言四起，舉報信不斷，但陳夢家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未久，陳氏以在西南聯大時代的西周金文講稿為基礎，加以補充修改，開始撰寫另一部巨著《西周銅器斷代》，對西周銅器進行詳細的斷代研究。其成果開始在《考古學報》連載，並引起學術界廣泛矚目（南按：四十年後，陳氏對西周銅器的斷代分期，對舉世矚目的國家重點科技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西周王年”課題的研究，還曾發揮了重要的參考作用）。而早些時候的《尚書通論》《西周年代考》《六國紀年》等著作，也在這個時期出版或再版。此為陳夢家一生精力旺盛、得意瀟灑、治學精進的黃金時代。天才加勤奮伴著那早已成熟在胸的古代文字與古器物學知識，使他的著述突飛猛進，其寫作速度與顯露的明斷卓識，令同行為之欽佩，特別是小一輩考古學者更是感到震驚，視陳夢家為世間少有的天才學者，其學術著作後來被譽為前無古人的優秀成果。
對這一時期的經歷和輝煌成就，趙蘿蕤曾作過如此解釋：陳夢家的興趣很廣，但他的主攻方向仍毫無疑問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1964年，家裡有了電視機。他幾乎天天晚上看電視。看到晚上9點半、10點、10點半，我睡覺去了，他才開始工作。有時醒過來，午夜已過，還能從門縫裡看到一條蛋黃色的燈光，還能聽到滴答——滴答——他擱筆的聲音。不知什麼時候房間才完全黑了。但是他還是每天早起按時上班，傍晚按時下班。他在所裡、家裡各有一套比較完備的常用書，在兩處都能有效地工作。在三十年的時間裡，他在佔有詳盡資料的前提下，寫了許多文章，著了許多書，編了各種圖錄，還留下了一本完成、未發表的大約二百萬字的遺稿和未整理完畢的其他資料”。
趙氏所言並非虛妄或誇大事實，許多年後，已成為考古研究所所長的徐苹芳對中國文化史學者劉夢溪談起陳夢家的治學精神與成就時，仍深懷敬意地說：“陳是個絕頂的學問天才，他主張幾個課題輪流做，不贊成死扣住一個課題不放。”趙蘿蕤與徐苹芳的這個說法，再次印證了當年聞一多對梁實秋說的“一個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陳夢家算是一個成功的例子”那句話，陳夢家作為一個天才加勤奮的學者，在當今的學術界已成為不易之論。
1956年，陳夢家著手將過去精心收集的海外所見銅器資料，重新整理彙編為《中國銅器綜錄》，很快完成了北歐、美國和加拿大三集。原定全稿分編五集，英、法二集尚未來得及著手，“反右”風暴興起，陳夢家倒霉的日子就此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