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季，陳夢家因在“大鳴大放”中“大放厥詞”，“向黨進行了惡毒的進攻”，並對“新中國的一切事物，極盡歪曲、誣衊、謾罵之能事”、“對文字改革惡毒攻擊”，並且公開發表《慎重一點“改革”漢字》的類似三聚氰胺一樣的劇毒殺傷劑，反對廢除具有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正體字實行另類簡化的邪體字，且放言邪不壓正，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是你們這群不學無術的流氓無產者殺不盡、滅不絕的，等等狂言。當運動一來，就被早已虎視眈眈的當權者輕易而舉地抓住小辮子，立即扭倒在地，打成了“右派分子”。當此之時，陳夢家的《西周銅器斷代》剛剛在考古所主辦的《考古學報》連載不到一半，由於戴上了“右派分子”鋼盔，正在撰寫的文章被“腰斬”，後半部再無下文，成了當年黃侃老夫子調侃胡適的“太監”或“著作監”。陳夢家費盡心血在國外蒐集整理、已經編成的北歐、美國和加拿大《中國銅器綜錄》三集，美國部分已經三校被迫中斷出版，另二集則未能編定發稿。
一陣狂風暴雨伴隨政治高層迭次降下的道道限令金牌，陳氏從人生事業的頂峰一下墜入谷底。歷史和現實給予他的，不再是鮮花美酒與歡慶的掌聲，而是來自四面八方的明槍暗箭。中科院領導者趁勢糾集學術界，特別是考古所和人文學科單位的人員，集中炮火對陳氏展開口誅筆伐。據時已轉入中科院歷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的胡厚宣（南按：胡福林，抗戰勝利後由齊魯大學轉復旦大學，後轉歷史所專門弄甲骨文編撰事宜）回憶，陳夢家購了房子，又收集眾多珍貴的明代家具，還不知輕重地邀請一些同行到家中觀賞，結果更加重了一些人的嫉妒心，有的人甚至恨得牙根癢癢，但他渾然不覺，結果終於釀成了人生一大悲劇［南按：20世紀90年代末，由上海博物館收藏陳夢家生前收集明代家具26件，這批家具成為研究明代社會的重要物證。為此，上海博物館支付陳夢家、趙蘿蕤財產繼承人（他們沒有子女）人民幣高達8位數］。
關於此點，胡厚宣所言甚是。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後成為著名文物收藏家的王世襄在《懷念夢家》一文中說道：“夢家比我大三歲。1934年我考入燕京大學，他已是攻讀容庚教授古文字學的研究生。他非常用功，而我則是一個玩得天昏地黑、業荒於嬉的頑皮學生。……那時和陳夢家先生，都在蒐集明式家具，有了共同興趣。……我以廉價買到一對鐵力木官帽椅，夢家說：'你簡直是白揀，應該送給我！'端起一把來要走。我說：'白揀也不能送給你。'又搶了回來。夢家買到一具明黃花梨五足圓香幾，我愛極了。我說：'你多少錢買的，加十倍讓給我。'抱起來想奪門而出。夢家說：'加一百倍也不行！'……夢家此時已有鴻篇巨著問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買我買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對明紫檀直櫺架格，在魯班館南口路東的家具店裡擺了一兩年，我去看過多次，力不能致，終為夢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樣把大量的精力傾注於學術研究中，經常騎輛破車，叩故家門，逛鬼市攤，不惜費工夫，所以能買到夢家未能見到的東西。”
與陳夢家夫婦既是前後同學，又是鄰居加好友的王世襄乃世家子弟，家底不薄，面對一件羨慕已久的明紫檀直櫺架格而終未得手，就一般知識分子，特別是從農村進城的知識分子而言，當是連想都不敢想的事，唯一能做的就是乾瞪著眼以既羨又妒的心情，或者是兩眼噴著莫名的火焰，前往“夢甲室”觀賞這種名流雅士的快樂生活了。陳夢家之幼稚和不知輕重如此，竟在一幫寒士儒生面前顯財露富，自然是“群眾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再加上陳夢家不時顯出幾分狂妄不羈，不顧政治風向而發表時論等，所有這一切，在陰謀或“陽謀”家設置的層層溝壑與陷阱中，倒大霉、吃大虧自是一種必然。結果“反右”風浪一起，沉重的黑色“鋼盔”就落到了他的頭上。
另據胡厚宣說，當時上邊明確指示手下人員對陳夢家展開批判，胡氏本人和同所的歷史學家張政烺也接到指令，但胡、張二人覺得陳氏確實有文人的毛病與不良習氣，也有些討厭，但這些毛病和研究工作不相衝突，何況平時發表言論也是出於一種對黨對國家對學術的摯誠，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遂明確表示不干這種損人不利己的缺德事。胡、張二人打了退堂鼓，被視為思想落後分子晾在一邊。許多思想先進的革命學者卻挺身而出，衝入陣前。於是，槍砲之聲響了起來。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的一位青年李學勤很快弄出《評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一文，對給陳氏帶來巨大聲名與金錢的甲骨學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毫不含糊地進行了批駁，謂該書“較少新義”，“最主要的缺點是作者對殷代社會性質及其發展途徑沒有明確的認識，因而書中隻羅列了龐雜的現象，不能提高到理論的階段，同時對若干現像也不能有滿意的解釋。這和馬列主義的歷史科學相距是很遠的”云云。同時批評陳夢家又“誤以四方名為'四方帝'，並毫無根據地與東周以後由五行說產生的五方帝比附。這一章節對殷代宗教的本質也沒有理論的敘述……”
李學勤於1951年清華大學肆業後，進入北京圖書館跟隨曾毅公綴合甲骨，後又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協助陳夢家整理甲骨文資料，雖屬臨時性質，與陳夢家算不上親近的師徒關係，畢竟有一段工作的緣分。陳夢家已倒了霉運，但李學勤無論是資歷還是和陳的關係，在槍聲剛剛響起之時，都不便出手太重、太狠，更不宜進廟瀆神，佛頭著糞，只從令人為之眼紅心熱的根源，或者禍端——《殷墟卜辭綜述》這部大著進行釜底抽薪式的修理，既表示了政治立場，又彰顯其學問之能，可謂一舉兩得，或曰一箭雙雕。但是，李氏這一做法，上層的頭頭們似乎並不滿意，即在學術界人士看來，李氏的批判文章，似有底氣不足，獨自一人躲在亂糟糟的人群中嘰嘰咕咕發牢騷和自說自話的感覺。這種威力與設想中的效果還有不小的一段距離。高層領導在幾個學術界大內高手的指點下，經過一番分析認為：李學勤無論是資歷、學問還是地位，都還不足以與陳夢家這樣的名流大腕對話，更談不上對陣交鋒，若繼續下去，很有可能給不明真相的群眾一種《史記》多次記載的“弒君弒父”的誤解。同時，這樣的打擊力度，顯然不能一鳴驚人，一槍擊中要害，令狂傲不羈的陳夢家趴在地下動彈不得。要想把已戴上“右派”鋼盔的陳夢家打趴在地，必須採取以大腕對大腕、以名流對名流、以狂傲對狂傲的戰略戰術實施攻擊。倘如是，陳夢家休矣。
中科院領導者們聽從了幾個大內高手的獻計，迅速調兵遣將，組織重量級選手書寫批判文章，向夢家發出大規模攻擊。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潘梓年、劉導生等輩具體組織、指揮下，時在科學教育界赫赫有名的羅常培、翦伯讚、唐蘭、夏鼐等人，連同考古所的一些人紛紛站出來向陳夢家開火。夏鼐在《人民日報》公開撰文指斥道：“右派分子是反社會主義的，是反黨的領導的。他們說黨不能領導科學。他們要取消黨的領導，要黨員領導同志'下台'。'考古學家'陳夢家對訪問他的記者說：'事實上像考古所這樣技術性較強的部門，如果沒有黨員專家，讓非黨員專家來領導也是可以的。……希望經過這次整風，能夠對黨員領導同志作一次調整。有些人地不相宜，有些人兼職過多，有些人是掛名的，都可以考慮調整。”
時在全國科教界頗有影響的《考古通訊》，以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斥右派分子陳夢家》一文，從多側面、全方位對陳夢家進行了措辭激烈並帶有謾罵性質的口誅筆伐，謂“陳夢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樣，首先反對黨的領導。他明目張膽地要科學院的黨下台。他醜化領導全國科學事業的科學院，把它描繪成一個官氣十足的衙門。他把創造科學研究工作條件的一切工作人員說成是些'大大小小的官'，要'讓他們到做官的地方去做官吧，別在科學研究機關'……他狂妄地認為黨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是'宣教'，覺得太長了，不願去聽。他把人民廣播電台說成是'宣傳教條主義的地方'，廣播出來的都是'教條腔'。他詆毀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而對當時反黨的右派報紙文匯報卻大加讚賞。……在整風期間，他挑撥副所長夏鼐和尹達同志的關係。他在考古所的一次座談會上逼問夏鼐副所長，'你是否有職無權'。”從夏鼐與《考古通訊》編輯部發表的文章看，除了指斥陳夢家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等罪狀之外，一個重要的內容是揭露陳夢家對科學院和考古所當權者的不滿。陳夢家所說的“兼職過多”，自是指郭沫若與鄭振鐸，而以後者為甚。 1958年10月17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一行十六人，取道蘇聯前往阿富汗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友好訪問途中，在蘇聯楚瓦什蘇維埃自治共和國的卡納什地區，飛機失事，全體人員遇難。當時的中共媒體作瞭如下報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會理事，中緬友好協會會長，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鄭振鐸同志……不幸全體遇難。”
從以上報導可以看出，鄭氏可謂是不世出的人中之龍，官運亨通且身兼數職，堪稱“國之重寶”，如果文化考古陣地少了鄭氏，何以為計？遙想當年，鼎盛時期的蔣介石一人身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中央銀行、兼中國銀行、兼農業銀行理事長、兼中央大學校長、兼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長”。介公這一連串的“兼”與“長”，不但未受軍政大員和普通百姓尊敬，反而作為一個笑話成為人們消遣娛樂的飯後談資。想不到此種笑話沒有隨著老蔣跑到台灣孤島而消失，在新中國亦偶有所聞，且有過之而無不及，身兼幾個或幾十“委員”與“長”者如過江之鯽。 ——只可惜天不假年，六十歲的老鄭同志，乘機西行，結果竟是命赴黃沙，聞者為之扼腕。鄭死後，由尹達而不是夏鼐接替其考古所所長一職。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成立之初，郭沫若當仁不讓地以院長身份兼任所長，尹達以“老革命”的資格暫時屈居副所長的位置，主持所內日常工作。而自1954年梁思永去世後，尹達頂替樑的位置兼任考古所副所長，位列夏鼐之前。儘管尹達在學術上無法與學貫中西的“海龜”夏鼐相提並論，更不是一個等級的學者，但在革命隊伍中，尹是老黨員（中共）、老革命、老前輩，夏卻不是。既然夏鼐與幾個“老”字都未沾邊，自然要靠邊站，所內重要事務由尹副所長掌控，日常煩瑣的具體事務，從指導田野調查發掘，到審閱考古報告和各種入稿件以及處理公文，統統由夏鼐承擔。正是鑑於這樣一個事實，才有陳夢家對這種畸形的狀況看不順眼，並公開叫囂“外行領導內行”，以及在大會上逼問夏“是否有職無權”等“反動言論”。不諳世事的陳夢家如此之說，實屬當眾扇尹達的耳光，也是對上層領導如郭沫若等輩的大不敬。既如此，為何夏鼐要站出來批陳夢家呢？
此事其實很好解釋，夏鼐撰文批判陳，並不是因為陳當眾指責了夏，恰恰相反，陳的當眾指責，不能說夏鼐偷著樂，至少心中是舒坦、解氣的。但在舒坦、解氣的同時，又必須裝出很生氣的樣子，對陳氏加以痛斥——這是中國官場的老例，不必多贅。略須解釋的是，當時的夏鼐雖是黨外人士，但畢竟戴著一個副所長的帽子，既然戴著官帽，面對如此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且這個運動已經牽涉到所內中人，夏鼐撰文表態，進行斥責就成為必然和必需之事，想來陳夢家本人對夏鼐的無奈之舉也是清楚和理解的吧。
從此前和後來的經歷可以看出，夏、陳二人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私誼，當陳氏落難後，夏對別人指斥的陳，特別是一些不合事實的內容為之同情並暗中給予解套兒。正是由於夏與陳良好的個人關係，才有了陳在大會上公開“逼問”夏是否有職無權“事件”出籠。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陳夢家自是牛人一個，但夏鼐比他還牛。從學位上論，夏是英國倫敦大學埃及考古學博士，陳夢家雖留過洋，但沒有博士頭銜，也沒有正式的師承。從道統上論，夏是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嫡傳弟子，不但一度代理過史語所所長，且繼承了“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以及“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者”梁思永的衣缽——這一點極其重要，其重要的程度可與一千二百年前唐代的慧能承繼五祖禪宗弘忍大師衣缽相比擬。而陳夢家的道統路數極為尷尬，夏鼐可以慧能相比，但陳氏卻不能與北宗的神秀並論，因為慧能與神秀所尊的皆是五祖弘忍禪師，屬於同門弟子。而夏與陳則屬於兩個系統、兩個門徑、兩股道上走出來的人物。在精神和人生境界上說，夏的老師是“海龜”傅斯年，而陳的老師是土學者容庚。非常不幸的是，抗戰勝利後，傅斯年與容庚在北平與重慶的一場華山論劍中，竟以“漢奸”罪名把容庚從辦公樓扔入污泥遍布的溝裡。作為徒子徒孫，自己的老師被別人的老師扔入污泥濁水中而不能鹹魚翻身，更沒有來個鯉魚打挺，東山再起，當然是一件很丟面子的事。多虧陳夢家還有一位稱做老師的“鬥士”聞一多，儘管聞氏沒有“鬥”出什麼名堂就身歿昆明，但卻是當時中共肯定和宣傳的英雄人物，後來清華大學還為其塑了雕像當做聖人供奉，這總算在師承和精神領域為陳夢家挽回了一點面子，與夏鼐的差距就此縮小，但二人還是不能平起平坐——因為那個光芒萬丈、神聖無雙的正統的衣缽在夏鼐身上，而不在陳氏手中。從實際水平和名聲上論，當時考古文物界有“南曾北夏”之譽，而沒有“南曾北陳”之說。當然，這個“南曾北夏”含有學術界對作為一介女性曾昭燏的愛憐、尊敬和客氣的讚譽成分，並非就真的指曾可以與夏鼐並立齊肩。試想，連當年的倫敦大學博士吳金鼎，“龍山文化”“南詔文化”的發現、發掘者都不能與夏鼐匹敵，何況一個曾昭燏哉？而曾氏死後，中國考古文物界一切牛人皆不能與夏鼐相提並論。甚至可以說，夏的才氣高於李濟，而一生在考古學上的成就不能說超過了李濟，也應該是並肩而立的兩位巨人，這已成為不易之論。
按一般規律，凡學術界中的牛人，大多對比自己更牛者，從內心深處表示敬佩、服膺，如劉文典之於陳寅恪就是一個鮮活的例證。牛人所不服的，是那些比自己學問差或大體相當的學者，尤其是學問差而又整日指手畫腳、囉唆不休、自以為是的官僚政客，為學術界牛人最為不屑忌恨。這類人物真的如陳夢家所言別在科學研究機關做官，而應到賓館、飯店、洗澡堂子甚至殯儀館之類的地方去做官執政，或許還能為人類作出一點服務性貢獻。在當時的考古研究所，陳夢家對尹達的學問、人品特別是凌駕於夏鼐之上的一頂官帽，自是不滿意甚至是憤怒的，他公開質問夏鼐的言行，考古所內人士心知肚明，即便是發表指斥陳文的《考古》“編輯部”，也深知陳夢家是醉翁之意不在夏而在尹。
既然敢如此明目張膽地與黨對抗，與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當朝者施政者為敵，在風暴突起之際，陳夢家的厄運隨之來臨，也就不再顯得突兀和奇怪了。
1957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國科學院以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名義連續召開了三天三夜的會議，集中揭發和批判史學界“四大右派”分子雷海宗、向達、榮孟源、陳夢家。在“四大”中，雷海宗於1952年院系調整時，被視為原清華大學歷史系蔣廷黻一派人物遭到清理，由清華歷史系主任、代理文學院院長的身份，調往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任普通教授。運動一開始就受到批判，時病情惡化沒有進京參加。後“三大”分別屬中科院二所、三所和考古研究所，也就是說，這三個念歪經的反動和尚，與他們相依為命的寺廟俱在中科院的掌控之中，所謂跑了和尚跑不了廟，三個歪和尚一個也不能少，全部弄到會場接受批鬥。在繼續三天的圍攻討伐中，除中科院系統的大小頭目與嘍囉，包括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翦伯讚等輩也應邀參加，翦在會上宣讀了討伐“三大”右派分子特別是北大同事向達的戰鬥檄文。向、榮、陳“三大”在一頓棍棒夾擊和滿口仁義道德摻雜著馬列學說的大義凜然的唾罵指斥聲中，立即變成了螻蟻一樣微不足道、輕如鴻毛的“三小”，被迫在會上彎下因幾天沒吃沒喝而餓得宛如楊柳飛絮的細腰，低下高貴的頭顱，作悔恨交加狀，對著鏡子狂喊王八——自罵自地高聲“深刻檢討”起來。
為了把中科院系統包括陳夢家在內由“三大”變為“三小”的右派分子徹底批倒批臭，並作為反面典型警示那些大瞪著眼、懵懵懂懂、迷迷糊糊正在向“右”邊溝裡滑去的書呆子，中科院領導再度號召下屬各部門的頭頭腦腦，繼續組織強有力的革命中堅，對其給予致命一擊。
各單位和研究機構得令，爭先恐後響應，急速排兵布陣，並以外戰的外行、內戰的內行的革命大纛為嚮導，車轔轔、馬蕭蕭開入陣前。在一片紛亂雜蕪、旌旗獵獵、人喊馬嘶的戰陣中，隨著郭沫若帥旗擺動，只見三員將領頂盔貫甲，躍馬橫刀殺奔而來。居於中間為首的是一代名宿唐蘭，左右兩名小字號偏將乃潘山、秦華。三員將領到得陣前，勒住馬頭，先由二位青年小將分別叫號罵陣，潘、秦二人抓住一個叫關錫的青年曾給陳夢家寫信大談文字改革弊端，而陳氏積極響應並在媒體上為之公開呼應的往事，分別以《評關錫和陳夢家對文字改革問題的態度》《繼續追擊右派——駁斥陳夢家、關錫》為綱領，對陳氏進行了一番痛罵與鞭撻。二人罵過，回歸本隊，頭號戰將唐蘭接著豪氣乾雲地殺奔而出。
唐蘭乃陳夢家的師輩人物，曾任教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新中國成立後，一度出任北大中文系代理主任。 1952年始，歷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學術委員會主任、副院長。就其資歷與學問而言，稱得上是著名的古文字學與古器物學家，完全可與陳夢家有一比拼。當年在甲骨學界興行的“羅董郭王”之“四堂”學術定位，就出自唐蘭之手並受到學界認可，這個定論曾在香港大學古文字研究生考試中作為試題被考過，可見其影響之大。據聞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生、梁啟超的得意門生吳其昌（子馨）當面對唐蘭放出豪言：“當代學者稱得上博極群書者，一個梁任公，一個陳寅恪，一個你，—個我。”吳氏的大言能否被學界公認是另一回事，但足以見出唐蘭在對方眼中屬於重量級選手的事實。作為如此重量級戰將，如今親自披掛上陣大戰陳夢家，自是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唐氏以《孫子兵法》所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戰略，根據平時對陳夢家強勢與弱點的深入了解，結合前幾日在中科院批判“四大右派”分子會議上的發言，很快草成了一篇名為《右派分子陳夢家是“學者”嗎？ 》的戰鬥檄文。
在這篇長達萬言的雄文中，唐蘭以先聲奪人的凌厲氣勢，一開口便指斥道：“在大鳴大放期間，向黨進行惡毒的猖狂進攻的右派分子陳夢家是'學者'嗎？不是的。他是'冒牌學者'，實際上是一個十分熱衷，不擇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個善於投機取巧，唯利是圖的市儈，是一個不懂裝懂，假充內行，欺世盜名的騙子。”
在年齡上比陳夢家大10歲，時年57歲的唐蘭，不愧是著名學者和英勇善戰的驍將。在搶占政治與道德的製高點之後，又以犀利的文筆，庖丁解牛式的嫻熟，對準“野心家”、“市儈”和“騙子”陳夢家最薄弱的命門，揮刀便刺，指斥道：“正如他自己所說，他在'抗戰'以後，到1944年依靠了以新月派為主的種種社會關係，很快地往上爬到了'教授'。在抗日戰爭最危急的關頭，'想在國際上成名，到美國過美國式的生活，無恥地接受世界上最大的剝削家羅克菲勒的津貼，為他們服務。以研究銅器為名，實際上完全喪失了民族立場。贊助了美國豪商、軍人、官僚劫奪我國的銅器'。1947年到清華，和商人們拉交情，博取在古董商人間的威信，'從流氓詩人變為市儈學者'。他還妄想'把自己成為國際權威'。只是由於北京解放了，'這些狂妄的野心和夢想'不得不結束，但他說'只是暫時掩住而已'。因此，他對黨仇視懷恨在心，'抱著有一天、有東山再起之望'。在黨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後，他認為這樣的一天終於來到了，可以'東山再起'了，就發瘋似的到處發言、寫文章、拉攏、挑撥、點火、放毒箭，從各個方面來向黨進攻。”
當年陳夢家是中國知識界唯一前往國外考察，並收集大量銅器資料的學者，總計過手兩千餘件青銅器物，其收穫之豐碩可想而知。也正是這一歷史機遇和巨大收穫，令其他專家艷羨有加，從而增加了對陳氏的嫉恨。作為號稱古文字與古器物專家的唐蘭，當時要到一趟香港亦無機會（後終於成行），心中的嫉恨之情可想而知。正是緣於這樣的情結或曰心中的“疙瘩”，唐蘭的出手才顯得分外狠辣。
旋風般的刀光閃過，接下來，唐蘭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直刺陳夢家的前身舊事，以“戳穿”這個“野心家、市儈和騙子”自我吹噓的“舊學問”究竟是何等貨色。唐說：“1933年前後的一次宴會上，聞一多先生告訴我，有個青年陳夢家敢於說'夏朝就是商朝，夏禹就是商湯'，將要訪我。隔幾天，這青年來了，長頭髮，神氣傲慢。留下很厚一部稿子，內容荒謬，都是忽發奇想，懸空立說。這是我認識他的開始。不久，他入燕京大學研究院跟容庚先生學金文。就是這樣，這個在偽中央大學念過法律系，在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學習過，準備當牧師，而又當過很反動的新月派青年詩人，寫過極其醜惡的黃色小說，在中學裡教書被轟跑的陳夢家，找著了一條爭名爭利的終南捷徑，所謂'從金石學出發的'這塊招牌就很容易地掛上了。”
為論證陳夢家何以成為“欺世盜名的騙子”，唐蘭以與陳氏打交道的親身經歷和感受舉例說：“他在他盡力誇張的七十萬字大書裡，單是'甲骨文字和漢字的構造'，就寫了一萬字。他基本上利用我在《中國文字學》裡所主張的象形、象意和形聲的三書說，但由於他一定要高出一籌，所以把象形象意合併起來，硬添上一種'假借字'……顯然，這樣的著作，其東拉西扯，加入了很多與題無關的東西，目的只在拚命賣弄，欺世盜名和拉長稿子多得稿費而已。……郭寶鈞先生有一本《中國銅器學》的稿子在他那裡，他盡量利用了，寫信給郭先生卻說'很多地方，所見略同'，既然'所見略同'，當然不好算他'抄'或'偷'了，在他的書裡，始終沒有提到郭先生的著作。”
畫皮一層層剝開，露出了真正的帶血的骨肉，唐蘭就此認為“陳夢家既不是這個家，也不是那個家，只能稱為空頭專家”。在一陣見血封喉的猛刺痛責之後，唐蘭以勝利者的姿態溫柔地撫摸著陳夢家殘存的筋骨碎肉，掄下了最後一刀：
陳夢家在三反運動時是大老虎，黨和政府沒有追究既往，他應該改過自新。但在院系調整後，他轉入了考古研究所，相反地把尾巴翹得更高了。幾年來，他似乎很努力，很忙，據他說是“社會主義熱情”。但忙的是什麼呢？忙的爭權力，當把頭，捧這個，拉那個，搞小圈子，挑撥離間，打擊人；忙的東跑西跑，沽名釣譽多寫東西，多拿稿費；忙的買房子，買明代傢俱；裝著熱心戲劇，搞鬼把戲。
……陳夢家還用“十分贊成”的話來強力推薦關錫一封誣衊我們領袖的信，說贊成文字改革的人是“順大坡”，是“市儈行為”。右派分子向來慣於用“賊喊捉賊”的方法，所以“市儈”決不是別人而正是他們自己。陳夢家說，“說話要看時機”，可惜他把時機看錯了，把馬腳露出來了，這道道地地的市儈，投錯了機，終至於一敗塗地了。
經此致命一擊，陳夢家確是一敗塗地，躺在地上如同一隻被踩扁了的癩蛤蟆，只是乾瞪著眼珠，鼓鼓嘎嘎地喘著氣息而動歪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