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我們好朋友，
無產專政，工農當主人，
幫助全世界弱小民族革命，
各帝國主義，領導狗國民黨，
還有“滿洲國”一齊來進攻；
工農青年起來反對進攻蘇聯。
五年計劃，
大大的成功，
六小時一日工，五天算一禮拜，
吃穿不犯愁，到處有俱樂部，
醫院和學校，不要你花錢，
工農青年武裝起來保護我們的祖國。
帝國主義者，
雖然發瘋狂，
有我們全世界工農群眾保護，
外有紅軍，英勇呱呱叫，
最後勝利，全世界大同，
工農青年武裝起來擁護我們的蘇聯。
有老人說，那時像這首《擁護蘇聯歌》的歌挺多，唱著這樣的歌，覺得蘇聯就像天堂似的。那時搞政治教育，有人張口閉口都是蘇聯，從游擊隊時期就有“蘇聯之友”，專門宣傳、介紹蘇聯。 1軍獨立師是1933年“九一八”兩週年成立的，應該說這時就有了1軍，可正式成立卻是1934年的11月7日，因為這一天是蘇聯十月革命勝利17週年。那時特別重視、在意蘇聯，蘇聯是“階級祖國”呀！
“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共產黨還沒有武裝，滿洲省委即提出“武裝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北方會議後，更是將其視為東北黨和武裝的首要的第一等的任務。
1932年7月24日，《中共滿洲省委關於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決議》中說：
“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絕對不是宣傳的口號，而是如何切實執行的中心任務，是滿洲黨工作日程的第一頁，是一切實際工作行動中心。
而四天前，滿洲省委代表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
另一種錯誤的觀念，根本不了解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險，而希望蘇聯的紅軍打來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這在支部同誌有這種觀念）！
1936年（無月日），《關於珠、湯中心縣委及三、六軍聯席會議決議草案之說明》中，有這樣一個自然段：
在老趙的報告中，還有主張蘇聯出兵及與蘇聯關係問題，我感覺太不相（像）話，所以，我在草案上沒寫上去，可以口頭報告。
趙尚志、張壽籛、侯啟剛等人認為，七七事變不是大事變，日蘇大戰或世界大戰才是大事變。有人認為“這是十足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應該不調和的肅清出黨”，一年多後還被批評為“在北滿黨內散佈著對蘇聯和平政策有害的思想觀點”。
1938年7月，林彪在延安抗大演講《論華北正規戰的基本教訓與游擊戰爭的發展條件》中說：
華北在形勢上是處在日寇對蘇作戰的側後的重要戰略地位，我們堅持華北的游擊戰爭，這對於以後日蘇戰爭爆發時也是有特殊意義的。
關於蘇聯對於中國革命、抗戰的作用、意義，關內關外的共產黨人的認識，在宏觀上應該說是一致的。但是，由於地理的原因，加上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被破壞，東北黨和抗聯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直接領導，差異就出來了。在延安可以隨意談論“以後日蘇戰爭爆發”，沒人覺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在東北就成了問題，“應該不調和的肅清出黨”。
其實，這樣說的也不一定不那樣想——世上有些話，原本是只能爛在肚子裡的。
七七事變爆發，固然使已經抗戰六年的東北共產黨人憤怒，同時也感到自己不再是孤軍奮戰了，戰鬥熱情益發高漲。 “張鼓峰事件”、“諾門罕事件”爆發後，抗聯官兵心頭振奮不已，小日本子作死，這下子算是活到頭了。又著急，蘇聯紅軍怎麼還沒打過來呀？
就像流亡東北的朝鮮愛國者，從“九一八”事變中也能看到希望一樣，如果日本再進攻蘇聯，日蘇戰爭爆發，那就更加國多力量大，大家一齊動手把日本鬼子滅了，這不是一種挺正常的心理嗎？
可在有的人的意識裡，全世界無產階級首要的任務，就是“武裝保衛蘇聯”，使蘇聯不受到傷害，怎麼能希望日蘇開戰，把禍水引向“階級祖國”呀？
方未艾老人說，1934年他在海參崴列寧學院學習時，認識個姓王的南方人，“中東路事件”期間，曾為蘇聯紅軍搞過東北軍的情報。這個人說，作為黨員，他必須執行黨的指示；可作為中國人，他心裡實在不好受，甚至想自殺。
1934年初，由7軍前身饒河工農義勇隊改編的東北國民救國軍1旅特務營，在攻打虎林縣虎頭鎮時，營長金文亨和2連長朴英根負重傷。立即套上馬爬犁，越過冰雪覆蓋的烏蘇里江，將兩人送到對岸的伊曼城，請蘇聯醫生救治。
那時管越境去蘇聯叫“過蘇聯”，這是邊境居民“背背”背出來的語言。義勇軍抗戰失敗後，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人都“過蘇聯”了，然後轉道從新疆回國。對於這個除了自己的祖國外，應該是最熟悉的國度，他們在感情上可能格格不入，但他們知道蘇聯是日本的敵人。而從游擊隊到抗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過蘇聯”，則是奔“階級祖國”去的。
不知道出現在中國戰場上的蘇式飛機、大砲，是不是要錢的，而且還掌握在國民黨軍隊手裡，那也是支援了中國的抗戰。對於八路軍、新四軍，特別是近水樓台應該先得月的東北抗聯，蘇聯是否援助了什麼武器裝備？筆者看到的資料從無提及，採訪到的老人都說沒有。而從游擊隊始，凡是“過蘇聯”的武裝人員，越境後一律繳械，能回來的一般會發還武器。 “諾門罕事件”後，還會配發幾枚日式手榴彈。抗聯退到蘇聯後，派回國內為蘇聯執行偵察任務的小部隊，還裝備了電台。這算是援助武器裝備了？
周保中、趙一曼、陳榮久、李延平等人，都是從蘇聯學習回來的。抗聯陸續派往蘇聯學習的官兵，無論畢業後被王明、康生派去了哪裡，蘇聯黨都為中國黨和軍隊培養了許多人才。而因地理關係受益最大的，是與“階級祖國”一江之隔的7軍。從軍長到士兵，重傷重病，就“過江東”。 7軍人數不算多，倖存者在2路軍中卻是多的，這也是個因素。
蘇聯對抗聯的幫助、支援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應該說還是精神上。
一些老人說，抗聯打鬼子，那是打得過要打，打不過也要打，寧死不當亡國奴。但是，有了蘇聯就不一樣了。都是共產黨，信一個主義，蘇聯一定會幫助咱們，蘇聯又那麼強大，一定能打敗小日本。在支撐抗聯抗戰到底的理想、信念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山林隊和一些山林隊改編的隊伍，跟咱們的區別之一，就是不明白、看不到這一層，容易動搖。
王鈞老人說，1939年夏天后打的大仗、小仗，口號就是支援諾門罕。我們打訥河縣城，一個重要原因是車站上堆積許多軍用物資，都是運往諾門罕前線的。當時那邊戰事已經基本結束了，我們不知道。知不知道也得打呀！
抗聯每消滅一個鬼子，就少一個魔鬼進關，對蘇聯的意義也是一樣。 ——雖然關東軍最終並未北進蘇聯，而是將其精銳南下調往太平洋戰場了。
1931年11月14日，即“九一八”事變56天后，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聲明不干涉滿洲問題。
12月31日，李維諾夫向為就任外相正在歸國途中的日本駐法國大使芳澤提議，簽訂蘇日互不侵犯條約。
1932年10月14日，蘇聯允許日軍在中東路蘇聯管轄段進行軍運。
1935年3月14日，“滿洲國”在海參崴和伯力設立“領事館”。
3月23日，正式簽訂關於讓受中東鐵路協定，日偽以1.7億元的價格，獲得全長1700多公里的中東鐵路及其附屬財產。
一些老人說，那時我們上隊、沒上隊的，在鄉下種地、打仗，哪知道這些事呀，上級領導可能知道，起碼滿洲省委應該知道，可知道了又能怎麼樣？
對於李維諾夫那個主動示好的提議，日本把蘇聯晾了10個多月，才輕慢地予以拒絕。 1937年初，蘇聯再次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又被日本冷冷地回絕了。而早在1933年末，關東軍即開始擬定《對蘇作戰綱領》，1938年又制定了《八號作戰計劃方案》。設想1943年對蘇開戰的計劃方案，分為甲、乙兩案。甲案是在東部東寧、虎林一線正面發起總攻，北部黑河一線正面同時採取攻勢，切斷西伯利亞鐵路，佔領蘇聯濱海地區。乙案則是東守西攻，以主力指向海拉爾一線正面，殲滅後貝加爾湖蘇軍主力，佔領貝加爾湖以東重要地區。 1941年6月開始的“關東軍特別大演習”，就是旨在北進蘇聯的一次集結、預演。
東邊日本虎視眈眈，西邊德國蠢蠢欲動，蘇聯必須極力避免兩面作戰的窘境。 “九一八”事變後，各國程度不同的都在調整對日、對華政策，蘇聯在遠東採取的是當時被稱做“和平外交”的退縮策略。但它並不是一味退縮、忍讓，而是明了什麼時候該伸出去握手，什麼時候就得掄起拳頭。 1939年5月爆發的諾門罕之戰，蘇聯紅軍將關東軍胖揍一頓，然後再安撫一番。像優待俘虜，幫助尋找鬼子的屍體，連空襲蘇軍後方機場被打死的飛行員也一一送交日方，真夠煞費苦心了。
而抗聯官兵幾乎只能在切身經歷的痛苦中，感受到這種微妙的蘇日關係。
李文彬率部起義，被編為5軍警衛旅，當時最危急也最棘手的，是200多隨軍家眷無法安置。敵人一心要滅了這支新軍，如果家眷被追殺，遭遇不測，後果可想而知。柴世榮等人給周保中寫信，認為“最完全辦法”是送去蘇聯，蘇聯不接收，就“硬送”。周保中先後給趙尚志、張壽籛、馮治剛寫信，尋求幫助。正值三江“特別大討伐”，敵人到處攻逼、歸屯，3軍、6後方也一樣吃緊，柴世榮等人只能徒呼：“警衛旅的家眷呵！家眷呵！”
1938年初3軍、6軍過界的500騎兵，像當初過界的義勇軍一樣，被蘇聯送去新疆了。日偽曾要求將過界的義勇軍引渡給“滿洲國”，被蘇聯拒絕了。
關於蘇聯與抗聯的關係，對蘇日關係而言，應該是個難以迴避的敏感問題。日偽與蘇聯在這方面有無交涉，如何交涉的，結果如何，筆者沒有見到有關資料。而從歷史的實踐看，蘇聯是既想幫助抗聯，又不能刺激日本，破壞東方的“和平外交”。這就需要尋求、把握一個“度”，而這個度是很難把握的。像把過界的義勇軍、抗聯送去新疆，似乎真的找到了一個折中的平衡點，對雙方都有所交代了，實際有利的當然是日本。
有老人說，對抗聯來說，最有利的是在蘇聯建密營，特別是我們被逼進山林之後，光給提供個場地也行。咱們把後勤人員、傷員、老弱病殘都弄那邊去，戰鬥部隊在這邊利手利腳地打仗，游擊幾個月、半年，過去休整一段時間。這樣蘇聯當然可能承擔更大的風險，可你是“階級祖國”呀！
蘇聯拒絕抗聯的老弱病殘“過蘇聯”，大約始於1936年。像柴世榮等人說的“硬送”，前面說過，根本行不通。因為這是蘇聯的既定政策，你硬不過人家。
1939年“諾門罕事件”後，蘇聯的政策、態度變化了——連趙尚志、戴鴻賓、祁致中都從“笆籬子”放出來，重返戰場了。
1939年夏，根據金策的指示，馮仲雲派下江特委書記高禹民過界，謀求蘇聯遠東軍的幫助，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同時探詢趙尚志的下落。此時諾門罕戰事正酣，遠東軍對抗聯熱情起來。 9月馮仲雲首先越境到伯力（哈巴羅夫斯克），11月周保中也到了。
3路軍西征到西荒後，北滿、吉東兩個省委的聯繫就斷了。滿洲省委撤銷後群龍無首，王明、康生回國後各自為戰，各省委、路軍之間的協調、配合，一直是各方致力解決的一個問題。特別是北滿與吉東之間，從地域到歷史，都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而在1938年後的嚴峻局勢下，東北黨和抗聯也迫切需要研討、制定新的作戰方針，並儘可能地統一動作。
作為北滿省委代表，馮仲雲赴蘇是希望得到蘇聯協助，在其境內召開一次北滿、吉東兩個省委的聯席會議——即第一次伯力會議。
這是一次馬拉松式的會議。 1940年1月24日開始，以周保中、馮仲雲、趙尚志“三人討論會”形式進行。根據蘇方意見，由周保中主持。第一階段歷時12天，通過3個重要文件，即《吉東北滿黨內鬥爭問題討論總結提綱》、《關於東北抗日救國運動的新提綱草案》和《北滿黨內問題討論終結——關於負責同志個人估計的意見》。
會議的第二階段，是研究抗聯與蘇聯遠東邊疆黨組織及軍隊之間的關係問題。參加會議的中方人員，依然是周保中、馮仲雲和趙尚志，蘇方是聯共遠東邊疆委員會書記伊万諾夫、遠東軍代理司令那爾馬西，遠東軍內務部長王新林，以及伯力、雙城子兩個地區的駐軍負責人。會議決定：一、在不干涉中共黨內部事務的原則下，建立蘇聯遠東邊疆黨委和遠東軍對東北抗聯的臨時指導與援助關係；二、指定王新林為蘇方聯絡員，同中共東北黨組織和抗聯保持經常性聯繫；三、抗聯部隊在對日作戰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臨時轉移到蘇聯境內時，蘇方應予以接納並提供便利。
無論從哪方面講，這都是一次重要的會議，特別是第二階段會議的結果，堪稱意外收穫。而這一切皆在於蘇聯政策的轉變。
蘇聯跟日本在諾門罕大打出手，已經撕破臉皮了。
1940年9月30日，《王新林為召開黨和游擊隊幹部會議給各軍指揮的指令》中說：
在今年十二月將要召集黨和游擊隊之幹部會議，在此會議上並有中共代表參加，所以應在此會議上來解決黨組織和目前游擊隊運動的一切問題。
在十二月初中央代表就可來到，而召集黨工作人員會議，所以在十二月前一切軍事領導者、政治委員和黨書記或黨委要達到此地，同時將你們所選擇的干部（指到蘇聯參加軍政訓練的人員——筆者）一塊帶來，現軍事指揮和政治委員無有機會來時，那末則派其代理人來參加此會。
第二次伯力會議，一是沒有中共代表參加，二是會前與蘇方發生爭論。
關於這次會議，蘇聯方面大體有四點想法：一是東北抗聯按目前的游擊方式難以持續下去，承受不起這種慘重損失；二是日寇對抗聯和人民群眾的封鎖隔離政策，使抗聯缺乏最起碼的生存條件，這是抗聯屢受挫折的原因，目前還看不出有何轉機；三是由一名蘇聯人擔任東北抗聯總司令，北滿、吉東、南滿的中共黨領導機構，應從抗日武裝隊伍中分離出來；四是抗聯部隊應以小型、分散的游擊戰進行鬥爭，以廣泛收集敵軍情報為主，為最終消滅關東軍、解放全東北做長期準備。
分歧就出在第三點上。
參加會議的共11人，南滿有金日成、徐哲、安吉，吉東為周保中、柴世榮、季青、崔石泉、王效明，北滿是金策、張壽籛、馮仲雲。蘇聯方面可能估計到會有不同意見，會前分別與這些人交談。據說，多數人沒有直接表態。事關重大，從前線回來的人，一時也真難道是否，而且這是“階級祖國”的意見呀。
以周保中為首的，應該說是為數不多的人認為，中共黨領導自己的武裝力量是不可更改的原則，東北抗聯只能是東北各族人民的抗日聯軍。由蘇聯同志擔任抗聯總司令，將會是蘇聯干涉中國黨的內部事務，不符合共產國際規定的兄弟黨互相關係準則。如果這樣做，有朝一日蘇日戰爭爆發，在東北境內出現的就不是中共黨領導的抗聯了。
周保中也與抗聯各領導人談話，爭取支持。 12月20日，以周保中、張壽籛兩人的名義，向王新林遞交一份鄭重聲明，大意如下：原來會議通知中共中央代表將參加會議，東北抗日游擊運動與蘇聯遠東軍的關係，應由中共中央代表研究決定。現在既然沒有中共中央代表參加，我們只能繼續執行第一次伯力會議的原則精神，這些問題也只有我們東北黨組織討論，加以批准才行。因為，第一，東北的抗日游擊運動，不論其現在形勢如何，都是中共黨整個革命鬥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黨組織領導游擊運動，一切問題必須由黨組織決定。第二，東北抗日游擊運動接受你的直接領導，這是屬於臨時的特殊狀態。第三，東北抗日游擊隊與蘇聯遠東紅軍間的關係問題，中共東北黨組織需要依照中共黨的戰略和策略的一貫精神，做出自己的規定。因此，要求王新林作為會議的召集人對這次會議的性質、任務及範圍作出明確的規定，並要求由東北黨和游擊隊的領導幹部先召開一次預備會議，集中討論東北的全部問題。
從1940年12月下旬到1941年1月上旬，由東北黨和抗聯11人參加的第二次伯力會議，形成下述議案：一、此次會議的性質，是“滿洲全黨代表會”。二、會議一致同意第一次伯力會議的決定。三、為實現滿洲黨的統一集中領導，由各省代表選出滿洲省臨時委員會，暫以3人為限，由大會直接選舉書記1人，委員候選人魏拯民、周保中、金策，臨委機關暫設伯力，另請一位聯共同志給予工作上的指導。四、派遣代表建立與中共中央的關係，經中央批准，要求國民政府將東北抗聯編入全國抗戰軍隊系統之內，求得經濟物品之補充。五、關於軍隊問題，設總司令部，總司令周保中，副總司令張壽籛，政委魏拯民。
上述議案，須待中共中央同意後才能生效。
1938年11月2日，前面曾引用過的《周保中關於滿洲黨的工作情況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信》中說：
最近東北游擊運動已經臨到敗退和解體的危機，我們應該有組織有秩序的退守保持相當實力呢？或者是一任其自然的最後與敵人拼鬥，這是須要立待解決的問題。
抗聯究竟何去何從？難說其他領導人何時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周保中的這段話則是個明晰的信號——已經到了必須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1940年6月12日，即第一次伯力會議後3個月，《周保中趙尚志給×××（原文如此，應為“王新林”——筆者）的報告信》中說：
中國共產黨在東北領導民族解放鬥爭而經過犧牲流血的代價的（是）什麼？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現在處在全中國長期抗戰將要進入反攻的第二階段，而我們東北游擊運動的孤立現狀並未消除，並且被敵人壓逼到極端縮小和極端困難的地步。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東北民族解放鬥爭曾起過有重大歷史的意義。現在是否能繼續這一斗爭，用什麼具體的有力的方法來繼續鬥爭，這是目前須要從根本上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有必要向中國共產黨中央求得直接解決，因此我們向您提出請求：我們想派遣主要幹部擔負全權代表，經過您方面給以交通旅行的可能。能使我們的代表經過伊爾庫茨克轉到入中國新疆省，向陝西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去。無論用國際普遍交通旅行的辦法或特殊辦法或政治犯越境犯的辦法，只要把我們的代表遣送到中國去就行，這個問題請你用電報通知我們。又我們在您處的時候，請求您代轉給中共中央的信和寄往重慶新華日報的信，已經交到了是沒有交到，請您答复。
此類文字，在許多文件中都能見到。
在關於召開第二次伯力會議的“指令”中，王新林說將有中共代表參加會議。翹首以盼的與會人員陸續到了，卻沒有。直到12月16日，蘇聯方面才正式告知中共代表不能來了。
是這期間有何變故不能來了，還是原本就是子虛烏有的事兒？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這時不就在莫斯科嗎？蘇聯可以把抗聯越境官兵送去新疆，讓東北黨和抗聯的全權代表經蘇聯取道新疆去延安，不是挺容易嗎？還用周保中指點嗎？況且蘇聯在延安駐有觀察組，電報聯繫、轉達，不是更方便嗎？
有人認為，蘇聯是想把抗聯這支武裝掌握在自己手裡。
蔣澤民老人說：
1936年冬，2軍讓我和黃延恩去蘇聯學習。他也是個戰士，皮鞋工人出身，離休前是阜新市敬老院院長。還有3個人，一個是東滿特委巡視員鍾子雲，他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另兩個是朝鮮族人，一個是嚮導，那一個不知道什麼身份，也不知道去蘇聯幹什麼，半道上凍死了。
從琿春過界。走了一個多月，白天睡覺晚上走。帶些大麥，用木棒在冰上砸了，讓風吹吹，用鬼子那種豬腰子飯盒炒了吃。站大山上看，嚮導說那邊就是蘇聯了，怎麼走也走不到，雪深，沒路。邊境上有鬼子巡邏隊，我們趴雪地裡看他們過去了，就往那邊走。先聽到狗叫，蘇聯邊防軍趕著爬犁過來了，我們就都癱倒了。那爬犁膝蓋來高，怎麼爬也爬不上去。凍啊餓啊累啊，那人一點兒“囊勁兒”（微弱的力氣）也沒有了。
把我們送去海參崴。臨走給塊半個鍋蓋大的麵包，比劃著讓我們吃一天，叫我們一會兒就造光了，才弄個半飽。進屋有床，還有毛毯，覺得挺好，一看窗戶安的鐵柵欄，是監獄。兩個蘇聯犯人，一個睡大覺的是喝醉了倒在大街上，一個坐那哭的是打老婆了，都給弄來了。關了一個來月，共產國際說這是我們的人，立刻接去賓館，洗個澡，換上西服皮鞋皮帽，還有呢子大衣。然後吃飯，有酒有肉，好吃好喝。第二天，每人又給個皮箱，也沒什麼裝的呀，就提著空箱子上火車，後來拎去延安了。
1940年夏“過蘇聯”的李敏老人，說：
陳紹賓、白厚福領著我們幾十個人，過松花江奔寶泉嶺，準備進入小興安嶺。剛過江敵人就上來了，打到天黑突圍後，繼續往西走。到處都有敵人，幾乎天天打仗。這天晚上看前面亮晶晶的，這不是水嗎？又轉回松花江了？杜指導員說這是黑龍江，對面就是蘇聯。那邊就是蘇聯？我眼前一亮，就使勁朝對岸望呀望。從小就唱《列寧誕生歌》，覺得蘇聯是那麼神秘、神聖、美好，羨慕極了。現在，一江之隔，就恨不能長翅膀飛過去看看。
迷迷糊糊睡著了，讓柳明玉推醒了，準備戰鬥。我剛抓起槍，就見江面上模模糊糊過來一隻大船，有人喊快快快，上船。天麻麻亮了，敵人朝我們開槍打炮，船打漏了，陸永久他們用被子堵，被子沒了用人堵。船過江心了，敵人不打了，再打就打到蘇聯了，引發國際事件了。也不用打了，那船要沉了。這工夫從對面衝過來一隻蘇聯砲艇，還有幾隻木船，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那船上上。有人落水了，會水的下去救，蘇聯紅軍也幫著救人。
一個個落湯雞似的驚魂未定，蘇聯紅軍把我們的槍都拿走了。我們也沒在意。 “階級祖國”一家人了，尋思這是幫咱們收起來了唄。上岸了，讓我們排隊，拿槍看著我們，把我們關進個大空房子裡，門口站著哨兵，還有幾隻大狼狗。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這不是把我們當俘虜了嗎？
後來明白，“過蘇聯”後，必須審查、核實你的身份。我是第一個被帶去訊問的。順序是先戰士，後軍官，戰士中又先問女的，女的中又先問年紀最小的——小孩說真話呀。
在一間不大的辦公室，紅地板擦得亮晶晶的，一個上尉軍官，翻譯是個混血兒。問我姓名、年紀，讀過幾年書，家住何處，父母姓名，兄弟姐妹幾個，都乾什麼。再問什麼時候參加的游擊隊，任過什麼職務，你的長官都是誰，在什麼地方打過仗，誰領你們打的。
3天后又問過一次，看你前後講的有沒有不一致的地方。然後問我下一步有什麼想法，如果讓你去學習，穿漂亮衣服，你願不願意？我不知道那是讓我去當特務。我說我想回去。政治教育講蘇聯多麼好，唱歌也唱蘇聯是我們的好朋友，這回過來就被關起來，像對待犯人似的。期望值過高，一下子心就有點兒涼，再說語言也不通，還是回去打鬼子吧。
過界後就被解除武裝，哪有共產黨繳共產黨的呀？你們是不是共產黨呀？開頭跟蘇軍講理，後來有經驗了，見到蘇聯邊防軍，就自動把槍架在地上，隨身攜帶的東西也交其保管。接下來要洗個澡，把爬滿蝨子的破爛衣服燒了，換上蘇軍士兵的舊衣服。然後關在當地駐軍或集體農莊的空房子裡，有的送進監獄，接受審查。審查時間不等，一般在半個月至一個月之間，也有幾個月的。
蘇聯對過境人員的審查是相當慎重的，唯恐裡面混有日本間諜。像第二次伯力會議，2路軍、3路軍的人都到了，唯獨不見1路軍的人。有人在琿春對面一邊防哨所牆上，見到“金日成到此”五個字，趕緊報告，金日成等人才得以參加會議。
審查也是選人的過程。認為你適合做情報工作，本人又同意，就派去搞武裝偵察，或其他秘密工作——留待後敘。
胡真一老人說，西征前整頓部隊，老弱病殘，女同志懷孕的，有吃奶孩子的，大都留下了。 “過蘇聯”前留下的，主要是老弱病殘。像軍部副官劉炮，一身好武藝，還有一身病，胃疼腰腿病，都挺重，又五十多歲的人了。抗聯胃疼腰腿疼的太多了，輕重而已。再就是“跑毛子”，家裡叫“老毛子”禍害過的人，對蘇聯印像不好，教育多少年也沒教育過來，不想去蘇聯，也留下了。西征前留下的還在隊伍裡，這回就是離隊了。有家不能回的，投親靠友也不行的，就是自己想辦法了。抗戰多少年，有功之臣，給點錢，或是什麼東西。那時也沒多少錢和什麼東西了。
老人們都說，“過蘇聯”後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能睡個安穩覺了。
3路軍在朝陽山辦教導隊，規定學員上課時，也要槍不離身。這回住上房子了，吃上熱湯熱飯了，就有一種回歸人世的感覺。剛過界那人都像餓死鬼似的，怕把胃吃壞了，每人每天400克麵包，像陸永久那樣的大肚漢，兩口就沒了，那也算是過上人的日子了。一到晚上，可就折騰開了。聽到點什麼動靜，一些人一扑棱爬起來，伸手就去抓槍，有的還來個就地十八滾。大通舖，人挨人，也滾不動呀。有人滾地下了，一瞅，怎麼沒“打火堆”呀？再一想，噢，“過蘇聯”了。
再一個印像很深，也挺鼓舞士氣的，凡是送過界的傷員，一般都死不了、殘不了。
王明貴老人在回憶錄《再次西征》中寫道：
這是密營給傷病員騰出來的房子，裡面暗得很。一進去，煙嗆得喘不出氣來，睜不開眼睛。爐中一尺多高的火苗子代替了燈光，好一會兒，才看清楚屋內床鋪上躺著那麼多人。仔細一看，立刻像有一隻大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心：零下四十多度的嚴寒，奪去了好多戰士的手、腳、耳、鼻。由於缺乏醫療器材和藥物，他們就用灰色的舊繃帶纏頭，用裹腿裹腳，用破布片包手，傷勢和病情正日益惡化，有些人已經奄奄一息了。他們掙扎著坐起來，一瘸一拐地走來，有的伸出了腫得粗粗的茄紫色的手，摸觸著我；有的手怕碰，就用兩臂抱住了我的胳膊；幾個披散著頭髮的女戰士，已經泣不成聲了。他們讓我坐下，聽他們敘說著遭遇。
陳雷老人說，庫楚河之戰後，我們3支隊從黑龍江過界，輕傷員留在一個小鎮醫院，我們3個重的用汽車送到海蘭泡（布拉戈維申斯克），再坐火車到了伯力的遠東紅旗軍陸軍醫院。我是右腕受傷，子彈打在脈管處，腫得有小腿粗。入院第一件事，把人脫個溜光，除了眉毛外的毛髮都剃光，再給你洗個澡。抗聯醫生做手術，沒麻藥，幾個人按著，殺豬宰羊似的。這回還沒動刀呢，不也跟殺豬“禿嚕”（刮、刮掉）毛一樣嗎？傷在手腕，用得著這樣大動干戈嗎？最受不了的是女護士，幹這些像刷鍋洗碗似的，咱哪見過這種陣勢呀？動手術的是個少校醫官，取出彈頭，說給你留作紀念吧。我一直挺在意地收留著這顆彈頭，“文化大革命”抄家時不知弄哪去了。
1940年3月22日，《於天放關於到達金策處給張壽籛、周保中的信》中說：
由於天放口述及信件的說明，指揮部派天放接替的意旨，金策已洞悉一切了。他表示為了滿洲工作的重要性，決不來××（原文如此，為“蘇聯”——筆者）地，況且身體健康業已恢復，每日能走六七十里，勿需來××地療治。天放與他鄭重地討論的結果，金策決留東北，進行工作，天放站在工作利益和同志健康無慮的立場上，完全同意金策同志的正確主張。
同年9月15日，在前面曾經引用過的《金策意見書——關於第三路軍行動和東北黨組織統一領導問題》中，提出“三大任務”。一是緊緊掌握現有武裝力量，保存、發展力量，在游擊戰爭中吸收所有反日武裝，結成鞏固的統一戰線，以備最後決戰。二是集中精神積極開闢地方工作，使民眾鬥爭與游擊運動配合起來，只要是反日的黨派、階級、宗教都聯合起來，以備爭取局部的或幾個地方的武裝起義。三是“支持與鞏固現有後方據點，並建立新的後方據點，以備長期抗戰等等”。
此時已經犧牲的楊靖宇，是不主張“過蘇聯”的。 1路軍的失敗，表面上看是因了程斌等人的叛變，究其根本還在於“遍地的'集團部落'”。 2路軍在吉東處境日益艱難，原因也是如此。北滿聯軍主力不得不西征，也是同樣的原因。
1940年1月20日，《東北抗日聯軍概況》在介紹5軍“部隊狀況”時，說：“該部隊仍然是黨有利的鬥爭基礎，工作活動的骨幹部隊，黨員佔50%以上，戰鬥員完全是三年以上的老隊員。”就是說，5軍已經3年未能補充新隊員了。
有人認為，如果抗聯不撤退到蘇聯，最後可能沒了。
1路軍、2路軍可能是這樣，3路軍應該有所不同。
經過兩年來的鬥爭，敵人雖在西荒加強了統治力度，比起南滿、吉東還是閒散些。而且，西荒地域遼闊，迴旋餘地大，一些地區仍未建起“集團部落”。在《金策意見書》中，他就提出“避開舊區”，“突開新區”，“利用今年青紗帳遠征到景星區去建立新的根據地”——前面已經說過了。
3路軍在西荒也犧牲了許多高級幹部，像許亨植、馮治剛、張蘭生等等。所屬各支隊傷亡也很大，一仗傷亡幾十人也不鮮見。但是，因為可以接近群眾，隊員就可以補充，而不至於越打越少，直到打光。自然，衣食問題也比較容易解決。在同時期的文件中，1路軍、2路軍多的是“生存”、“保存”，3路軍則是“保存”，還有“發展”。
一個最明顯而簡單的事實是，1939年後，1路軍、2路軍再未打過縣城，3路軍在西荒攻破3座。
還有，同時期南滿、吉東的地方黨，或者上隊了，或者難以開展工作了，北滿卻在訥河、肇州建立工委、縣委，並給予游擊運動強有力的支援。
有老人說，金策是深謀遠慮的有主見之人，並非腦瓜一熱就我不走了，與東北共存亡了。
又說，南滿、吉東的鬥爭環境太殘酷，1路軍、2路軍“過蘇聯”是對的，為黨、為抗戰、為後來的解放戰爭保存了實力。但是，北滿的情況不一樣，馮仲雲，還有一些人，都認為3路軍在西荒可以堅持。 1路軍、2路軍、3路軍西征，都有留守部隊，既要開闢新區，又不放棄舊區，為什麼“過蘇聯”就得一刀齊呢？
還說，金策是北滿省委書記，應該說他的崗位就在北滿。他留在北滿，這本身不就是一種象徵，讓老百姓看到點光亮嗎？都“過蘇聯”了，算怎麼的？
金策一行10人，是1943年10月底（或11月初），從鳳山縣東北岔踏上“過蘇聯”之旅，到達黑龍江邊已是1944年了。
1939年10月21日，《金策給高吉良、徐澤民等的信》中，在傳達了北滿省委和總指揮對12支隊的指示後，一向沉穩、持重、不動聲色的“老金策”，突然寫道：
三路軍萬歲！北滿黨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