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1日，抗聯教導旅正式成立。編入蘇聯遠東軍序列的教導旅，其正式番號為“蘇聯遠東紅旗軍步兵獨立第88特別旅”，對外番號是8461步兵特別旅。蘇軍為區別東歐一些國家在蘇聯組建的國際旅，又稱其為中國旅，或中國特別旅。
據說，成立教導旅是斯大林親自批准的。原報方案是教導團，斯大林認為一個團的供應標準太低，改為旅。
教導旅1500人，其中抗聯人員643人，共編為4個步兵營、1個無線電營、1個迫擊砲連。每個步兵營有兩個連，單號為中國連，雙號為蘇聯連，每連3個排。蘇聯連即由蘇聯人（多為遠東少數民族）組成的連隊，無線電營則由雙方人員共同組成。
旅長周保中，政委（後改為政治副旅長）張壽籛，副旅長、參謀長為蘇聯人，副參謀長崔石泉（並任旅黨委書記）。 4個步兵營和中國連的軍政主官都是抗聯人員，副職為蘇聯軍官。 1營營長金日成、政委（後改為政治副營長，下同）安吉，2營營長王效明、政委姜信泰，3營營長許亨植（後為王明貴）、政委金策，4營營長柴世榮（後為姜信泰）、政委季青（後為姜健）。無線電營多為蘇聯軍官。旅長、政委軍銜少校（後周保中晉升中校），副參謀長和營長、政委為大尉，連一級為上尉，排長為中尉或少尉。
旅司令部設參謀部、政治部、後勤部，馮仲雲為政治部新聞科長，陳雷為政治部秘書，宋明為組織幹事。除政治部有少量抗聯人員外，其餘各部都是蘇聯軍官。
官兵均著蘇軍服裝，武器為蘇軍步兵配備，每排輕機槍一挺，每班衝鋒槍兩支，其餘為步槍。
周保中在7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
午後八時由王新林同志導引餘與壽籛、金日成前往遠東紅軍司令部謁見總司令A（阿巴納申科大將——筆者），參謀長H，談話約四十分鐘。
A總司令同誌有以下指示：
A.中國旅之成立（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在乎養成中國東北各省之民族革命軍事幹部，一旦滿洲大變轉處於新環境時，中國特別旅應起重大作用，成為遠東紅軍與中國紅軍之連鎖，使中國東北各省人民從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因此旅的建立，必須加速訓練，完成任何時期的戰鬥準備。
.對於旅之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的養成，不但領會戰略戰術與游擊運動的原則原理與經驗，同時必須精通現代各種兵器技術技能。
B.構成戰鬥的神筋系的通信聯絡，必須特別注意，因此旅應培養數目眾多的無線電通信技術幹部。
復次，總司令同志說：旅的全員應是將來東北建大軍之基幹。希望努力完成此項任務。
1940年底後，陸續過境的抗聯部隊，相繼建立兩個被抗聯稱之為“野營”的駐屯所。在伯力附近的稱為北野營（又稱A野營），在雙城子附近的稱南野營（又稱B野營）。先建營房，然後訓練。教導旅成立前，南野營人員搬來北野營，也是先擴建營房，然後集中精力訓練。
蓋房子，搞營區建設，大多數官兵都不陌生。論打游擊戰，一些老人頗瞧不起日本關東軍，眼下那些和他們穿著同樣軍裝的蘇聯戰友，也趕不上這些換皮沒換瓤的中國同志。他們中許多人是神槍手，身上的傷疤見證著他們的經歷。而那些邁著整齊的齊步、正步的蘇聯軍人，有幾多見過敵人長得什麼樣兒？
可現在，被蘇軍稱為“游擊隊”的抗聯，毫無疑問是正規軍了。
每天6點鐘（星期天為7點）起床，23點40分熄燈，其間依次為朝操、盥漱、早餐、新聞（讀報）、上課（軍訓，從8點40分至14點40分）、午飯、休息、勞動、群眾政治工作、晚飯、自習、點名，一切都是定點定時的。
這是在野營。教導旅成立後就更正規了，一切都是蘇軍的節奏、步調，按照步兵訓練大綱進行。
隊列訓練，主要為原地各種轉法和行進間隊形變換。實彈射擊，100米臥射，200米跪射，150米全身靶行進射，衝鋒槍點射、連射等。刺殺訓練，蘇軍輕重武器火力都比日軍強，而日軍強調“白兵主義”，三八大蓋的設計也體現著這一點，所以蘇軍也有針對性地予以側重。投彈訓練，要求遠而準，30米為合格，中國連一般都在40米以上。游泳訓練，教導旅駐地離黑龍江很近，就武裝泅渡黑龍江，上岸後佔領陣地，實彈射擊，發起攻擊。東北江河很多，那時水又大，抗聯夏日游擊，過江過河的，叫大水沖走了，會游泳的就活下來，不會遊的就淹死了。至於滑雪訓練，就不用說了，更是抓住東北戰場的特點了。
還有個讓大家感到新奇而又刺激的課目，跳傘訓練——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中最早的空降兵，應該說是在教導旅誕生的。
每年冬季，教導旅還組織一次為時兩週的拉練。這是一支滑雪兵，滑行到100公里外的荒野、山林，途中訓練戰鬥行軍隊形編組，行軍警戒的派出、搜索，以及遭遇戰等等。搭帳篷宿營後組織警戒，對其他連隊駐地進行偵察、偷襲、騷擾。還進行耐寒訓練。當然不是抗聯那種破衣爛衫的“打火堆”，而是全副耐寒裝備的雪地生存、作戰訓練。
曹曙焰老人說，那時那人見面問聲“吃了嗎”，也不一定是問吃飯了沒有，許多時候就是打個招呼，你總不能說“穿了”吧？參加抗聯後也是一樣，慢慢地，見了團長會叫聲“團長”。這回沒團長了，見到上級要敬禮，忘了要受批評、被罰站，就覺得不習慣。記得我剛上隊時，也搞過隊列訓練，練著練著敵人來了。敵人沒來，練著練著一些人煩了，說練這玩意兒有什麼用？那練什麼有用啊？練射擊。練這個是真有用，戰場上一槍一個，那多直接、痛快呀。那教官也七長八短、千奇百怪。像山林隊出身的，那槍打得真準，大家也真服氣，可有的為了出手快，把匣子槍的準星鋸掉了，你說能教出什麼樣的射手？扔下鋤頭拿起槍，班長、排長、連長告訴你幾句，對了錯了的，你就在實戰中悟去吧。抗聯培養許多游擊戰人才，游擊戰與正規戰有許多不同，但軍事技術應該是正規的。許多人不說身經百戰，也是大小幾十仗了，這回像個新兵似的從立正、稍息練起。
張瑞麟、李桂林老人說，我們是1944年初“過蘇聯”的，教導旅正在進行滑雪訓練，把我們看傻眼了。這東西不吃糧、不吃草，穿上“像箭打似的”（形容速度快），太好了。那時軍事訓練佔70%，還有政治教育、文化學習，你說這下子把我們落下多遠吧。好在這時不光蘇聯教官，就是一般戰士都能給我們當老師了。
李敏老人說，教導旅有60多女兵，頭一年讓我當護士。其實正兒八經的都是蘇聯護士，咱就是學習，多幹些粗活。第二年調到無線電營學報務。人力跑交通，幾天、十幾天、個把月，甚至幾個月跑一趟，這回幾分鐘就聯繫上了，那能不認真學嗎？李兆麟講藝不壓身，多學幾手，回國有用。學跳傘，選的都是身強力壯的，說我不合格，我去找李兆麟，他說你以工作人員名義跳。去伯力郊區飛行學校，先學一星期地面動作，然後聯繫從跳傘塔跳傘，半個月後就坐飛機上天了。我從小就愛跟男孩子玩打仗，哥哥參軍後就盼著當兵，沒想到這兵當到蘇聯來了，還上天了。飛機轟轟響，2000來米高吧，教官一揮手下去一個，像下餃子、扔土豆似的。剛下去頭朝下，傘一開就正過來了。手抓傘繩，風在耳邊呼呼響，山河大地越來越近。腳一著地，身上那汗像雨點子似的嘩地摔到地上，緊張呀，高興呀。有的風大，被傘拖著跑出好遠才能站住。有時被傘蓋住，拱半天才能拱出來。安全著地，就算合格了。
1938年底，3路軍1支隊松門山戰鬥失利後，張光迪、陳雷率隊“過蘇聯”，被安頓在海蘭泡城外一座兵營。半個月後，一個會說漢話的蘇聯軍官來找陳雷，說讓他去學習一段時間。部隊怎麼辦呀？那軍官說由支隊長帶著，已經安排好了。
這是陳雷第一次“過蘇聯”，對蘇聯充滿了神秘、神聖感。
一個穿便裝的蘇聯人，陪陳雷坐火車到伯力。一個穿便裝的小老頭，後來得知是蘇軍少校，把陳雷接到黑龍江邊一條小街的一棟二層樓。進一樓左拐3室1廚的男主人舒里科，是個鐵路上尉（當時蘇聯鐵路職工佩戴軍銜），女主人叫娜嘉。臨街的一面是個套間，外間為客廳，里間是臥室。陳雷就住在這裡。小老頭少校天天來看他，安排他的生活，娜嘉給他做飯，對他都很誠懇、熱情。
後來，抗聯管這種住進抗聯人員的蘇聯人家，叫“工作房子”。趙尚志1941年秋回國前，就在伯力住這種“工作房子”。
想想“過蘇聯”前的情景，眼下簡直就是天堂了。可部隊呢？他的學習又是怎麼安排的呀？還在佳木斯做地下工作時，他就知道滿洲省委和抗聯不時派人到蘇聯學習。那個小老頭少校每次推門進來，他就等著他告訴他去什麼學校學習，每次都是失望。窗外街上車來人往，室內書架上好多書，大都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而且都是中文版，就翻看起來。這一翻不要緊，就像老牛進了白菜地般如飢似渴讀起沒完了。
1997年筆者採訪時，已經八十高壽的陳雷老人說：“我這輩子的這點馬列主義水平，還真得益於在'工作房子'的那幾個月的學習。”
很快已是6月。這天來了兩個人，問詢生活、身體情況後，其中一個拿起書架上的一本《革命秘密工作者的經驗》，說這本書你看了嗎？陳雷說看了。那人說我們派你回去做秘密工作，你覺得怎麼樣？
陳雷心裡尋思，還沒安排我去學校學習呀。就說：我原來就是做地下工作的，是從大逮捕中逃出來的，上了敵人的黑名單，回去很容易暴露。
那人說：我們送你去個非常保險的地方，行不行？
陳雷說：我身上好幾處傷疤，不適合做秘密工作，我要回部隊。
幾天后，一個蘇軍少校帶陳雷上火車，行至與中國境內佛山隔江相對的一個小站，換乘汽車進到山里一個營地，一看全是抗聯的人——是趙尚志準備帶回東北的隊伍。
版圖橫跨歐亞大陸的蘇聯，一直把歐洲視為重點，情報工作也是一樣。 20世紀30年代初，受制於種種國際條件，非常活躍的西線情報活動被迫偃旗息鼓，在遠東地區則異軍突起，這自然就少不了中國人參與其間，先期主要利用生活在中蘇邊境地區的中國人。
上一章說過，蘇聯審查、核實過界人員的過程，也是選人的過程。認為你合適，本人也同意，經過一段學習、訓練，就派回東北做情報工作。
蘇軍在遠東有兩個情報系統，遠東軍系統和遠東邊防軍系統，各有各的活動範圍和任務，共同點是大量調用抗聯過境人員。有的派回東北做秘密工作，有的搞武裝偵察——像讓陳雷做的應該是前者，而大量的是後者。
蘇聯在極力避免兩面作戰的同時，知道日蘇遲早必有一戰，就需要獲取關東軍的情報。由於種族的關係，派蘇聯人到中國搞情報多有不便，不斷過界的抗聯人員就成了最佳人選，特別是武裝偵察。
其實，奉命去蘇聯學習、開會的人員，在過界被審查時已經為蘇軍提供了許多情報，儘管本人可能意識不到這一點。至於派遣武裝偵察，應在1938年初3軍、6軍500騎兵過界被遣送新疆之後。像3軍4師32團團長李銘順，1939年1月後長期率小部隊回國偵察，屢屢出色完成任務。而派秘密工作人員則早已有之，像方未艾1935年夏在海參崴列寧學院畢業，秋天即被派回東北。
抗聯以蒐集日軍情報為主，既堅持了抗戰，又保存了實力，還為日後蘇聯出兵東北提供了戰略情報，應該說是雙贏的。問題在於蘇軍的一些行為、方式、態度，讓人難以接受。
彭施魯老人說，教導旅成立前，蘇聯軍官往往半夜三更把人叫走，派去執行偵察任務。第二天連長、指導員發現人沒了，也不知道哪去了，趕緊報告。野營實行雙重領導，蘇聯人是主任，他就認為可以指示一切。報告到周保中、李兆麟那兒，有的他們也不知道。季青指示南野營，不經抗聯領導批准，誰也不能調人。雙城子駐軍再調人被拒絕，蘇聯軍官很惱火，說季青情緒不對，有沙文主義色彩。後來跟王新林商定，調人必須由周保中書面通知野營黨委，這個問題才算解決。
還有，老人說，除了從野營調人外，蘇軍還直接控制著一些人。野營成立前後陸續過界的一些人，特別是零散人員，有的送去集體農莊勞動，有的經過訓練，派回國內搞偵察，咱們不知道。那時一支部隊沒了音信，就想是不是打散了，人都犧牲了、失踪了，後來也想是不是“過蘇聯”了？楊靖宇犧牲後，敵人大肆宣傳，周保中半年左右才知道，我們下邊的知道得就更晚了。抗聯消息太閉塞，蘇軍也不想讓你知道這些人，這些人也不知道成立野營了，後來回國偵察碰一塊了才知道。周保中向王新林要人，開頭好像要回來一些，很少。後來掌握的名單越來越多，再要，遠東軍就不置可否了。
王雲慶老人說，我1939年冬“過蘇聯”，說我是小孩，送去伯力孤兒院，半年後到農場勞動，學開拖拉機。我記性好，學得快，那個烏克蘭師傅可喜歡我了。每天牆上貼個表，昨天你幹多少活，一個定額11個盧布，給你10.6盧布，那0.4用於社會福利。開頭看不懂，去商店買東西也說不明白，蘇聯人幫你。蘇聯人挺文明，可解放東北的一些蘇聯紅軍，就沒法提了。那個農場有20多個中國人，都是富人，因為男的女的都是光棍兒，自己掙錢自己花。蘇德戰爭爆發後，動員我們加入蘇聯籍。我們大夥商量，說不行，那就回不了家了。
野營派回國內的第一支小部隊，是金日成率領的，主要是尋找魏拯民。楊靖宇、魏拯民犧牲後，1路軍就是金日成負責了。
之後，小部隊就陸陸續續進出國境內外，1942年僅南野營就派出11支。每支5至10人，進出一次為3個月左右，也有半年以上的，主要是完成蘇軍交給的偵察任務。戰鬥、犧牲是免不了的，還經常主動襲擊、騷擾敵人。本書前面寫過的戰鬥，有的就是這期間發生的。紅地盤東寧縣二道溝，張傳福和他的鄉親們舍生忘死支援的抗聯，後期都是回國的小部隊。據1943年1月不完全統計，南野營犧牲近30人，被俘5人。
1942年12月，陳雷帶6個人回國偵察。全套日軍裝束，攜帶步槍、手槍、手榴彈和電台。每支小部隊都攜帶電台，有1名電報員，譯電密碼由隊長親自掌握。吃的是和了糖的炒麵，每人兩盒肉罐頭，一袋熟土豆干。每人還帶幾盒固體油脂燃料，還有日本的豬腰子飯盒，以及茶缸、勺子什麼的。
陳雷老人說，這次任務很簡單，去偵察北黑鐵路每天的運行情況。一個蘇軍上尉把我們送到黑龍江邊，對面是奇克縣東遜河口。一夜急行軍，迅速脫離國境地帶，然後在山里走了10來天，到達辰清。辰清是北黑線上的一個車站，北面是孫吳，南面是北安。這一帶森林茂密，我們在山上選了個既隱蔽，又便於觀察的地方，我用望遠鏡觀察，派兩個戰士抵近觀察。一天24小時，往來車輛的時間、車種和運送敵人、物資情況，一一記錄下來，隔幾天用電台向指揮部報告一次。當然還得注意周圍敵情，隨時準備戰鬥。
東滿、吉東、北滿的鐵路、公路，除運輸情況外，公路、橋樑的質量、寬窄度，都要搞清楚。在建的鐵路、公路，起止點，沿途經過什麼地方，已經完工、正在修築和計劃實施的，何時通車，道路幅寬，路基狀況，路石種類，多少工人做工，誰家公司承包，要求詳細、具體，重要地段、橋樑、隧道還要拍照。敵人駐軍、軍事設施、通訊設施、軍需倉庫、機場等等，自然都是重點目標。當時東北許多縣都有機場，東寧縣有幾個，都要一一偵察，有的還要反复偵察，繪圖拍照。
關東軍沿著中朝、中蘇、中蒙邊境，修築了17個被其稱做“築壘地域”的要塞群，成為日後蘇聯出兵東北的第一道屏障，抗聯小部隊不斷進出其間。 1路軍2方面軍連長呂英俊，1941年3月後，曾和戰友7次偵察東寧縣的要塞群。待巡邏隊過去後，首先爬過鐵絲網，越過一人多深的反坦克壕，然後又是幾道掛著罐頭盒子的鐵絲網，進入交通壕，接近要塞。能拍照拍照，不能拍照繪圖，把碉堡、洞口的位置，設置在洞口、有軌道可進出洞道的大砲的口徑，鋼筋水泥洞道的洞口的長寬，記錄下來。有時還要砸下塊水泥塊子帶回去。
無論十四年抗戰，還是蘇聯紅軍對日本關東軍的最後一擊，東北抗聯都盡其所能地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1943年夏秋之交，教導旅4營營長柴世榮，被內務部逮捕。
1944年，4營政治副營長、當年在5軍也跟柴世榮搭檔的季青，也被秘密逮捕。
據說，季青的罪名，是率小部隊回國偵察時，私藏了一部電台。電台壞了，或是電池用光了，又斷糧了，背不動，找個地方插起來，這種情況別的小部隊也有。據說，季青被關押期間曾經跑過一次，又被抓了回去。他1955年才得以回國，“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審查在蘇聯搞了些什麼“修正主義”。
據說，柴世榮被認為是回國搞偵察“過蘇聯”時，帶過去個“日本特務”。
小部隊回國偵察，人熟地熟，免不了通過熟人了解敵情。柴世榮有個救國軍時期的部下，是穆棱人，知道些東寧、虎林要塞群的情況，柴世榮找過他。據說，這個人也被內務部認為是日本特務。遠東軍嚴防死守，唯恐我中有敵。那內務部是乾什麼的？蘇聯元帥、原遠東紅旗軍司令布留赫爾，是怎麼死的？
布留赫爾恢復了名譽，季青也理所當然地平反了，但是柴世榮好像用不著——前面已經說過了。
本書有許多難解之謎——敬請有關專家和知情人指教。
1945年2月，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在蘇聯雅爾塔舉行會議，達成對日作戰的秘密協定，蘇聯保證在對德戰爭結束後3個月對日作戰。
1939年8月23日，諾門罕戰事正酣，蘇聯與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而1945年4月5日，蘇軍即將發起柏林戰役，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宣布，《蘇日中立條約》由於日方破壞已經失效，也不再延期。
5月8日，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
東方戰線，美軍逼近日本本土，中國軍隊反攻。
1945年，抗聯教導旅官兵聽到聽不到的都是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實實在在感受到的更是讓周身每個細胞都充滿著激動與亢奮。
6月，教導旅伙食標準提高，黃油、香煙、糖的供應增加，中級軍官原來要交1/4的薪金為伙食費，這回全免。這是實行戰爭期間二線部隊的伙食標準，意味著遠東已被確定為新的戰場了。接著，教導旅又來了一些從蘇德戰場上下來的軍官，抗聯官兵和蘇聯軍人對這些軍人格外敬慕，聽他們講課也格外來勁。
從7月開始，派往東北的小部隊越來越多，近300人被空降到20多個地區，準備配合蘇軍先遣部隊作戰。尚在伯力教導旅的官兵，則在烈日下，或雨中加緊訓練。
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
9日，延安新華通訊社廣播毛澤東關於蘇聯對日宣戰的聲明：《對日寇的最後一戰》。
同一天和此前的6日，美軍先後在廣島、長崎投下叫做“小男孩”、“胖子”的兩顆原子彈。
“諾門罕事件”發生時，關東軍司令部的參謀在地圖上找不到諾門罕。
關東軍北進蘇聯的計劃，難說在多大程度上止步於諾門罕之戰，但這場戰事肯定起了作用。如果蘇軍也像“九一八”事變時的東北軍那樣，關東軍應該毫無疑義地北進了。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的《關東軍的特別大演習》中說，“對蘇行使武力已決定採取等待時機成熟的方針”，“大致使用22個師團的攻勢方案”，“一般來說，是以蘇聯在遠東全部戰力減少一半，作為發動武力的條件”。 “以上形勢是否出現，抑或陷入持久戰，至8月中將可作出判斷”。 “出乎預料，遠東蘇軍西調的動向並不明顯”。
而且，它肯定會想到，攻入蘇聯即便不被趕出來，也會像陷在中國戰場那樣，難以自拔。
“關特演”5個月後，太平洋戰爭爆發，關東軍即開始調出。 1945年8月蘇聯出兵時，關東軍在東北雖然還有22個師團、11個旅團，可與“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時的鬼子，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前面好像說過，同為剛入伍的二等兵，老的老，小的小，老的給小的當爹綽綽有餘，那戰鬥力自然可想而知了。
無論小日本多麼強大，它也是個小日本。
1944年後，關東軍設想蘇日開戰後，放棄3/4以上的東北，在長（春）圖（們）線以南、（大）連長（春）線以東、以中朝邊境為底邊的扁平三角形地區，利用山地進行持久戰。這時通觀周邊敵人，它最擔心蘇聯在西線脫身後加入東方戰線，因為它再也經受不起任何的外力了，更何況又是這樣一個對手。於是，就頻頻示好，希望能夠延長《日蘇中立條約》。
這回輪到日本鬼子了。
原來預想中的戰爭是長期而殘酷的。依照此前歐亞戰場的綜合情況分析，應在一年左右，快也得半年。結果是8日宣戰，日本政府10日發出乞降照會，15日即宣布無條件投降。
突然到來的勝利，讓人有些不知所措。
6月2日，在遠東第2方面軍司令普爾卡耶夫大將幫助下，抗聯教導旅制定了反攻東北的五條方針。一是東北是中國的一部分，東北黨和抗聯在中共黨的政治路線指導下反攻東北；二是擴編抗聯6萬至10萬人，準備長期抗戰；三是發展全民族統一戰線，恢復東北抗日救國總會；四是恢復東北黨委會對各地黨組織的領導，開展地方抗日鬥爭；五是東北黨要迅速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
蘇軍對日作戰部署，主攻戰區為西線後貝加爾方面軍，東線遠東第2方面軍沿黑龍江和烏蘇里江進攻，第1方面軍在與朝鮮毗鄰的東北邊境地區展開。教導旅除已空降回東北的幾十支小部隊外，主力編入第2方面軍，向佳木斯地區進擊。教導旅中的一些朝鮮同志，則由金日成率領，隨第1方面軍挺進朝鮮，光復祖國。
8月26日，即日本投降11天后，遠東軍司令部軍事委員希金中將召見周保中，下達了遠東軍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的指示：88旅現有的中國官兵，要隨蘇軍各方面軍分別佔領東北戰略要點，並準備接受駐各城市蘇軍衛戍司令的任命。同時規定了抗聯返回東北後的任務，一是幫助蘇聯紅軍維持佔領地秩序，肅清敵偽殘餘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提高紅軍在群眾中的威信，促進中蘇友好；二是利用抗聯參與軍事管制的合法地位建立黨組織，開展群眾運動，在主要的佔領地以外建立人民武裝和根據地。
希金還同周保中一起估計了回到東北後可能出現的情形：一、黨中央和八路軍向東北分佈力量，準備迎接黨中央和八路軍；二、八路軍被新的反動勢力隔斷，國民黨統治東北時，準備做長期的游擊戰爭；三、在東北處於十分不利的情況下，可隨同紅軍撤退，再回蘇聯。
從9月6日起，連續4天，抗聯教導旅330多人分4批乘飛機分赴東北各地，搶占包括瀋陽、長春、哈爾濱在內的57座大中小城鎮。
為了搶占重點城鎮，接收東北，抗聯在蘇聯就把人員鋪散開了，也就沒有留下一支建制部隊。
14年抗戰參加了13年的王鈞老人，說：
我這輩子有兩個日子刻骨銘心，一個“九一八”事變，一個“八一五”光復。 “九一八”事變是個把月後才聽說的，心頭咯噔一下。那時就是個十七歲的莊稼人，不懂什麼，那也知道自己是個中國人，不能當亡國奴呀！ “八一五”光復了、勝利了，那是多少人拿命換來的呀！光我們6軍，我們12團、3支部隊，一茬茬就死了多少人哪！
8月9號早晨，我們在廣播中聽到蘇聯對日本宣戰了，你說什麼叫“歡聲雷動”、“熱淚盈眶”？媽個巴子小日本，這回看我們怎麼幹死你！可日本都投降了，也沒我們什麼事。我們是東北抗聯、中國軍隊，解放自己的祖國、家鄉，應該多出力、多流血呀！當時說什麼的都有。勝利來得太快，許多部署、計劃都變了，對抗聯這支隊伍如何使用也變了幾次。
我左腿傷還沒好，離不開拐棍，讓我留在營地管理傷員、家屬，這下子可把我急壞了。找這個，找那個，光李兆麟就不知道找了多少遍，讓我帶12個人去北安。北安是偽省會，還有克山、拜泉、通北、德都4個縣，再分成4個組，每組2個人。我是北安衛戍司令部副司令，4個組長是4個縣的衛戍副司令，司令都是蘇聯軍官。
曹曙焰老人說：
我是勃利縣衛戍副司令，我是中尉，司令是個蘇軍上尉，比我小一歲，脾氣挺好，我們合作得挺好。他愛喝酒，有時有不同意見，又不能照他的辦，我就給他弄酒喝，喝得迷迷糊糊的就忘了。有時想起來了，解釋幾句就行。
回國前都發了蘇聯軍官證書，為保密，證書上都改了姓名，我叫“張洪彬”。李兆麟原來叫“張壽籛”，這回改名換姓“李兆麟”。 “過蘇聯”的抗聯，少說改過兩次，參加抗聯得改吧，這回是集體改的，一下子都改了。那時我們是雙重身份，既是東北抗聯，又是蘇聯軍官。 8月14日，就是日本投降前一天，蘇聯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件》，國民黨政府下令讓共產黨軍隊原地駐防，不得擅自行動，它好搶奪勝利果實。我們有了這樣的身份，就能合理合法地開展活動，接管城市。
有的縣就派去兩個人，衛戍副司令固定是抗聯，有的戰士還當了縣長。勃利縣人多，算我7個，那也不夠用呀。縣大隊大隊長、政委，還有中隊長，公安局也得派人呀。勃利是老游擊區，地下黨和打散的抗聯人員找上門來，認識的、不認識的，聽幾句就能明白真假，至於是不是開小差、投降、叛變過，那就得慢慢了解、調查了。在蘇聯就說好了，抗聯要組織10萬大軍，跟國民黨幹，搶東北。那時就盼關里的八路軍、新四軍快點兒來，這地方我們已經佔住了，八路軍、新四軍再從關里開過來，那就妥啦！
盧連峰老人說，我在通河縣當副司令，縣城北二道街有個“德順祥”商號，我哥的老丈人在那兒站欄櫃。我說你想法捎個信，告訴我爹我媽我還活著。參加抗聯打游擊，常在家“巴拉”（附近）轉悠，參加小部隊回國偵察也路過，可哪敢回去呀，這回行了，又忙得腳跟打後腦勺。我小名叫“金福子”，“盧連峰”是參軍後起的名，家里人不知道。我說你告訴我爹我媽，就說“金福子”還活著。
郝鳳武老人說，我在依蘭衛戍區，想回家看看，沒工夫。我在縣街上學過成衣，有人認出我了，告訴我媽，30多里路，我媽一雙小腳就找來了。我不知道呀，一看，是我媽。 “媽呀！”我一下跪那兒，就那麼跪著跑了20來米。我媽抱著我的腦袋，說：兒啊，我這眼淚哭了幾“水筲”（水桶）了。
胡真一老人說：
教導旅一批批回國了，女的利手利腳的也走了，就剩下些傷員和像我這樣有吃奶孩子的，說等東北穩當了再來接我們。抗戰勝利了，高興啊，可一想到老柴心裡就不是滋味兒。中國人，蘇聯人，那兩年找這個，問那個，問老柴哪去了。說實話的，不說實話的，弄得我都快瘋了。唉，別說了吧。
等了兩個來月沒動靜，我說別等了，咱們自己回去。金伯文說，對，“滿洲國”時都沒怕日本子，現在還怕什麼。說走就開始張羅，突然想起集體農莊還有咱們的人，不能把她們扔下呀。這些人大都是談戀愛不被批准犯“錯誤”，被送去農莊勞動的。教導旅在伯力有個辦事處，從辦事處要輛汽車就往農場跑。
先找到金善。一長排房子，隔成一間一間的，一間10來平方米，一張鏽了吧唧的鐵床，地上堆著一堆土豆。金善剛下班回來，衣服臟兮兮的，手上都是泥，裂開好多口子，正在洗手要做飯。她是延吉人，朝鮮族，2軍的，1930年就參加兒童團，老革命了，原是看護排的，可能乾了。弄這農莊里，一天光幹活，也不懂俄語，什麼不知道，人都弄傻了。聽說回國，她挺激動，尋思尋思又說，我犯錯誤了，開除了，回去還能要我嗎？我說那算什麼錯誤，抗戰打日本是天大的功。她瞅著地上的土豆和屋裡的東西，我說有什麼捨不得的，快點兒一起走吧，說不定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又問她農莊里還有誰，附近農莊里有沒有抗聯的人，讓她找找這些人，明天傍晌來接她們。
算上金善，找回5個人。
我跟你說過杜慶雲，刁翎人，一家人上隊，她爸當團長時犧牲了。她愛上個人，實際是讓人家“熊了”（騙了、欺負了），懷孕了，送去農莊勞動，扔那邊了。她比我小兩歲，1984年來重慶看我，老的那個樣呀。嘮著嘮著就哭，說這抗聯當的，當成蘇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