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亨植，原名許克，3路軍西征前化名李熙山。 1909年生於朝鮮慶尚北道，其父因反日被通緝，1913年全家流亡中國東北。他1930年入黨，同年五一在哈爾濱參加遊行示威被捕，“九一八”事變後被組織營救出獄，任賓縣特支委員。之後任哈東支隊指導員、大隊長，3軍1師2團團長、3團政治部主任、3師政治部主任，9軍政治部主任，3軍軍長，3路軍參謀長兼12支隊政委。
3路軍老人說，許亨植高個，圓臉，濃眉大眼，一身“疙瘩膘”（凸起的塊狀肌肉，意為結實），爽快，果斷，說話、辦事“嘁裡喀嚓”（乾脆、利落），打日本那是堅決性的。
講一口流利漢話的許亨植，先後在賓縣、湯原做地方工作，1933年春又被派到珠河縣黑龍宮。這位與金策、李啟東同時期的職業革命家，扮作僱工，水田、旱田都是把好手，人又豪爽、仗義，誰有困難，竭力向前，而且見多識廣，頗受擁戴，許多年輕人都要跟他拜把子，願意聽他的。當時，鐵道北的黑龍宮、侯林鄉一帶，有許多義勇軍、山林隊，打著反日旗號反日的不反日的，對共產黨和珠河游擊隊的態度也形色不一。許亨植向這些隊伍宣傳“1·26”指示信，許多頭頭都表示歡迎，對這個談吐不凡、一表人才的朝鮮族小伙子，很是高看。
許亨植能打硬仗，有人說他是員猛將。 1936年初，在道南高麗營子戰鬥中，面對絕對優勢的日偽軍，有的義勇軍臨陣脫逃，援軍又被阻在途中，3師政治部主任許亨植堅決不後退，終於打退了敵人。官兵士氣大振，接下來又在拉拉屯、五道崗、十八層甸子戰鬥中，連戰連捷，打出威風。
3軍西征，許亨植率先遣隊。 3路軍西征，也是這員猛將率領首批部隊披荊斬棘。
西征先鋒，人生地不熟，每一步都是第一步，會有什麼樣的凶險，又需要怎樣的勇氣和智慧？這一切都無法詳述，只知道把這樣的擔子交給他，這本身就意味著什麼。
1938年9月6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致張壽籛的信》中說：
熙山同志在半年來的九軍工作中，是相當的執行了中央路線的。他正（確）的對待了上層的關係，以誠懇和坦白的精神去說服上層，使上層能容許和幫助下層黨政工作的順利進行。經過訓練班的方式，能夠提拔一部分新的干部和團結一部分乾部在黨的左圍。並訓練班的方式來起模範作用，而改善隊內政治工作和隊員的一般意識傾向，在隊內建立了黨的組織。因此當九軍二師進行投降時，能夠推動上層及時的清洗了隊伍，能夠實現了新的九軍二師嶺西遠（徵）計劃。
有老人說，8軍也好，9軍也罷，政治部主任這個角色，不但難幹，而且凶險。許亨植在9軍幹得挺好，跟李華堂等人也處得挺好，這是非常難得的。可有人認為他跟趙尚志是一伙的，把他調離了。
倘若許亨植繼續擔任9軍政治部主任，9軍後來會怎樣，這是誰也不好說的。他在大羅勒密的密營中，辦了3期軍政訓練班，培訓120餘名官兵，李華堂被俘叛變後，正是這些骨幹撐起了9軍的脊梁。
作為北滿省委委員、3軍軍長、3路軍參謀長，他自然也參與了省委和3路軍的許多重要決策。
1939年10月27日，他在給某人的一封信中寫道：
緊急通告和宣傳品已經收到了，檢閱之後，我對於你所認識之目前中心任務變動問題（即擁蘇佔一等地［位］，而應援國內抗戰處於次要地位）是有意見的。
現在中國革命的階級（段）是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民族革命戰爭的烽火，已經在中國各地普遍的燃燒起來，中國民眾現在都被吸引到這一戰爭的範圍內，即使東北的民眾雖然現時還未直接參加，但他本身所感覺到的是民族壓迫，首先要求的是民族解放，應援國內抗戰這一口號是最能動員廣大群眾的口號。並且在響應國內抗戰中，我們自然在實際上擁護了蘇聯，但是我們如果首先擁護的口號，無疑的是又犯了“左”的毛病，而未認清東北民眾的一般心理和現階段我們動員廣大群眾的口號及工作任務。
這樣一種觀點在當時是難得的，把它說出來也是需要勇氣的。
1941年後，3路軍部隊陸續進入蘇聯整訓。 1942年夏，留在國內的40多人編成3支小部隊，由金策、許亨植領導，在龍南地區活動。
後面將會寫到，金策不想去蘇聯。許亨植是否也是這種態度，筆者沒見到有關資料。已知的是，這個善於獨立思考，並敢於直言的人，是東北抗聯在東北戰場犧牲的最後一位高級將領。
7月底，許亨植到東興縣西北的五頂山，了解張瑞麟率領的小部隊活動情況。 8月2日回返鐵力密營，當晚在青峰嶺下露營，第二天清晨被敵包圍、襲擊。
敵人是慶安縣偽警察隊長國長友帶領的30多人的“討伐隊”，許亨植身邊只有兩個警衛員，憑藉樹木、倒木掩護，向敵人射擊。國長友知道許亨植的身份，這個鐵桿漢奸要在主子麵前顯能耐，喊叫投降，想抓活的，傷亡幾個人後，下令集中火力向許亨植射擊。許亨植身中數彈，手中的匣子槍仍在吼叫，直至犧牲。
前面說過的攻打大羅鎮，就是為的給許亨植報仇。樸吉松和張瑞麟兩支小部隊集中20多人，紅著眼睛衝進去，混亂中讓國長友跑了。東北解放後，這小子被於天放抓住，公審後槍決了。
田家船口戰鬥後，馮治剛率2支隊到谷家窯時，被敵包圍。
3路軍遠征西荒，敵人感到威脅。 12團騎兵橫行北安和五大連池地區，更使敵人心焦，急於給對手一個打擊。只是西荒地域遼闊，兵力稀少，不易調集，對手又忽東忽西，難以捕捉。這回終於逮住機會，即從北安、訥河、克山等地調來3000多日偽軍，恨不得一口把2支隊吞了。
谷家窯位於德都縣城西15公里的訥謨爾河南岸，有幾十戶人家。臘月底，快過年了，厚重的積雪壓迫著低矮的草房，戰前的死寂則壓迫著人心，把莊稼院漸濃的年味兒驅趕得無影無踪。屯外四野一馬平川，前面的邱家窯和周圍的大小屯子，都被陸續趕來的敵人佔據了，北邊訥謨爾河邊樹林子裡也是敵人，都是騎兵。清冷的陽光在雪原上跳躍，晃人眼睛。
邱家窯的敵人不斷打槍，砲彈也在空中劃著拋物線飛來。一個鬼子和幾個偽軍官舉著望遠鏡，在圍牆後面探頭探腦。馮治剛抓過一支連珠槍，槍身把院牆上的積雪按出個缺口，吧的一槍，那個鬼子向後仰去。就在敵人愣神的瞬間，第二槍響了，一個偽軍官又應聲倒了。
北邊的敵人在樹林子裡“打馬樁子”，有進攻的模樣。王鈞衝敵人打了一槍，讓個老百姓送去一封信，意思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們不要為日本人賣命。偽軍圍著個胳膊被打傷的偽軍議論，說這槍打得真準。那送信的老百姓說：人家這是打的朋友槍，讓你們老實別動，不然就打腦袋了。
北邊敵人再無動作，也不打槍了。其他方向槍聲不斷，特別是南面，打炮，輕重機槍火力很猛，還曾試探著攻擊兩次。
天黑後，馮治剛下令向南突圍。
王鈞老人說，北邊敵人兵力少，南邊打得最激烈，其實都是假象。南邊是平原，北邊過了訥謨爾河就是五大連池，山區。敵人認為我們非往北去不可，佈置了三道防線，天黑後把南邊的兵力也調過去了，南邊只剩些偽自衛團。我們如入無人之境，200多人只犧牲1個。
2支隊去谷家窯途中，抓住個姓吳的偽自衛團長。 2支隊突圍後，敵人莫名其妙，問他怎麼回事，他說：這個隊伍你們打不了，人家那個大官會推八門，推出南面是生門，吃飽喝足就走了。
前面說過，湯原游擊隊成立後，馮治剛不服氣，自己拉起一支“文武隊”，要跟這幫滿腦袋高粱花子的人比試比試，看誰更有能耐，打鬼子更厲害。
有人投筆從戎，到了也沒諳出軍中之道，免不了書生氣。馮治剛拿筆的手很快練成神槍手，他的聰明才智都用在了抗戰上，果敢、沉靜，多謀善斷，用頭腦打仗。 3路軍到西荒後打下的第一座縣城，是他指揮的，其影響是戰略性的。湯原那樣一座在下江地區影響很大的縣城，也是他策劃、指揮攻破的。他指揮的大仗小仗，經常會在一種不可思議的冒險中，讓人領教一種奇兵的快感。用有的老人的話講，是戰前讓你覺得挺懸乎，這仗能打嗎？能這樣打嗎？打起來卻覺得挺容易，傷亡也不大。
前面引用過的《馮仲雲給海路並轉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
龍北部隊在北滿黨及三路軍總指揮部正確領導和指揮之下，我們智勇雙全的民族英雄東北抗聯三路軍第二支隊長，後任抗聯龍北指揮馮治剛同志，得到了很大的成果，開展了北滿抗聯有史以來所未有的英勇活動的成績。龍北部隊在去年一九三九年一年中所獲得的勝利成績，突破北滿抗聯歷年來每年的紀錄（已有報告，此處不贅），使寇軍為之氣餒，而博得滿軍之讚歎和喝采。
抗聯自始至終都是游擊戰，一支部隊出去，在總體戰略方針下，全憑帶兵人機斷專行，靈活應對。再加上放下鋤頭拿起槍，許多人未經過正規訓練，農民習氣，長期的游擊作風，有人就自覺不自覺地把戰略利益置之腦後。馮治剛從來都是堅決執行上級指示、命令。而當聯軍猬集下江，一些人為山頭利益鬧糾紛、摩擦時，他嚴格約束部下，寧肯吃虧，也盡力避免矛盾、衝突。
老人都說，這個人是棟樑之才呀。
1939年12月，2支隊越過嫩江，進入呼倫貝爾的莫力達瓦旗。
1940年1月26日，王鈞老人記得非常清楚，這一天是農曆臘月二十六。
老人說：
這天清晨，我們來到格呢河西太平橋屯，一個騎光背馬的達斡爾姑娘德蘭英從屯外跑回來，說警察狗子來了。部隊退到屯外山上，望遠鏡裡，來的是清一色黑制服的達斡爾步兵警察隊，有200多人。馮治剛讓軍部副官祁寶賢和警衛排長於長江上前喊話：漢族、達斡爾族都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剛喊幾句，對方開火了，兩個人倒在雪地上。大家火冒三丈，我也急眼了，馮治剛瞪著眼睛大喊：王鈞你聽著，不許打死一個！幾挺機槍的交叉火力，把敵人摁在山下不敢動彈，騎兵從兩側衝下去，馬前槍口下，200多人繳械投降。
莫力達瓦旗是達斡爾、漢族雜居區，達斡爾人對抗聯很好，但這時許多人對咱們還不大了解。這些偽警察大都是當地達斡爾人子弟。這一仗咱們犧牲兩個人，沒傷對方一個，簡單教育後都放了。這下子別說老百姓了，連這些偽警察也受不了了，說咱叫日本子弄瞎眼了，今後豁出命來也要幫抗聯。
當天傍晚，我們南下到了阿榮旗的五架屯，發現東南方向開來30多輛尼桑卡車，車上黃糊糊的都是鬼子，足有一個聯隊，有的車後還拖著大砲。
當時分析，敵人是從齊齊哈爾過來的，當地不會有這麼多鬼子。它來幹什麼？要去哪裡？是不是奔我們來的？不知道，對這一帶的地形、村屯分佈情況，也不清楚。這是首次進軍呼倫貝爾。我和馮參謀長核計，當晚敵人或者去阿榮旗，或者找個大屯子住下。沒想到它住在西南方向的任家窩棚，我們也不知道那兒有這麼個屯子，第二天正好撞上了。
尖兵在前面1裡多遠，主要是察看路上的汽車輪印子。那時西荒沒有膠皮軲轆車，有輪胎印就是敵人。走了兩個來小時，前面一座山，尖兵向我們揮手，有敵情。馮治剛讓我作好戰鬥準備，他帶著傳令兵縱馬上山，觀察敵情。敵人在山上放了哨兵，早發現我們了，山後就是任家窩棚，一路鬼子爬山搶占制高點，主力從兩側包抄我們。我一看糟了，敵人居高臨下，我們那兒是一片開闊地，光溜溜的，連“打馬樁子”的地方也沒有。我可著嗓子命令部隊往後面山上撤，然後和大隊長任德福帶個機槍班，搶上前去接應馮治剛。
從湯原游擊隊到3路軍，一次戰鬥，我還沒遇過這麼多鬼子，更沒見過這麼猛的砲火。榴彈砲、迫擊砲、擲彈筒打得分不清個數，一會兒工夫，機槍就被炸毀兩挺，機槍手和幾個戰士也被子彈掃倒了。馮治剛他們離我們最近時，也就200來米的樣子，我眼瞅著傳令兵裴海峰先倒了，接著單腿跪地射擊的參謀長也中彈了。要不是大部隊上了北山，火力掩護，我和任德福幾個人也撤不下來了。
南面是敵人，東北方向也黃糊糊地上來了，我領著部隊往西撤。出山溝，拐山頭，迎頭又撞上一小隊鬼子。那人都紅眼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機槍、步槍、匣子槍立即開火，槍打馬衝，鬼子頂不住，往後跑。後面是三岔河，有條清溝，薄薄一層冰。鬼子哪明白這個呀，前面的掉下去，後面的收不住腳，30來個鬼子在裡面抓撓著亂扑騰。我們這一頓好打，冰水都打紅了，算是出了口惡氣。
當晚在西南山里露營，第二天傍黑時，我帶幾個人回來，遍山不見烈士遺體。老百姓說，鬼子發現了馮參謀長的印章、文件，用白布裹著拉走了，其餘的老百姓給埋了。
馮治剛的岳父，是舊中華民國湯原縣最後一任監督（縣長），事變後不當漢奸，帶領全家老小躲進山里，病死了。 3路軍西征時，馮參謀長的母親、妻子，還留在小興安嶺密營裡。他犧牲前3天，還跟我說不知道她們怎樣了，這個冬天能不能熬過來。
3軍3師政治部主任吳景才，人稱“吳縣長”。
吳景才原籍山東省義州府，石匠出身，“九一八”事變前闖關東到珠河縣，在烏吉密、三股流一帶打短工，又在常萬屯溝裡開個小燒鍋。 1933年底，日偽軍進山“討伐”，被趙尚志率游擊隊痛擊，敗退時經過燒鍋溝，把吳景才的家和燒鍋一把火燒了。吳景才自此參加抗戰，為珠河游擊隊搞情報、購買物資。
1934年7月，在三股流成立珠河反日農民委員會總會，吳景才被選為總會會長。 “農委”是在反日會基礎上建立的半政權性質的組織，老百姓不習慣叫“會長”，都叫吳景才“縣長”。 1935年秋，在三股流召開群眾大會，成立了珠河縣人民革命政府，發布《大中華民國珠河縣革命政府佈告》，就是正兒八經的縣長了。
從總會會長到縣長，都是老百姓選舉產生的，由此不難想見吳縣長在群眾中的威望。
1935年秋，日寇對珠河游擊區實行焦土政策，“洗大溝”，建部落。吳景才有時潛入部落，有時進山，最終不得不上隊，先後任3師、2師政治部主任。 1938年10月，在方正縣螞蟻河西老道廟一帶活動時，戰鬥中負重傷犧牲。
關於吳景才，從縣長到師政治部主任，這裡能夠比較完整地講個大概的，只有一件事。
1935年春，3軍轉到外線作戰，偽23團突然闖進鐵道南的紅地盤搶糧。十萬火急！ “吳縣長”命令各農委分會的自衛隊，立即趕到土門嶺伏擊敵人。天擦黑時，偽軍趕著300來副裝滿糧食的爬犁進入伏擊圈，吳景才一聲令下，步槍、老洋砲、大抬桿齊鳴。許多老百姓也趕來助陣，敲打銅盆，燃放鞭炮。偽軍哪見過這陣勢呀，蒙了，扔下糧食跑了。
郭鐵堅，原名郭成文，1911年生於依蘭縣刁翎鎮大通溝，1933年畢業於依蘭中學，回鄉創辦小學校。 1935年初參加抗日活動，5月入黨，不久任刁翎黨支部書記，3個月即動員50多人參加抗聯。後來，他的妻子、哥哥、弟弟和刁翎小學30多學生，也陸續上隊。刁翎地區先後參加抗聯百餘人，直接間接，都與他有關。
1935年8月，郭鐵堅帶兩個黨員，繳了大通溝偽自衛團9支步槍、1支擼子，拉起一支20多人的隊伍參加3軍，被編為1團游擊連，任連長。 9月，他率游擊連在五道河子伏擊偽軍運輸船，繳獲十幾支步槍和100多套棉衣。
1936年春，趙尚志決定將游擊連劃歸9軍，郭鐵堅任游擊連指導員。之後又調任軍部科長，1938年1月任1師政治部主任，8月任2師師長。
郭鐵堅家貧，父母省吃儉用供他讀書，人又聰明、刻苦，學習非常好。沒架子，人緣好，活潑，幽默，當師長也跟士兵開玩笑，沒大沒小的。戰鬥中負傷，用草藥敷傷，士兵跟他開玩笑，說這回“鍋”破了。他笑道，別看“鍋”破了，這鐵可是堅著呢，從此改名“郭鐵堅”。
1941年8月，郭鐵堅率9支隊挺進呼倫貝爾。部隊在瓢潑大雨中渡過嫩江，在西岸郭泥屯被敵人包圍。暴雨、彈雨，敵人還調來榴彈砲。郭鐵堅在指揮搶占制高點時，胸部中彈，仍大呼衝鋒，直至犧牲。 9支隊僅15大隊指導員孫志遠帶8個人殺出重圍，仍按總部計劃西進，在大興安嶺游擊兩年，不見大部隊到來，才東返總部。
《滿洲共產抗日運動概況》，談罷“西北指揮部之組成狀況”後，說：“其中尤以馮治剛、姜福榮、耿殿君、王銘貴匪幫活動最為頻繁，彼等善於忽聚互散，縱橫奔馳於游擊區。”
耿殿君，中等個頭，濃眉大眼，臉稍長，棱角分明，一口濃重的山東腔。 1903年生於山東掖縣，何時闖關東到湯原不詳，1932年3月參加抗戰，曾任6軍留守團團長、11團團長、12團團長，1939年12月犧牲。
此人作戰勇猛，頗得游擊戰要領。但他更突出的貢獻，還是在後方建設上。
“留守團”、“補充團”、“留守處”、“經理處”，各軍名稱不一，內容都是一個。被服廠、醫院、兵工廠等等，這些建在密林深處的後勤基地，隨著形勢的嚴峻，變得越來越重要，同時也越來越陷入窘境，而6軍在聯軍中一直是比較好的。
留守團與戰鬥團的區別，在於攤子多，事務雜。耿殿君的特點，一是勤勉、敬業，地面熟，善交際，幾乎沒有他辦不來的事。二是“摳門”，平時一顆釘子、一塊破布都要精心收起來，在他眼裡沒有什麼可扔的東西，人稱“耿破爛”。留守團管錢管物，錢倒不一定有多少，物可是多去了，除了部隊官兵肩背上扛背著的，6軍的家當幾乎都在這密營裡了，也真需要這樣一個“把家虎”。特別是糧食，特別是歸屯後。三是嚴厲，一天到晚黑著臉，好像不會笑。密營人員散，被服廠都是女的，其餘幾乎都是老弱病殘，病號、傷員少有斷的時候，有時還有戒大煙的。常來常往的都是乾部，許多是領導，有的來了就要“好嚼裹兒”。這樣個單位，不嚴格管理，換個“好好先生”，還真不行。
問題在於耿殿君嚴厲得簡單粗暴，經常是張口就罵，甚至舉手就打。
1938年8月25日，《中共下江特委給六軍全黨同志並轉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中說：
“他罵（媽）的！這些小子又來蹲溝啦！沒有什麼事扯他媽兒八蛋，你（指劉連長）不會說不會道的，見大官老爺別哆嗦，要不了命。他們願來就來！上這兒來吃給養還叨叨，不來拉倒，我有工作太忙。”
耿同誌有一貫的輕視組織的精神，對於上級黨的指示和工作決議，表面上同意，而沒有一次不是暗中反對，或表面抵抗，有時謾罵黨和上級領導機關。一般的經常反抗上級。
有老人說，批判趙尚志，一些人覺得不是那麼回事，也不敢說。耿殿君不管這一套，這也是他受處分的一個原因。
1938年4月，耿殿君被留黨察看3個月，期滿後被開除黨籍。
同年11月，有人在給省委的報告中說：“六軍幹部如周雲峰、吳一光、耿殿君等撤職，派到最下層去改正錯誤，特別是老耿如短期內再有新的錯誤，即將處死。”
看過《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的人都清楚，或者政治路線，或者“浪漫行為”，抗聯中高級幹部中沒有受到批評或處分的不多。當然，許多都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而關於耿殿君，用有的老人的話講，是“撅嘴騾子賣個驢價錢——壞在嘴上了”。
在《開除耿殿君黨籍的決議》中，說：“他在抗日救國運動中，曾不斷的表現出英勇鬥爭精神，無有動搖的堅強意志。”
在被“派到最下層去改正錯誤”期間，從組建訥河地方武裝，到最終犧牲，同樣表現了他的英勇鬥爭精神，毫不動搖的堅強意志。
1939年6月21日，《馮仲雲關於部隊在下江活動、供給、幹部等情況給金策等同志的信》中說：
我提議北滿要發起一個追悼運動，來追悼和紀念我們一九三八年來犧牲之先烈魏長魁、關化新、陸希田、張傳福以及最近犧牲的張連科、雷炎、陳芳鈞、孫紹清等，我們要詳細研究他們犧牲之經過，詳細的他們的史蹟的記載，最好寫出傳記，提高全黨及全隊對保護幹部之注意！
1940年12月8日，《張壽籛給負責同志並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中，在列出《三路軍幹部統計表》（從總政委、總參謀長到支隊長、政委、參謀長）後，寫道：
最積極的、忠實、勇敢、有戰鬥歷史、經過鍛煉的青年干部，如白福厚、許寶和、隋德勝、曹德勝、孫繼州、姜文貴、徐澤民、王景華等軍事指揮員，姚士同、遲萬君、樸吉松（韓國人）、金永賢、張榮、韓玉書、吳時英（韓國人）等政治工作員，這都是我軍戰鬥幹部。其外如夏振華、李靜波、王勤、李福才等後方管理工作員，張中孚、徐子英、金貞順、張英華（韓國女人）等文化技術幹部。
以上多為團或團以上乾部，後來大都犧牲了，有的這時已經犧牲了。
張蘭生，原名鮑巨魁，滿族，1909年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1928年師範學校畢業，1932年入黨，歷任珠河中心縣委書記、北滿臨時省委書記、3軍政治部主任。
像張蘭生一樣長期從事地方工作的高禹民，原名高升山，1916年生於山東省高密縣，八歲時隨父闖關東到依蘭土龍山，1934年在依蘭中學讀書時參加抗日活動，曾任依蘭中學黨支部書記、依蘭縣委書記、下江特委書記。 1939年冬轉移到西荒，1940年4月後先後任9支隊、3支隊政委。
高禹民中等個頭，眉清目秀，英俊文雅，思維敏捷。上隊後，曾參與指揮攻打克山、霍龍門戰鬥，年底在阿榮旗王兆富屯戰鬥中犧牲。
有漢奸告密，先來一中隊鬼子，後來大批偽軍。晚上9點多鐘打響。王明貴、王鈞帶教導隊部分人員住在屯子東頭，衝到後面山上，搶占制高點。高禹民帶主力住在屯子西頭，遠點，沒衝出來。王明貴指揮用火力壓制敵人，掩護、接應主力，高禹民帶個機槍班，佔據雪地中兩塊突兀的大青石，向衝上來的敵人射擊。激戰一個多小時，主力大都撤到山上，高禹民和十幾個人被敵人包圍。敵人喊話，讓他們投降。高禹民讓教導隊長安永化用日語喊話，讓敵人投降。
王鈞老人說，第二天傍黑時，我們又回到王兆富屯。烈士遺體讓敵人拉走了，大青石上除了彈痕就是血，雪地上一層彈殼。那雪不是白的了，彈殼都紅了。
無論省委書記、軍政治部主任，還是普通士兵，要使後人比較詳細的知道他們的事蹟，須得兩個條件。一是當年有比較詳細的資料，並能留存下來，二是有比較熟悉他們的人活下來。張蘭生長期做地方工作，這種“地下工作”，原本就是難為人知的。
1940年6月1日，《張壽籛許亨植給金策的信》中說：
三肇張文廉同志光榮殉國矣，真使人痛心，李道文（十二支隊參謀長）全家殉難，敵人破壞了一些公開關係，但秘密組織敵人是無法知道。
張文廉，1913年生於寧安，北平一中畢業，1935年秋回鄉抗戰，參加5軍，任連指導員，戰鬥中失散，半年後找到隊伍，被誤認為是奸細，險些被處死。之後任3軍秘書、青年科長、三肇地區龍江工委書記，1940年被捕，堅貞不屈，被日寇填進松花江冰窟窿裡。
張文廉被捕後，金策曾指示徐澤民，一定千方百計營救，花錢買出來也行。
不知道徐澤民具體怎樣營救的，只知道他是不遺餘力了，還知道徐澤民、小孔、尹子奎等人都犧牲了。
而誰都知道的，如果沒有地方黨的配合，訥河、克山、肇源是不可能打下來的，許多好仗都是沒法打的。
還知道張蘭生、高禹民白紙黑字給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
我的頭顱我的熱血是貢獻民族革命，是貢獻於黨的事業。
親愛的同志們！現在我正是無錢無糧，山盡水窮的時期，是最緊急的關頭，但不論是怎樣艱苦和困難，不論是怎樣的挨餓和受凍，只要是血在溫，只要是頭尚存，絲毫不能變動了革命的意志，請勿念！
曹曙焰老人說，我上隊不久就見到何畏，圓臉，大眼睛，挺招人喜歡。那個頭使大勁也就1.50米的樣子，一看就是個小孩，大家卻叫他“團長”，沒一點兒開玩笑的樣兒。我心里納悶兒，這麼大點小孩，怎麼就當團長了呀？後來知道，他上隊前是兒童團長。
何畏，1922年生於賓縣，八歲到方正縣大羅勒密，給人放豬。 1935年初參加兒童團，當團長。 “討伐隊”來了，人們跑進山里，讓他回村看看。鬼子軍官和偽軍官腰里的手槍，讓他眼饞，那也沒招呀。村頭孤零零的一家院子裡，架著十幾支步槍，偽軍在屋裡睡覺，一個哨兵在門口抱槍打瞌睡。何畏立刻有了主意，回來跟農民自衛隊長鄭萬昌一說，大家齊聲說好，立即行動。自衛隊藏在院外的高粱地裡，何畏抱隻老母雞，從門口走過。那哨兵招手讓他過去，何畏假裝害怕，抱著老母雞鑽進高粱地，那偽軍就追。除了老洋砲就是紮槍頭子、大刀片的自衛隊，就有了十幾支步槍，“何團長”名聲大噪。
何畏原名何永祥。李延祿聽說這事後，摸著他的腦袋說：你這麼勇敢，什麼都不怕，就叫“何畏”吧。
比何畏大一歲的薑墨林，兒童團的團齡比何畏大三年。他是寧安縣紅土牆村人，主要任務是跑交通。敵人到處設卡，進趟城更難，有時連婦女梳在腦後的“疙瘩揪”（抓髻）都要扯開檢查。姜墨林扮作個小要飯花子，拿張大餅邊走邊吃，信就藏在餅裡，不檢查拉倒，檢查兩口就吞下去了。他還“收編”個比他小四歲的顧全民，有時各自行動，有時相伴出發，破衣爛衫，拿根打狗棍。有時兩人假裝打架，一巴掌把鼻子拍出血，一個跑，一個追，無論敵人攔沒攔得住，連哭帶叫，又撕又打地也就混過去了。
姜墨林的交通跑得太出色了，敵人就盯上這個比同齡人矮半頭又小一圈的孩子，他就不得不上隊了。不到3個月學會1000多個字的薑墨林，在鏡泊湖北邊的楊胖子溝，第一次參加戰鬥就打死個鬼子。之後攻打延吉縣雙河鎮，小隊長姜墨林把十幾個人分成四組，在齊襠深的雪中挖溝掏洞，戰鬥一打響就出現在敵人面前，一舉奪下東關砲台，第一個衝進鎮子。
1936年12月，3軍5師打下佛山縣城，轉移到烏雲縣小河沿屯時，有兩個十五歲左右的小兵，掉進農民飲馬用的冰眼裡，腳凍壞了，被安置在當地老鄉家養傷。沒想到這家的主人袁明是個日本特務，那還有個好嗎？嚴刑拷問，敵人一無所獲。
烏雲縣參事官增田虎正郎和偽縣長趙畏親自審問，審訊室換成了高雅的客廳，留聲機還播放著樂曲。
趙畏首先開口：你們兩個小孩，在爹媽身邊過好日子多好呀，抗什麼日呀？
一個小兵道：我們的爹媽是中國人，你的爹媽是日本人吧？
另一個小兵說：當漢奸沒有好下場，俺們在佛山把大漢奸王萬良綁在燈桿上勒死了。
增田虎正郎趕緊打圓場：我知道你們是被“共匪”逼著幹的，只要你們說不是自願的就行，皇軍大大的人道。
兩個小英雄瞪圓眼睛：日本子殺了多少中國人，你們才是匪，是鬍子，我們打日本子是百分之百的自願！
行刑那天，走到“恒昌號”商舖，兩個小英雄要了酒和紅布，站在爬犁上高喊：再過十幾年，又長這麼大，還打日本子！
何畏是1938年西征時犧牲的，姜墨林是1940年在東寧縣執行偵察任務時犧牲的，他們是東北抗聯非常著名的英雄人物。
而這兩個慷慨赴死的小英雄，無名。
王傳聖參軍不久，就被調到軍部當傳令兵。到軍部好呀，成天守著首長，學的東西多，進步快，槍也好，還是騎兵。可一看到那馬，立刻傻眼了。那是軍長的備用馬，一匹紅色大洋馬。那年他才十五歲，長得又瘦又小，也就1.50米出點頭。別說這又高又大的大洋馬，就是一般的馬，騎術不好也爬不上去。平時踩塊石頭，或是站到高處，好歹爬上去，打起仗來怎麼辦呀？琢磨一大氣，弄兩根木棒，在兩頭拴上繩子，接在兩邊馬鐙下邊，做了個“二梯蹬”。這樣能爬上馬背了，兩腳又夠不著馬鐙子了。想把馬鐙繩剪短些，再一想軍長騎時又不夠長了，就用木棒、繩子在上面做了個“三梯蹬”，算是馬鐙子。
那時軍師團各級傳令兵，幾乎都是像王傳聖這樣挺機靈的小孩。跑個腿，傳個話，鍛煉兩年長大了，再派到部隊去。各軍陸續大都成立少年連（營）後，也大抵如此。像楊靖宇、趙尚志，幾乎一直把少年連（營）帶在身邊。這些小孩，有的是流浪兒，有的父母被敵人殺害了，被部隊收留了，還有的是隨父母上隊的。把他們集中編制，便於行軍作戰，平時又能學文化、學軍事，像個教導隊似的。
高玉林老人說，我十三歲給地主放牛，十五歲當“半拉子”，十六歲幹“八厘股子”。 “半拉子”是乾半個人的活，給你一半的工錢。 “八厘股子”是乾八成活，給八成工錢。話是這麼說，實際上常常給不到。我剛參加抗聯那陣，就是跟著跑，連個“八厘股子”也頂不上，算個“半拉子”吧。
曹曙焰老人說，那時和現在，文字上都叫“少年連”，當年我們就叫“小孩隊”，有的還叫“半拉子隊”。 “小孩隊”鍛煉一下，打仗挺厲害的。大人剛參軍，不會打仗，還趕不上“小孩隊”、“半拉子隊”呢。
1934年3月9日，《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交給黨團省委報告之三》中，在談到珠河游擊隊時說：
少先隊原來二十餘人，當我到隊時，只有十八人，因為吸收幾個人到教導隊去了，少先隊是一個中隊，隊長李根先最勇敢忠實。沒有派爭，非常好的一個同志（韓），但政治上不發展，少先隊員較之其他隊員勇敢積極，在政治上也比較其他中隊好得多。
1937年12月，1軍成立少年鐵血隊，楊靖宇讓王傳聖當指導員。全隊五十多人，幹部年齡最大的是指導員十九歲，隊員中年齡最大的十八歲，最小的十四歲。第一仗是臨江縣紅土崖戰鬥，全殲偽軍一個排。接著又攻打小蒲岔河“集團部落”，活捉三十多偽警察。戰後偽警察說，一幫大老爺們儿，讓群小孩打得稀里嘩啦。
著名的冰趟子大捷，3軍少年連打得非常勇敢、頑強。
筆者採訪到的大多數老人，像李在德、李敏、胡真一、王鐵環、周淑玲、潘國權、叢茂山、曹曙焰、王雲慶、郝鳳武、盧連峰、李桂林、高玉林、王福臣等等，無論他們是否編入少年連（營），當年都是小孩。
1938年後，抗聯進入最困難時期，除南滿1軍重新組建的少年鐵血隊外，少年連（營）基本就不存在了。像李桂林、高玉林、王福臣等人，參軍後就和成年人一起戰鬥。
5軍醫官管毅，是筆者家鄉本溪縣人，1914年出生，小學沒畢業父親病逝，退學到縣城私立濟民醫院學徒，出徒後在橋頭鎮開家小診所，取名“早春醫院”。管毅性情耿直，有話就說，自然不會有“滿洲國”的好話，引起憲兵隊注意。眼見風聲越來越緊，家鄉待不下去了，1935年春跑去林口縣刁翎鎮投奔伯父，在刁翎街里又開起早春醫院。
郭鐵堅在刁翎組織反日會，管毅二話不說，參加，不久又入團，小醫院成了地下黨的聯絡點。偽警察、特務也來看病，管毅跟他們“交朋友”，從他們嘴裡掏情報。
1936年初冬，一副爬犁把管毅拉到許家屯，為5軍1師師長關書範治傷，同時也是讓他上隊。他在濟民醫院學的是西醫外科，部隊最需要這樣的醫生了。
他對妻子說，這些年我幹的什麼事，你都有數。再守著那個小醫院，早晚會出事，你們娘兒們孩子也跟著遭殃。你這幾天就收拾東西回本溪老家吧，鄉親們問我哪去了，就說得病死了。我這一走就沒個頭了，什麼時候“滿洲國”倒台了才到頭，能不能活到那時候也難說，你就別等我了。回老家找個能過日子的實誠人，幫我把兩個丫頭拉扯大了，我就感恩不盡了。你跟我沒過一天安穩日子，我對不起你。倘有來生，做牛做馬也要報答你。
胡真一老人說，第一次看管毅動手術，是從大腿裡取顆子彈。傷員躺在桌子上，幾個人按著，像殺豬似的。聽到叫聲，我們幾個女兵不知道怎麼回事，跑去看。我的媽呀，有的嚇得扭頭就跑，我也趕緊把臉捂上了。之後又鋸胳膊鋸腿的，有麻藥的時候不多，就那麼“生吃活拉”（活活的、蠻橫的、強硬的）地拉呀鋸呀。管毅熱情，樂於助人，瞅著挺文靜個人，再見到就覺得這個人挺瘆人的。慢慢地理解了，也熟了，問他你總這樣動手術，心裡好受嗎？他嘆口氣，說趕走日本子就好了。
管毅是2路軍西征到五常時犧牲的。
郝鳳武老人說，那次負傷，埋我的坑都挖好了，要是沒有王醫官王耀均，那個坑肯定用上了。他三天兩頭來給我換藥。 9支隊這一幫、那一伙的，傷員也是，我給他算過，不吃不睡，轉一圈也得3天左右。這人醫術好，態度就不用說了。張榮負傷，也是前胸，吃大煙頂不住，說小郝你行行好，給我補一槍吧。我覺著這人也是不大行了，可我們有王醫官呀！我們抬著他拼命跑，去找王醫官，到底給治好了。我們9支隊，還有3支隊，他救活的人“老鼻子”了。
同為醫官，王耀均和管毅的境遇，卻截然不同，因為他來路不明。
管毅是5軍請上山的，比管毅大兩歲的王耀均，是自己找到6軍的，一切全靠自報家門。他是遼寧省鐵嶺縣人，中學畢業到哈爾濱學醫，學成後在哈爾濱行醫，1936年春到富錦給人看病，碰上6軍2師就要求上隊。他說的都是真的，可空口無憑啊，別說師裡領導了，連個士兵都恨不能問一句：你是不是日本子派來的特務、暗探呀？
1935年8月16日，《中共勃利縣委致各地黨部及全體同志的信》中說：
黨過去對知識分子只聽他幾句漂亮話，慷慨救世的口氣，就不經過實際工作而輕率地吸收入黨，這是非常危險的。這種方法最容易給奸細混進黨內的機會。我們吸收知識分子時特別提高警惕性，以防走狗漢奸混進黨內。
管毅上隊不久就入黨了，王耀均是4年後在西荒入的。那時工農出身入黨容易，有錢人就難，而知識分子基本都是有錢家庭出身。許多老人說，那時認為知識分子知道得多，心眼兒也多，腦瓜活，容易動搖，一般開頭都不大被信任。
而現在，王耀均和那些用懷疑、戒備的目光打量他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想到入黨這一層，他現在最迫切的渴望是報國有門。他之所以能被暫時留下來，是因為2師當時有幾個重傷員，有的已經不大行了。送上門來的醫生，為什麼不用用呢？那時抗聯最最急需的人才，莫過於醫生了。誰都明白，一支部隊沒有醫生，官兵負了重傷就只有等死，那對軍心士氣會產生什麼影響。可也正因為如此，敵人不就更可能投其所好，讓你上當受騙嗎？
師裡請示到軍裡，最後還請示到聯總司令趙尚志。對於這個來路不明又無從調查的人，據說趙尚志說了8個字：提高警惕，暫時用著。
李敏老人說，冰趟子戰鬥後，總部讓耿殿君帶王耀均去海倫接收傷員，帶回湯旺河密營。 30多傷員，就王耀均和一個姓畢的醫兵，關鍵是沒藥，治凍傷就熬冬青水洗燙，槍傷就用老鴰眼熬膏。天太冷，好人都凍傷了，有的傷員也凍傷了。耿團長火了，說你這個大醫官怎麼搞的，上去就是一個耳光子。那年夏天，他給個病號打針，沒打完那人就昏過去了，醒來說王耀均要謀害她。那時那人極少打針，不知是暈針，還是藥物反應，好在那針真管用，病人很快見好了。可那一陣子把大傢伙兒弄得緊張呀。裴大姐跟他談話，他解釋幾句，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掉眼淚。平時有的傷員心煩，罵他，他也不吭聲兒。這人長得高高大大的，不大愛說話。這人骨子裡非常硬氣，很有活動能力，能言善辯，當時我們不了解，他在那種情況下也難以展示這種才能。我們都挺尊敬他，可一出點兒什麼事，就會想到他來路不明，是不是下毒手了。 “文化大革命”中被批鬥、關押時，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他。
老人說，傷員多了，我們這些女兵就成了醫兵。他給我們講怎樣清洗傷口、換藥、包紮，各種常用藥的性能、用法，怎樣熬製中草藥。許多人不識字，他給我們開文化課，講課、檢查作業像看病一樣認真，寫字要橫是橫，豎是豎，我現在寫字字形還像他。
老人說，聽說西征後，他和3軍被服廠廠長談戀愛，兩人彼此愛慕。女方是黨員，他不是，還沒人證實身份，組織上不批准。
1940年11月，在阿榮旗一次戰鬥中，王耀均負傷，被安置在開荒屯養傷，與部隊失去聯繫。這個剛入黨的醫官的不為人知的才能，這回盡情釋放了。他去齊齊哈爾鐵路局獨身宿舍食堂當廚師，4個多月即發展了百餘人的地下抗日組織，取名“北滿執委會”，成員大都為鐵路員工，還在哈爾濱建立了組織。攤子大了，耳目多了，與9支隊取得聯繫，郭鐵堅將北滿執委會改成抗日救國會，並成立黨支部，王耀均任書記。
1941年秋，郭鐵堅犧牲，公文包被敵人得去，其中有地方組織人員名單。敵人按名單抓人，王耀均和許多黨員、救國會員被捕。
除郭鐵堅外，許亨植犧牲時，公文包也被敵人擄去，造成損失更大。
因受委屈、不被信任曾吧嗒吧嗒落淚的醫官，無論敵人怎樣軟硬兼施，或者一聲不吭，或者咬鋼嚼鐵三個字“不知道”。
王耀均是1943年3月3日被殺害的。遍體鱗傷的高大漢子，站在絞刑架下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萬歲！”
1937年4月22日，《周保中給李軍長的信》中說：
新參加之李醫官餘已面詢。查其心志，對抗日救國並不堅固。醫術中西醫兼懂，但並不精，在目前人才缺乏又可稱為上等，在監視與領導下可任用組織後方醫院。
5月9日，《關書範給周保中等同志的信》中說：
我五軍之醫生及治理傷兵問題上，在與各軍比較起來是佔一等。
不知道在各軍中佔一等的5軍，除了管毅和這位新參加的李醫官外，還有幾位醫官，也不知道這位李醫官後來怎麼樣了。沒人能說得清抗聯曾經有過多少醫官，能夠比較詳細地寫在這裡的只有兩位。
孫國棟，1916年生於河北省大名縣，十五歲參加西北軍，又參加東北軍，曾參加江橋抗戰。 1932年初報號“壓滿洲”，率百餘人堅持抗戰。 1936年被3軍收編為獨立營，任營長，不久入黨。 1939年6月任3路軍9支隊25大隊大隊長，1940年冬任3路軍政治部特派員，率一支小部隊在綏棱、綏化活動。 1944年12月在綏化九井子被俘，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前一天，被殺害於哈爾濱道裡監獄。
下面是時任哈爾濱偽高等檢察廳檢察官水口隆夫，寫的《一個檢察官的自白》中的有關文字：
8月14日下午兩點，哈爾濱高等檢察廳副廳長西川海清先生把我找去了。
“日本已經完蛋了！再讓他活下去很危險，你馬上把孫國棟給我殺掉！”
我一聽到孫國棟的名字，心裡就不舒服。自從被警察逮捕以後，不用說，他受盡了嚴酷的拷打與審問，但是，在我審問他的全過程中，他一直堅強地正視著我。從他那十分嚴實的嘴裡，聽不到一句多餘的話。他為數不多然而卻是斬釘截鐵的話語，充滿了堅定的必勝信念以及對我們的強烈憎恨和堅決對抗到底的決心。
戴著手銬和腳鐐的孫國棟從牢房裡走出來。腳鐐上掛著一把50厘米長的大鐵鎖，咣啷咣啷地，每走一步就響一聲。在8個多月裡，他過著非人道的、不斷被野蠻拷打的監獄生活，雙頰的肌肉已經塌陷下去，鬍子亂蓬蓬一團。可是，他的腳步雖蹣跚，但從容不迫，沒有一點兒恐懼與猶豫的樣子。他的目光如晴空一般深邃，射出鎮定的目光。
看守們便一起拉住孫國棟，他昂首直立的身軀晃動了一下，用那雙燃燒起憎惡與憤怒火焰的眼睛緊緊盯著我們，然後，從心底里迸發出一句鏗鏘有力的口號：
“中國共產黨萬歲！”
誰能說得清東北抗聯總共有多少人？
1937年最高潮時是3萬多人，之前還有犧牲的、失踪的，被打散後找不到隊伍回家的，以及開小差的、投降的、叛變的，之後還有陸續參軍的。
有人認為，從“九一八”事變到“八一五”光復，包括地方黨，東北抗聯的總人數應在5萬左右。
“八一五”前後，從蘇聯陸續回國的，還在國內堅持戰鬥的，包括被關在監獄裡的，已不到千人。
抗聯研究專家馬彥文老先生編輯的《東北抗日聯軍名錄》，包括上述各色人等，共是1200多人。
除去開小差的、投降的、叛變的，很難說出倖存者的比例，留下姓名的約在2%左右。
而無論有名，還是無名，犧牲者絕大多數是1938年後戰死的、餓死的、凍死的。
前面已經引用過了，1935年（無月日）饒河反日總會追悼烈士的悼文中，追悼者稱自己為“後死的我們”。
沒人說得清這種叫“日本鬼子”的禽獸（我執拗地稱其為“它”、“它們”），在蹬腿挺屍前又殘害了多少愛國志士，孫國棟毫無疑問是最後一批烈士中的一個。
從東北軍到山林隊，再到抗聯，二十九歲的人生而參加14年抗戰，那是怎樣曲折的經歷，該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壯舉？可就是這樣一位有名者，除了慷慨就義時的情形（而且還是鬼子提供的），我們還知道什麼？
著名作家劉白羽在《人民英雄於天放》中寫道：“黑龍江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於天放的。聽說他最近到海倫去了一次，從數十里外奔來成萬的人來聽他說話；他在北安經常有成群結隊的人來看他，因此他那裡經常擠滿了人；聽說他現在簡直不能出去，到處就會給群眾包圍，群眾簡直著了魔一樣。”
於天放，1908年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三道溝，1928年以全省第一名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系，1931年入黨。 “九一八”事變時差半年就畢業了，和張甲洲回東北拉隊伍抗戰，任巴彥游擊隊特派員，游擊隊失敗後到富錦縣立中學當教員、校長。 1937年8月任聯軍隨軍學校教育長，之後為11軍1師政治部主任、3路軍6支隊政委、總部特派員兼宣傳科長。
前面引用過的《張壽籛給負責同志並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中，說於天放“負責精神不劣，工作積極，遇事沉靜”。
“九一八”事變前後，在北平讀書和流亡北平的東北學生有多少，回東北投入血火抗戰的有多少？而那時一所中學的校長，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受尊敬的程度，甚至不亞於縣太爺。至於1938年後不斷有人凍餓而死的那種嚴酷的環境，對這位知識分子又是一種怎樣與眾不同的考驗？據說，“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這《露營之歌》中最著名的句子，就是出自他的筆下。
1940年10月22日，《於天放談龍江平原游擊的感想》中說：
我東北抗日部隊自一九三八年受了嚴重損失以來，多數隊伍均在人煙絕無的山岳地帶游擊，形成了度命的狀態及吃睡主義的狀況。隊伍在脫離群眾的條件下，只有減少數量，增多損失的機會，決不會發展的。我們為了蓄積實力，保存與擴大新的力量，非執行平原游擊的計劃不可。
畏敵怯戰、坐吃山空的“蹲山主義”，在各個時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特別是一些山林隊改編的隊伍。而於天放一貫的主張就是打出去，在戰鬥中求得生存、發展。即便是被俘入獄，也要尋機打出去、衝出去。
他是和孫國棟等人同時被俘的。部隊化整為零，在鄉間發動群眾，組織救國會。他和於蘭閣在綏棱宋萬金屯，杜希剛在北大溝，孫國棟在綏化九井子，還有個新發展的劉祥在依安。出個叛徒夏振華，敵人一齊下手。
在慶安縣關了20多天，又五花大綁押來偽省城北安，關在專門囚禁政治犯的偽警察廳特務分室。外面的老百姓都吃“滿洲饅頭”，“犯人”就更不用說了。只是對他卻優待得很，油餅、饅頭，菜裡肉還挺多。他曾想絕食。學生時代看課外書，講革命者在監獄中絕食。再一想，吃它個“滿洲國”，吃飽喝得了好跟鬼子鬥。
不光好吃好喝，各種頭面人物還常來看望，問寒問暖，有時還把看守訓一頓。這樣持續一個來月，敵人開始用刑了。於天放的體會是：“最好挺的是打手板和鞭背，打了幾下就麻木不覺疼了；電刑過急，一碰就不省人事了，咬咬牙就挺過去了；最難挺的是灌涼水，使你七竅流血，頭髮變紅（由發孔冒血），幾次昏死。”
這特務分室是座秘密監獄，不知關押過多少愛國志士。於天放後來得知，12支隊長樸吉松，1943年在慶安縣福合隆屯戰鬥中負傷被俘，被殺害前就關在關押他的第二監室。
他開始謀劃越獄。
他是夜裡被押來北安的，蒙著眼睛。之前常在北安周圍活動，還派人進來偵察，畫過城區地圖，可這秘密監獄的位置卻是個謎。兩扇小窗是不透明的麻玻璃，掛著厚厚的冰霜，外面的世界傳遞給他的，除了風聲就是火車的響動。南面火車汽笛不時鳴叫，西邊有火車來往經過。如此，南面是火車站，斜對過就應該是實業銀行，東邊是大街，西邊是通往黑河的鐵路，過了鐵路就沒人家了。後來證明，他的判斷一點兒沒錯。
越獄得有武器。監室除了天棚、四壁和一鋪小炕外，連他的褲帶都給沒收了。不過，兩個監室的間壁牆上，嵌著個挺大的俄式“別拉氣”（火爐子），在外面走廊上添煤，有個掏爐灰的小鐵門，正好在他的監室這邊。小鐵門長半尺、寬3寸，有個鐵軸，能安能卸，半斤多重，要是照看守後腦勺來一下子，能拍個半死。他進來第一天就盯上這東西了，就是它了。
看守三班倒，每班一般兩個人，全是鬼子。他把每個鬼子的特點都琢磨透了，把那串鑰匙哪把開哪個門，也都看在眼裡，刻進腦子裡。 2號監室正對著看守的辦公室，那串鑰匙有時看守帶在身上，有時就扔在辦公桌上。
大冬天，有棉衣，沒棉鞋棉帽，就算越獄成功，荒郊野外也得凍死。最好是青紗帳起，起碼也等到春暖開化，可鬼子能讓他等到那時候嗎？就隨時尋機準備動作，寧肯出去凍死，也不在這裡等死。只是別說連伙夫都是鬼子的秘密監獄，就是一般的監獄，又談何容易呀？
機會來了。
6月上旬，偽警務廳思想股長永井來了，拿張小興安嶺地區地圖，說於先生足跡遍及小興安嶺，如果蘇聯打進來，可能從哪幾個方向進攻，請於先生在地圖上詳細標明出來。幾天后永井又來了，地圖還是原樣子。於天放說，你們灌涼水把我的腦子灌壞了，記不住了，我得慢慢想。
於天放剛進來時，偌大個特務分室就他一個“犯人”。 3月後各監室陸續關進幾個，7月初又關進個趙忠良，二十四歲的精壯小伙，原是2路軍的，從牡丹江來偵察北齊線軍運情況，在克山被俘。於天放把自己的計劃跟他講了，就多了個幫手。
那地圖塗塗抹抹的總也畫不好，永井火了，臨走扔下句話，明天來拿。
這天是7月11日，值夜班的正巧只有一個警尉石丸兼政，這小子最喜歡虐待犯人，於天放一看到那個扒爐灰的小鐵門，就會想到他的後腦勺。於天放說今晚無論如何要把地圖畫完，監室燈光太暗，要到看守的辦公室去加班。石丸猶豫一下，同意了。下半夜了，趙忠良在監室裡敲門，說他要“放風”，就是大小便。石丸不耐煩地去開了門，然後看著趙忠良小便。於天放把小鐵門從褲腰里掏出來，悄悄走過去，照著石丸的腦袋砸去。走廊裡有三道鐵柵欄門，頭兩道伸進鑰匙就開了，第三道換了幾把也打不開，是從走廊窗戶跳出去的。院子一圈3米多高的木障子，蹬著橫木就翻過去了。
紅領巾時代，筆者就看過於天放寫的《牢門脫險記》。
1967年5月3日凌晨，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兼黑龍江大學校長於天放，在省博物館地下室被秘密看押10天后，割腕自殺。
李桂林老人說，我是1968年2月9號晚上抓進去的，1970年2月15號放出來，關在省公安廳拘留所，正兒八經的監號。每個監號8平方米，我那個監號最多時關10個人。我頭一天晚上進去，見個人面熟，仔細看叫人哭笑不得，竟是省公安廳長魏子民。可連省委第二書記李范五、副省長陳雷都抓起來了，公安廳長算什麼呀？開頭不放風，不讓說話，不許躺著，只能坐著，還不能靠牆，說不定什麼時候造反派就把誰帶走了。回來後鼻青臉腫的，直不起腰的，剃了鬼頭的，有的就沒了，不知弄哪去了。陳雷、李敏、張瑞麟等人都在那兒，陳雷關個8年抗戰，李敏關4年，張瑞麟跟陳雷差不多，我兩年多算少的。不叫名字，叫號，我是81號，陳雷20號，李敏21號，張瑞麟是多少號來著？瞧這腦袋，剛才還在嘴邊呢。
張瑞麟當年是有號的。前面說過，南滿1軍士兵是編號的，從參軍那天就有號沒名了。東滿、吉東、北滿沒有編號，這回也有了。
趙明山老人說，編號好哇，當年保密，“文化大革命”也保密了，有的就這麼躲過去了。俺沒躲過去。堡子裡有人知道俺跟隊伍走了幾年，問俺是不是當鬍子去了，俺說俺是當紅軍打日本子去了。造反派說你糊弄誰，南方才有紅軍，東北哪來的紅軍？俺說那時抗聯就叫紅軍，俺參加的是楊靖宇領導的正兒八經的共產黨的紅軍、抗聯。造反派說你在哪兒當的抗聯，俺說在老禿頂子，在長白山。他們說那是山林警察，是漢奸，打！就把俺吊起來打，俺這左胳膊到現在也不能往上彎，洗臉用一隻手。俺一個老農民，倒沒什麼可開除、能“櫓桿子”（撤職）的，可這手殘廢了，還怎麼幹活，一家人還怎麼吃飯哪？
單立志老人說，造反派說我是假黨員，我說我這黨員要是假的，我這輩子就沒什麼真的了。他們說你填表了嗎？我說現在入黨要寫申請書、填志願書，我們那時沒這事。又問你參加“在家禮”，還拜把子了吧？我說這個是真的，告訴他們怎麼回事兒。要想把抗聯弄明白，再說清“為什麼”，真不大容易，好在是親歷者、過來人。結果一解釋就成了“態度問題”，抗拒從嚴，罪加一等了。
老人說，那時大小是個乾部，就是“走資派”了。抗聯呢？一個“鬍子”，一個“蘇修特務”，幾乎人人有份。許多人還是“日本特務”、“朝鮮特務”、“國民黨特務”，雙料、三料、四料特務。抗聯是給蘇聯搞過情報，是蘇聯特務，可我們搞的是日本鬼子的情報，那時蘇聯是幫助中國抗戰的呀！蘇聯紅軍解放了東北呀！那時離“蘇修”還有二十來年，挨得上嗎？這不是關公戰秦瓊嗎？
張瑞麟當年齒骨被子彈打碎，一隻胳膊骨折，“文化大革命”中一條腿又殘廢了。
老人吃力地張口道，我這輩子別的都沒啥，就嘴上這傷太缺德了，說話不得勁，滿口牙就剩右上邊一個食牙了。喝小米粥最好了，樹皮湯、野菜湯也挺好，幹的用舌頭團巴團巴就進去了。吃大餅子，用手掰開捏碎放嘴裡，喝口水嚥下去。那時糧食最多的是煮包米粒子，大傢伙兒嚼得那個香呀，我得用石頭、槍把子把它搗爛糊了。解放後好了，別人吃乾的，給我做稀的，麵條、疙瘩湯什麼的。這是特殊化了，可也不是好吃好喝的特殊化呀，一大堆罪名中，就有了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盧連峰老人說，1946年春天，四平那邊跟國民黨打得炮火連天，這邊在哈爾濱阿什河街一棟三層樓裡，辦“抗聯研究班”，“研究”抗聯的“叛徒”、“特務”、“漢奸”。我老婆也給弄去了。門口站雙崗，褲腰帶沒收了，盛飯時還得一手提著褲子。葛萬才被吊在電扇鉤子上打。他參加抗聯後，鬼子把他老爹抓去，身上綁塊石頭沉江了，日本投降後聽說了，精神就不大好，再這麼一“研究”，瘋了。有個馬雲峰，還有個姓張的，說他倆要殺王明貴，綁下樓去，正碰見王明貴上樓，一問一聽，王明貴說哪有這事呀？這才放了。輪到我了，說我在通河叛變了，我說沒有。他們說那麼多人叛變了，你為什麼不叛變？我說照這麼說，你們是不是也叛變了？有人上來要綁我，我抄起把凳子，說誰敢上我就打死誰。我跑去省政府找馮仲雲，說不干了，回家種地去。他安慰我，說這事不能耍態度，有人不了解抗聯，問什麼，講什麼，配合組織講明白就行了。又說我的老丈母娘在通河被鬥爭了，他已經打過電話了，沒事了。唉，那時林彪就整抗聯，到了“文化大革命”整得更狠了。
有老人說，日本投降後，國民黨說東北從來就沒有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不承認抗聯。北京建立抗日戰爭紀念館，我去看了，有八路軍、新四軍，沒有抗聯。抗聯抗戰14年哪！我們給中央反映情況，有抗聯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幫又不承認抗聯了，就日本鬼子始終承認我們，打我們。
筆者採訪到的抗聯老人，“文化大革命”中沒有未被觸及的。
張瑞麟老人說，12支隊打肇源城，抓住日本參事官的是新兵程化亭，十五歲的小孩。他跟鬼子摔跤，可勇敢了，“文化大革命”時被整死了。
李桂林老人說，我那個表兄劉清峰，說打日本鬼子還打出罪了，憋氣窩火死了。
李敏老人說，張英華，梧桐河模範學校音樂教師，那年十八歲，漂亮、活潑、大方，說話像唱歌似的，是我們這些小丫頭、小小子的偶像。 “九一八”事變後參加宣傳隊，唱歌、演講、宣傳抗日救國。後來跟湯原縣委書記李春滿結婚，生個女兒送人了，下落不明。李春滿犧牲後，跟張蘭生結婚，生個兒子死了。 1940年在鐵力密營被俘，日本投降後出獄，跟個農民結婚，生了三個孩子。這回孩子都活下來了，她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她是個老革命啊，一天福也沒享著啊。
前面說過，馮仲雲是被活活打死的。
連馮仲雲這樣的好人也不放過，那個年代怎麼啦？ ！
曾經審訊過於天放的日本戰犯中西正植，在供詞中說：“我尊敬為正義而捨生的於天放將軍。”
提起“追星”，今人就會想到追歌星、影星。而在抗戰勝利後的東北，於天放、馮仲雲和他們的戰友，所到之處那些著了魔似的湧向他們的人們，追逐的則是我們的民族之星、抗戰英雄，是金子般的民族英雄。英雄是一個民族的光榮、驕傲和巨大的精神財富。而當英雄被視如糞土時，就知道在那個肯定是瘋了的年代，我們失落的還有遠比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更可怕的東西。
作事認著叫他左了，不能叫他右了。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對這樣的話都不會陌生。而這句話是1936年7月6日前，5軍一位師長就經常掛在嘴邊的。聯想到東北反“民生團”殺了多少人，以及關內的打“AB團”、“肅托”等等，對於“文化大革命”是從哪兒來的、怎麼來的，是不是多少就有點兒眉目了？
“倖存者寥若晨星”——從當年的文件到後來的抗聯著述，都難得少了這句話。
十年浩劫後，就更寥寥了。
抗聯退到蘇聯後，陳雷幾次回國執行任務。每次歸來，在迎接的戰友中一眼見到李敏，戀愛中的一對青年，心頭就一陣疾跳：還活著，我們還活著！
“20號”陳雷，是1966年8月26日被抓走的，先“牛棚”，後拘留所。不久，李敏就成了“21號”。偶爾得知彼此都在那兒，夫妻倆心頭一陣狂跳：還活著，我們還活著！
同樣8平方米的女監號，睜眼都是“犯人”，閉眼全是抗聯。當年6軍最小的女兵，就閉著眼睛在腦子裡“過電影”，一個個歷歷在目，音猶在耳，可像她這樣的倖存者還剩幾個？ 《義勇軍進行曲》、《國際歌》、《露營之歌》、《列寧誕生歌》等旋律，就在耳畔響起。編一本《東北抗日聯軍歌曲選》的念頭，就是這時萌生的。反正待著也沒事幹。專案組的人見她寫的不是“交代材料”，都給沒收了，她就在心裡唱、記。
老人說，剛關進來時真受不了，心頭特別堵得慌。說抗聯是“鬍子”、“特務”、“叛徒”，我就跟他們辯論。我對專案組的人講：抗聯14年抗戰中犯過錯誤，我們這些人在後來的工作中也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你要說抗戰打鬼子也錯了，那天底下就沒有對的事情了。
從黑龍江、北京到廣東，從省軍級到農民，天南地北，筆者採訪到的老人像“串供”了似的，幾乎都說了這樣的話。
老人們都說，那時候能挺過來，就是堅信抗戰打鬼子到什麼時候也不會錯，遲早有撥亂反正的那一天。
那麼於天放呢？這位“遇事沉靜”，越獄從計劃到實施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