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38年後，以3軍為首的北滿聯軍連受重挫。
6軍2師師長陳紹賓一個口信（蘇聯要與日本開戰，蘇邊防軍負責人邀東北抗聯主要領導人到蘇研究配合行動問題——編者註），3軍、6軍兩位軍長過界蘇聯被關，3軍1師、9師連同兩位師長被蘇聯送去新疆，500精銳盡失。
3月，3軍3師、4師在依東的密營被毀，部隊不得不向富錦、寶清、蘿北一帶轉移。 4月，2師師長關化新、4師師長陸希田相繼犧牲。 10師師長高士魁投敵，7師“九江隊”、8師考鳳林部叛變投敵。 5月，10個師6000多人的3軍，已減員2/3。
使形勢進一步急劇惡化的，是前面寫過一筆的“三一五”大逮捕。十幾個縣的黨組織被破壞，有的幾乎全部損失，聯軍在下江的處境越發窘迫。
當年6月初，北滿臨時省委在通河縣境內召開會議，決定3軍、6軍、9軍、11軍向西北部的黑嫩地區實施大規模戰略遠征。
黑嫩平原，即小興安嶺西南，大興安嶺以東，北（安）黑（河）路、呼（蘭）海（倫）路以西的廣闊平原。大、小興安嶺可為進出其間的依托，從三肇地區南下洮南、索倫，又可前往熱河、關內。 3軍首次西征，冰趟子戰鬥後，趙尚志遠見卓識，讓6師師長張光迪率73團200餘人，在海倫東山里建立後方基地。張光迪不辱使命，在當地站住腳跟，建立密營，其中有被服廠，還有儲存了100多石糧食的糧庫，既支援了3軍主力繼續北進，也接應了這次北滿主力西征。
幾乎與2路軍西征同時，北滿聯軍踏上征途。
首批西征部隊150餘人，在9軍政治部主任魏長魁、原3軍政保師師長常有鈞、9軍2師師長郭鐵堅率領下，從依東出發，渡過松花江，向海倫挺進。途中戰鬥不斷，魏長魁犧牲。常有鈞、郭鐵堅率部繼續西進，分別於9月、11月到達海倫八道林子，與李熙山、張光迪的部隊會師。
第二批西征部隊分兩路，一路200餘人，由6軍參謀長馮治剛和2師師長張傳福率領，一路300餘人，由金策、侯啟剛和6軍3師代師長王明貴指揮，於8月上旬陸續出發。像首批西征部隊一樣，後有追兵，前有堵截，又一位重量級人物張傳福犧牲。兩個多月後，兩路部隊陸續到達海倫。
10月下旬，由張壽籛和11軍1師師長李景萌率領的第三批西征部隊百餘人，從寶清動身，年底進至小興安嶺西麓的海倫縣境。
第二批西征部隊到達海倫後，10月15日，金策主持召開了3軍、6軍主要領導幹部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李熙山、馮治剛、張光迪、王明貴、王鈞、陳雷等。金策指出，為避免兵力過於集中，同時配合全國抗戰，與八路軍打通聯繫，北滿臨時省委要求已到海倫部隊繼續北征，依託大興安嶺向北，然後向西、向南挺進，以貫通關內外的抗日戰線。會議決定，抽調官兵組織兩支遠征隊，由李熙山負責籌建“江省西北臨時指揮部”，統一領導、指揮向西北地區繼續遠征。其餘部隊在鐵力、通北、海倫一帶開展游擊，同時在海倫後方成立短期訓練班，加緊培訓幹部。另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決定，是派人到訥河、綏化、慶城、肇州等地開展地方工作，建立黨組織和反日會，發動群眾進行抗戰。
成功的戰略轉移後，是極具戰略目光的迅速的戰略展開。
離休前曾任黑龍江省顧問委員會主任的陳雷，1936年初入黨後就做地下工作。 “三一五”大逮捕，佳木斯市委被破壞，他這位市委書記僥倖逃過一劫，不得不上隊，被任命為6軍組織科長，西征前到2師負責政治工作。
老人說：
出發當天下雨。西征一路，身上乾爽的時候不多。江河漲水，騎馬過河，拽著馬尾巴過河，游泳過河。不會游泳，又沒有馬尾巴拽的，抓著拴在兩岸的大繩，兩手捯著過去。過梧桐河時，水急，那人就在水面上沖漂著，一把沒抓住，眼瞅著那人浮沉幾下就沒影了。
第三天晚上，走到鶴立河東南的一個部落黃花崗，裡面駐守40多偽軍。馮治剛指揮，突然襲擊打進去，繳獲幾十支步槍和一批戰馬，還有糧食。馬是坐騎，也是給養。隔了一天，進至鶴崗煤礦，目的也是打給養。周圍都是電網，用大木桿把電網底下撬起來，鑽進去。有內線領著，背出許多白面。
有道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抗聯沒這一說，就是走哪吃哪。歸屯前不愁肚子，歸屯後就得打給養。一支部隊出動，沿途需要在哪些地方打給養，可能付出多大代價，指揮員都得心中有數。這個季節遠征，沿途有青包米，還能摳土豆吃，越走莊稼越成熟。
張傳福師長犧牲那天，我記得是農曆七月十五。皓月當空，部隊在黑金河的河壩下宿營。我和他在堤壩上各搭了個帳篷，他的帳篷裡還點著蠟，在看什麼。我把馬鞍子卸下來當枕頭，迷迷糊糊剛睡著，槍響了，炒豆似的，擲彈筒也咣咣響。
敵人搶占了西北方向咱們哨兵放哨的山頭。我爬出帳篷，趴在堤壩上打了幾槍，一發砲彈飛來，覺得忽悠一下子就什麼不知道了。醒來後，有人扶架著還能走，張傳福是用毯子兜著搶下來的，抬出幾里地後就不行了。
過了湯旺河，進入小興安嶺，最難的是爬倒木。一人合抱、兩人合抱的原木，橫七豎八的，叫“倒木圈”，繞不過去，有的從下邊能鑽過去，多數得爬。上面長滿苔蘚，又濕又滑，先把槍和背篼扔過去，雙手使勁夠著爬過去。太高太大的，就得有人推著送過去，地上都是腐葉，也摔不著，就是費時費力。還有“吊死鬼”，就是掛在樹上的折斷的朽木，刮風，或是有點兒震動，就掉下來砸傷人。再就是“鬧瞎塘”，前面得有人拿刀開路，費時費力費衣服，到海倫時那人都跟要飯花子似的。
離休前為廣州空軍後勤部營房部副部長的盧連峰老人，富錦縣花馬街基別力山人，1937年2月參加抗聯獨立師，即後來的11軍。
老人說：
我們家原是有名的盧家大院，我兩歲時叫鬍子搶了，敗了。我八歲放牲口，攬各家的牛馬騾驢，還有豬，一個牲口放一年給7個銅板。 1936年夏天后，獨立師到我們那一帶活動，有個隋德勝團長，來了就住在我們家。熟了，他說你別給牛馬騾驢當“官”了，給我當傳令兵吧。那年我十五歲，長得小，使大勁也沒1.50米。上隊沒幾天，見到李兆麟，他說這是誰家的小孩伢子，沒杆槍高，趁早打發了。我嚇壞了。團長說逗你玩，你還當真了。
聽說西征，到西荒去，許多人開小差了。
走時就下雪了，先沒腳脖子，再沒膝蓋，山溝裡深處齊襠。那雪殼子擎不住人，人馬就在雪裡蹚。開頭一天能走70多里，後來就30裡、20裡了。不知道上級怎麼想的，早點兒也行，晚點兒也行，偏偏趕上這麼個時候，越走雪越大，越走天越冷。山里有碓房子，碰上也住不下多少人，大都打火堆。過了烏拉嘎河，一些人就不行了，都是凍傷，大都是腳，不能走了，留在碓房子裡。留點兒吃的，傷養好了再攆部隊。怎麼攆呀？還能找著嗎？
雪大，馬也走不動，又餓，扒開積雪讓牠吃點兒草。人也餓呀，馬餓倒了就殺，馬鞍子背著，背不動扔了。肚裡沒食，更不抗凍。我的腳也凍壞了，右腳跟爛到骨頭了。到海倫後，3軍有個叫“劉鐵脖子”的，給我“扎古”（治療）。他跟敵人騎兵拼刺刀，脖子被砍一刀，沒死，脖子歪了，叫個“劉鐵脖子”。他弄幾個像蘑菇似的氣包，裡面是鍋鐵色的灰面子，和香油熬了，拿酒泡了，糊好了。這時什麼招沒有，趕上殺馬，割塊帶血的馬皮糊上。團長問我能不能挺住，我問還有多遠，他說也就幾天的路程。要是再走上十天半拉月，肯定得留那兒了，八成沒今天了。
那時講話“三個死”，打死、餓死和凍死。我記得我們西征到海倫，一路上沒打什麼仗，就是凍壞了，比打仗遭罪多了——那時打仗算個啥呀？
當吉東2路軍西征失利，南滿因程斌叛變，1路軍頓陷險境之際，北滿聯軍勝利抵達目的地。
南滿、吉東、北滿，唯北滿的西征是成功的。
1939年10月12日，《馮仲雲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中說：
一九三八年冬、一九三九年春順利地展開了嫩江、訥河一帶之新形勢。在隊伍進一步努力之下，有可能達到西興安嶺而以之為根據地。
現在嫩江下游望奎、肇州、林甸、拜泉……等各縣，現在敵寇除交通線較便而外，統治尚是閒散，尚未歸成集團部落。僅東部沿山一帶巴、木、慶、鐵、綏、海、通各地結成了集團部落之封鎖線。
爭取西部大界隊伍能自由活動及新形勢之展開。如果能完成這一任務，則隊伍之發展將無可限量，必能給與國內抗戰以有力之幫助和呼應。
對前途估計如此樂觀，是因為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新的戰爭舞台，相當於今天的齊齊哈爾、大慶、綏化和黑河西南部的黑嫩地區，日偽“統治尚是閒散”。而“閒散”兩個字對於東北抗聯來說，已是久違的過去時了，是“九一八”事變後的幾年間，各地黨組織談及當時形勢時常用的。至於“閒散”到了什麼程度，就是許多地區還沒有建設“集團部落”。
北滿臨時省委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會，因人員難以湊到一起，分別於1939年1月19日和4月12日，在鐵力、通河兩地召開。會議決定，“將中共北滿臨時委員會之'臨時'二字除掉，而直稱為中共北滿省委員會”。 “選舉金策、張壽籛、馮仲云三同志組織新省委。而以金策同志擔任北省書記，張壽籛同誌任組織部部長，馮仲云同志擔任宣傳部部長”。 “決定正式改選北滿抗聯總部，而正式成立抗日聯軍第三路軍，並成立三路軍總指揮部。總指揮由張壽籛同志擔任，總參謀長由許亨植（李熙山——筆者）同志擔任，李華堂同誌任三路軍總副指揮（暫不發表）。”“許亨植同志擔任三軍軍長，張蘭生同志擔任三軍政治部主任。金策同志不再擔任三軍政治部主任。張壽籛同志擔任六軍軍長，不再擔任六軍政治委員。馮仲云同志擔任政治部主任”。 “特派馮仲云同志到下江擔任省代表之工作，及張壽籛同志到龍北擔任省代表責任”。
5月30日，在五大連池的德都縣朝陽山後方基地，3路軍正式成立。
3路軍能在西荒的山野平原縱橫馳騁，固然因為敵情閒散，首先還在於乾部的目光，特別是省委和總部的當家人的果敢、智慧。
1934年初，作為滿洲省委軍委負責人，張壽籛曾巡視並領導海倫特別支部，又巡視通北至綏化和呼海鐵路的工人運動。當時，馬占山剛從海拉爾退往蘇聯，日寇佔領鐵路沿線，沿途兵荒馬亂一陣子後，開始沉寂。但是，馬占山的一些同僚、部下藏匿當地，伺機待動。這裡幅員遼闊，居民稀少，日偽統治閒散，山里有許多木業金廠，與遍地的“集團部落”的下江不可同日而語。 3路軍的到來，自然會引起敵人注意，加緊“治標”、“治本”，但要達到下江那種程度，尚需相當時日。已經有了7年鬥爭歷史的抗聯，只要採取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是大有可為的。
10月28日，《東北抗聯第三路軍總指揮部密令（元號）》中說：
目前敵人鮮（顯）然集結於訥東一帶，而我們主力部隊又多在此地“猬集”，這種現像對於衝破敵人“討伐”方面多有不利的條件，故本部指令教導隊暨十二團渡河南去，以便能分散敵人力量，使我們能遙相呼應，故指令人民抗日先鋒隊配合八團，仍留訥嫩一帶活動。
進行廣泛的宣傳工作，加緊給群眾做解釋工作，無情提高中國人民、韃子等民族抗日救國信心，救亡雪恥的決心。務須動員人民，自動的在各方面援助本軍，並將群眾組織起來，特別在較好的區域裡，秘密建立人民抗日自衛隊（不脫離生產的游擊隊——參看王康信），將人民廣泛的武裝起來。
積極開展新區，努力爭取軍事勝利，精細派群眾探聽敵人防所、車站，採用迅速秘密的行軍、猛烈堅決的動作解決敵人。在火線上拼命，企圖解除敵人的武裝，是有危險的，不能是經常現象，只能說在一定條件下，才有可能，慎重之，靈活運用游擊戰術，多準備給養，提高隊員生活。
同一天，作為3路軍總指揮兼6軍軍長，還有一份《東北抗聯第六軍司令部訓令——關於衝破和粉碎敵人的“討伐”計劃》，具體部署冬季作戰。
受命於危難的張壽籛，在朝陽山總部運籌帷幄，指揮若定。
提起張壽籛，就不能不想到他和於天放、陳雷創作的《露營之歌》。
1942年9月10日，《張壽籛獨立活動經過（履歷自傳）》中說：
我厲行革命工作已經十餘年，無論在秘密工作和游擊鬥爭中……未發生過任何動搖，在任何艱鉅環境中，都保持自己積極忠實去實現黨的指示和命令的原則。
馮仲雲在《李兆麟將軍鬥爭簡史》中說：
他曾經捱過了五十多天的餓，這是一九四○年夏秋之間的事。
他的征服及背囊，雖然數次被子彈穿透，但是他並沒有一次負傷，所以抗聯同志都稱他為“福將”。
這位福將看到了抗戰勝利，卻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了。
1940年9月15日，《金策意見書——關於對第三路軍行動和東北黨組織統一領導問題》中說：
我們的隊伍，在一定的時期，一定的條件之下不靈敏的，不果斷的，不及時的去重新計劃新方向，不重新佈置去突開新區，那就不但不能發展，而且有極大的危害。現在我們正處在這樣的關鍵時期了，客觀的形勢要求，使我們隊伍一多半必須在新的計劃之下，向新方向重新佈置，去突開新區，建立新的游擊據點。
“滿洲沒有二年以上的游擊區”，侯啟剛常說的這句受到批判的話，其實是有事實為依據的。
從珠河游擊隊成立，開創哈東游擊區，到1935年秋東進下江，正好是兩年光景。 3軍在哈東鬧大了，敵人就下工夫對付你了，“治標”、“治本”，使你無法立足。在下江也是一樣。敵我力量的極度懸殊，使抗聯不可能保持長久的游擊區、根據地。下江就那麼大塊天地，原地游擊，動作再大，也是在敵人的包圍圈裡打圈子。趙尚志明了這一點，之前兩次主動率軍西征，突開新區，牽制、調動敵人，掩護了下江聯軍，也為3路軍開啟了希望之門。
游擊戰的勝利，永遠是在運動中取得的。宏觀上是大游擊，微觀上是小游擊，具體到一次戰鬥也是一樣。無論是什麼樣的奇襲，戀戰，久留一地，都會吃大虧。
3路軍主力已在西荒展開兩年了，襲防所，打部落，攻縣城，毀鐵路，沉寂的西荒又成了抗戰的沸點。敵人的辦法，仍是下江的那一套。我們呢？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西荒不同於東荒，地域遼闊，迴旋餘地大。敵人在這裡建部落，我們到那裡去游擊，不斷地突開新區。此時東北的廣大農村，所謂敵人統治薄弱處，就是還沒有建立“集團部落”的地方。
關於吉東、北滿1938年的西征，都有中高級幹部持不同意見。這也是2路軍西征失敗的原因之一。如金策所說，在舊區活動，“地理道路熟習，上級機關近，經常給他們設法與領導”。遠征新區，正好相反，困難多多。可比之突開新區可以接近群眾這一條，舊區的一切優長，新區的一切困難，都相形見絀，不在話下了。
在《金策意見書》中，他要求“南河隊伍多半以上避開舊區，利用今年青紗帳遠征到景星區去建立新的根據地”，“北部第三支隊務要凍河以前以後，遠征到甘南，建立新游擊區和後方，並建立與幫助地方工作與景星部隊相呼應，保存與發展其實力”。
據說，趙尚志臨走前有話，他若半年不回來，3軍可另選軍長。
有人提議金策當軍長，金策說我不懂軍事。
從東荒到西荒，因腿腳負傷而難得離開根棍子的金策，有點兒瘸的步履，永遠是那麼堅定、沉著，走一步，看兩步。
侯啟剛說：“尚志走後北滿黨就沒有了形成以一個人為中心的權威領導者。”
一些老人說，金策擔任北滿省委書記，1941年7月又擔任3路軍政委，那是眾望所歸。他是個成熟的革命家。那時我們叫他“老金策”，提起他就覺得心裡踏實。
深厚的雪層已在融化，坎坷的大地露出片片的黑土，春風挾著刺骨的峭寒吹澈了阿穆爾江的堅冰。是一九四○年三月下旬，我混（渾）身充滿著希望、信念、熱情、勇敢，領著一個小的隊伍，在一個黑夜橫跨遼闊的黑江，回到我十年來浴血奮鬥的滿洲前線。
甲乙兩套《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看到開篇的景物描寫，不用看作者名，就知道出自馮仲雲之手。
馮仲雲去蘇聯參加了後面將會寫到的第一次伯力會議歸來，“山中積雪沒脛”，更有受蒙蔽的鄂倫春人襲擾，又餓了幾天肚子，終於率領這支小小的隊伍到達了3路軍總部。之後，先是北上與內蒙古毗鄰的訥河，又南下綏棱東部山區，再渡過大小呼蘭河到達慶城、鐵力、木蘭地區。 “統計這半年，我到達了三路軍每個支隊，到過總指揮部與北省，參加一時期的平原戰爭，參加了聖浪站及克山縣城的擊破，足跡遍小興安嶺、東興安嶺之西部、嫩江平原之東部，行程四千余華裡，將新原則指示之精神，傳遍北滿各部隊及北滿黨各地方黨組織。”
1933年5月，他去南滿傳達“1·26”指示信。一件青布大褂，一雙膠鞋，一頂半舊的禮帽，一副鄉下小學教員打扮，說是個小商人也行。在吉林特支傳達指示信時，出了叛徒，險些被捕。從煙筒山到小城子，差一角錢買不了車票，就在雨中跋涉。在玻璃河套碰上偽軍馬隊，慌亂中跳進河裡，只把鼻子以上露出水面，有水草掩護，好歹躲過一劫。歸來時剛出玻璃河套山口，路邊草棵子裡蹦出兩個偽軍，槍上刺刀明晃晃的。押到連部，早編好的一套嗑還沒說完，連長上來就是一耳光子，說紅軍裡的南蠻子都是大官。押送營部，營長聽他講完了，說楊靖宇就是個南蠻子，你的官也小不了。他認為這回死定了，想起妻子兒女，還把臨行前要喊的口號都想好了。沒想到午飯後，營長下令把他放了，還問他是回紅軍那兒，還是去吉林。
來迴路上，他盡量少說話。一張口就是個南蠻子，容易使人起疑，沒承想還有這個作用。找到海龍游擊隊，這回可以放聲講了，黨支部8個人，只有書記是漢族。書記把他的南方話，磕磕巴巴翻成山東話，再由懂漢語的朝鮮（族）同志，同樣磕磕巴巴地翻成朝鮮話。
那時，他聽不懂東北鄉下的土話，農家的一切都使他好奇，最不習慣的還是火炕，翻來覆去睡不著。而在參加革命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也未想過那刀呀槍的會與他有什麼關係。而今，遭遇戰，他會迅速地拔槍射擊，指揮隊伍展開，搶占制高點。那感覺，就像在課堂上揮動教鞭，在黑板上書寫數學公式。
跋涉了崎嶇的羊腸小道，攀越過崇山峻嶺，在筋疲力盡、氣喘汗流的情形之下，正當著殘日斜暉、宿鳥歸急時分，達到了高成祿碓營。
讀著馮仲雲的這類觸景生情的文件開篇文字，我們不難想見不再為這樣那樣的“路線”鬥爭所煩擾，全身心地投入拯救民族的戰鬥中時，這位6軍政治部主任、3路軍政委的心頭，是怎樣地“充滿著希望、信念、熱情、勇敢”。
而且，透過那副1000多度的近視鏡片的目光，也是那麼深邃，富於見地。
1939年5月12日，《馮仲雲關於青紗帳後深入群眾加強地方工作給金策同志信》中說：
韓團長、黑山活動的部隊應該增加數量，相當時機中準備成立馬隊，一定在高粱起來時能深入大界綏化一帶呼西活動，用最機密××（原文兩字無法辨認）耐勞的騎兵游擊戰術去接近群眾，改善群眾關係，取得軍事勝利，取得武裝和經濟，吸收新的力量擴充隊伍，這是非常必要的。當然青紗帳未起時還不應深入活動，那是冒險的，但是現在就應該準備。
據說，馮仲雲生前曾寫過很重要的關於3軍、6軍、3路軍的回憶錄，筆者未能見到。
金策、張壽籛留存的東西，自然就更少了。
本書寫作中，始終都存在著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不知道的、今天已經無從知道的那些東西，可能恰恰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