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路軍總部和5軍3師的密營，散佈在密山、寶清、勃利3縣交界處的蘭棒山。 1938年3月，正是三江“特別大討伐”期間，根據總部指示，3師8團、9團準備向密山、勃利地區轉移。 16日，師長李文彬下令收攏外圍警戒部隊，於19日前向蘭棒山北麓李砲營集中。
18日晨，駐守在尖山子北坡頭道卡子的8團1連部分官兵，在連長李海峰和指導員班路遺率領下，頂風冒雪向李砲營進發。
寧安流傳一句話：“馬球子半拉臉，李雙俠一隻眼。”馬球子是當地一支抗日武裝的首領，半張臉長滿青記，李雙俠即李海峰。他是寧安縣延吉崗人，1900年出生，獵戶出身，因做狩獵用的炸子炸瞎左眼，練就一隻鷹隼似的右眼和百發百中的槍法。 “九一八”事變後，他拉起一支抗日武裝，報號“雙俠”，後來投奔李文彬。李文彬率部起義時，在隊內擔任指導官、教官的8個鬼子，被李海峰一槍一個打死4個。
8點來鐘，隊伍進至石灰窯南溝的小孤山附近時，右側千把米遠的山邊出現敵人。幾乎與他們齊頭並進的300多偽興安軍快馬加鞭，看樣子是要趕到前面去兜堵他們，後面兩公里左右百餘鬼子騎兵正沖他們猛撲過來。兩條腿跑不過4條腿，李海峰立即下令搶占左前方的小孤山。
白雪覆蓋的小孤山，平地高約百餘米，長約50米，雜樹叢生，山頂多是高聳的岩石。日軍從東南方向包抄過來，偽興安軍從西北發起攻擊，馬隊散開隊形，雪煙滾滾向山上卷來。待敵進至50米左右時，山上的機槍、步槍、匣子槍開火了，幾乎彈彈咬肉。
1連是有名的“砲手連”。東北人管獵人和給有錢大戶看家護院的人叫“砲手”，而後者也多來自前者，“張炮”、“李炮”、“王炮”，姓什麼就叫什麼“炮”，個個槍法了得。 1連的特點是砲手多，抽大煙的多。 3師起義才半年多，1連60多人，大都在密營裡戒菸。這時堅守在小孤山上的只有14個人，另有總部的兩個人。
敵人知道碰上了硬手。鬼子在東南山坡上架起迫擊砲，偽興安軍在西北300米左右的雪地上排列一溜機槍，掩護著發起第二輪衝擊。結果上去下來，天黑前如此反復了4次。
先把沖在前面的打倒幾個，那股瘋勁就弱下去了，有的就往回跑，人踩馬踏。這時就打趴在雪窩子裡的敵人，有鬼子不打偽軍，當然還是先撿當官的打。李海峰連長更關注的是機槍手，瞄準了一槍一個，再補上個射手就再補上一槍。 1連的步槍都是連珠槍，射程遠，威力大，300來米的距離，居高臨下，正好發威。
五十三歲的魏希林，在1940年5軍下江部隊陣亡人員調查表“姓名”欄中，寫著的是“魏炮”，也是寧安人。不知道他是不是1連年紀最大的，也不知道曾有多少獐狍熊豬倒在他的槍口下，而此刻被他和“陳炮”陳鳳山等人瞄住的兩腳獸，幾乎都成了槍下鬼。
機槍手李芳林也是個神槍手，那挺捷克式機槍總能出現在最關鍵的位置上。可要沒有10來支步槍彈無虛發地給敵人“點名”，怕是再有1挺捷克式，小孤山也早失守了。
有時敵人衝到近前了，李海峰和指導員班路遺、排長朱雨亭的3支匣子槍，就像小機關槍一樣掃射著。
小孤山12烈士，在當年的陣亡人員調查表中，只有7個人的姓名，其中僅班路遺和朱雨亭是黨員。李海峰是戰後被追認為黨員的。班路遺三十六歲，穆棱縣人，戰鬥打響不久胸部中彈，仍堅持戰鬥，黃昏時再次中彈犧牲。朱雨亭二十二歲，剛從下江教導隊學習歸來，準備提指導員的，中午時分犧牲。
一座孤山，孤立無援。無論他們堅守多長時間，殺傷多少敵人，小孤山都是絕地。
天黑了，雙腿被打斷的李海峰讓總部交通副官張鳳春帶傷員從西面隱蔽突圍。夜色是朋友，掩護著他們從西山坡滑下去，在山腳扒開雪洞藏起來，還真就躲過了敵人。
這時，算上李海峰，山上只有5個人了，子彈也不多了。
追悼會上，周保中宣布：將小孤山改名“十二烈士山”。
除上面寫到的6人外，另6名烈士是：班長王仁志，士兵夏魁武、張全富、楊德才、王發、李才。
五常地區的“集團部落”，是在1939年大體完成的。就是說，10軍是從1939年開始陷入飢寒交迫境地的。
自然造化，有的山無頭，平頂，東北人稱為“頂子”。 “七個頂子”、“八個頂子”、“七十二道頂子”，類似山名在東北不算鮮見。九十五頂子位於五常縣東南部，為橫跨吉林、黑龍江兩省的張廣才嶺餘脈，拉林河、牤牛河川流而過。溝谷縱橫，簇擁著一座座平頂山，地勢險峻，物產豐富，歷史上就是鬍子的聚生地。而從“雙龍隊”到10軍，汪雅臣一直以這里為根據地。
歸屯併戶“洗大溝”，溝溝岔岔起濃煙，世代居住的家園被毀，人們被趕進“集團部落”，這裡就成了絕地。
7軍緊鄰國境線，游擊隊時期就有進出蘇聯的傳統、通道。 10軍像1軍一樣，地處日偽心腹地帶。 2路軍西征與10軍會師未果，讓10軍東去下江也一樣難上加難。
1938年7月，汪雅臣率部前往樓山鎮一帶接應西征主力，在小山子被日偽軍阻擊。激戰中，汪雅臣負傷，只得撤回九十五頂子。
1939年6月，汪雅臣帶300多官兵，從小南門去九十五頂子，遇上百餘名日偽軍“討伐隊”。官兵都穿著偽軍服裝，汪雅臣下令休息，還讓把槍碼起來。敵人毫無戒心，躺下、坐著休息。佩戴上校軍銜的汪雅臣，打著官腔跟偽軍官嘮一陣子，下令起隊。官兵抓槍在手，大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沒“滿”軍的事，槍就響了，鬼子就都見鬼去了。
在此前後，10軍攻打亞布力“集團部落”，襲擊沈家屯偽軍教導隊，在衝河伏擊日偽“討伐隊”，為生存而戰鬥，在戰鬥中生存。
有傷亡，無補充，加上逃亡，人越來越少，這支絕地孤軍一如既往的是戰鬥。
1941年除夕夜，汪雅臣率隊在廟嶺子崗上打火堆宿營時，被一雙葛海祿似的賊眼盯上了。這小子叫郭珍，在半公里外的寒蔥河子看到火光，立即給沙河子的日本守備隊打電話。
初三拂曉，在石頭亮子，這支飢餓、疲憊之師被敵包圍。
這是一場最後的戰鬥，這是一支只有20多人的隊伍。砲彈在山坡上咣咣炸響，子彈在林子裡穿織。汪雅臣指揮幾個人和1挺機槍，在西面阻擊日軍，命令副軍長張忠喜帶人從東面偽自衛團攻擊的方向突圍。張忠喜途中犧牲，只有幾個人衝了出去。
打退敵人的衝鋒，汪雅臣命令幾個戰士向西南突圍，他和傳令兵沖向東北角。傳令兵中彈犧牲，汪雅臣腹部受了重傷，倒在雪窩子裡，衝著衝上來的敵人冷笑。
汪雅臣被敵人抬到賈家溝時，因流血過多犧牲，時年三十歲。
宋一夫叛逃個把月後，4軍1師代理師長曲成山叛變投敵。
宋一夫叛逃的一個直接惡果，就是西征部隊不斷有人逃亡、叛變。
沒人知道李延平這時的心境，我們看到的是他和王光宇仍在率隊戰鬥、向前。
1938年8月初，西征部隊在葦河小五站扒毀鐵路，並與敵激戰，之後又在南溝伏擊日偽軍，斃傷敵40餘人。敵人從長春、哈爾濱急調3000多日偽軍，並有幾架飛機配合，空中偵察，地面圍追堵截。為縮小目標，擺脫敵人，中旬進入五常縣衝河一帶時，4軍與5軍2師分開行動。
山林裡，官兵破衣爛衫，打赤腳和患病的越來越多。山林固然可以提供較大的安全，還得打給養、奪取彈藥呀。月底在衝河打個“集團部落”，得點糧食，援敵很快追上來，部隊被打散，許多人抱著空槍犧牲、被俘。
人生地不熟，每次戰鬥都難以知彼，甚至也不知己：應該前來接應的10軍，在哪裡呀？有個大概方向，懷著一種信念、希望，憑著自己的山林經驗，一路向前。
衝河戰鬥後，收攏隊伍只剩十幾個人了，依然向前，只有向前。
動搖、退縮、逃亡、叛變，各種不希望看到的現象、行為，在2路軍西征途中都出現了。而以李延平為代表的一往無前的戰鬥精神，是最大的亮點。
1938年11月20日，在珠河縣一面坡西南錯草頂子的一個破房框子裡，李延平睡覺時被叛徒開槍殺害。
曹亞範、王毓峰等許多人都是這樣犧牲的，類似情形後面還將不斷出現。
槍聲驚醒了王光宇，他的左肩和手腕也中彈了。他是叛徒第二個暗殺目標。他抓起匣子槍向人影射擊，遠處的哨兵也開槍了，3個叛徒倉皇逃去。
掩埋了軍長的遺體，副軍長帶著幾個士兵繼續西進。
王光宇，原名王興，吉林省德惠縣人，生年不詳。 “九一八”事變前，在哈爾濱一中讀書，之後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1933年春，被派到寧安工農義務隊做政治工作，歷任5軍團政委、師政治部主任、師長。
1936年5月20日、25日，剛擔任師長不久的王光宇，指揮2師在林口縣兩次襲擊列車，殲滅少佐以下鬼子20餘人，繳獲機槍、步槍及大量軍需物資。接著，又在刁翎伏擊敵人運輸隊，擊毀4輛汽車，全殲押車偽軍30餘人，繳獲一批武器和糧食、布匹。
周保中他調到4軍，軍長胸懷坦蕩，副軍長軍政雙全，4軍大有起色。
西征路上，特別是衝河戰鬥後，每天不知道會有多少難以想像的聞所未聞的故事，難以敘及。
年底，王光宇帶4名士兵到達九十五頂子，與敵遭遇，全部戰死。
4軍政治部主任黃玉清，是4軍西征唯一的生還者。他的妻子許賢淑，在衝河戰鬥中抱著孩子被俘，寧死不屈，被敵殺害。
像王光宇一樣的高個子，只是更魁梧些。王光宇性格活潑，愛說愛笑，黃玉清則比較沉靜、內向。兩個人的共同特點，是講原則，有主見，軍政雙全。
黃玉清1899年生於朝鮮鹹鏡北道吉州郡，1905年隨家來到穆棱縣向陽村，1930年入黨，曾任穆棱縣下城區委書記、縣委宣傳部長。 1934年到4軍任連指導員，一下子提升為軍政治部主任。用今天的眼光，這就是個“火箭幹部”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能力。
1936年初，他率隊襲擊密山縣四人班、偏臉子等地偽甲所，抓捕漢奸走狗，籌集大批捐款，開創了寶清、富錦一帶的新局面。 5月又率部南下，聯合5軍攻打駐哈達河的偽26團，活捉偽團長，將迫擊砲、機槍連和3個步兵連的武器彈藥全部繳獲。
像前面說過的那個方家大院，釘子戶般釘在軍部密營大葉子溝的溝口，軟硬不吃，拿它沒轍。黃玉清來了，一個主意，搞定了。
西征失敗，黃玉清重返寶清，堅持鬥爭。
1940年2月20日，時任2路軍總部政務處主任的黃玉清，在寶清縣石灰窯戰鬥中犧牲。
當王光宇等最後5個人全部戰死九十五頂子，4軍的歷史就宣告終結了。
在抗聯史上，4軍是這一時期表現最英勇、犧牲最慘烈的一個軍。李延平和他的將士們，以其不屈不撓的抗爭、奮鬥，再一次詮釋了什麼叫抗聯精神。
5軍的西征英雄是陶淨非。
1912年出生的陶淨非，與王光宇同為吉林省德惠縣人、哈爾濱一中學生，1933年被黨組織派到寧安工農義務隊，當過指導員、團政委。到2師後，兩位同鄉同學又成了搭檔。王光宇調去4軍，2師就靠陶淨非這位政治部主任拳打腳踢唱獨角戲了。
在衝河與4軍分頭西進後，因地理不熟，4軍2師誤入延壽縣境，又在葦河遇上同樣迷失方向的5軍1師。兩師一路進至五常縣牤牛河時，與敵遭遇，夜間混戰，與1師失去聯繫，2師也被打散。周圍都是敵人，陶淨非身邊只剩5團團長任德勝、政委朴東和等14個人。
東返寧安，在海浪河與打散的1師1團長曲玉山等人會合，又在額穆與2軍5師取得聯繫，得以度過冬天。 1939年初，陶淨非率這支小部隊南下，在敦化大蒲柴河找到魏拯民，即按總部原訂計劃在敦化、安圖、寧安、汪清等地活動，與1路軍3方面軍並肩作戰。
1940年春，為擺脫敵人對敦化地區的“討伐”，根據魏拯民的指示，陶淨非率2師和崔賢、安吉率領的1路軍15團，再次向五常發起遠征。
他們不知道西征早已失敗了，也不知道10軍的確切位置。自兩年前踏上征途之日起，就與下江總部失去了聯繫。
抗聯的意義本來就在於戰鬥，無論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都要戰鬥，消滅敵人，牽制敵人。
在下江出征時，2師100多人，從五常縣牤牛河東返時只剩十幾個人。轉戰吉東、東滿再西征，收容失散人員，收編山林隊，再戰鬥，再傷亡，一忽兒增至幾十人，一忽兒再剩十幾人。在五常縣最多時曾發展到130多人，待到年底重返下江時，算他就剩3個人了，包括5團團長任德勝、政委朴東和等人都犧牲了。
1942年春，陶淨非帶一支小部隊在五常縣老爺嶺活動時，被敵包圍，戰鬥中犧牲。
5軍1師、2師西征，留守下江的3師兵分兩路活動。一路8團由政治部主任季青率領，以駝腰子為中心進出依蘭、勃利，掩護主力西征。一路9團由師長李文彬親自率領，東進虎林北部地區，與7軍3師聯合作戰。
像十二烈士山的勇士一樣，3師的神槍手們，戰場上有鬼子先不打偽軍，打偽軍則特別喜歡獵殺那些叫做“教官”、“指導官”的兩腳獸。
李文彬任大隊長的偽森林警察大隊，駐防三道河子兩年間，從未打過反日武裝。起義後，兩個多月，就消滅大佐以下日偽軍百餘人。
一是共產黨創建、領導的武裝，二是山林隊，三是譁變偽軍，東北抗聯主要由這樣三種隊伍構成。前者抗日堅決，可士兵放下鋤頭拿起槍，軍官中也少有懂軍事的，就難免要用血的代價交付學費。義勇軍中除了在老百姓的眼裡就是鬍子的山林隊外，有相當數量的原東北軍，軍官受過比較正規的訓練，山林隊的頭頭、骨幹槍法也好。缺點是擾民，抽大煙的多，兵痞多，易動搖，隨風倒。譁變偽軍與之大同小異，吃苦精神往往趕不上義勇軍、山林隊。
李文彬堪稱集上述各類優長的代表人物。從小受苦，種地、打零工，誠實勞動，用那時人的話講是個正經人。在東北軍中從班長干到連長，性格沉穩，處事公正、果斷，富於謀略，深諳帶兵之道。隊伍中那麼多砲手，打仗都是好手，平時也牛氣，難管理，屬驕兵悍將之列。而到了李文彬手下，起義時皆聽命於他，起義後很快成為5軍的一支勁旅。
1938年7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給五、七軍幹部重要指示信》中說：
文彬同志是最優秀的最可敬的領導幹部。
1939年9月12日，李文彬帶9團1連回寶清途中，被偽35團追擊、包圍，激戰中犧牲。敵人砍下他的頭顱，又將身體肢解、拋扔。
對小孤山十二烈士的遺體也是這樣。汪雅臣犧牲後，敵人把烈士遺體運到五常縣，先是立在大街上示眾，然後斬首。
張中華，1912年生於吉林省永吉縣烏拉街，“九一八”事變前考入哈爾濱鐵路扶輪專科學校，曾任寧安縣委書記、5軍政治部主任、道南特委書記、5軍寧安留守處主任。
比張中華大三歲的張鎮華，寧安縣人，“九一八”事變前在東北軍中當兵，歷任5軍1師參謀長、2師副師長、警衛旅政治部主任、3師副師長，在李文彬犧牲後繼任師長。
張中華沉靜、內向，愛思考問題。張鎮華活潑、幽默，和誰都能自來熟。有人打仗不要命，開晚會讓他演個節目就臉紅了，張鎮華就非讓他“來一個”不可。西征失利回來，在4軍留守處密營第一次見到彭施魯，就像老熟人似的：老彭呀，快給弄點兒“好嚼裹兒”吧，這腸子、“肚子”（胃，“肚”音du）都快餓沒啦。
1938年8月，張鎮華帶支小部隊在富錦縣活動，得知一隊日偽軍經常進出撓力河右岸的柳毛河溝裡。派人偵察，是在保護採金隊採金，共是60多敵人，其中日軍20人，4名軍官。張鎮華精心策劃，10日上午率隊悄然摸近，突然發起攻擊，衝進帳篷。敵人毫無準備，企圖頑抗的被擊斃，其餘或者逃跑，或者被俘。一袋煙工夫的戰鬥，繳獲機槍4挺，其他長短槍40餘支，子彈兩萬多發，以及許多糧食和軍需品。
前面說過，張中華和侯國忠指揮部隊，在代馬溝附近襲擊軍列。之後，他又率隊與2軍5師在代馬溝再次襲擊軍列，殲滅100多敵人。
1937年底，張中華率領的寧安留守部隊，在樺皮溝一帶被敵包圍，戰鬥中負傷被俘。抓到這等人物，敵人當然高興了，軟硬兼施，到了是無計可施。
張鎮華也是被俘後堅貞不屈，被敵殺害的。有人說他負傷了，有人說是激戰中癲癇病發作。同時被俘的，還有前面寫過的朱新玉等6名女兵。
1938年以後，在遠非“非人”兩個字所能描摹、概括的戰鬥環境中，1路軍高級幹部，僅2方面軍指揮金日成等幾人倖存。 2路軍、3路軍雖軍以上乾部戰死較少，師團幹部亦大量犧牲，已經不是“提拔的、培養的、教育的，趕不上犧牲的多”了，而是培養的、提拔的源頭已經近於枯竭了。
1938年11月30日，《周保中致黃玉清信》中說：
我們滴最後一點兒血來拼，我們決心用我們的骨灰來培養被壓迫民族解放之花。
不可忘卻的一筆，是吉東省委秘書處的秀才們。
這是曾經包括冷雲、李志雄在內的一批熱血青年，先後有十餘人。處長金石峰，除漢語、朝鮮語外，還懂日語、英語，副處長姚新一懂英語。有人說吉東省委秘書處，實際也是2路軍總部秘書處，除為省委、總部寫作一些文件、宣傳材料外，主要是編印《救國報》和《前哨》。各省委、路軍和一些特委、軍，也編印定期、不定期的報刊。
這是依蘭喀上喀山溝裡的一處密營，幾幢半地下的木刻楞小房子，隱藏在密林深處，有一個連擔任警戒，在外圍設了兩道卡子。冬天不暖、夏天挺涼快的房子裡，戴眼鏡、不戴眼鏡的，抽煙的、不抽煙的，各自在桌前忙活著。稿件主要由胥傑、王一知整理，金石峰、姚新一修改、定稿，再由胥、王二人謄寫。一種帶細密網紋的特質鋼板，把專用於油印的蠟紙放在上面，用鐵筆刻寫，叫“刻鋼板”。刻完了，大家一齊動手，用油印機油印，《前哨》雜誌還要裝訂成冊。
秘書處有3個交通員。老李頭六十多歲，老於頭五十來歲，兩個人像記者採訪似的跑遍吉東各地，從地方黨和部隊帶回文件、資料，許多文章都是據此整理、寫作的。省委、總部也盡力提供這一切。與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有聯繫時，關內的《新華日報》和在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間或也能收到。另一個交通員顧全民，是個十二歲小孩，買油墨、紙、蠟紙、鐵筆等等，都是他的事，小孩子不易引人注意。
姚新一原名唐九英，吉林市人，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入黨。 “九一八”事變後回東北，在依蘭中學任教，王一知和胥傑是他的學生，調入秘書處前是依蘭縣委書記。周保中說他“思想穎達酷肆革命文學，對於馬克思列寧學說理論有深心研究，工作活動甚敏活，對革命事業及工作擔負常能刻苦艱忍”。胥傑原名孫禮，依蘭人，寫得一手漂亮的仿宋體美術字。周保中評述他“思想知識恒有精進，工作努力，深能刻苦耐勞，不因身體孱弱而減低工作活動之效率也”，“實有深造與前途重寄堪期許之優秀幹部”。
春夏秋冬，山里由黃而綠再變黃，一場大雪又染白了。一年四季，無論怎樣變幻，這裡都是個與世隔絕的世界。伴著鐵筆在鋼板上滑動的嚓嚓聲，是日夜不息的林濤聲，比之那種槍砲轟鳴的戰場，就越發像個世外桃源。而當散發著油墨香的報刊印好裝訂起來，再被兩個老交通員帶走了，那就是他們最幸福的時刻。
一旦槍聲打破山林的靜謐，就必須轉移了。警衛連打退了敵人，也得馬上走人，大批敵人很快就會趕來。敵人只要發現密營，那是一定要將它毀掉的。
喀上喀密營是1939年正月初三被襲擊的。當警衛連退守第二道卡子時，這些文弱的書生戰士，已將不能帶走的物品藏好了。從此，在3個省委、路軍中堪稱最正規、人員也最齊整的這個秘書班子，即開始隨部隊一起活動，在那色彩變幻的山林裡，走到哪裡，哪裡就是秘書處、編輯部。他們也背起了長槍、短槍，可他們得心應手的第一武器，仍然是筆。每到一地，把塊木板朝膝蓋上一墊，就在那火堆旁“刻鋼板”。
一年後的正月，姚新一帶胥傑等人去方正縣取一批文件和印刷設備，歸來時在蓮花泡被敵包圍，全部戰死。
1932年10月，周保中率3000多救國軍攻打寧安縣城。戰前，策馬來到城東南一個屯子檢閱部隊，遠遠的就見一片紅雲，都是頭纏紅頭巾、手執大刀片的紅槍會員。為首的一個二十多歲的精壯青年，迎上前來用大刀會的禮節，彎腰抬手、低頭向下施禮後，高聲道：“俺們紅槍會要打頭陣，誓滅鬼子，普度眾生！”
這個一口山東腔的紅槍會首領，是3旅8團團長王汝起，人稱“王大法師”。之前救國軍打東京城和寧安縣城，都是紅槍會打頭陣。
“九一八”事變後遍地義勇軍，遍地大刀會。這“遍地”的大刀會究竟是多少？有專家認為應佔義勇軍的1/4左右。有些地區的義勇軍，基本就是大刀會、紅槍會。
大刀會產生於清代，俗名“金鐘罩”，白蓮教支派，會眾遍於山東、河南、安徽、江蘇四省交界地區。首領叫“法師”，設壇場傳授徒弟，各壇場又分為紅槍會、白槍會、黃槍會、黑槍會等等。義和團運動爆發後，大刀會積極參與其間，之後為躲避官府追捕，許多人闖關東。刀槍不入的“金鐘罩”、“鐵布衫”，在民間是口口相傳的。你洋鬼子、官府的洋槍洋砲不是厲害嗎？我練刀槍不入，你還有什麼轍？在桓仁縣，李向山是數一數二的學者了吧？也一樣請法師，設壇場，招信徒，組織大刀會，練法打鬼子。
練法和戰鬥前，要清水漱口，喝下法師用硃砂畫好的符，然後念咒語：“金剛立，鬥剛立，神立，術立，無量佛。”念念有詞揮刀練法，或者向敵陣衝殺。
大刀會不准吃葷，不准近女色，不准搶掠發財，有劣跡、口碑不好者不准加入。戰場犧牲了，就說“升天了”。至於為什麼沒有刀槍不入，那是因為心還不誠，本人或者先人曾經做了什麼虧心事，或是功法還沒煉到火候。
這時還沒有《大刀進行曲》，那也是以血肉之軀在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而“武士道”的鬼子見到這陣勢，開頭也是腿肚子轉筋，腦袋發蒙。
1941年4月2日，《抗聯二路軍二支隊二大隊黨員調查表》，在“年歲”、“生地”、“入黨年月”、“政治程度及思想表現”欄中，王汝起名下分別寫著“三十三歲”、“山東義州府費縣”、“一九三六年四月”、“政治上有相當認識思想很堅定”。而在“有無特殊技能”欄中，則是個“無”——曾經最受推崇的“王大法師”的“特殊技能”，原本就是便於聚眾抗日的一種手段而已。
不知他何時闖關東來到寧安縣長嶺子，憑著一手好莊稼活和絕對與汗水成正比的毫不吝嗇的土地，那個闖關東的夢想快要成真了，鬼子來了。他的父親趕車去城裡賣柴，碰上鬼子抓車拉軍需。這要是抓走了還能回來嗎？父親趕著馬車拼命跑，車翻了，被砸死了。
長嶺子村人多為山東費縣老鄉，齊心、抱團，這回當然要報仇。可仇人不只是某個個體的鬼子，也不同於這家那家、這村那屯地打冤家，他們要面對的是侵略者，是家仇國難。當時正值大刀會興起，王汝起不但肌肉發達，更兼頭腦聰明，幹什麼像什麼。小青年就四處遊說，周圍村屯很快傳開了，說長嶺子有個王大法師能呼風喚雨，要領大夥打日本子，保護地面，隊伍很快發展到幾十人。
日本鬼子在鏡泊湖南湖頭修鐵路，有7個衛兵守護倉庫。每天午飯後，除值班哨兵外都要睡覺，有的就躺在樹蔭下。王汝起親自去偵察，看明白了，即率隊出征。這是大刀會首次亮刀。首先摸近哨兵，手起刀落，大刀就在驕陽下揮砍起來，7個鬼頭全部落地。
王汝起1935年率部參加5軍，任1師3團團長、2師副師長。 1938年調任7軍1師師長，改編為2支隊後任支隊長。
他的搭檔、7軍1師政治部主任彭施魯老人說，王汝起總琢磨打仗，而且果斷、有謀略。到一個地方先摸敵情，有多少敵人，裝備、士氣怎麼樣，能不能打，怎樣打。
1939年春，1師東進撫遠開闢游擊區，途中打下窩通偽警察所，攻進果長鎮，又在烏蘇里江邊襲擊日軍交通船。敵人調集兵力追打，王汝起拖著敵人在山里轉了幾天，待敵人困馬乏宿營後，一陣急襲猛攻，跑掉的敵人再也不敢追了。
撫遠縣抓吉鎮三面環水，經常半個上午都霧氣濛濛的，百來步看不清人，就決定利用大霧奇襲。部隊拂曉前出發，不到20公里路走出一多半天亮了，霧卻散了。硬攻？肯定有傷亡。退回去？夜長夢多。王汝起當即把穿著偽軍服裝的20多人組成一支“奮勇隊”，由他率領，打著偽滿的五色旗，沿著公路大搖大擺進了抓吉鎮，直奔偽警察署。哪來這麼一隊偽軍呀？兩個“黑帽子”、30多個“白帽子”還沒愣過神來，就都當了俘虜。
1940年5月21日，在襲擊日偽經營的大帶河木場時，王汝起胸部中彈犧牲。
除4軍、5軍、7軍、8軍、10軍外，2路軍的序列中還有王蔭武的救世軍和姚振山的義勇軍。
1940年1月20日，《東北抗日聯軍概況》中，這樣介紹救世軍：
該部是封建社會多神教的組織，一九三三年下江紅槍會的基礎，一九三七年秋人數近五百名，有戰鬥力，紀律好，同年冬參加抗日聯軍第二路軍。
領導者：救世軍軍長王蔭武，封建產物“知識分子英雄人物”。
部隊狀況：在該部隊中，有黨的信仰和很深的群眾影響，沒有黨的組織，沒有黨員和黨的工作。一九三四年王蔭武曾“假”投降日本軍，兩個月的過程，破壞了日本採伐業和反擊日軍守備隊，再建立“中央皇極武學普化救世軍”，自此以後該部隊在松江地帶游擊運動中形成有力部隊之一，不少給予日賊以打擊，對林口市每年兩次施行短兵的突然襲擊，幾乎成為該部隊的特有手段，該部隊現在雖然人數減少，處境困難，但是能夠支持相當時間的鬥爭，該部隊對第二路軍總指揮部領導表示誠懇擁護。
姚振山原是救國軍的旅長，王德林過界後，他率部在吉東堅持抗戰，後改稱抗日義勇軍，任軍長。像王蔭武的救世軍一樣，義勇軍與5軍配合作戰，成為吉東聯軍的有力部隊之一。 1941年春，姚振山在穆棱九站與日軍作戰時犧牲，所部官兵大都戰死。王蔭武1939年10月失踪，部下亦多戰死。
1937年2月13日，《東北抗日聯軍建立“路軍”提綱草稿》中說：“五、八、'九'軍編為第二路軍，以五軍為中心。總指揮由周保中同志擔任，副指揮由姚振山擔任。”
同年11月14日，柴世榮、關書範給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認為“王蔭武可擔任5軍副軍長之職”。
不知結果為何未能如此，但我們從中不難想見他們在吉東抗戰中的地位和影響。
在後來的有關著作中，關於聯軍的這兩支部隊，基本是一筆帶過，有這麼一回事而已。而在當年的5軍、2路軍的文件中，應該說還是比較多的，特別是對於管“抗日救國”叫“救世”、“普度眾生”的救世軍的評述。像“救世軍行動紀律較佳”，“人數不多，可是整齊，有系統、有活動能力”。
“中央皇極武學普化救世軍”，把這樣一些字詞湊成一支抗日武裝的名稱，實在令今人費解。不過有了“一九三三年下江紅槍會的基礎”這句話，也能讓人略懂大概。日本關東憲兵司令部編印的《滿洲共產抗日運動概況》中，引用宋一夫的話解說王蔭武和救世軍：“燒香吞吃護符，稱為天加護，以尊古道為主義，常用白刃為戰。”
當“刀槍不入”的神話，不斷被現代化的武器打破，不知救世軍官兵是何心境。而在1938年後大批官兵戰死、餓死、凍死的窘況中，這支喝符念咒的聯軍仍能堅持兩年之久，“紀律好”，有“很深的群眾影響”，當為重要原因之一。
王汝起由“法師”而為共產黨員。王蔭武則好像抱定自己的主義，始終如一。
無論信仰什麼主義，當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們都發出了憤怒的吼聲。
王蔭武、姚振山與謝文東、李華堂的不同，在於他們吼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
王蔭武即便不是戰死、餓死、凍死的，也是無愧于黑土地的先人。
關於2路軍參加西征的女兵，有資料說是30多人。在烏斯渾河壯烈殉國的是最後的8個人，之前有名有姓的還有黃玉清的妻子，其餘那些姓氏名何？
前面說過，1938年夏，5軍、7軍曾在虎林縣黑咀子解救近400名勞工，幾乎全是天津人，全部上隊。可無論生者，還是逝者，已知的這兩個軍有名有姓的，沒一個天津人。
不過，無名烈士比例最大的，還是王蔭武的救世軍、姚振山的義勇軍，以及本書寫到的、沒寫到的是聯軍的、不是聯軍的類似的抗日武裝。
不知道姚振山的義勇軍最多時有多少人，在穆棱九站最後一戰時還剩多少人，只知道與他同時戰死的兩位營長高俊鳳、閔憲義。
高俊鳳是救國軍副總司令孔憲榮的妻子，1900年生於寧安，家境富裕，“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抗戰。王德林、孔憲榮過界後，她收拾殘部在東寧縣堅持抗戰。曾與其他義勇軍兩打三岔口，又率部與日軍激戰大烏蛇溝，奇襲大肚川。大肚川一役，擊斃五野太郎少尉以下20餘人，焚毀3個哨所。東寧人說她不但長得漂亮，而且武藝高強，手執雙搶，騎匹白馬，來去如風，人稱“金蝴蝶”。
1937年秋曾近500人的救世軍，留下姓名的只有王蔭武一人。而且，也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氏，生於何年。
1935年8月7日下午，密山縣委書記劉曙華去哈達河巡視回來，拐過一個山腳，迎面過來一支偽軍巡邏隊。逃走來不及了，他假裝蹲下解手，把哈達河剛發展的一批反日會員登記表藏在草叢裡。敵人在他身上什麼沒搜到，一陣風把登記表刮了出來。
登記表中有7個人寫著姓名、住址，敵人把他們抓來，與劉曙華對質。這些人都不認識他，也說不出來什麼。無論敵人怎樣嚴刑拷問，劉曙華只承認自己是反日會員，而且是剛參加的。關了4個多月，敵人要他做密探，他覺得當密探有機會逃跑，就答應了。為了不使敵人懷疑，他也跟著特務、密探賭博、抽大煙。在梨樹鎮見到一姓初的地下黨員，因身邊有敵人，只能假裝不認識。晚上去找，這個同誌已經不信任他了。直到1936年初（農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小穆棱河見到當偽甲長的地下黨員、後來為5軍副官長的馮丕讓。
事情到此了結了，來的是問題——前面寫過的劉曙華的“奸細問題”。
問題的複雜性和嚴重性，在於“奸細問題”還未搞清，北滿已“公然寫信與同志們所認為括弧內的共產黨員謝文東及成問題的第八軍軍部，直接指劉曙華為日本奸細”。
對於謝文東來說，5軍怎麼給我派來個日本奸細呀？即便吉東省委後來解說明白了，你們共產黨弄的這叫什麼事呀？他能不這麼想嗎？奇怪、警覺、疑惑，為我所用，是不是也就順理成章了？
無論如何，劉曙華這8軍政治部主任是更難做了。
1938年6月30日，《劉曙華關於八軍內部問題給周保中的信》中說：
1師師長秦秀權，讓人“回去見到王師長（3師師長王子孚——筆者）千萬告訴我秦師長囑咐：'你們萬不要隨劉主任走，他是日本子的奸細，他要將你們領去投降，他現在連軍部也不敢回去了，五軍也不敢承認他了，他現在是沒有辦法，我們千萬不要上了他的當……'”
“八軍目前如此之嚴重，但上級政治工作者僅還有一個文弱無能的我，就然再長生三頭六臂恐怕是白費力氣，（毫）無所成，甚至於連自己的革命的性命也送在八軍（當然我並不是為自己的頭顱而著想，如果黨認為［需］要用我的熱血與頭顱來更鞏固革命的基礎的話，或者最低限度能夠換得八軍轉好，那麼我定然不懼一切去鬥爭工作，可是八軍現在怎樣）。”“（與）其等著人家將我暗殺或驅逐，還不如早離開他們呢？”
一些老人說，在咱們黨領導的基本隊伍裡，政治部主任是什麼？那是黨代表。軍政主官各負其責，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包括重要的軍事行動，政治部主任有最終決定權。可在統戰部隊裡，有人表面上對你挺客氣，心裡根本沒把你當回事。一旦形勢變化，他翻臉了，你就掉進虎狼窩了。
劉曙華現在就在虎狼窩裡。
劉曙華剛到8軍任職，周保中即給謝文東寫信，告訴他政治部主任的職責是什麼。可在親兒子、乾兒子、乾兒子還有乾兒子的8軍，謝文東連周保中的話也是想听就听，劉曙華又能怎樣？不過，有吉東省委和5軍在那兒，“括弧內的共產黨員謝文東”，也不能不多少給點兒面子。可進入1938年後，鬥爭環境越來越艱難，一些人明里暗裡跟敵人眉來眼去時，劉曙華的處境就驟然凶險起來。況且，他又是個容易受到傷害的人。那些心懷叵測的人，動輒拿“奸細”說事，念念有詞：這可是你們共產黨自己個說的。
沒有黨員、沒有黨組織的救世軍，參加了西征。什麼都有的8軍，卻按兵不動，為什麼？劉曙華說：“因為他們怕我領去'投降'了，這就是用來阻止我率隊遠征的對策。”
幾個月前，劉曙華還希望能給8軍增派政工人員，可現在他不希望再來人了。
3師政治部主任金根，4師政治部主任柴蔭軒，已經被殺害了。再來多少人，還不是進了虎狼窩嗎？
就在劉曙光寫著“連自己的革命的性命也送在八軍”的信時，他正率領一支20多人的小部隊，在樺川縣的山林裡奔走。王子孚要帶3師投降，劉曙華要找到他，勸他回心轉意。
在七星砬子見到王子孚，這小子鐵心投降，根本聽不進劉曙華的話，劉曙華就把工作重點轉向基層官兵。他跟著3師，有機會就演講、談話，揭露王子孚的陰謀，說明利害關係，勸大家別跟王子孚走。
王子孚威脅他：你壞俺的事，不想活了？
劉曙華冷笑道：你心虛什麼？你敢把你的良心掏出來讓大傢伙兒看看嗎？
據說，有些人被劉曙華說動心了，可大家都知道他是“奸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應該聽誰的，跟誰走呀？
1938年8月22日，在勃利縣通天溝，王子孚下令將劉曙華帶領的人繳械，把劉曙華綁在樹上。劉曙華大罵叛徒，告誡大家不要跟著王子孚下山投降。王子孚和叛徒割下了劉曙華的舌頭，再割身上的肉。
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由“中共吉東省委員會發”的《關於東北抗日救國運動的新提綱草案》中，規定：
1.凡在作戰中，被敵人俘虜去的人員，不論男女，若係被敵人無條件釋放而歸還原隊者，一律作拐械潛逃同等罪犯處理。 2.因戰傷而被俘後無條件放回者，原隊概不收留。 3.被俘去後而有破壞敵之顯著表現逃回原隊者，須經徹底調查後，才能允許其暫留在隊而給以適當工作，頂好是派他再到敵人的另一方面去進行秘密工作，但應特別注意不要中敵人的奸計。 4.攜帶武裝便衣工作之人員，被敵捕去後其處理與前三項同。 5.被俘虜或被捕後投降敵人，或暗中將我軍實情供述於敵而接受敵人工作囑託機會藉口逃回我方者及叛徒處於死刑。 6.依照特殊情勢，故對於逃兵緝捕拿獲者無條件一律處死。
像劉曙華那樣，假裝答應敵人做密探，尋機逃走歸隊，時稱“假投降”。上述規定中沒有如何處置假投降，但通常被認為是政治上投降了，要被開除黨籍。
1937年春，湯原縣委書記張素被捕。從守備隊到憲兵隊，5次嚴刑拷打，他“說了一些犧牲的、反動的、假的人名”，又說了些共產黨的壞話，“甘願給滿洲國干事”。他尋機逃了出來，找到黨組織，被開除黨籍，“以他為革命之同路人方式而來分配他工作”。
1939年1月，3軍2師師長蘭志淵叛變投降後，敵人進一步加強了對1師的誘降。 1師政治部主任周庶泛，請示3軍政治部主任張蘭生後，決定假投降，以便捕殺前來勸降的叛徒、特務，打擊敵人氣焰，警示動搖分子。敵人大肆宣傳，派幾十副馬爬犁進山迎接“投降”部隊，動員慶城縣城學生上街歡迎。由於只有幾個人知道是假投降，軍心浮動，有的要槍殺週庶泛，有的準備把隊伍拉走。結果，雖將敵人誘殺，1師也險些出了大亂子。北滿省委認為，“投降雖然是假的，但是這些同志底確出賣了自己偉大革命事業的光榮的榮譽，這種沒有民族氣節的糊塗行為，簡直是罪惡”。週庶泛被留黨察看4個月，張蘭生留黨察看6個月，“若是他聲明書不誠懇時，毫不留情地開除黨籍”。
3軍稽查處處長、原3師師長張連科，因主張假投降被開除黨籍。
劉曙華、張素被捕後的假投降，與張蘭生、週庶泛的這種假投降，顯然是有所差別的。本書第2章說過，東北鬍子應對難關的一招，就是假投降。這當然不是鬍子獨有。也有弄假成真的。 1934年冬，王蔭武的救世軍被編為偽警察大隊，待到棉衣穿上了，彈藥補足了，再大鬧天宮般殺將出來了，就是比較典型的假投降。
無論何種情景，共產黨都是不准搞假投降的：“以假投降欺騙敵人，這是客觀上叛賣行為。”
1938年7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給五、七軍黨幹部重要指示信》中說：
有長期鬥爭歷史的景樂亭同志，應該成為七軍中心支柱。
關東憲兵司令部編印的《滿洲共產抗日運動概況》中說：
1939年，“第七軍系統匪幫軍長景樂亭等一五〇名盤踞於撫遠、同江縣內，與蘇聯保持密切之聯繫。在本期將有意投誠之部下永遠予以槍斃，至於整頓內部，屢次襲擊烏蘇里江航行船舶、集體部落，或於九一八紀念日前後襲擊各處等而氣勢大振，乃為第二路軍系統匪幫中活動最為頻繁者。”
1940年4月（無日），《西返經過紀要》中說：
一九三九年冬，日寇及偽滿軍五千餘人，大舉出擾虎、饒、撫遠一帶，第七軍各部陷於飢疲不堪，彈盡糧絕，而敵長期圍攻，情勢險惡之際，景樂亭放棄全軍部隊之掌握，僅率少數部隊，避走饒、虎之間，煽動部下，密圖投降日寇。因下級幹部之疑慮渠有異謀而加警戒與不受煽動，景之密謀未遂，乃藉病越界過江東，×××（第一個“×”為原文，後兩個“×”為某人名字，筆者將其隱去）接見報告工作及鬥爭經過，隱匿密謀，嗣經××××××（為某人職務及姓名，筆者將其隱去，下同）告發，因所舉證未盡詳實，景自然不自披露逆謀，但承認臨危動搖恐懼，並有不正當破壞上級領導系及分裂內部之言辭。當此，因諸種困難，××囑×××同志帶隊先回赴虎、饒地區，景給病假一月隨隊行動，俟總部返虎饒時，與部隊群眾接觸時，再行審理。因恐景在七軍與其他領導幹部間素存隔閡，以致藉詞構陷，互相傾軋，孰是孰非，以及景是否實有罪行，必須於第七軍全部隊中求得實據，再進行審查。乃景於隨隊途中，猶圖拉攏部屬，並密謀繼續煽動。同時經李德山告發去冬景之密圖經過，悉行暴露。當由×××同志以總部代表責任地位，詳細審訊，人證確鑿，景以往曾密謀小團體組織，參加者七名，企畫叛降日寇。景無詞抵賴，遂由×××、×××主持之下級人員代表審判會議，景樂亭應處死刑，惟事情關係重大，應申報總部處理。但當時處於敵情狀況緊張中，部隊內部困難甚多，尤以缺糧問題最為嚴重。深恐於看守景樂亭以待總部到著後審理之過程中，發生意外，故討論結果，以景之罪行暴露，證據確鑿，應行緊急處分，遂於三月二十六日將景樂亭執行處死。
同年同月（無日）的《第二路軍第二支隊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說：“大會認為黨委開除景樂亭的黨籍及新召開的士兵審判會議，判決景樂亭的死刑並執行槍決，這是對的。”
有老人說，我當時就覺得不對，但是不敢說，說了也白說，弄不好還得把自己搭上。
被稱為抗聯的“閨秀”的7軍，在偏遠的虎饒地區與日寇做殊死鬥爭的同時，也被“內部問題”困擾著。羅英叛變後混入7軍，拉幫結夥，要奪領導權，又攪和一陣子。景樂亭被“緊急處分”，與畢玉民、徐鳳山等人被“內部處理”，雖有不同，也與7軍歷史上的“內部問題”有關。
老人說，景樂亭原是救國軍的營長，在偽軍中有些關係，搞服裝、彈藥、情報。這個人打仗好，也與此有關。 7軍這一幫、那一伙的，能選他當軍長，也說明他的威信。可後來牆倒眾人推，這些關係就成了勾結、投降敵人的證據。 1938年前有地方黨，有的還打入敵人內部，有眼線。這時或者被破壞了，或者上隊了，那邊無法取證，這邊怎麼說就怎麼是了。非常時期，處死個軍長與處死個戰士，有多大區別？
景樂亭是1993年10月26日，即被錯誤處死五十三年後，經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和東北烈士紀念館核實認定為烈士的。
東北抗聯11個軍，先後有18位軍長、代軍長。其中，犧牲9位，病逝1位，倖存3位，開小差迷起來1位，叛變兩位，誤殺兩位。
“九一八”事變後即投身抗戰、像景樂亭一樣沒有被俘經歷的5軍軍長柴世榮，通行的說法是：1943年夏秋之際，在執行任務中光榮犧牲。
採訪中有老人說：是這麼回事兒嗎？
1937年6月4日，《張中華給五軍黨委書記K同志的信》中說：
關於負責人員藉口學習、休息往××地問題。此問題最嚴重，都是因組織上不注意，派人先通知，一切關係都被普通人知道。還有由××地來人亂講，我是由什麼地方過來的，張口蘇聯怎樣，閉口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怎樣好，生活怎樣好，結果，把在滿的負責人員動搖了，把革命責任放棄，跑去××地，在先者有政治主任×××（凡指代人名的“×××”，都是筆者隱去的姓名），在後者有×××（師長），開去××地的道路，將來如不警告，恐接踵不絕，亦未可知。餘意見應由聯軍司令部出一佈告，說明誰要自由行動，不經軍隊負責人員批准，去××地，執行槍斃。在組織上出一通告，藉學習、養病、抱機會主義者去××地，開除其黨籍，斷絕其政治生活，方能阻止去××地人員以後重犯，希保中註意該事件的嚴重性。例如×××同志、×××同志，比誰都明白，能擔任工作，還往過跑，將來像這樣事情繼續不斷，滿洲革命重責又交到誰身上去呢？
前面第42章說過，東北派去蘇聯學習和其他公幹的人員，大都一去不返，陸續出現在關內戰場上。不排除有人畏懼東北的鬥爭環境，不想回來，但是王鳳麟肯定不在此列。
王鳳麟，原名李芳，1911年生於寧安縣臥龍河屯農家。據說，他的兩個哥哥參加5軍，有人說他也是5軍的，還有說是4軍的，去蘇聯學習前是個連長。在抗聯史料、著作中，筆者沒有看到他和他的兩個哥哥（李新、李凌雲）的名字。也搞不清這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的英雄，何時參加抗戰，有什麼英雄事蹟，何時被派去蘇聯學習，在哪所學校學習，只知道他學的是工兵專業。
筆者比較熟悉的，是八路軍山東縱隊1旅2團副團長王鳳麟。
筆者採訪到的2團老人說，王鳳麟中上等個頭，很結實，皮膚很白，文雅、沉穩，不大愛說話，特別愛動腦子，槍打得特別準。
1940年後，日寇在山東實行堡壘政策，依託大小據點，利用原有的村寨、圍牆、院落、炮樓，在大小村鎮和交通要道的製高點上，大築炮樓、碉堡，擠壓、蠶食抗日根據地。八路軍沒有重火器，無法攻堅。 1旅曾把榆樹掏空，用鐵皮、鐵絲包裹、纏緊，當做炮筒，裝上火藥、秤砣，點火後當即炸裂。魯中軍區兵工廠改造過一種“平射迫擊砲”，用生鐵鑄砲彈，因砂眼多，極易炸膛。有的部隊還用辣椒面當“毒氣”，站到高處，待風向合適時向空中揚撒，期望嗆得據點裡的敵人鼻涕眼淚直咳嗽，趁機發起攻擊。
小張莊戰鬥，2團攻了5天沒攻動。指揮戰鬥的副旅長火了，組織黨員、骨幹組成敢死隊，敲鑼打鼓助威，死打硬拼，輪番攻擊，仍未奏效，傷亡數百人。
戰後，團工兵班長劉厥蘭說：能不能用炸藥炸呀？
一句話提醒了王鳳麟，當即到村頭一個廢棄的碉堡下，埋上炸藥，一聲巨響，碉堡被掀去半邊。
第一次把炸藥用於戰場，是張家欄子戰鬥。王鳳麟把槍法好的官兵兩人一組，封鎖碉堡上的一個射擊孔，他的一支步槍對付一個。然後，一揮手，劉厥蘭就衝上去了。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中，煤礦工人出身、個頭不高、四十來歲、後來被稱為“爆破大王”的劉厥蘭，是第一個抱著炸藥包沖向敵人的。
團裡抽調骨幹，由王鳳麟負責，指導、培訓攻堅爆破技術。開頭用火柴點火引爆，在敵人火力下滯留時間長，傷亡大。有時爆破手先點火，再抱著導火索哧哧冒火星子的炸藥包往上沖，這樣危險性更大。王鳳麟就發明了拉火引爆法。第一次戰鬥，實際上就有了爆破組、火力組（掩護組），炸藥一響，部隊就衝上去了，成了突擊隊。後來不斷總結完善，再加上個手榴彈組，靠近了向敵人投彈，掩護爆破組上去爆破。攻城拔寨，還有個梯子組。
後來林彪的“六個戰術原則”中的“四組一隊”，這時在魯中軍區已經基本成型了。
1948年7月16日，毛澤東在給徐向前、周士第並告華北局的電報中說：“攻城方法望採用山東部隊所使用者，既迅速，傷亡又少，又節省砲彈、炸藥。”
槍聲中，張家欄子的敵人看到劉厥蘭連支槍也沒有，不明白他一個人衝上來要幹什麼，也不知道他懷裡抱著的那是什麼東西。
從此，八路軍的“手中炮”，就開始在戰場上大顯神威。從日本鬼子到國民黨，再到朝鮮戰場上的美國鬼子，一看到對手抱著炸藥包（或爆破筒）衝上來了，就拼命射擊。眼看著衝到跟前了，就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要“坐飛機”上天了。
位於淄河上游的馬鞍山，海拔600餘米，頂端雙峰突兀，形如馬鞍，四周懸崖峭壁，只有一條小道可通峰頂。因地勢險要，這裡就成了安置傷病員的小後方。 1942年11月9日，日寇調集千餘日偽軍，並有飛機助戰，猛攻馬鞍山。
這年春天，王鳳麟在萊蕪吉山戰鬥中，右腿負傷截肢，正在山上養傷，就指揮了這次戰鬥。他佔據有利位置，一支步槍彈無虛發，連在山腰指揮這次戰鬥的鬼子軍官也成了槍下鬼。
王鳳麟任副團長的八路軍山東縱隊1旅2團，一個團的兵力相當於東北抗聯的一個軍。可這時的馬鞍山上，除了傷病員，就是地方乾部和家屬，共計40餘人。這不是一支戰鬥部隊，槍彈也少，所能依仗的就是地利、天險。把石頭推下去，比子彈、手榴彈更能殺傷敵人。可在飛機、大砲的轟擊下，這種優勢也是有限的。王鳳麟命令老人、婦女和孩子下山。他們把做軍裝的布匹系結起來，一頭拴在樹上，一頭垂到崖下，抓著從後山下山。
戰至黃昏，山上連能推動的石頭都沒了。需要拄著雙拐才能走動的王鳳麟，先是頭部負傷，後來身中數彈。步槍子彈打光了，用匣子槍射擊，最後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有被俘後被押下山的人，見他倒在扼守那條上山小路的石階旁，血人似的，身邊橫著一副拐杖。
前面說了，魏拯民犧牲前寫給中共代表團的《報告》中，要求派幹部，其中“技術人才（製造炸藥，使用無線電，製造防毒面具）各二、三名”。
沒人知道，如果王鳳麟被派回東北會怎樣。也不能說如果沒有王鳳麟，就不會有手舉炸藥包獻身的董存瑞。但是，毫無疑義，王鳳麟是不可替代的。卻有幾多人知道這位來自黑土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功勳人物，拄著雙拐的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